5.7 同基于不变规模报酬模型的传统观点的比较

在这一节里，我们把例5.3中关于贸易模式和经济发展的分析同传统的关于贸易和经济发展的观点进行比较。首先把我们的理论同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定理进行比较，然后同基于不变规模报酬模型的新古典发展经济学进行比较。

我们首先把例5.3的结果同H-O定理比较。令人感兴趣的是，我们的比较静态分析结果可能产生相当于否定H-O定理的预测。如果我们把中间物品解释为资本，那么在我们的模型里，中间物品的总产出水平能被视为总的资本值。按照这种解释，物品y是资本密集的，物品z是劳动密集的（它的生产不需要资本）。因此，随着交易条件的改善或人口的增加，中间物品的种类数内生地增大，物品y的资本密集度也提高。根据我们的模型，要求生产较多中间物品的国家必须出口物品y是没有道理的。因此，经验上观察到的生产许多中间物品的国家出口劳动密集的产品z而进口资本密集的产品y的现象是完全可能的。这个分析与巴瓜迪和笛赫加（Bhagwati and Dehejia，1994）的命题是一致的。这个命题是说，如果考虑规模报酬和中间物品，新古典的核心贸易定理可能不成立。

接下来，把我们的结果同SS定理比较。使用第5.5.7～5.5.10小节中的结果，如果结构C、E或F在均衡时发生，我们有：

同时，如果结构D在均衡时发生，我们有：

所有这些边际比较静态分析结果意味着，随着参数的变化，相对价格变化的方向同SS定理不一致。换句话说，最终工业品y是资本密集的，农业品是劳动密集的，当两种最终物品的相对价格随着交易条件的变化而下降时，资本品和劳动的相对价格并没有变化。

大家都知道，在多样化锥以外，SS定理并不成立。因此，如果我们进行与不同结构之间均衡的不连续跳跃有关的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SS定理很容易变得无效。

人们利用SS定理来证明关税能够增加一国稀缺要素的收入。但是，常识与SS定理的预测不一致。常识告诉我们，随着出口资本密集商品、进口劳动密集商品国家的关税率提高，劳动力将从中边际地获益。但是，关税限制了通过扩张贸易网络提高生产力的机会。因此，劳动力能否从关税率的提高中获益取决于最后的净效应大小。

我们的模型使这种常识具体化。利用情形（5.9b），我们能看到，如果k₂和t₁很大，那么结构C₁在均衡时发生。假设国家1是美国，地区2是中国台湾。现在，美国政府提高进口关税率，使得t₁下降。它的超边际影响是均衡跳到自给自足。根据第5.5.6小节和第5.5.7小节，我们能看到在结构C₁里，美国相对于中国台湾的工资是1/t^ρ₁＞1，而在自给自足结构里，这一相对工资为1。因此，关税提高的超边际影响是降低美国的相对工资。但是，由于d（1/w）=d（1/t^ρ₁）/dt₁＜0，减少t₁的边际影响是提高美国的相对工资。同时，根据第5.5.7小节，美国的贸易条件p_1y/p_2z随着t₁的下降（或美国关税率的提高）而边际地改善。关税率的提高对美国的贸易条件和工资有着正的边际影响。但是，它也会由于减少可被利用的贸易和生产力收益而产生负的边际影响。这一关税率提高的净边际影响能够用人均实际收入（均衡效用）的变化来表示。根据式（5.4），很明显，这一净边际影响是负的，由于关税率提高的结果是美国的人均实际收入降低（du₁/dt₁＞0，du₂/dt₁＞0）。如果我们还考虑关税率提高的负超边际影响，这一负超边际影响降低了美国的相对工资，那么关税率提高的总的净影响是伤害了美国的劳动力。我们能通过对结构C、结构E以及结构F进行相似分析得到相似的结果。

我们从这个例子里得到一个有趣的结果，那就是美国的劳动受益于关税率的降低，即使关税率的降低使得美国的贸易条件变坏。这是因为扩张的贸易网络规模对提高生产力的好处（贸易的中间商品的个数n增加）超过了贸易条件变坏的负面影响。

结构D的分析表明美国关税率提高的净边际影响是正的（u₁随着t₁的减少而增加），尽管它使得贸易条件p_1x/p_2x变坏和相对工资1/w降低。但是，总的边际和超边际净影响是负的。

