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对东盟投资比较及中国的策略
——基于“一带一路”倡议下新考量[1]
金仁淑[2]
摘要：东盟是中日两国重要的投资对象国。虽然中日两国对东盟的投资都具有市场寻求型特点，但日本对东盟投资早，产业集约化程度较高，投资历程经历着波浪式的发展，其资源寻求型特点较显著；中国对东盟投资增速迅猛，其效率寻求型投资特色鲜明，却存在着投资地区分布、相互投资等方面结构性失衡的问题。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日在对东盟的高铁建设、湄公河流域的投资及融资方式上呈现新特点，其资源寻求型投资比重逐渐增加。而日本传统的投资模式和效应对中国推动东盟投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应对东盟实施差异化投资战略，构建以相互信赖为基础的合作共赢的投资环境，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东盟 直接投资 “一带一路”
目前，中日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经济大国，在东亚乃至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东盟作为亚洲最重要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成为中日参与和主导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主要贸易和投资伙伴。进入21世纪后，中日两国均加快了与东盟的合作，在“10+3”模式受阻的背景下，中日与东盟分别组建和签订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和日本与东盟经济合作伙伴协议（AJCEP），而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也处于谈判进程之中。至此，在东亚形成了中国与东盟、日本与东盟以及东盟与其他国家间自贸区并存的多重自贸区格局。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东亚形成的具有“意大利面碗效应”[3]的多重自贸区格局，虽然表面上加剧了中日对东盟市场的竞争，但是从长远来看，日本对东盟投资的经验和中日的竞争，也将有助于中国加快调整对东盟的投资策略，推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中日向东盟的投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日对东盟投资现状、影响因素及对策分析方面，如王勇辉和周忆丽重点分析了中日对东盟地区投资的现状及比较优势，提出了中国企业应发挥自己的优势，提升对东盟投资竞争力的对策；[4]张怡斐、郝帅比较了中日对东盟投资动因、影响因素及经济效应，提出了中国加快东盟直接投资的策略。[5]自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刘瑞研究了“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日基础设施出口博弈，提出中日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各有优势，我国应冷静应对与日本在“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建设中的竞争，同时积极创造和寻求合作空间的观点；[6]常思纯认为中日在地区、多边层面竞争加剧的同时，也面临着依托“一带一路”多边框架下实现合作、促进互信的重大机遇；[7]翁鸣以高铁产业和农业为例，分析了中日海外投资差异，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下如何抓住历史机遇，规避和化解海外投资风险的对策。[8]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文基于中日对东盟投资演变及动因上的差异，分析“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日对东盟投资呈现的比较优势及新特征，重点探究中日在东盟投资中竞争与合作的基础，进而提出中国加快对东盟投资的策略。
一 日本对东盟投资演变及主要特征
日本对东盟投资由来已久，但其投资规模却呈现波浪式的发展，主要受到日本国内经济周期、海外经济扩张战略及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影响。早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东盟已经成为日本海外进口矿产资源和能源的主要供应基地。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增长，东盟进一步成为日本在亚洲重要的海外生产基地和工业品市场。然而，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极大地冲击了日本在亚洲的“雁行模式”，[9]打破了日本在东盟构筑的传统的贸易网络和产业链条，迫使日本推行双边或多边自贸区的发展战略。由于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陷入长期的衰退，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总体呈下降趋势（见图1）。
进入21世纪后，日本把东盟作为重振日本产业、走出经济低迷的重要的投资伙伴，加快了合作步伐。2002年小泉政府正式制定了“日本FTA战略”，并把东盟作为优先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对象。尤其是面对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为了遏制中国在亚洲经济一体化中的主导地位，日本加快了与东盟的经济合作计划，不仅签订了日本-东盟EPA（2008年12月），而且正在推进日本与东盟的投资服务谈判。
图1 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额
资料来源：https：//www.jetro.go.jp/world/gtir.html。
