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缘巧合入门来
——访中国著名希伯来语和以色列研究专家、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杨阳教授
郭洋
● 杨阳，上海外国语大学（上外）东方语学院教授、副院长，以色列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新丝路学刊》编辑部主任，中国犹太文化研究联盟理事，国际以色列研究学会会员、欧洲以色列研究学会会员。199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北大）东方学系希伯来语专业，后获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专业中东研究方向硕士和博士学位，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政治学系、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美国布兰代斯大学舒斯特曼以色列研究中心、美国马里兰大学以色列研究所访学，主要研究方向为犹太研究、以色列研究和中东国际关系，参与多项教育部重点课题，包括“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与中东核问题”“新中国对中东国家的人文外交研究”“冷战后西方大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研究”等，承担校级教材项目“中东思想库研究”和“希伯来语泛读教程”，出版学术专著《以色列与美国犹太人关系研究》《中东非阿拉伯国家智库研究》和译作《奇迹年代》，发表以色列研究相关论文20余篇。
〇 郭洋，海法大学犹太研究专业硕士，2016年上海外国语大学希伯来语专业本科毕业，现就职于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非通用语学院。
〇 杨老师，您好！希伯来语在国内一直是小众的语种，您是如何与希伯来语结缘的呢？
● 我是机缘巧合之下开始了希伯来语的学习。我在1990年被北大阿拉伯语专业录取。当时，1990届的北大新生需要先进行一年的军训。在军训结束，等待正式入学的暑假里，家里收到了北大的一封信，学校为了国家外交事业的建设准备新增设一个希伯来语班，问我愿不愿意转到希伯来语专业。当时希伯来语也是挺新奇的一门语言，跟父母商量了一下，也没有看出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孰优孰劣，再加上当时我国与以色列还没有正式建交，相关的一切都很神秘，让我也很好奇，于是我没有多想就同意了。
当时我们的班主任是张平老师，主要教东方文学，所有语言课由外教负责，当时我们的外教很有教学经验，推崇乌尔潘（Ulpan）[1]的用希伯来语教希伯来语（Teaching Hebrew in Hebrew）的沉浸式语言教学方式，尽量在课堂不使用英文解释。刚开始我们不太明白她一上来说的话是什么意思，说得多了，再通过肢体语言，慢慢你会知道大概的意思。
〇 您求学时网络并不发达，除了课堂上的沉浸式教学，还有什么别的学习方式吗？
● 我们当时使用的教材跟现在学生使用的是同一套初级教材，只不过那时候的版本更薄一点，只有一册。由于没有什么网络资源，就专心致志搞好这一本书。另外，我们的外教也竭尽所能通过各种渠道给我们带来资料。北大和系图书馆里也有一批希伯来语书，我借了不少，课余时间借助借来的词典，认真读了几本。那本词典原本是希伯来语-英语词典，后来有人根据英文解释补上了中文翻译，所以有些中文表达与希伯来语原文并不完全匹配。现在同学们学习，可以自由地使用网络词典，比我们以前的学习方便了不少。即使当时使用的词典有些小错误，我觉得阅读完这些书，我的单词量还是大大地提高了。
我们当时外教的课堂很活跃，学生与老师的交流很积极，在外教的指导下，我们还排练了希伯来语戏剧。后来徐哲平教授从希伯来大学回来了，她也参与到教学中。她会比较系统地去教语法，帮助我们练习动词的变化和介词的使用等。
除了专业课，北大还有各种各样的选修课。我更多地关注语言和文学方面，文学史、东方文学、西方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汉语、现代文学，我都去学了一遍。各个院系开的其他选修课、举办的各种讲座，我也很有兴趣，去听了不少。
