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民政府整合地方实力派的外部因素

一 外国因素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外国因素对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与日俱增。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这种因素的影响更是前所未有。西方学者亦指出，外国尤其是西方列强在通商口岸、租界、租借地等，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的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种种特权，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心态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30]对这种影响，时人的感受直接而具体：“如在中国的中心要开一枪，没有不射着外国利益的。”[31]后来的学者则有更为深刻理性的观察：“民国时代的中国是由它的对外关系的性质所界定、塑造，并且最终必须依此来解释的。”[32]西方列强由于实力对比的变化以及战略重心的转移，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对中国的影响不尽相同。英国在西方国家中率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实现了工业化，在近代早期对中国影响最大。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后，开始对外扩张，矛头直指中国，对中国的影响呈直线上升之势。这种影响在国民政府时期发展至顶峰，“构成了中国政治活动的框架”，以致国民政府在“建国方面的每一次努力都受到了日本问题的影响”。[33]

就国民政府对地方实力派的整合而言，毫无疑问也受到了外国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不同条件下作用各异，既有负面的掣肘，也有整合的动力。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外国主要是西方列强为了获取和保护在中国的各种利益，一方面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作为中央政权与代表中国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对与南京保持半独立状态的地方实力派又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不仅与之往来，甚至暗中给予资助。代表性的例子是，德国在与南京中央政权发展关系的同时，又在与广东实力派互动方面不遗余力。南京中央以及蒋介石向德国抗议，德国以强国自居，态度傲慢，声称：“像我们这样的强国，没有义务为自己在国外的行动向别的国家解释什么。”[34]至于日本，为了侵略中国，更是充分利用中国不统一的状态，有意扶持与南京中央保持半独立状态的地方实力派。陈红民的研究披露出高举“抗日”大旗的两广实力派与日本接洽的种种情形，并将双方的接洽总结为四个层面：与日方各类代表接触、经济合作、军械援助、中山大学的建筑款项等。[35]日本在把侵略矛头指向华北后，又策划晋绥地区的阎锡山、平津地区的宋哲元以及山东的韩复榘等实力派“自治”“独立”。日本并非厚待地方实力派，而是破坏北方的中央化，阻挠中国统一。时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的观察可谓一语中的：“日本国策在不要中国统一，凡是有统一力量的日视之都如蒋。”[36]

由于列强或基于实用主义态度，或基于侵略的需要，与地方实力派多有往来，甚至予以扶持，地方实力派无论是主动的反蒋还是被动的自保，都有了一定的资本与凭借。在“蒋档”中，有不少蒋介石为阻止地方实力派从外国购买武器而要求与外国交涉的相关资料。如1934年3月6日，蒋介石致电汪精卫称：

现在各省在各国自由购买军械飞机，而以粤对英法德美意，鲁对日意为甚，并其中有毒瓦斯原料在内。请各国公使向其各本国劝阻，并令我各驻外公使与驻在各国切实交涉禁止。此次新英使来京，请与之恳切商谈，只要英国与香港能实行，则其事大半可成也。以并非不准其卖，但必欲中央护照，以重国交。如何，请设法进行为荷。[37]

4月8日，蒋介石就法国放任其所属殖民地向两广交易军械事致电汪精卫：

军械入口之取缔，法国政府纵允照办，而恒放任安南政府为之。粤桂滇皆与之接壤，若不能为有效之限制，则为患不知胡底？可否以访查所得已往之事实为根据，向法国政府再为一度郑重之交涉，务使安南亦就范围，尚冀费神洽办为荷。[38]

诸如此类，也从侧面反映出西方列强与地方实力派交往扶持的方式、方法。

其二，国民政府时期，随着日本侵华的步步推进，中国的民族危机不断加深。民族危机所激发的空前高涨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成为国民政府整合地方实力派的主要资源。一方面，南京中央借民族危机向地方实力派尤其是反蒋实力派施加压力。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声称“团结”的重要，“要救国，唯有团结内部，要救党也唯有团结内部，要对外格外的要团结内部”，“如果对内不肯退让，那就对外不能进展；不但不能进展，而且对外与对内的效果，完全成一反比例”，“对内如能退一步，那就是对外能进十步。假设对内要进一步，结果必是对外完全失败，这是必然的定律”。[39]国民党召开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时，广东实力派正高举反蒋大旗，誓逼蒋介石下野而后快，蒋介石则试图以“团结对外”为由消解广东的对抗。

