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平安是中国百姓日常生活中一种最朴实、最单纯、最基本的需求、期盼与愿景，用社会学术语说，这就是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社会秩序何以可能？这是千百年来很多思想家苦苦思索的一个永恒问题，也是发展社会学的经典问题。在轴心时代的希腊与中国，很多思想家、政治家在纷纭复杂、风云变幻的社会、政治事务活动中对这些做了深邃而独到的思考。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就说，“我们建立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1]。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柏拉图提出了一条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我们在建立我们这个国家的时候，曾经规定下一条总的原则。我想这条原则或者这一类的某条原则就是正义”[2]。
而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城邦以正义为原则……正义恰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3]，“只有具备了最优良的政体的城邦，才能有最优良的治理；而治理最为优良的城邦，才有获致幸福的最大希望”[4]。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优良的政体和优良的治理，需要以稳定的中产阶层为社会基础。中产阶级具有公认的节制和中庸美德，很少有野心，不会对城邦酿成大害。[5]
而那个时代的中国思想家们则提出了“彝伦攸叙”的理想蓝图。武王说：“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箕子回答：“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
，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6]实现“彝伦攸叙”有九种大法：顺应五行，敬用五事，农用八政，协用五纪，建用皇极，义用三德，明用稽疑，验用庶征，飨用五福、威用六极。它涵盖了自然世界、主体行为、治国安民、政纲大则、天文历数、做人德性、气候征象、祸福种类等，目标就是“彝伦攸叙”。
殷周之际是乱世之秋，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都希望建构“有道”的合理秩序，希望社会成员能生活在规范化、条理化且可实现人生价值的合理社会关系之中。这样良好的社会秩序在先秦就被称为“彝伦”，彝伦表示社会之常理、秩序、规律、法则、正常、合理的社会秩序。顾炎武指出：“彝伦者，天地人之常道……不止《孟子》之言人伦而已。能尽其性，以至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而彝伦叙矣。”[7]“彝伦攸叙”就是表示社会太平、社会安定、社会大治，社会有序和社会秩序的维护与巩固，与此相对的则是“乱”和“彝伦攸
”，表示社会秩序的破坏和社会的无序及动荡不安。“彝伦攸叙”是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一种理想社会状态，中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都孜孜不倦地追求社会的“治”，追求社会的大治和长治久安。这是中国的理想社会蓝图。
到了21世纪的今天，如何实现这种“彝伦攸叙”，则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一个战略性的问题。当前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建构良好社会秩序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
一是中国社会正由“乡土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城乡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利益分配格局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分化，如何保护失地农民、进城农民工的权益，保护下岗职工、拆迁户等弱势群体的利益，对社会治理方式提出了新挑战。
二是中国社会正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我国目前以工业化、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成就斐然。但各种社会问题也伴随而来，如人口流动、留守儿童的保护与教育、养老、环境保护等问题已经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同时，由于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公共安全等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民主法制还不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尚不完善，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比较严重。
三是中国正由同质化、单一化社会向多元化、复杂化社会转型。经济构成、生活方式、人生态度、宗教信仰都呈现出多元复杂化特征，并且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个体化特点。个体的多元化导致利益诉求的多元化，要求在承认个性化、多元化的基础上，通过沟通、对话、谈判、协商、妥协、让步，整合为各个阶层都能接受的社会整体利益，最终形成各方都必须遵守的社会规范，这仍需作出巨大努力。
四是中国社会正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人们之间的关系逐渐由“身份”关系向“契约”关系、由“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化，但身份差异与歧视在很多领域仍然存在。
要化解这些矛盾、解决这些问题、应对这些挑战，必须深入推进社会治理变革。按照帕森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的说法，现代社会学根本上是要力求解答霍布斯在《利维坦》里所提出的问题，即考虑到人类的利己主义，社会秩序何以可能，或者说，各种利益如何可能调和成一种规范秩序。[8]