〇 您参与建设了上外的希伯来语专业，可以谈一谈当时的情况吗？
● 上外的东方语学院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有意向开设希伯来语专业，不过当时条件还不是很成熟。我觉得上海本身与犹太人的联系还是比较紧密的，这是我们后来建设希伯来语专业的基础。历史上有很多犹太人为上海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当然他们自己也获得了财富。最重要的是，上海在二战中接纳了很多犹太难民，让他们能够平安度过那一段最艰难的岁月。上海很早就有了犹太研究。我记得90年代，上海三联书店就出过一套犹太文化丛书。
我加入上外后首先是在上外中东研究所工作，中东研究所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以色列是中东研究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朱老师[2]很欢迎我加入他们的研究团队。在工作的同时，我取得了国际关系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并从事中东国际关系的研究工作。因为我是希伯来语专业出身，所以上外的希伯来语专业开设前，我也作为学校的一个储备人才参与准备工作。
〇 上外的希伯来语教学是什么样的？
● 我们新的外教盖伊（Guy），因为本科学的是希伯来语语言学，教学方法也比较专业。我去听了他好多课，发现他对街头的语言也很有研究，他会告诉学生这个说法语法上是正确的，但是以色列人都不这么讲。虽然他们口头讲的是有语法错误的，但是你要知道哪种说法是“正确”的。不然的话，说话太“文绉绉”，人家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你。
专业培养方面，现在本身外国语言文学已经分出几大方向来了，不再单纯的是语言和文学了。语言学习可以与国际关系、区域国别研究结合。还可以做比较文学研究、跨文化研究。我感觉现在的语言学习更多样化了。
现在学校还建议我们在平台上开放专业课程，供其他系的学生选择。但是目前实施起来有一定难度。我们是四年一招，带着每届学生从大一上到大四，中途不会有重复的课程，专业课的课程量也很大。没有基础的学生来上课，不可能参与那么多课时，进度也很难跟得上。
但是我们现在有了转专业通道，符合一定的条件的学生是可以转出去也可以转进来的。现在修读本科的时间年限也放宽了，不再严格地限定为四年，目前三到六年都是可以的。
〇 我们国内很多高校都开了希伯来语专业，有些是刚刚起步，您对此有什么建议？
● 我觉得希伯来语相比其他的小语种，教学方面有一个天然优势。以色列是一个移民国家，他们给母语为非希伯来语的人教授希伯来语很有经验，有一套自己的成熟体系，也培养了众多教学人才。相较而言，我们更容易请到专业的外教。这个优势可以好好利用。
但是以色列的移民多来自欧洲、中东等地，中国对于很多外教来说还是陌生的。虽然以色列倡导的针对移民的希伯来语教学是面向所有人，但是这种教学模式怎么在中国落地生根，这就是我们中国教师需要研究的一个课题。我们中国的大学生与大多数以色列的移民又不太一样，需要互相理解、配合，充分发挥以色列希伯来语教学模式的优势特点，使其更适应我们中国的学生。希望中国的教师团队能够对此有所研究，把研究成果带到实践中去。
我们希伯来语专业的教师群体很小，现在开设这个专业的学校多了，这个群体能够逐渐壮大。希望大家能形成一个整体，不一定要时常见面，可以通过网络聚在一起探讨一下，取长补短，吸取各方经验，甚至可以流动起来，实现一些跨学校的合作教学。
〇 在参与建设上外希伯来语专业前，您在中东研究所读完了硕士和博士，可以谈谈当时的经历吗？
● 这得益于专业的优势。希伯来语的人才很少，我本科毕业就到了中东研究所。当时朱老师说进来就要提高学历，所以我的硕士和博士都是在职读的。念书过程中，我参加了中以政府互换奖学金项目，去特拉维夫大学访学了8个月。