在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加深的情况下，地方实力派掌控的诸多省份爆发了严重的军事冲突。南京中央一意经营长江中下游等统治核心区域，对其他地方的军事冲突无可奈何，无力以行动制止。以民族大义呼吁地方实力派停止内争是国民政府祭出的为数不多的武器。川战爆发后，蒋介石致电川战双方称，“战祸一旦爆发，匪特陷川民于涂炭，增西南之纠纷，且国联会议必贻以极不良之印象”，“彼蓄意亡我之强敌，方尽情丑诋谓吾辈民族无组织无纪律，谓吾辈军人昧于公仇而勇于私斗，种种恶宣传皆将为之现实证明。此真仇雠者之所快意，爱国者之所痛惜也”。要求刘湘、刘文辉、田颂尧、邓锡侯、杨森等人“各饬所部，互相容忍，互释误会，各驻原防，毋许擅离。纵有不得已之苦衷，应亦陈明中央静候处置，万不诉诸直接行动”。[40]

在民族危机日趋严峻的背景下，地方实力派的反蒋活动即使是高举抗日大旗实际上也并不容易获得道义上的支持。南京中央系统不必说，对反蒋自然是颇不以为意的。陈诚对国民政府的腐败忧心忡忡，认为蒋介石难辞其咎，“现在政治腐败，蒋先生实应负责，如湖北之何成濬、安徽之陈调元等之劣迹，实在国内能选出第二人来？”但其对反蒋亦嗤之以鼻，“中国民族性向打胜家，不问是非曲直，只要某人专政，大家即结合而推倒之，并不问自己将来有无把握，只求目前个人利益，此年来之所以多乱也”。[41]晋绥实力派的核心成员徐永昌认为反蒋无非争权而已，两广反蒋、福建反蒋，“亦谋上台及争权而已”。“吾人谋于不倒任何人之情况下，谋一出路。只要公认其人在六十分上者皆容留之。只求一较善制度，各不侵犯。在现状下大家裁兵，各自休养生息，以求进步可也。”“西南时时鼓动北方捣乱者，有的为反蒋，有的为自主，甚至有鼓动人家乱起来，他们才可乘机要地盘、要钱，这虽说的过甚一点，但他们真不配说爱国也。”1935年夏，徐永昌听闻“两广有出兵湖南反中央说”，认为“稍有国家思想者，无不愤慨”。[42]汪精卫改组派的重要成员陈公博分析十九路军反蒋失败原因时亦指出：“中国那时真是民心厌乱，南京若无很大的罪状，无人愿意附和。”“那时十九路军以抗日为号召的，他们处在福建，迫近台湾，非和日本妥协，难于发动，这一点实在陷真如（指陈铭枢）于两难论，无从解释。”[43]大公报社社长吴鼎昌称：“对外长久抵抗，非从政治、军事、教育、经济各种建设入手不可，但唯一之障碍，为国内战争。苟内战不能废止，一切均无从谈起。”[44]地方实力派的反蒋无疑是在制造内战，自应在废止之列。