从结构C、D、E和F的局部均衡可以看出，要素价格均等一般来说并不成立，因为均衡的w值不等于1。但是，随着交易成本趋于零，w的值趋向于1。因此，国家之间要素价格的差别可以用交易成本来解释。随着交易条件的改善，对一个给定的结构而言，要素价格趋向于均等。一个一般的要素价格均等（FPE）定理可以表述为：随着交易条件的改善，要素价格趋于均等。但是，对超边际比较静态而言，一般的要素价格均等（FPE）定理并不成立。例如，当k₂增加时，均衡可能从结构D₀跳到结构C₁，这样的跳跃可能引起两个国家的工资差别增大。

很容易看到，在我们的模型里，RY定理也可能不成立。但是，直接把我们的比较静态分析结果同H-O模型中的核心定理进行比较是不适当的，因为不同的模型有不同的特性。因此，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我们模型独特的比较静态性质上，这些性质被总结在命题5.3～5.6中。交易效率的变化对中间物品的种类数（工业化程度）、生产率和人均实际收入及贸易结构不连续跳跃的影响比对相对价格的影响更重要。在我们的模型里，关于相对价格结构的变化并没有什么一般规律性。关于价格结构比较静态的规律性不仅依赖于模型的特性，而且依赖于贸易结构（或参数子空间）的特性。因此，试图在我们的模型里发现和SS定理、RY定理相对应的结果是不可能的。

现在我们将本章模型的比较静态分析结果同传统发展经济学的观点进行比较。我们依次考虑其与发展陷阱、工业化、收入分配和二元结构演化、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

假设物品z是必需品（比如食品），并且为了生存其人均消费量不小于1，如果所有的劳动都用于生产物品z，那么人均产出和人均消费是θ_i，当且仅当θ_i≤1时，它不大于1。因此，对于一个充分接近1的θ_i值，均衡的中间物品种类数是最小值1。换句话说，如果食品的生产率很低，由于不是每一个中间物品对最终工业品的生产都是必需的，劳动必须集中用于生产食品而不是分散地用于生产许多中间物品。如果国际贸易的交易效率也很低，那么进口食品不是一个最优选择。因此，交易效率很低和农业品生产率较低的国家会陷入发展陷阱，此时可得到的中间物品的种类数很小，最终工业品的生产率低，贸易依存度和人均收入也低。

不难证明，随着交易条件的改善，工业品x和y的产出相对于农业品的产出增加，尽管工业品的收入份额一直是一个常数且与工业化程度无关。这里工业化与中间商品的个数增加、最终工业品的价格下降（这与最终工业品的全要素生产率增加有关）有关。随着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国家之间人均实际收入差别的变化没有一个一般的规律。

假设结构C₁在均衡时发生，那么根据第5.5.7小节，仅当（θk₁）^1-αt^1-ρ-α₁＞α（k₂t₂）^α时，国家1的人均实际收入高于国家2，如果这个不等式成立，国家之间人均实际收入的差别随着θ和k₁的增大而增加，随着k₂和t₂的增大而减少，与t₁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因此，国家之间贸易和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由许多因素决定。假设工业化和贸易的增加由交易效率的提高引起，则两个国家交易条件的相对变化速度就影响着国家之间人均实际收入差别的变化。收入差别和贸易之间不存在单调关系，也不是简单的倒U型曲线关系。如果考虑其他结构的边际比较静态分析，我们会得到同样的结论。瑞姆（Ram，1997）所提供的经验证据支持这个预测。这些经验证据表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和经济发展之间不存在某种单调关系。

现在考虑我们的结果对发展战略的含义。为了分析方便，我们把国家1看成美国，把地区2看成中国台湾。假设在初期两者间贸易的交易效率都很低，那么自给自足在均衡时发生。进一步假设，美国中间物品的自给自足在均衡时中间产品种类数很大（工业化程度高），因为它具有相对较大的人口规模，而中国台湾则处于发展陷阱。我们考虑两种情形：情形（a），中国台湾的农业部门具有较低的生产率；情形（b），中国台湾的农业部门生产率高，但是它的人口规模太小。