然而，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经济陷入了低迷，甚至出现了负增长（2009年），而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也再次陷入急剧下降的局面（2012年）。为了振兴日本经济，重新上台的安倍政府在国内实施“安倍经济学”，而对外展开了“地球仪外交”。日本从国际经济与安全保障角度出发，极为重视巩固和加强日本与东盟国家之间的政治、外交以及经济合作关系。[10]如图1所示，为了抢占持续增长的东盟市场，日本重新掀起了对东盟的投资热情，加上2013年钓鱼岛撞船事件后中日关系陷入“政冷经寒”，原来在中国投资的日本企业从中国转移到东盟，致使东盟再次成为日本企业海外转移的重点地区。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报告，2013年以来日本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连续三年突破了2万亿日元，占日本对亚洲总投资的58.4%（2014年）和64%（2015年）。
长期以来“10+3”模式被公认为是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最佳模式。但日本认为该模式不利于日本在东亚的政治经济利益，因此对“10+3”模式消极懈怠，转而热衷于“10+1”模式，最终于2008年12月正式启动了日本与东盟经济合作伙伴协议，从而也加快了日本对东盟的直接投资速度。然而，由于东盟十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产业层次、投资环境等存在较大的差异，所以日本对东盟的投资地区分布不均衡，呈现不同的投资产业结构。在东盟，新加坡为唯一的发达国家，其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技术水平最接近日本，也成为东盟国家中引进日资最多的国家（2015年）。如图2所示，2014年新加坡（8084亿日元）、泰国（5351亿日元）、印尼（4693亿日元）三国占日本向东盟投资总额的80%以上，其中新加坡占四成以上（在日本向三国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
图2 日本对东盟投资的国别分布
注：在东盟十国中，日本对缅甸、老挝、文莱、柬埔寨的投资较少，因此本图比较了日本投资较多的东盟六个国家。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东盟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进行计算。
虽然东盟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属于不同的工业化阶段，呈现不同的产业结构，但如图3所示，制造业一直是日本对东盟投资的重点产业。然而，近年来日本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不仅要考虑到东盟十国不同的产业层次和产业分工，而且为了把东盟投资纳入全球产业链中，日本进一步调整了对东盟十国的投资方式，使投资产业结构呈现特定产业向特定国家集中，即产业集约化程度较高的特征。
图3 日本对东盟投资的产业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2005～2015年东盟统计年鉴制作。
（一）通过并购方式构建全球生产链
近年来日本企业对东盟的投资中以成长性投资为特点的并购方式投资比例显著增长。如2013年日企对东盟的并购（M&A）无论是金额还是数量均创历史新高。根据IMF统计，2013年日本企业的海外并购同比减少36%，在中国的并购同比下降60%，而东盟在日本海外并购总额中所占的比例由2012年的2.8%急剧升至16.7%。[11]日本跨国企业通过并购等方式在东盟国家建立汽车等“外需”性制造业的生产分支机构，实现“边际产业”向东盟的转移，并扩大金融与零售等“内需”性的投资，把东盟纳入自身的全球产业链中。
（二）不同国家投资产业集约化方向不同
（1）对处于后工业化时期的新加坡重点扩大以金融、批发、零售、物流业等为中心的服务业投资和与高新技术相关的制造业投资。进入21世纪后，日本对东盟的制造业投资起伏较大、整体下降（见图3）；而金融、保险、物流等服务业虽然也有起伏，但整体处于上升态势，主要投资于东盟十国中最发达的新加坡。如2014年日本企业对东盟金融、保险业等非制造业投资中新加坡占最大比重（新加坡为2439亿日元、印尼为2313亿日元、泰国为901亿日元，三国所占比重为93.5%），而批发零售业和通信业各占60%和70%以上。[12]
（2）对处于工业化中期的老东盟四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重点投资电子信息、汽车运输业等工业制造业。如2014年运输机械等汽车制造业投资主要集中在泰国（1758亿日元）和印尼（1079亿日元），两国占比为82.4%。[13]
（3）对处于工业化初期的湄公河流域的新东盟四国（CLMV[14]），除了对越南的投资较集中在电子产业等制造业之外，对其他三国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并从中国转移出口型企业。日本拟构建该区域的互补性生产据点，强化其经济合作，同时削弱中国的影响力。
从日本对东盟投资动机来看，虽然半个多世纪以来有所变化，但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符合小岛清所提倡的“边际产业”向外转移的“顺贸易导向型”模式，[15]即日本主要利用先进技术和产业优势，获取东盟丰富而廉价的资源，通过边际产业的对外转移，构筑了亚洲区域内的产业循环机制，有效地推动了从“贸易立国”向“投资立国”“技术立国”战略转型及产业结构的优化。而东盟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良好的投资软硬环境、逐渐扩大的市场以及比中国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产业结构的梯次分布以及新兴产业的迅速崛起等要素成为日本向东盟转移不同层次边际产业的重要保障，属于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投资。
二 中国对东盟投资演变及主要特征
