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婚姻匹配模式与中老年抑郁程度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3-2是婚姻匹配模式与中老年抑郁程度关系模型中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该结果是根据样本和家户的应答率所得到的样本权重进行调整后的结果，这样处理的结果尽可能地代表了全国该年龄段的人群特征。表3-2中，女性的平均抑郁程度为8.96，男性为6.90，女性的平均抑郁程度明显高于男性。对于女性而言，“男小女大”的年龄匹配模式所占比例为15.54%，而“男大女小”的年龄匹配模式所占比例为60.82%。对于男性，“男小女大”的年龄匹配模式所占比例为12.02%，“男大女小”的年龄匹配模式所占比例为65.83%。夫妻年龄匹配模式以“男大女小”为主。从教育匹配模式来看，对女性而言，“男高女低”模式所占比例为57.59%；对男性而言，“男高女低”模式所占比例为58.14%。教育匹配模式以“男高女低”为主。

表3-2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加权）

表3-2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加权）-续表1

表3-2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加权）-续表2

表3-3是平均抑郁程度与年龄匹配模式、教育匹配模式的分布，不同的年龄匹配模式，抑郁程度不同。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男小女大”模式的抑郁程度较高，男比女大6岁及以上匹配模式中的夫妻要比男比女大1～5岁匹配模式中的夫妻的抑郁程度高，男女同岁的抑郁程度最低。

同一年龄匹配模式中，女性的平均抑郁程度高于男性。在“男小女大”模式中，女性的平均抑郁程度为9.45，而男性的平均抑郁程度为7.32；在男女同岁模式中，女性的平均抑郁程度为8.44，而男性的平均抑郁程度为6.26。

不同的教育匹配模式，抑郁程度不同。就女性而言，“男高女低”的教育匹配模式中女性的平均抑郁程度为9.15，“男低女高”的教育匹配模式中女性的平均抑郁程度为7.94；就男性而言，“男高女低”模式中男性的平均抑郁程度为6.77。

同一教育匹配模式中，女性的平均抑郁程度高于男性。在男女受教育程度相同的模式中，女性的平均抑郁程度为9.12，男性的平均抑郁程度为7.24；在“男低女高”的模式中，女性的平均抑郁程度为7.94，男性的平均抑郁程度为6.81。

表3-3 平均抑郁程度与年龄匹配模式和教育匹配模式的分布（加权）

（二）回归统计结果

表3-4提供了女性婚姻匹配模式与抑郁程度的回归结果，包括女性分城乡和分年龄的回归结果。

模型1是女性婚姻匹配模式与抑郁程度之间的回归结果，在控制了女性的婚姻特征、人口特征、生活习惯、社会支持、主观健康评价和配偶的特征之后，与男女同岁模式比较，“男小女大”模式中的女性抑郁程度高0.92；但教育匹配模式与抑郁程度之间的关系在统计上不显著。

模型2是农村样本的女性婚姻匹配模式与抑郁程度之间的回归结果。年龄匹配模式与抑郁程度在统计上关系不显著。而在教育匹配模式中，与男女受教育程度相同的女性比较，“男低女高”模式中的女性抑郁程度低0.86。

模型3是城市样本的女性婚姻匹配模式与抑郁程度之间的回归结果。与男女同岁的年龄匹配模式相比，“男小女大”模式的女性抑郁程度高1.75。在教育匹配模式中，与男女相同模式的女性比较，“男低女高”模式的女性抑郁程度高1.57。这可能是因为城市女性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更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观念，在家庭中对女性个人价值的认知度更高。比丈夫受教育程度高的城市女性，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与传统家庭中丈夫对妻子从属地位的认知相冲突，可能会加剧城市女性的抑郁程度。

表3-4 年龄匹配模式、教育匹配模式与女性抑郁程度的OLS回归结果（加权）

表3-4 年龄匹配模式、教育匹配模式与女性抑郁程度的OLS回归结果（加权）-续表1

表3-4 年龄匹配模式、教育匹配模式与女性抑郁程度的OLS回归结果（加权）-续表2

表3-4 年龄匹配模式、教育匹配模式与女性抑郁程度的OLS回归结果（加权）-续表3

模型4至模型6是分年龄组样本的女性婚姻匹配模式与抑郁程度之间的回归结果。模型4是50～59岁组的回归结果。与男女同岁模式的女性比较，“男小女大”模式的女性抑郁程度高0.67，但是教育匹配模式与女性抑郁程度之间的关系在统计上不显著。模型5是60～69岁老年女性婚姻匹配模式与抑郁程度之间的回归结果，年龄匹配模式与抑郁程度之间关系在统计上不显著。与男女受教育程度相同模式的女性比较，“男低女高”模式的女性抑郁程度高1.46。模型6是70岁及以上老年女性婚姻匹配模式与抑郁程度之间的回归结果，年龄匹配模式与70岁及以上的女性老人健康之间的关系在统计上不显著。教育匹配模式中，与男女受教育程度相同模式的女性比较，“男低女高”模式中的女性，抑郁程度低2.55。