假设到了第2期，国际贸易的交易效率稍微提高。对于情形（a），均衡将跳到结构F₁。这是由于情形（5.9a）和情形（5.9b-Ⅲ）意味着，对于一个大的θ值（地区2的农业生产率相对较低），随着交易效率的稍微提高，均衡将从自给自足跳到结构F₁。对于情形（b），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均衡将从自给自足跳到结构C₁。这是由于情形（5.9b-Ⅰ）意味着，对于一个小的θ值（地区2的农业生产率相对较高），结构C₁更可能在均衡时发生。假设交易效率的提高不足以确保t₁＞t_a，此时由式（5.5）我们有n₂=0，这意味着中国台湾完全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农业品（没有工业化）。

在第3期，中国台湾有几种依赖于美国的交易成本系数或关税率（1-t₁）的选择。假设由于美国的贸易自由化改革或美国给予中国台湾的优惠关税率使得1-t₁随着时间推移而下降，中国台湾开始工业化，中间物品的生产从美国移向中国台湾，由此增加了两者的人均实际收入和中国台湾的相对工资［见式（5.4）和式（5.5）］。这种从具有较小的n₂的结构C₁向具有较大的n₂的结构C₁的移动看起来像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这种工业化的驱动力是美国的开放政策［t₁和k₁的增大，见式（5.4）和情形（5.9b-Ⅰ）］和中国台湾贸易自由和国际化政策［较大的k₂，见情形（5.9b）］。在发展经济学文献里具有较小的n₂的结构C₁有时被称为依赖发展模式（可参见Myrdal，1957；Nelson，1956；Palma，1978）。

但是，如果k₂相对于t₁和t₂较小（这可能由中国台湾的高最终物品进口关税和低中间物品进口关税引起），那么均衡将从具有较小的n₂的结构C₁跳到结构D₀。这种政策机制有点像中国台湾在20世纪50年代实行的进口替代战略（见Balassa，1980；Chenery，Robinson and Syrquin，1986；Meier，1989；Bruton，1998）。从具有较小的n₂的结构C₁向结构D₀跳跃的过程有点像进口替代过程。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的差别来自命题5.3～5.5所陈述的事实，在结构D₀里所有的国家都有动机提高进口关税率，而在结构C、E或F里，所有的国家都有动机降低进口关税率。

换句话说，如果政府扭曲关税结构追求结构D（进口替代），D本身会追求一个扭曲关税结构从而阻碍经济发展。因此，这个扭曲的关税政策能产生一种特别类型的发展陷阱。在不存在扭曲的关税条件下，结构D也可能由于在生产和交易上的内生和外生比较优势的相互作用而在均衡时自然发生。由于在结构C、E和F中，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两个国家的效用都增加，贸易自由化和国际化政策很容易在这些结构里实现。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出口导向发展模式比进口替代模式更成功。但是，进口替代这个概念是不准确的，尽管它能促进国内最终工业品的生产，但它要依赖于中间物品进口的增加。

另一个有趣的发展模式差别来自结构E₁或F₁和结构E₂之间。结构F₁像不发达国家（国家2）进口最终物品而出口最终工业品的零部件（中间物品）。中国台湾地区并不出口汽车，但是出口大量汽车和计算机的零部件。在结构E₂里，不发达国家进口中间物品而出口最终工业品。这有点像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香港的发展模式。然而，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条件下，到底是结构F₁还是结构E₂在均衡时发生，则取决于生产和交易条件上的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的相互作用。使用关税政策去刻意追求某一个特定的结构是反效率的。不管结构E和结构F中的哪一个在均衡中发生，交易效率的任何提高都有助于生产力进步和人均实际收入提高。

克鲁格曼-维纳波斯模型和例5.1中的模型预测了第Ⅱ类规模效应（工业品生产率的提高当且仅当厂商平均规模增加时发生）。这种类型的规模效应被由廖柏伟和杨小凯（Liu and Yang，1999）和张永生（Zhang，2000）提供的经验证据所否定。避免规模效应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方法是假定规模经济为局部的，这会由于正的利润和消费者需求函数之间的反馈链使得数学模型非常复杂；另一种方法是考虑具有中间商品和厂商的斯密模型，在第11章里我们会详细讨论这个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