我读硕士期间的导师赵伟明教授承担了重大课题，研究美国的中东政策及美国与中东国家关系，下面又分了几个子课题，美国的中东政策、美国与土耳其关系、美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美国与以色列关系等。当时在中东所读博士、现在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研究室主任的李伟建老师，承担了美国与以色列关系这个子课题，我就参与了他的这个子课题。当时组里四五个成员一起完成了一本著作，我承担了两三章的内容，主要研究美以关系之间的文化认同因素，这也是我硕士期间的研究重点。
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我去了特拉维夫大学，终于得以亲身感受一下以色列。之前学习了那么久，以色列还是第一次去。那个时候也是特殊时期，是2002～2003年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的高峰时期，当地发生了很多次自杀式爆炸。
我好像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担心安全问题，因为之前接触了有经验的人，据说实际上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后来真的要出发的时候，心里又想到毕竟要离开半年多的时间，并不是全然放松的。临走前，其他人嘱咐我不要乱跑，不要到处乱走，待在学校里还是安全的。但是突然那一年暑假里，希伯来大学咖啡馆也发生了爆炸。连大学校园都有袭击，这突然让人担心起来。
抵达特拉维夫前，我先在法兰克福转机。在上海飞往法兰克福的过程中，以色列又发生了一起公交车爆炸。等我到达法兰克福机场，发现法兰克福飞特拉维夫的航班上的希伯来语报纸上正是关于这次爆炸的最新消息。本来很遥远的事，突然变得如此近，一下飞机就要进入那个新闻报道里的世界了。
我到了特拉维夫以后，先熟悉环境。另一个同事是先来到以色列的，住在耶路撒冷，他还托我带了点物品。他有个朋友到特拉维夫，让我把给他带的东西转交一下。我们约定在中央车站见面，我得坐公车出门，这是我第一次坐以色列的公车车，感觉还真是挺忐忑的，好像上来的人都有恐怖分子的嫌疑。但一切都很顺利，后来就习以为常了，渐渐觉得没什么问题。
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也挺让人后怕的。好像是2003年底，特拉维夫老公交总站被炸了，有30多人死亡。在这一事件的前一周，我刚刚路过了那个地方。以前没有亲身体会，这次感觉爆炸就发生在身边。然后他们的志愿组织让我去医院看望中国的伤者，就更深切地体会到这些恐怖事件给普通人带来的伤害。这是在空间和时间上离我最近的一起恐怖袭击，后来还发生了几起，但我发现以色列人还是如往常那样生活。每当发生爆炸，当晚电视里会播放很低沉的音乐，然后念出一个个遇难者的名字，第2天出门，人们好像看不出任何情绪变化，还是该上班上班、该吃饭吃饭，咖啡馆里还是坐着客人。后来我也感觉没什么问题，该去哪里还是去哪里，不会因为害怕就不出门了。这种心态很好，人各有命，你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伊拉克战争之前我们有提前演练，使馆告诉我们，他们会有预案，如果不行，我们特拉维夫的同学可以撤到耶路撒冷。以色列方面给每个人发放了防毒面具。防空警报一响就躲到防空洞去。战争爆发前夜，人们都有点焦躁不安。我跟同学说，去放松一下。于是一起去看了一部恐怖电影，反正我们也不能左右局势，世界末日也还没到来。战争爆发后第一天上学，街上人人都背着防毒面具，两三天后背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大概在那里过了8个月，我记得2003年还正值国内“非典”暴发。在“非典”严重的四五月份，以色列朋友还开玩笑说你不要回去了，以色列现在是最安全的，反倒是中国目前非常危险。
〇 目前国内各大高校涌现了许多专攻以色列和犹太研究的机构，结合您的经验，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 犹太研究的起步其实比以色列研究更早。最早有上海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犹太研究所等。它们都有其他学科的支撑，或者是历史学，或者是宗教、哲学等学科。山东大学后来成立了犹太教和跨宗教研究中心，它也是教育部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这些科研机构可能最早是偏重犹太方面的研究。以色列研究其实是最近10年左右提出的，国家现在很重视区域和国别研究，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很重要的一个国家，当然应该需要有针对以色列国别的研究。
