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他性理论引入文学研究的意义
“主体与他者不可分离”的观念，经由黑格尔、皮亚杰、拉康、列维纳斯以及德里达等理论家的多向阐述，逐步生成了“主体属性的他性维度”等新的学术论域。主体研究的学术重点，也开始由“主体自足独立”向“主体离不开他者”、由“主体即人”向“主体或人或非人”、由“主体属性等于主体性”向“主体具有主体性和他性的二重属性”转变。具体到文学研究中，则表现为：作为主体的文学，其属性由主体性的层面走向他性的层面；其范围由创作主体、对象主体以及接受主体走向文本主体、语言主体、结构主体，甚至历史主体、文化主体、社会主体、宗教主体、种族主体以及性别主体等；其功能则由建构走向解构，由认知走向道德。
文学主体具有主体性与他性的二重性。主体性与他性的张力互动，不仅是推动文学主体话语生成、确立和更新的内在动力，而且是解读当下文论话语面临困境的学理缘由，还是后现代语境下文学主体研究的基本内容。
一 困境与出路
当下对文学意义的挖掘，正陷入“主体性唯一”、“认知性终极”以及“方法性排他”的思维困境，并出现“理论失范”“实践失语”“创新乏力”的现实尴尬。
文学主体研究一直注重主体性的建构，严重忽视文学他性的理论阐释，由此导致了文学主体问题的“畸形开发”，也带来主体性文论话语的现实困境。世纪之交，受解构主义理论思潮的影响，同一性的文论话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文学本质被消融到地域、性别、民族、种族、宗教等广阔多样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之中，文学本质研究似乎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几乎所有理论话语都尝试界定文学的同一性本质，由此，也形成了多样化的文学本质论话语，如审美本质论、意识形态本质论、生活本质论、社会本质论、实践本质论、关系本质论等。通常而言，同一性的文学本质研究，所追求的理论目标是构建认知性的、科学化的文艺学体系。由此，认知性的本质研究占据文论话语中心地位和主导地位的话语格局也逐步形成了。此外，认知性的本质研究，还凭借它在力量对比上的优势，不断地对非认知性的文学研究进行排斥或同化，甚至还具有不断巩固和加深自身地位的主体性倾向。就认知性的研究而言，认识文学的本质是文学研究活动的最高目标，它在观念上信奉有一个终极的文学本质先天自足地存在，认为只要研究方法得当，认识活动就可以抵达本质认识的终极目标。然而，当这一观念受到强烈质疑时，也预示了认知性文学研究危机的来临。于是，此时的文学研究便成为反思和调整的对象。
倘若本质研究仅仅是作为一种方法论，则实在无可厚非，因为它有着自身的效用范围，以及以本质论方法切入认识对象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当然也有自身的局限性）；然而，当本质论方法开始对其他研究方法排斥时，则它的理论目标也就走向了反面，这种情况使“研究他性”出场。具体而言，非本质论研究方法长期以来所处的地位一直是边缘化的、次要性的；然而，当这种沉默的、边缘化的、次要性的他者受到来自本质论研究方法的强力排斥时，这种他者之性便会骤然显现，[1]从而形成对本质论研究方法这一主导性的、中心化的研究方法的强烈反拨。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认知性的文学本质论研究引发了文学研究中“研究他性”的显现，从而终止或悬置了文学本质论研究的理论目标。
造成终止或悬置文学本质论研究之理论目标的原因，除了研究方法层面的“研究他性”的出场外，还有一个“内容他性”的问题。何谓“内容他性”？在文学研究中，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自身有着复杂的认识构成，即认识对象呈现给认识活动的内涵结构。不同认识对象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学研究活动提供了不同的内容视域，从而间接地影响理论话语的形成。然而，在文学本质论研究的视野中，它仅专注于揭示本质性的、可供认知的内容对象，忽视了那些非本质性的、非认知性的内容对象，由此便造成认识构成中的“畸形开发”，从而促生了内容构成中他性的显现。再加上这些“内容他者”受到居于中心和主导地位的本质内容之强力排斥，于是，“内容他者”之他性便凸显出来，这就是所谓的“内容他性”。
导致“内容他性”的出场，除了力量对比的原因外，还有文学本质论研究的内在原因。它主要表现在：认知性的文学本质论研究无视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自身复杂的认识构成，简单化地将认知性的研究方式和方法套用在所有内涵对象上，从而引起非认知性的内涵对象（即内容他者）对认知性研究的强烈反抗，导致“内容他性”的显现。在这里，“内容他性”的显现有“排斥性”与“套用性”之分。其中，“排斥性”主要是借助对自身地位的确认和巩固而得以显现；而“套用性”则主要是忽视或无视“内容他者”的存在，从而导致“内容他性”的显现。总之，“研究他性”是就研究方法而言的，而“内容他性”则是就作为研究对象的内容而言的，它们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
通过对传统文学研究的上述反思和检讨，本文认为，传统的文学研究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内容上，不仅潜在地制造了多样的他者，而且带来文学他性的显现。文学他性研究能深层地揭示文学自身的结构状态和生存境遇，无论是在深化文学基本理论认识层面，还是对把握当下文学研究的现状和趋势来说，都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基于此，本文将从他者与文学他性的视角，全面梳理和阐释他者的内涵以及文学他性的作用机制，旨在为进一步推进当下文艺学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启示。