浙江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对这一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进行了很好的探索，提出了极具生活气息的建设平安浙江的发展思路。平安或者说社会秩序何以可能？在中国当下语境下，一条重要路径就是依赖社会治理。社会转型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新期待、新挑战，我们需要以社会治理来回应这些期待与挑战。
社会治理指的是公共权威为实现公共利益而进行的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这既包括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本书正是对平安浙江建设的粗浅的理论与实践思考，是对全面小康建成以后浙江社会治理与社会秩序建构的展望。从写作框架确立到最后完稿历时近两年，其间课题组多次讨论；在初稿完成后，还专门召开论证会听取专家意见。本书几经修改，同时不断补充新的内容。这次新冠疫情防控是对浙江平安建设的一次大检阅，课题组适时增写了这一相关内容。本书由导言及理论基础、实践、民生保障、社会善治、地区安全、评估指标体系建构及实现高水平基本现代化等内容组成。
从平安浙江建设实践可知，现代社会治理推进、社会秩序建构需要坚持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为导向的中轴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原则。公民权利主要包括增进能力的权利、获得平等机会的权利、再分配和补偿的权利、社会参与权利。社会治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社会权利结构的重新确认与配置，其目标是建立一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权利结构。
平安浙江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原则，就是坚持人民群众是社会治理主体。人民既是社会治理的主体、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也是社会治理的主要参与者和实践者；坚持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为人民群众提供参与社会治理的各种机会，形成社会共治现代治理结构；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实施科学民主决策，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绩于民；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政策的制定、实施、监督的全过程。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坚持基层民主自治理念。社会治理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充分发挥社区自我治理、自我服务功能、社会援助功能、民主参与功能。在社区中通过自治确立一套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提供便利和完善的社会生活和物质服务，对特定人群实行制度化的“雪中送炭”，并且通过一定的交往和互动，形成相互信任的人际关系。居民通过社区认识到大家的共同需求和利益，并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社区公益活动，社区的许多公共事务依靠居民的积极参与解决，增加社区凝聚力，构建新型社区共同体；以满足人民群众需求为导向，更加突出民生保障源头治理理念；突出对弱势群体、困难人群的扶助关爱，加强对失业下岗人员、流动人口、未就业的大学生、残障工伤职业病人群、离退休人群、破产企业人群、文盲无业人群等弱势群体，刑释解教人员、流浪人员、闲散青少年等特殊人群的管理服务，让他们老有所安、弱有所助、急有所济、危有所帮。
平安浙江建设是以善治与治理现代化为路径目标的社会治理。善治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目标。善治有几个重要指标：对政府来说，是法治、透明、责任、回应、廉洁、有效；对民众来说，就是参与、公正。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治理过程。良好的社会治理就是在一种服务、协商、合作基础上的“善治”。善治的基本含义是在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的目标下，建立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合作关系，它的本质是政府与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合作治理，是国家与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国家权威与社会权威融合的最佳状态。
平安浙江建设追求的善治所呈现出来的特点，除了上面所提到的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为中轴、以人民为中心基本理念与原则之外，那就是实施社会共治。现代社会治理格局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多元主体对社会生活、社会事务、社会行为的合作治理。政府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角色不可替代，但它只是多元主体中的一元，它主要发挥“掌舵”和“导航”的作用，而大量“划桨”的具体事务则主要交由其他社会治理主体通过市场化、社会化的机制去承担。
社会治理的主要基础就是为公民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如就业、教育、社保等。中国先秦思想家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论语》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孟子也说，“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在平安浙江建设中，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突出对弱势群体、困难人群的扶助关爱，加强对失业下岗人员、流动人口、未就业的大学生、残障工伤职业病人群、离退休人群、破产企业人群、文盲无业人群等弱势群体，刑释解教人员、流浪人员、闲散青少年等这些特殊人群的管理服务，让他们老有所安、弱有所助、急有所济、危有所帮。
