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已有研究文献和理论基础,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出发,使用社会网络描述统计、相关性分析和指数随机图模型(ERGM),对腐败网络的结构和特征以及腐败行为人的特质等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理论推演、假设检验和归纳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腐败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行为,而是一个基于社会网络的复杂社会现象。由腐败行为人之间的相互联系结成的腐败网络,既是腐败的产物,同时又是腐败的载体。我们结合新时期腐败行为的新变化和新特征,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出发分析腐败网络,为认识、预防和惩治腐败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这对遏制腐败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对腐败网络的内生特性进行理论阐释和实证检验,发现腐败行为具有网络嵌入性,这表明腐败交换同时受到网络结构和个体行为的双重影响。Lambsdorff认为,腐败治理及相关研究不仅要重视腐败行为者,关注个体的经济理性和道德态度,更要重视腐败行为者之间所形成的网络联结,寻求瓦解腐败关系的方式。事实上,社会资本的负向作用在腐败关系中得到了体现,本该发挥积极效应的社会资本与腐败结合,使得掌握更大权力、占据关键位置的官员获取更多的不当利益。因此,治理腐败的重要手段是要充分认识社会资本的负面价值,清除腐败网络生成、蔓延的社会土壤,积极引导与培育具有一定数量和质量并发挥积极效应的、最广泛的、桥联性的社会资本,而不是让“结构洞”的关键位置为少数个人长期把持。
在腐败行为者所使用的社会资本中,位置与腐败行为的关系较为明显。虽然通过贪腐行为获取更多利益的行为者是占据更多结构洞关键位置而非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的人,但由于掌握社会资源的多寡与腐败官员的级别(权力)之间有着高度的正向相关性,而官员的级别(权力)又对腐败网络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即便在社会资源与腐败官员贪腐金额无显著相关的情况下,也要重视级别更高、权力更大、社会资源更多的腐败官员对整个腐败网络的影响,他们可能比单个官员的巨额贪腐对党、国家和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在实际权力运行中,官员的关键位置与任职时间影响其社会资本的获取,长期占据关键位置的领导干部积累了丰富的人脉,这极易导致腐败的发生,尤其是一地或一部门的“一把手”,可能会与其他领导干部、相关利益主体等结成利益共同体,形成紧密的利益链,一旦走向腐败,其主导或参与的腐败行为会腐蚀更多的领导干部,形成纵横交错的腐败网络。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彻底铲除作为腐败网络的土壤的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只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强化纪律的刚性约束,对那些违反纪律、投机取巧、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的人,严格防范,依纪依规处理,才能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现阶段,要加大异地跨部门选拔任用领导干部力度,重点梳理长期在一地任职的领导干部在当地的社会资本,找出容易引发腐败的关键位置和节点,避免带病提拔现象的发生(廖冲绪、李后强、周冬,2017)。
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对腐败网络进行实证分析,是一次对腐败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探索,因此整个研究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方面,数据不够完善。我们根据权威媒体新闻报道收集的数据没能囊括所有的腐败行为者。一是出于安全保密的考虑,部分涉腐案件的信息未做相应的公开,因此这部分数据我们无法获取。二是在反腐高压态势之下,落马腐败分子的数量持续更新,使得可能联结的腐败网络节点不断变化。但是,我们长期持续对文本的跟踪观察和收集整理,完成了主要腐败行为者信息的收录,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其结论有着较强的理论解释力。另一方面,建模相对简单。由于我们收集的数据来自腐败分子落马后的新闻报道,其相关变量如官员的级别、贪腐金额等均为最终的截面数据,缺少时间序列的演进过程,因而腐败网络的动态发展过程自然就无法展现。此外,在描述腐败网络时,我们没有按照人际交往及血缘、友缘、地缘和业缘关系考虑网络节点的方向性、边的强弱性和其他网络协变量的影响。待相关数据完善后,这将成为我们下一步的研究重点。总之,基于实证数据的腐败网络研究是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进行腐败研究的初步尝试,我们希望在纪检监察部门的支持下,充分收集相关数据,通过腐败网络演化的动态分析、还原真实,在复杂的腐败现象中,发现腐败行为的成因,找到腐败网络的传导机理和演变过程,寻求到有效治理腐败的现实路径。
参考文献:
白锐,2010,《社会网络的结构与文化:腐败问题再研究》,《中国行政管理》第9期。
过勇,2017,《十八大之后的腐败形势:三个维度的评价》,《政治学研究》第3期。
廖冲绪、李后强、周冬,2017,《地方“一把手”腐败的影响研究——基于十八大后落马市委书记的实证分析》,《社会科学研究》第1期。
刘亮,2013,《基于指数随机图的社会网络构建关键技术研究》,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罗纳德·伯特,2008,《结构洞:竞争的社会结构》,任敏、李璐、林虹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毛益民,2013,《腐败网络的结构类型、特征及运行机制》,《廉政文化研究》第5期。
任建明,2014,《人际关系与政治生态》,《人民政坛》第11期。
唐利如,2011,《腐败网络:特征、类型和机理——社会网络理论视角的腐败及其治理》,《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汪波,2017,《当代中国腐败测量与双重嵌入剖析——基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查处的实证分析》,《社会科学战线》第5期。
殷盈,2015,《社会资本视域中腐败网络生成的过程与后果》,《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Granovetter M.,2007,“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Corruption,” in Victor Nee and Richard Swedberg(Eds.),On Capitalism,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pp.152-172.
[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题研究”(16XDJ007)的阶段性成果。
[2] 作者简介:周冬,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政治传播、经济治理;廖冲绪,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党建、基层治理。
[3] 网络科学研究者普遍发现,绝大多数实际网络的度分布服从幂律分布。由于幂律分布具备标度不变性,因此,网络科学研究者将度分布服从幂律分布的网络统称为无标度(scale-free)网络。我们研究的腐败网络亦符合此特征。
[4] 我们通过个案观察发现腐败网络中也存在度中心性较小但介中心性较大的腐败行为者,这些人占据结构洞的关键位置,跨越各大子群腐败网络之间,发挥桥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