进入21世纪以前，中日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均呈现结构性失衡，即中日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方向均为单向投资，但其性质和方向却不同：日本是东盟最大的投资国之一；而东盟是中国引进外资的主要来源地。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与东盟之间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东盟地区逐步成为中国企业竞相投资的海外战略目的地。尤其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推进了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与便利化，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相互投资创造了有利的发展条件和良好的投资环境。而“一带一路”倡议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向东盟的投资，并呈现双向投资的特点。如图4所示，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启动后，2011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规模增长迅猛，由2010年的40多亿美元增长到78亿美元，几乎翻了一倍。虽然2012年有所下降，但随着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对东盟的投资直线上升，到2015年增加到96亿美元，逼近100亿美元大关。但是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仍然远远小于东盟来华投资规模，更是达不到日本对东盟投资的一半水平（2015年日本为202亿美元）。[16]
图4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总额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商务部相关统计数据计算。
如图5所示，从中日对东盟投资占东盟吸引外资总额的比重来看，其投资力度、深度相差甚远，即使2011年中国对东盟投资最高时也达不到日本的一半。可见，与日本相比，我国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尚处于初级阶段，中日投资属于不同层次。
图5 中日对东盟投资占比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东盟统计年鉴数据制作。
值得关注的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一方面中国对东盟投资规模迅速增长；另一方面却存在着中国与东盟之间相互投资规模失衡、中国对东盟投资地区分布不均衡的双重失衡问题。[17]如图6所示，2004～2015年，中国对东盟的投资地区分布虽然有所起伏，但除了2008年、2010年等个别年份外，新加坡成为吸引中国FDI最多的国家；相较于老东盟四国，中国对新东盟四国投资波动较大，处于低位，[18]而对新加坡和老东盟四国的投资仍然占重要比重。
图6 中国对东盟投资的国别分布
注：由于中国对东盟十国的投资中马来西亚、菲律宾、老挝、文莱四国投资比重相对少，因此本图比较了中国投资较多的东盟六个国家。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商务部相关统计计算。
由于东盟十国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差距较大，中国对东盟投资产业结构呈现不同的分布，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对东盟基础设施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其技术和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成为东盟基础设施建设最活跃的投资国。如图7所示，从2015年底中国对东盟投资存量行业分布来看，电力、热力、煤气及水、交通运输、采矿、农林渔业等其他非制造业呈现显著下降趋势；信息运输、计算机、租赁等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比重明显上升；制造业渐趋平稳；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相对停滞不前。根据商务部《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2015）》，2014年中国对东盟的投资流量中，50%左右的投资流向了采矿、电力、热力和煤气等能矿领域。从具体国家的产业分布来看，缅甸、泰国、印尼等成为中国制造业投资的重点地区，而新加坡、柬埔寨、老挝等国的金融业及批发和零售、租赁等服务业的投资明显升高。从中国对东盟投资主体来看，电力、石油天然气开采等资金密集型行业主要由国有大企业来承担，如中国对缅甸、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电力行业投资的42家企业中，中央企业有22家，占52.38%；而投资柬埔寨、老挝、越南的制造业、农林牧渔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领域的投资主体九成以上为地方个体或民营企业。[19]
图7 中国对东盟投资的产业分布
注：图中其他非制造业包括电力、煤气及水、批发零售、采矿、建筑、交通运输、油储业、农林牧渔业等，服务业包括信息运输、计算机、租赁等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商务部相关数据整理制作。
显然，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呈现其投资水平偏低、投资国别不均、投资产业层次较低等不成熟、不平衡的特点。中国对东盟的投资目的为提升自身竞争力以及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20]更具有学习型的特征。从投资动因来看，中国企业更加重视东盟的市场开放度、双边的共同语言和文化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制度因素。[21]如中国与东盟自贸区的启动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层面保障了中国企业向东盟直接投资的软环境，因此中国虽然没有日本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但在通信等小规模技术及地方化技术方面尚有比较优势，而高铁、桥梁、港口建设等基础设施领域在技术创新及产业升级、成本方面已经超过日本，占有绝对优势，也成为中国加快对东盟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其市场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投资特色鲜明。根据世界银行预测，到2035年，中国能源需求将占世界能源需求的24%，中国能源需求增量将占世界能源需求增量的38.5%，而东盟丰富的能源有利于中国扩大对东盟能源的投资，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对东盟的资源获取型投资的比重。