社会治理的主要内容则是保障公民权利、协调社会利益、回应社会诉求、规范社区自治、监管社会组织、提供社会安全以及应对社会危机等。其目的就在于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结构，促成公平公正的社会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冲突，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构建经济、社会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社会基础和环境。
在平安浙江建设中，实现善治目标有以下几条重要路径。
第一，更加突出党政主导、社会共治。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加快提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与水平；充分发挥各类市场与社会组织的作用，构建社会合作网络体系，形成多元协同治理机制，共享公共资源，参与公共治理，各方共同受益，推动社会治理体制向党政主导、社会共治转变，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成为全国社会共治的引领示范。
第二，更加突出基层社会的源头治理与协商治理。完善基本社会服务体系，激活公民自我管理资源，积极引导和充分发挥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和社团组织在协调利益、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中的作用，社区建设、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和社会组织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成为全国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引领示范。基层协商民主就是社区成员针对关系自身的实际问题进行自由、平等、公正、直接的民主协商，通过广泛的民主参与，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基层协商民主具有公共性、平等性、程序性、公开性、共识性及理性的特征。在广泛的基层社会组织中，社区成员能够围绕社区治理、公共事务等，通过健全的基层选举、议事、公开、述职、问责等民主机制和渠道，行使有序的政治参与和基层自我管理的权利。基层协商民主根本点在于贴近基层实际和群众的切身利益。
第三，更加突出互联网+社会治理的方式，牢牢把握互联网发展新机遇，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快推进“云上浙江”“数据强省”建设，深化“互联网+社会治理”探索，以“互联网+”驱动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矛盾化解、风险预警、网格管理、基层自治等模式创新，加快释放“互联网+”在社会治理领域的新动能。
第四，更加突出优秀传统治理智慧的运用。传统是一种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的生活内容中的准则或规范形式。传统还是一种文化与价值系统，是一种信仰与权威。中国五千年文明创造了丰富的社会治理思想与智慧，“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鳏寡孤独相周恤”，这些社会治理思想与智慧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文化基础，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智慧源泉，也是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渊薮。平安浙江建设非常注重传统优秀文化治理智慧与现代治理元素相结合。
第五，重构乡村新型共同体。新型社会共同体是建设现代国家与社会结构的重要的元素，是社会生长、成熟、强盛的基础。它以文化、情感认同为基础，注重挖掘地方性人文资源，以此形成社区发展的公共性议题，从而激发社区成员的普遍关注和热情参与，极大提升民众共同家园的荣誉感和归属感，重塑乡规民约权威。乡规民约从村民日常生活逻辑中形成、生长，具有内生性。乡规民约有不少内容源自村民日常的生活逻辑，在村落这个特定的社区里，村民们日常生活中的知识渐渐发展成清晰明确的规则论述，进而成为村社区的公共行为规范。重建现代乡贤力量参与乡村治理，乡贤与长老是乡村社会的重要力量，他们以自己的文化道德感化乡民、泽被乡里，从而使乡村社会治理有序。建立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机制，引导鼓励乡贤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化解调节社会矛盾，促进基层社会和谐，培育建设城乡法治、德治、自治相融合的治理体系，重塑生活礼俗进行社会治理。乡土社会“以礼求和”的精神为我们今天社会治理提供了很好的值得借鉴的智慧。《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秉持中道理性进行治理。中道理性，即“中庸”，不固执，不偏激，把握适度，符合人性，不会因为追求一个目标而去损害另外一个东西。中道是一种理性，用到社会治理中，叫作法、礼、情的统一，发挥推己及人的力量，谋求安居乐业，各遂其安。
[1]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33页。
[2]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54页。
[3]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9页。
[4]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382～383页。
[5]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05页。
[6] 《十三经注疏·尚书·洪范》，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7页。
[7] 顾炎武：《日知录·彝伦》上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1页。
[8] 〔英〕布赖恩·特纳编《Blackwell社会理论指南》（第2版），李康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