对于60～69岁和70岁及以上年龄组的老人，年龄匹配模式与抑郁程度关系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随着步入老年时期，子女已经成家立业，老年女性将对子女的关注转向照顾孙子女，同时接受子女对自己的赡养。长期的共同生活使得夫妻之间的由年龄差异带来的一些生活方式差异逐渐消失，或者逐渐接受彼此的差异；而且由于子女的离家和就业，很多老人成为空巢状态，老年时期夫妻之间的健康相伴成为老年人情感的主要寄托。这些因素会使得夫妻年龄差异与抑郁程度之间的关系变得不显著。

研究还发现，中老年女性的抑郁程度与其主观健康评价相关，即健康自评差的女性抑郁程度高。与年轻的成年人口相比，老年人口的健康自评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会更强（Idler and Benyamini，1997）。此外，生活满意度低的女性抑郁程度高，配偶抑郁程度越高的女性其抑郁程度也会越高；配偶的个人收入水平越高，则女性的抑郁程度会越低。

表3-5是男性婚姻匹配模式与抑郁程度的回归结果，包括对男性样本分城乡和分年龄组进行回归的分析结果。

模型1控制了男性的婚姻特征、人口特征、生活习惯、社会支持、主观健康评价和配偶的特征，发现年龄匹配模式与男性抑郁程度关系显著。与男女同岁模式比较，“男小女大”模式中的男性抑郁程度高0.69，男比女大1～5岁模式中的男性抑郁程度高0.33，男比女大6岁及以上模式中的男性抑郁程度高0.52。但教育匹配模式与中老年期抑郁程度之间的关系在统计上不显著。

模型2是农村样本的男性婚姻匹配模式与抑郁程度之间的回归结果。与男女同岁模式比较，“男小女大”模式中的男性抑郁程度高0.61，男比女大1～5岁模式中的男性抑郁程度高0.55。在教育匹配模式中，与男女受教育程度相同的男性比较，“男高女低”模式中的男性抑郁程度低0.66。

模型3是城市样本的男性婚姻匹配模式与抑郁程度之间的回归结果。与男女同岁的年龄匹配模式比较，“男小女大”模式中的男性抑郁程度高0.96。但教育匹配模式与城市男性抑郁程度之间的关系在统计上不显著。

表3-5 年龄匹配模式、教育匹配模式与男性抑郁程度的OLS回归结果（加权）

表3-5 年龄匹配模式、教育匹配模式与男性抑郁程度的OLS回归结果（加权）-续表1

表3-5 年龄匹配模式、教育匹配模式与男性抑郁程度的OLS回归结果（加权）-续表2

模型4至模型6是分年龄组样本的男性婚姻匹配模式与抑郁程度之间的回归结果。模型4是50～59岁男性的回归结果。与男女同岁模式的男性比较，“男小女大”模式中的男性抑郁程度高0.74，男比女大6岁及以上模式中的男性抑郁程度高1.15。但教育匹配模式与中年男性抑郁程度之间的关系在统计上不显著。模型5是60～69岁男性婚姻匹配模式与抑郁程度之间的回归结果。模型6是70岁及以上老年男性婚姻匹配模式与抑郁程度之间的回归结果。模型5和模型6中年龄匹配模式、教育匹配模式与老人健康之间的关系在统计上都不显著。

研究还发现，健康自评差、生活满意度低的男性抑郁程度高；配偶的抑郁程度越高，男性的抑郁程度也会越高。

在城市样本中，配偶收入水平低的男性的抑郁程度高，在农村样本中不存在这种关系。这可能与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有一定的关系，“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定位要求丈夫赚钱养家，女性照顾家庭。农村女性几乎没有自己的收入，她们从事农业活动，农产品收入都归入家庭收入，因此对于农村的男性而言，配偶的收入水平不会影响男性的抑郁程度；但是在城市，双职工家庭和单职工家庭的生活水平差异很大，配偶没有收入来源，男性的生活负担会加重，配偶没有单位，男性退休生活的负担会加重，这可能会影响城市男性的抑郁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