三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日对东盟投资相对优势及特征
如上所述，长期以来，东盟成为日本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新的经济增长的重要贸易投资对象。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日经济实力的反转，东盟亦成为日本牵制中国、争夺亚洲经济主导权的重要战略伙伴。虽然日本比中国率先进入东盟地区并开展了长期的经济合作，但中国与东盟之间天然的地缘优势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极大地加快了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投资贸易合作。值得关注的是，在“一带一路”倡议初期，日本不仅不参加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的设立，而且还专门设立大于亚投行资本金的基础设施基金来加强对东盟的投资，但在“一带一路”倡议获得越来越多国家的响应、亚投行成员不断增加的新形势下，日本政府、民间金融机构及学者们已经表露出肯定“一带一路”倡议，并与中国合作的积极态度。如日本安倍首相于2017年6月5日出席在东京举行的一次国际交流会议上发表讲话，称赞“一带一路”是“连接东西方和区间不同地区的有潜力的构想”，并表示“日本也愿意进行合作”。富士通总研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是未来世界发展的方向；曾任日本驻联合国大使的谷口诚则认为“日本应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这不仅是为了改善中日关系，更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经济”。显然，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位于“古丝绸之路”的东盟地区将会迎来加快与中国合作的新机遇，有利于中国推动对东盟的投资，而日本对东盟投资的传统优势虽然加剧了中日在东盟投资的竞争，但两国的相对比较优势也为两国在东盟投资合作奠定了基础，不仅有利于恢复中日经济的正常合作，而且也将有助于日本经济结构性改革和经济复苏。
（一）东盟高铁建设中中日相对优势各异
日本的新干线曾经闻名世界，其速度和质量全球领先，日本在高铁建设中积累了良好的口碑和声誉。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依靠强大的机车设备制造能力和铁路建设的综合优势，使其高铁建设突飞猛进，技术快速提升，且其建设成本明显低于日本，中国逐步发展成为世界上高铁运营里程最长、运营速度最快、在建规模最大的国家，[22]有足够实力挑战长期以来日本对东盟的高铁投资优势，形成了中日激烈竞争的格局。如中国先后争取了昆明到老挝、昆明到仰光、从万象经曼谷到吉隆坡和新加坡的高铁建设项目，赢得了雅加达至万隆高铁项目的投资，而印尼的第一条高铁也由中国来承建，成为“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的重要成果。相比之下，日本在东南亚的高铁竞标遇到中国这一强劲的竞争对手，仅争取到了吉隆坡至新加坡的高速铁路项目。中国对东盟地区的高铁建设，不仅有助于中国高铁企业加快“走出去”战略，有效地强化中国与该区域国家之间互联互通，而且有助于加强与该区域国家之间政治和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支持，推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区域经济战略的全面实施。东盟十国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尤其是新东盟四国基础设施建设普遍落后，具有很大的投资空间，中国在高铁建设中的综合成本和技术方面均具有适合该区域国家的比较优势，但日本对东盟投资历史悠久，具有丰富的投资经验，且拥有子弹火车技术等先进的尖端技术和成熟的管理优势，因此日本绝不会轻易放弃在东盟的高铁建设等基础设施的投资。目前，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周期短、成本低等特点，而日本在东盟基础设施投资中具有耐用性强、节能、环境负荷小、城市建设系统化等优势和先进经验，未来中日在东盟高铁建设等基础设施领域既有竞争也要合作，如此才能使双方的利益最大化，实现互利共赢的“正和博弈”。[23]
（二）湄公河流域成为中日对东盟投资的新据点
众所周知，湄公河流域包括新东盟四国和泰国、中国的一些省份，陆上连接中国和新东盟四国，海上贯通太平洋和印度洋。作为中国连接东盟的窗口，湄公河流域的共同开发和援助不仅直接关系到中国广西、云南等地的经济发展，更是打造中国与东盟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举措。日本虽然与湄公河流域没有地缘关系，但随着中日经济实力的反转，日本认为“湄公河流域的和平与安全非常重要”，希望扩大在该区域的经济影响力和话语权。中日与其经济合作不仅涉及两国在整个东亚地区的产业分工和布局，而且中日在湄公河流域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竞争也将影响中日在东亚经济一体化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为了争夺该流域基础设施的投资，中日两国先后宣布增加对该流域的政府援助：2015年7月，在“日本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峰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日本安倍首相承诺今后三年将向湄公河流域国家提供75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79亿元）的政府开发援助，并于2016年起付诸实施；2015年11月，在第18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中国李克强总理宣布，中方将设立100亿美元的第二期中国-东盟基础设施专项贷款，为有关项目提供融资支持。为了加强该地区的投资，日本还加大了湄公河流域人才培养和改善东道国产业结构等提高软实力的投资，为实现在与东盟的合作中占据主导权以及“争夺东南亚”的区域经济战略奠定基础。目前，中国在该地区的投资相对落后，鉴于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各国之间天然相接的地理优势，应借鉴日本的经验，不仅投资于基础设施等硬件方面，还应该与该流域国家的国内经济发展战略相结合，逐步融入各国产业结构的优化进程，实现共赢。