犹太研究在西方也是一个有很长历史的研究学科了，因为犹太民族的历史是很长的；但以色列也就70多年的历史。
以色列研究近几年爆炸式增长，这跟以色列方面的鼓励支持也有关系。如果在学术方面有更多的人去研究以色列，实际上对这个国家的合法性是有帮助的。以色列一向是一个比较孤立的国家，有那么多人去研究它，对其国际地位也是有推动作用的。
现在很难分清一个学者是犹太研究领域还是以色列研究领域，其实很多是重叠的。相关研究机构由于学科背景不同，对这两个领域各有偏重，但有些机构可能还缺乏希伯来语语言的支撑。所以如果我们开设希伯来语专业的院校与历史、文化、宗教、哲学学科相结合，在科研上会有更多可开拓的空间。
另外我们有一个“中国犹太文化研究联盟”的平台，目前实质性的活动开展还不够多。希望能得到更多的支持，能够打破一些院校之间的壁垒，让相关领域的专家有更多的合作，多做一些讲座、合作课题或者是访问研究。因为我也觉得仅在本校可能没有很多支撑力量。很多课题我也希望能够与犹太、以色列研究领域的机构和专家合作。我曾邀请了一些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的老师来为希伯来语的本科生讲课，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让专家走进学生的课堂。 我们需要考虑怎么把科研和教学相结合，教学相长。我们小语种专业可能就两三个老师，你单打独斗没法成为每个方面的专家，所以如果有这么多学校、这么多科研机构，老师各有特长，大家可以互相取长补短，进行交流。你这方面强，我请你到我们这里来短期授课或者做一些讲座。他在那方面行，我们也把他请过来。或者我们可以办个暑期班，让学生能够在一起聆听国内相关领域专家的讲课。
由于联盟里的各高校地理位置的局限性，除了参加研讨会碰面，平时互动交流并不是很频繁。我觉得大家熟悉起来，对彼此的研究和教学都是有帮助的。
〇 您目前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兼职，这跟以前您所在的中东研究所有什么不一样？
● 马老师[3]原来也是中东研究所的。我在中东研究所时是《阿拉伯世界研究》的编辑，她是副主编。现在丝路战略研究所也办了一本学术集刊——《新丝路学刊》，我继续做集刊的编辑工作。
这本《新丝路学刊》题材范围可能更宽广一些。中东研究所的《阿拉伯世界研究》可能更关注中东的国际关系问题，《新丝路学刊》可能更注重丝路国家历史文化方面，民心相通、人文交流等，也包括“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研究和区域研究。
我目前自己的研究还是专注于以色列研究方面，当然这也是跟丝路挂钩的。以色列也是丝路沿线的一个重要的国家，中以的创新合作项目也越来越多。
〇 以色列研究也有很多分支，您发表了很多有关美国和以色列关系的论文，您如何看待美以关系？
● 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很值得研究。美国是这么一个超级大国，以色列是一个中东的小国家，它们现在发展成一种特殊的盟友关系。其实很长时间里，以色列并没有跟美国签订过特别的盟约，但是有时美国与它的关系甚至比与盟友的关系还要亲密，对它的支持力度比对盟友的支持力度还要大。
形成这种特殊关系有很多方面的因素，都很值得关注和研究。当然，我们讲美以特殊关系，它包括了很多的方面。有的讲是美国犹太人因素，美国犹太人支持以色列复国，有的讲是美以在中东有着很多共同的利益；还有的讲是讲意识形态因素。在冷战时期，美国把以色列看成中东的一个民主堡垒，来对抗这些苏联支持的阿拉伯国家。但其中的关系是很复杂的，有各种因素在里面。而且美以关系也不是恒定的，它也是有起伏的，并不是从以色列建国以来就一直很亲密。当然，以色列刚建国就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但是在建国的时候也没有说一开始就能发展成现在这样的密切关系。