即使以1932年后反蒋最为激烈并付诸实际行动的十九路军而言，其内部将领的反蒋态度其实并不一致。蔡廷锴是十九路军的主要负责人，虽对蒋介石有颇多不满，但其最后参与福建事变，实有被逼参加、“不计成败”的无奈。[45]“一·二八”淞沪抗战后，蔡廷锴在对日问题上与蒋介石出现分歧而渐生不满。但在公开场合，蔡廷锴注重军人身份，站在南京中央立场讲话。对于广东的半独立状态，他更是忧心忡忡：“国难如此，所谓党国要人，尚不知觉悟，将来又不知要演变至如何程度。”[46]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的签订被论者认为是“十九路军与蒋关系的重大转折”，[47]但具体到蔡廷锴的态度，则需要做更为深入的分析。蒋介石认为蔡廷锴“虽其本身立场不能不反对停战，然而为陈铭枢感情逼迫”。[48]据蔡廷锴自陈，通电是秘书长孙希文与蒋光鼐拟好交给他的。[49]且在6月3日即致电蒋介石，愿将北上抗日部队开回闽省，以增加“剿共”兵力。对此，蒋介石非常满意，视“为近日时局之一大关键也”，并称赞蔡是“血性超人，胸怀坦白，为袍泽中最有爱国思想之一人”。[50]陈立夫派人调查陈铭枢与蒋光鼐的关系，却认为蔡廷锴“没有问题”。[51]十九路军其他高级将领，即使在福建事变发动前夕，大多也对反蒋持消极甚至反对态度。在事变前蔡廷锴召集的动员会上，“沈光汉、区寿年、谭启秀三人只表示回去传达作准备，军人对命令当然要服从，而毛维寿、黄强、张炎、邓世增等人面带笑容不开口，对同红军和平相处，对反对南京之事一无表示”。掌握财务后勤负责人员邓瑞人、曾蹇“在政治上不同意即行反蒋，也不同意与红军合作”。“已离开十九路军的老将领戴戟，最后来闽，也不同意此时发难。”[52]可见，在民族危机日趋严峻的情况下，即使是对蒋介石不满的地方实力派对反蒋亦颇多顾忌。从国民政府对地方实力派的整合角度而言，这无疑是有利因素。

国民政府在整合地方实力派的过程中，充分利用民族主义，并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全面抗战爆发前，地方实力派聚集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共御外侮。值得思考的是，由于有现成的民族主义资源可以充分利用，国民政府在对地方实力派的整合中是否过于倚重这一资源而形成某种程度上的路径依赖。地方实力派与国民政府之间内在张力与矛盾并没有在实质上解决，民族主义资源又具有时效性与外部性，一旦中日民族矛盾趋向缓和甚至最终解决，国民政府对地方实力派某种程度的整合又会出现裂缝。

其三，外国因素主要是中日民族矛盾的尖锐影响了国民政府整合地方实力派的方式。九一八事变之前，在外患尚不严重的情况下，国民政府面对地方实力派的挑战是“明令讨伐”而后止。1932年后，国民政府面对地方实力派无视中央权威的杯葛寻衅，多能妥协以谋消解。主政中枢的蒋介石感叹：“余平生颇自谓有胆而能言，近则再四与人详商，亦曲近人情也。”[53]阅读1932年以后的蒋介石日记不难发现，蒋介石对地方实力派，反复强调隐忍。如1933年7月25日记：“对国内军事政治皆取守势与忍辱负重，以全力剿匪，对闽粤皆主退让。”1935年7月12日记：“对两广力求团结忍耐迁就，此时无论对内对外，一以忍字为重。”[54]

二 中共因素

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国民党疯狂反共“清党”，制造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人肩负崇高的革命理想，不为所惧，毅然高举革命大旗。从在国民政府统治核心的繁华都市发动武装暴动，到在统治薄弱环节的偏僻乡村建立工农武装割据，从长江流域到西北高原，共产党在大革命遭遇重挫后再次成为民国政治中的重要存在。中共因素对国民政府整合地方实力派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影响。

首先，共产党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策略使国民政府对地方实力派的整合面临更为复杂的形势。出于生存发展以及内外斗争的需要，共产党十分重视对处于半独立状态的地方实力派的争取。还在共产党革命重心向农村转移的初期，毛泽东已充分体认到南京中央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是工农武装割据极为重要的客观条件。[55]共产党最初主要还是对这种矛盾加以顺势利用，并未对地方实力派展开积极的统战工作，甚至一度把坚定反蒋的十九路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1934年共产党为实现战略转移，主动与广东实力派接洽并成功借道。这种与地方实力派的联系也主要还只是生存的权宜之计，尚未上升到统战政策的高度。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共产党逐渐体认到“关门主义”的左倾错误，统战范围扩大到国民党内地方实力派。1935年12月25日，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上强调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民众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无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保持中国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蒋介石”。[56]这一统战策略意味着只要不是蒋介石，包括国民党内的任何地方实力派都在统战范围之内。瓦窑堡会议为共产党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共产党进入西北地区后，积极地联络接触地方实力派，特别是联络正在西北地区肩负“剿共”责任的张学良和杨虎城等人。共产党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使得国民党对地方实力派的整合面临着极其强劲的对手。