（三）政策性融资成为中日投资东盟市场的重要保障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中日两国在东盟地区的竞争可以分为政府援助、直接投资和贸易等三方面。而政府援助往往为对外投资创造便利的投融资环境。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日本对中国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于2008年开始停止并转向东盟，东盟已经成为日本政府开发援助最大受益地区。尤其是日本与东盟自贸区的生效，更加促使日本政府通过政府援助为企业投资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为企业消除后顾之忧。而中国实施的“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建设、丝路基金的运行将有力地推动中国企业对东盟的投资，为更多的中国企业参与东盟基础设施的投资提供良好的融资环境和条件。为了抗衡中国在东盟的影响力，针对亚投行100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2016～2020年，日本安倍政府针对亚洲基础设施项目投入近1100亿美元，较之前五年的总投资增加了30%。针对交通基础设施和电力等项目投资时间长、资金规模大、风险较高的特点，2016年5月，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修改了经营章程，通过修改贷款规定，设立一个特殊账户专司较高风险的投资，[24]从而帮助日本中小企业更有力地与中国企业竞争东亚地区电厂和其他电力相关基础设施的投资项目。目前，中国对东盟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国有大企业为主体，中国应借鉴日本通过政府金融机构牵头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融通、规避风险的措施和经验，鼓励中小民营企业参与东盟的投资，使更多的中国企业在公平、公正、透明的经济规则下与日本企业进行竞争与合作，进而消除日本企业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戒备和顾虑，改善中日经济合作关系。
四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调整东盟投资策略
综上所述，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东盟的投资规模和竞争优势显著扩大和提高，但与日本长期投资东盟所积累的生产技术及人力资源等软硬投资优势相比，中国对东盟的投资尚处于初级阶段。虽然中国扩大对东盟的投资，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日本在东盟的既得利益，但未来新东盟四国等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和资金缺口仍然较大，为中日两国共同合作开发和投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日本政府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态度也将为中日在竞争与合作中寻求双方利益最大化奠定良好的政治基础。中国应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进一步调整和改善对东盟的投资策略。
（一）因地制宜，实施梯度化投资战略
目前中国与东盟、日本与东盟均为单向投资关系，即日本是东盟最大投资来源国之一，而东盟对日本投资较少，是典型的垂直型投资；相反，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远远小于东盟来华投资，属于水平型投资。与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相比，中国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仍然停留在初级阶段，投资力度不够，[25]投资结构单一，对东道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有限。鉴于中国与东盟之间产业梯度性显著的特征，中国应借鉴日本的经验，结合东盟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禀赋等特点，制定出差异化投资合作政策：①新加坡作为世界经济强国，是东盟地区唯一的世界金融中心和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对东盟地区贸易和投资具有较强的辐射作用。因此，中国企业对新加坡的投资不仅要扩大金融、保险等相关的非制造业项目，而且基于学习型投资目的，也要充分利用新加坡新兴产业优势和丰富的管理经验，增加新兴技术和高端产业领域的投资和合作，为优化国内产业结构而服务。②根据中国与老东盟四国之间产业互补和替代特征，发挥中国小规模技术等比较优势，加强机电、电子、通信、信息等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投资，构建新常态下互惠互利的产业分工体系。③对新东盟四国充分结合“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构想，为湄公河流域的共同开发和建设提供更多的资金和技术，进一步加大高铁等道路建设和基础设施开发力度。④对于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且政治稳定、地理位置优越、基础设施建设较完善的文莱，中国一方面要投资石油开采、石化工业等能源领域，拓展新的能源基地；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增加金融等领域的投资。2016年中国银行已获准在文莱开设分行，提高了中国金融业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为中国企业进入东盟投资提供资金支持和金融环境。随着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不断推进，文莱也将成为中国在东盟地区除新加坡以外的新的金融合作伙伴。