在有些总统的任期内，美以的关系也产生过一些问题或者是冲突，从奥巴马、特朗普两个总统任期内的美以关系比较就可以看出来。现在特朗普对以色列的支持力度更大了。这个在国际问题领域是值得关注的。
因为在中东地区，美以关系走向是美国中东政策的很重要的一环，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帮助中国更好地制定外交政策。有的时候可以把中美以说成一个三角，或者说三个国家之间好像有一种互相牵制的关系。
现在美以、中以之间的关系很热络。中美关系不是很顺畅，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美国越来越把中国视作一种威胁。中以之间，以前也发生过一些事件，如预警机事件，“哈比”无人机事件，等等。现在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色列与中国创新合作加强、科技合作深入，美国似乎觉得受到一些威胁，向以色列施加压力。因此，美国成为中以关系中的一个不稳定因素。有时候我们讲中阿以，也是一种三角关系。中以的关系会影响中阿的关系，中阿的关系会影响中以的关系。中美以的这种关系很微妙，互相影响，需要我们放在一个更大的格局里去研究。
其实国际关系本身就是跨学科的研究，牵涉到很多方面。当时我做美以关系课题的时候，我更偏重它的文化认同因素，具体就是去找犹太文化、以色列文化跟美国文化当中相似的地方。比如说犹太教的因素，美国的基督教福音派对犹太教的支持，还有美国最早的那批人是在英国受到迫害的新教徒，他们有这种反抗迫害的情结，他们跟长期受迫害的犹太人有产生共鸣的可能。另外，美国和以色列都强调先锋的精神。以色列建国的开拓精神，跟美国当时西进的开荒精神也有相似之处，美国人也很欣赏犹太移民的开拓精神。二战当中犹太人遭受大屠杀，美国人未能及时伸出援手，也对犹太人产生了一种负罪感。还有政治体制的因素，美国人觉得以色列是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其他阿拉伯国家多为独裁专制，这种种因素加在一起，使得美国人对以色列产生好感，这可能比那种只是因为两国政治、经济等实际利益而维系的关系有一个更牢固的基础，美以关系不会因为一些外部因素的变化发生很剧烈的变化。
〇 那么您认为美以关系对中以关系会有什么影响？
● 以色列肯定也会在这之间做一个权衡，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一些冲突和矛盾的时候，以色列会做出一个选择。但目前来说，如果真的要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选择，它选择美国的可能性更大一点。但是另一方面，因为中国的国力增强，以色列在与中国经济合作时是挺积极的，犹太人也不会轻易地得罪中国，一味靠近美国。以色列肯定也是尽可能地与中国合作，但是又不至于太影响与美国的关系。美国虽然对以色列也提出了一些警告，但以色列的态度目前还不是很明确。
以色列认为，在关键问题上，在最关键的时刻，谁也靠不住，只能靠自己。为了维护犹太人的生存、犹太人的国土，只要事情是对我有利的，哪怕美国反对我也会去做。现在中国在以色列开展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等合作项目，美国人好像不太高兴。我觉得美国人有点太过敏感，所谓的威胁美国人只是捕风捉影，目前美国只是警告以色列不要离中国太近了。
现阶段我们都是谋求和平发展，不是谋求霸权，也不是通过第三国针对美国。以色列维持美以关系，符合以色列的利益，这一点中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美国影响到中以之间正常的合作，而以色列在这之中把握不好分寸，中国肯定会在必要时敲打一下以色列。