其次，反共、“剿共”是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的政治正确，批评蒋介石“剿共”不力或携共自重成为国民党内地方实力派反蒋的重要依据。大体而言，地方实力派以蒋介石的“剿共”政策做文章可分为四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剿共”初期，蒋介石把“剿共”当作地方事件处理，主要以当地驻军尤其是杂牌军“剿共”。反蒋派批评的主要内容是蒋介石“剿共”不力，借“剿共”削弱杂牌军。有粤方背景的刊物《南华评论》在1931年发表的《剿共与纵共》一文颇具代表性。该文认为共产党的“星星之火，竟成燎原”，“且有不可收拾之势”，“完全是由于蒋介石一个人所纵容”，蒋介石“除将长江流域各异己军队，尽使剿匪之外，并且连北方孙连仲的队伍也抽来了，而自己却挂着总司令名义，优游沪宁之间，事实上是司而不令，令而不总，所有剿匪的军队，均各自为计，逡巡瞻望，于是共匪得各个包袭，遂其暗算，异己军队消灭了一分，共匪的势焰又高了一级，而蒋介石又可以借词刮钱，更可以再调异己军队去送死”。“这种阴谋，岂非高妙绝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么？”[57]

第二个层面是经历杂牌军“剿共”无果后，蒋介石将黄埔嫡系调至“剿共”前线，并着重培植嫡系，认为唯有嫡系才能有所作为。地方实力派指责“剿共”只是蒋介石培植嫡系的重要手段。徐永昌的分析堪称典型：“蒋先生一意要造成完全的黄埔系师长，以为如此才算自己的势力，才能救国，才能有为”，“蒋先生不过借剿匪增重自己势力耳”。[58]

第三个层面是随着国民政府第五次“围剿”的不断推进，地方实力派忧虑“剿共”之后蒋介石必将不利于己。不仅与“剿共”区域地缘相近的两广担忧，甚至远在北方的山西对此亦是忧心忡忡，对蒋介石如何谋划山西做出种种推测。[59]

第四个层面是随着第五次“围剿”未竟全功，红军突围西撤，地方实力派指责蒋介石“放水”纵共，忧虑蒋介石以“追剿”为由行统一之实。追随胡汉民反蒋的萧佛成称：“蒋氏倾国之兵于南方，名为剿共而使共军得突围西窜。当共军率其精锐分道袭攻我军之时，不闻所谓中央以一兵一卒加于共军之老巢，以收夹攻之效，则蒋之用心，尤益明显。”“所应最注意者，须防蒋军借追击共军为名，乘机跟踪而来，使我猝不及备。”“假如共军决心放弃赣南及闽西以图黔川，则蒋必借口统一赣省而夺取我已得阵地，而驻闽西之蒋军则因共军已放弃长汀而无后顾之忧，可以用全力压迫我东区。”[60]

最后，“剿共”也为国民政府整合地方实力派提供了某种便利。强调“匪患”严重为南京中央消弭地方实力派的挑战以及制止地方军事冲突提供了政治资源。比如，国民政府试图以此阻遏四川内战。蒋介石警告参与四川内战的实力派田颂尧，“统筹剿匪，万不容再缓。若欲先以军事行动，彻底解决内争，将有欲速不达之虑，恐川未定而匪已坐大”。“吾人处理国事，不可无定见，尤不可有成见。轻重缓急之间，自宜权衡，以使之适当。”[61]“剿共”还是国民政府拉拢联络地方实力派的重要场域，具有某种意义上的“统战”功能，无论是对南方的两广，还是北方的晋鲁，都发挥过这种作用。1934年红军经西南诸省进行战略大转移，南京中央更是顺势大加利用，开启了对长期处于割据状态的四川、贵州、云南等省的统一进程，并得以将四川、贵州等省的军政和财政等纳入中央政权的统一架构之下。同时，对公开反蒋的两广也形成了战略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