（二）增加投资红利，实现共赢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规模增长迅速，广泛参与湄公河流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但近年来中国和新东盟四国的关系有些恶化。中国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已经引起了新东盟四国的抗议（包括在老挝和柬埔寨的大坝建设、在缅甸的油气管路建设、在越南的铝土矿挖掘计划等），因为这些国家认为中国的投资伤害了东道国的国家利益。[26]针对这些不利局面，中国应该及时采取措施避免矛盾升级。中国可以借鉴日本对东盟人力资源投资的经验，加大对当地人才培养的投资，增进交流、互信。同时加大对小项目的开发和投资力度，尤其是向农业、资源、环保等方面倾斜，进而带动大范围的区域合作，[27]使东盟国家切身感受到来自中国投资的红利。不仅如此，从长远发展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应为东盟国家扩展自身对外经贸创造机遇，帮助东盟国家经济转型，这样才能实现中国与东盟在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大框架下共同发展，实现共赢。
（三）消除戒备，夯实信赖基础
长期以来东盟国家在军事和外交上依赖美国，虽然近年来中国对东盟的投资增长迅速，但除了在缅甸、柬埔寨等较落后的新东盟小国以外，中国对东盟其他国家的投资与日美等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未来一段时间内，东盟依然不会改变在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日的“二元格局”战略，今后中国应加强与东盟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外交全方位的合作和信赖关系。从日本对东盟长期投资的经验来看，除了进行生产性投资以外，对人力资源的投资也较为积极，培养了很多亲日的年轻人，提高了东盟国家对日本企业的好感度。如表1所示，除了在马来西亚中日旗鼓相当以外，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等四国，日本获得的好感度均高于中国，尤其是在菲律宾和越南两国，中国所获好感度远低于日本，说明中国在东盟国家中的认可度和亲密度上落后于日本。
中国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一方面基于东盟各国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扩大对东盟的投资来帮助东盟国家发展经济；另一方面也应增加对人力资源、文化等领域的投资，提升东盟各国对中国的认同感，消除东盟各国对中国企业的戒备，从而构建以相互信赖为基础的合作共赢的投资环境，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表1 东盟国家喜欢中、美、日三国程度比较
参考文献
王勇辉、周忆丽：《中日对东盟投资的比较分析》，《东南亚研究》2012年第2期。
张怡斐：《中日对东盟直接投资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海南大学，2015。
郝帅：《基于SWOT分析视角的中日对东盟直接投资影响因素比较》，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5。
刘瑞：《基础设施出口战略博弈下的中日竞争与合作》，《东北亚学刊》2016年第4期。
常思纯：《日本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格局及对华影响》，《东北亚学刊》2016年第5期。
翁鸣：《中日海外投资差异分析和对策建议》，《国际经济合作》2015年第10期。
刘光友：《日本企业的“中国+1”海外直接投资战略探析》，《现代日本经济》2016年第6期。
「M&A東南アで最高にー日本企業成長市場に足場」『日本経済新聞日刊』2013年12月17日。
日本贸易振兴会世界投资报告：《2015年东盟投资报告》，2015年8月7日。
〔日〕小岛清：《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经济学的角度》，文真堂，1985。
徐敏：《中国与东盟国家相互投资的现状、特点及展望》，《东南亚纵横》2016年第2期。
魏占福：《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企业技术开发》2014年第3期。
衣长军：《中国与美日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动因国际比较》，《宏观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
邓超正：《中国对东盟国家投资选择的决定因素：动态分析及中日比较》，《海南金融》2013年第8期。
张建平、邓莹：《高铁建设提高中国在湄公河流域的影响力》，人民网，2011年5月25日。
谢东丹：《“一带一路”视角下中日合作趋势探析》，中日经贸合作45周年回顾与展望：全国日本经济学会2017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哈尔滨，2017年6月。
《日本拟加大对东盟基础设施投资》，FT中文网，2016年6月17日。
王曼怡、石嘉琳：《新常态下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研究》，《国际贸易》2015年第5期。
Huong Le Thu，“An Opportunity，A Challenge and A Threat：An Assessment of the Sino-Japanese Competitionin CLMV，” Singapore：RISI Policy Report，Nan 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2014.