二 必要与可能
他者与他性研究，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无论在大众媒介还是学术研究中，无论在一般性的学术论文还是专题性的硕博士学位论文中，都非常普遍，甚至形成一股热潮。而文学他性研究却显得非常薄弱，刚刚起步。其中，既有广泛的现实原因，更有深层的学理原因，至少应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他者思想的超语言、超理性、超学科的理论品格，在一定程度上对具有潜在学科色彩的文学他性研究必然产生学理上的怀疑。从理论发生的角度而言，他者理论源于思想界对西方形而上学哲学传统的批判，理论思路主要是颠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以达到解构形而上学哲学传统的目的。具体做法是：从意识、思维、理性、语言、学科乃至性别、种族、地域、宗教、权力、历史、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挖掘和阐释主客二元的思维结构，并加以毫不留情地解构，从而逐步形成超语言、超理性、超学科的理论品格。换个角度看，他者理论似乎本身就含有消解学科、超越学科的理论成分，它构成对文学他性研究之合理性的怀疑，以及文学他性鲜为人所用的现实。显然，这并不难理解。[2]
第二，他者理论强烈的反本体论倾向，与文学他性研究的本质论建构在理论旨趣上并不一致。尽管他者理论反思和批判了西方传统的本质论思维，但是在具体的理论操作中又不免陷入另一种本质论，即他者本质论。[3]然而，这种理论归宿并没有妨碍他者理论对传统本质论的批判与解构，它的反本质主义的特点仍然非常鲜明。基于此，他者理论势必会对潜在地具有本质论倾向的文学他性研究构成某种程度的排斥或拒绝。
第三，在西方的观念传统中，文学长期以来都是作为哲学（或神学）的“婢女”而卑微地存在。在哲学研究面前，文学研究往往充当哲学观念的注脚，其理论地位的低下不言而喻。可以说，西方的文学和文学研究在强大的哲学和哲学研究面前，扮演的是边缘性的、受排斥的他者角色。不仅如此，文学他性和文学他性研究，在哲学和哲学研究以及业已形成学术热潮的他者和他者研究面前，似乎具有来自文学和文学研究以及他者和他者研究的双重他者身份。显然，如果文学他性研究之他者身份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摆脱，文学他性研究就难以走到前台。[4]
第四，文学研究自身所面临的发展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悬置了文学他性研究的出场。在西方后现代文化转向的理论冲击下，跨学科研究、消解学科边界的现象比比皆是，而以固守学科边界为准则的文学研究，在现实面前必然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乃至其生存受到巨大威胁。如果说文学他性研究是文学研究之一部分的话，那么，人们不禁要追问，既然母层面的文学研究都面临威胁，那么子层面的文学他性研究还有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吗？显然，当下文学研究的现实困境，在客观上制约了文学他性研究的发生和发展。
尽管导致文学他性研究迟迟不出场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是，笔者仍然认为，在当下文学他性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可能，理由如下。
从学科意识来讲，在西方当代学术中，超学科、跨学科、后学科的呼声异常高涨，对学科意识范型内的文学构成严峻的挑战，文学学科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文学研究也面临自身的反思和调整，然而，文学学科存在的合理性依据并没有因此而消失，[5]现实中，它仍然以自身特有的方式存在着，尽管存在的方式不断地调整，内容也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目前，文学学科依旧存在，现实中的文学以及文学研究也用事实确证了文学和文学研究存在的必要性，这必将为文学他性研究提供现实的条件和发展的可能。
从本质论追求来讲，他者理论的反本质主义倾向并不是彻底的、完全的，它“打着学科的旗号反学科”的实际运作，在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中随处可见。譬如，作为他者理论话语之一的“道德他者”，在理论阐释的具体过程中仍旧贯穿着学科化的追求。其中，学科既充当了新的理论话语（即“道德他者”的理论话语）的对象范围，在道德学科的范围内探讨他者问题，又切实地贯穿了道德学科的基本内容，如“为他人”思想等。此外，该理论话语的形成以及理论内涵的演绎，同样也遵从了本质化、学科化的言说思路。因此，他者理论的反学科化、反本质主义的理论追求，并不妨碍他者理论本身所进行的学科化、本质化的努力，拿他者理论之反本质、反学科的理论立场去否定文学他性和文学他性研究存在的合理性，理由是不充分的，也是危险的。