当然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根据自身的利益来做出自己的决定。现在中国的发展有目共睹，其实中国可以通过现在合作的一些基建项目帮助以色列变得更有效率，也有助于以色列的发展。当然与一些国家追求经济效益为首要前提不同的是，以色列一向是以安全为第一。它会更仔细地审视是否对以色列的安全有影响，哪些做法让它觉得更放心。不是说你这个项目我们立刻签了，它会经过一个权衡的过程，它觉得如果经过各方面的考虑以后这个事情是可行的，那么签完协议以后的合作也会更加顺畅。不过以色列媒体中我也听到一些反对的声音，比如特鲁瓦（Tnuva）[4]被光明收购以后，有文章说中国要接管他们最大的食品集团对国家安全不利。另外，由于以色列认为伊朗是对它最大的威胁，它对中国和伊朗的关系也存在芥蒂。如果以色列把一些与它安全相关的这些项目拿来跟中国合作，如果外部出现问题，比如伊朗与以色列发生冲突，中国会选择哪边站？以色列也会有这些顾虑。有顾虑是正常的，我们需要考虑在合作的时候把这些顾虑都打消掉，达成一个更牢固的合作关系。当然以色列社会也不是没有支持的声音，比如特拉维夫大学前校长谢艾伦就曾在以色列媒体上为打消以色列社会对中以合作的顾虑而发声。
我们和以色列可能存在一些文化上的差异，要更加强调沟通，也不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对方，要互相理解。
〇 以色列方面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有什么看法？
● 以色列应该是积极响应的。现在中国积极推动以色列的基础设施建设，我们有投资有人力，可以帮助他们更有效率地发展这些基础设施。以色列的轨道交通，可能自己好多年都建不成，通过合作能够更高效地推进。现在中国需要真正地做成一两个好的样板项目，让对方有获得感。现在项目还没有完全落实下来，没有真正让它看到眼前的利益。一旦一个成功的项目做下来，以色列才可能更进一步寻求积极的合作。
现在国内也出现了很多中以创新中心。以色列是一个以创新著称的国家，但是如何把一个创新的点子孵化，成功落实到一个具体的项目中，还需要双方不断地协调和摸索。我认为我们事先不要期望值太高，也要考虑到一些困难因素，多加强互相的理解，进行文化上的沟通。以色列人很喜欢孵化出一个产品，很快把它卖给大公司，然后再投入下一个产品的研发。中国人喜欢埋头一步一步把这个产品做大。这是观念上的差异。我认为双方的企业界需要加强对对方的了解。我们现在也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比如浙商协会里的一些企业家，他们对犹太文化也很感兴趣，后来邀请徐新老师牵头去做了系列的犹太文化讲座。
〇 现在国内有许多学生进行以色列和犹太研究，您对此有什么看法或建议？
● 我确实也感觉最近几年去以色列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他们中有些人可能进行以色列研究或者犹太研究，有的甚至去学希伯来语。但具体的情况我还没有掌握。以色列方面也鼓励中国学生去留学，如果他们毕业以后想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我想他们会是以色列和犹太研究学界的新力量。
我看到有些同学是阿语出身，他们可能选择了去以色列留学，于是就转到了以色列研究。也有的学生是在国内学习中东政治和国际关系，因为以色列也算一个中东热点国家，所以选择对以色列进行研究。从事中东研究的学生，很多人硕士、博士期间出国的话，由于语言和政治局势等因素，其实可供选择的中东国家也相对有限，大部分会去以色列，那么他们的硕士或博士学位论文也很可能与以色列有关。
他们中愿意走学术道路的人毕业后会选择到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工作，一部分人可能继续他们对以色列的研究。我希望能听到更多年轻人的声音，让以色列研究和犹太研究学界更具活力。
对于很多本科学习阿拉伯语后来转到以色列研究的学生，他可能带来的看法与学习希伯来语出身的不一样，我很欢迎这些语言背景不同的学生。当然我们好像有这种感觉，学习什么语言的人可能就会自然而然向这门语言的对应国家靠拢，但是我们搞研究需要注意保持中立，不偏不倚，这样才能站得更高一点。
（作者单位：以色列海法大学以色列研究系）
[1]乌尔潘（Ulpan）是以色列专门教授希伯来语的机构。——编者注
[2]朱老师即朱威烈教授，曾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下同。——编者注
[3]马老师即马丽蓉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所长，下同。——编者注
[4]特鲁瓦（Tnuva）是以色列第一大乳制品制造商。——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