[1] 本文原载于《现代日本经济》2017年第6期。
[2] 金仁淑，经济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日本经济、国际金融。
[3] 1995年巴格沃蒂提出了“意大利面碗”现象，主要指在FTA和RTA等特惠贸易协议下，各个协议的不同优惠待遇和原产地规则。原产地规则就像碗里的意大利面条，一根根地绞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在东亚既有多个双边自贸协定，也有RCEP等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谈判，相互交叉，形成了“意大利面碗效应”。
[4] 王勇辉、周忆丽：《中日对东盟投资的比较分析》，《东南亚研究》2012年第2期，第38～45页。
[5] 张怡斐：《中日对东盟直接投资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海南大学，2015；郝帅：《基于SWOT分析视角的中日对东盟直接投资影响因素比较》，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5。
[6] 刘瑞：《基础设施出口战略博弈下的中日竞争与合作》，《东北亚学刊》2016年第4期，第38～43页。
[7] 常思纯：《日本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格局及对华影响》，《东北亚学刊》2016年第5期，第39～45页。
[8] 翁鸣：《中日海外投资差异分析和对策建议》，《国际经济合作》2015年第10期，第26～29页。
[9] 关于“雁行模式”的弊端详见笔者早年的研究成果：金仁淑《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雁行模式”再思考》，《日本学论坛》2003年第1期，第33～39页。
[10] 刘光友：《日本企业的“中国+1”海外直接投资战略探析》，《现代日本经济》2016年第6期，第30～33页。
[11] 「M&A東南アで最高にー日本企業成長市場に足場」『日本経済新聞日刊』2013年12月17日。
[12] 日本贸易振兴会世界投资报告：《2015年东盟投资报告》，2015年8月7日。
[13] 日本贸易振兴会世界投资报告：《2015年东盟投资报告》，2015年8月7日。
[14] CLMV国家包括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
[15] 〔日〕小岛清：《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经济学的角度》，文真堂，1985。
[16] 2015年日本占东盟吸引外资总额的17.8%，位居第一，而中国仅占8.4%。
[17] 日本与东盟之间投资流向一直是以日本向东盟的单向流动为主；日本对东盟投资地区分布虽然也是相对集中，但对不同国家的投资产业集中度较高，因此与中国对东盟投资相比，呈现相对多样化的特点。
[18] 近年来中国分别为缅甸和柬埔寨的第一大外资来源国、老挝的第三大外资来源国。
[19] 徐敏：《中国与东盟国家相互投资的现状、特点及展望》，《东南亚纵横》2016年第2期，第76页。
[20] 衣长军：《中国与美日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动因国际比较》，《宏观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第66页。
[21] 邓超正：《中国对东盟国家投资选择的决定因素：动态分析及中日比较》，《海南金融》2013年第8期，第31页。
[22] 张建平、邓莹：《高铁建设提高中国在湄公河流域的影响力》，人民网，2011年5月25日。
[23] 谢东丹：《“一带一路”视角下中日合作趋势探析》，中日经贸合作45周年回顾与展望：全国日本经济学会2017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哈尔滨，2017年6月，第323页。
[24] 《日本拟加大对东盟基础设施投资》，FT中文网，2016年6月17日。
[25] 王曼怡、石嘉琳：《新常态下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研究》，《国际贸易》2015年第5期，第45～46页。
[26] Huong Le Thu，“An Opportunity，A Challenge and A Threat：An Assessment of the Sino-Japanese Competitionin CLMV，” Singapore：RISI Policy Report，Nan 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2014：9-11.
[27] 王曼怡、石嘉琳：《新常态下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研究》，《国际贸易》2015年第5期，第45～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