从研究身份[6]来讲，正如前文所述，处于边缘化、受排斥地位的文学研究，在强势的哲学研究面前，在包含哲学和文学等多种形态的研究家族中，其身份或地位是“他者”。进而言之，文学他性研究的身份则更为特别，它甚至具有双重的他者身份：一方面，它是文学研究家族中的他者；另一方面，又是他者研究家族中的他者。然而，形形色色的他者身份不应该成为制约文学他性研究的现实障碍。相反，如果我们要对文学和文学研究进行深层反思的话，文学他性研究必不可少，因为它能深层地揭示文学自身的生存境况，对于深化文学认识以及把握文学研究的现状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从现实境况来说，当下中国的文学研究正面临“合法性危机”，[7]包括文艺学边界的游离，文学研究对象的泛化，文学学科的边缘化，文学理论应对现实问题的“失语”，文化研究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大行其道，等等。这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已经构成当下文学研究的现实语境，不能回避，只能面对。因此，从理论阐释和学术生成力的双重要求出发，引入新的理论视角，以整合当下文学研究的现实资源，推动文学研究走出困境、谋求学术新发展，已经成为当前文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实际上，文学研究的当下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忽视和排斥文学他性研究的现实结果。因为在文学自身的复杂认识构成中，本来就存有文学他性的内涵对象，诉诸文学他性本来就是文学研究的应有之义。只不过现实的研究严重忽视或主动排斥文学他性的研究内容，所以才导致“研究他性”和“内容他性”的出场，并引发文学研究危机。基于此，文学他性研究是在研究内容方面实现对现时文学研究的纠偏、深化和拓展。
从理论整合力来讲，文学他性理论不仅具有强大的现实阐释力，即能够从他性理论的高度回应当下文学现实中所存有的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如文学的“越界”“扩容”“转向”问题，对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的担忧问题，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生态存在论美学的出场问题，文化诗学的调和问题，文艺社会学的发展问题等；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还可以整合当下文艺学的诸多理论资源，包括文化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化批评、文化诗学、文艺社会学、生态存在论美学、文艺美学等。实际上，文学他性是文学主体性追求以及文学本质论努力[8]过程中的一个重大的基础理论问题。其中，文学主体性主要涉及文学自身不断认同的问题，文学本质论主要涉及文学学科走向独立的问题。然而，无论是自我认同还是学科独立，都贯穿着一个“他者与他性”的问题，即文学对文学之外的一切“他者与他性”、文学研究对文学研究之外的一切“他者与他性”不断进行排斥或同化，不断走向下定义、确定边界和学科的视野或论域，且这种倾向始终存在于文学主体性追求以及文学本质论努力的过程之中。基于此，从他者和他性的角度而言，从来就没有过所谓的确切的文学定义、文学边界和文艺学学科。当下文论话语的建构，包括文化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化批评、文化诗学、文艺社会学、生态存在论美学、文艺美学等，其独特的理论追求，归根到底还是文学他性的凸现或隐没问题，或者说，确定文学的定义和边界以及文艺学学科的解构或建构问题。文学存在于文学主体性与文学他性的交互运动中，[9]任何只强调其中一面的理论话语，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导致另一面的骤起，从而引起他性的显现。基于此，作为学科的文学研究，既要有学科意识，又要有超学科意识，既要注重文学主体性的研究，又要注重文学他性的研究，两者不可偏废。
从学术生成力来讲，文学他性是文艺学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它对于比较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研究等都具有强大的理论渗透力。从比较文学来讲，无论中西比较还是古今比较，无论观念比较还是方法比较，都无法回避思想观念、文化样式、表达习惯、文化内涵等方面的差异所带来的他性问题。在比较文学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不仅要解决研究者自身的身份认同问题，而且必须处理研究对象的身份问题；而一涉及有身份问题的研究对象，实际上就无法回避关于他者和他性问题的言说。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甚至还有学者认为，比较文学的根本问题就是他性问题。长期以来，文学史的撰写只注重文学主体性这一维度，学者总试图对文学史加以整一化、系统化的描述，而对于渗透其中的文学他性维度，缺乏应有的重视，选成文学史研究理论上的困境。如果将文学他性的维度引入文学史研究，那么不仅可以缓解文学史理论的主体性困境，还可以为文学史研究开拓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文学主体发展史之外的文学他性发展史，文学本质研究史之外的文学他性研究史。从文学批评角度来讲，传统的批评理论在主体性这一问题上发展得较为充分，对于文学主体性的建构贡献巨大。然而，当文学主体性理论面临现实困境和发展危机时，也正是主体性批评进行反思和调整之时，在这一情况下，走向他性批评似乎成为批评理论的现实选择和学理必然。
从理论资源和批评实践来说，国内外对他者和他性问题的长期探索和实践，为文学他性研究的出场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可能。西方的他者和他性理论，包括伊曼纽尔·列维纳斯的“道德他者”、雅克·拉康的“镜像他者”、雅克·德里达的“整体性他者”、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他者”、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r Kristeva）的“女性他者”、盖布里埃乐·斯瓦布（Gabriele Schwab）的“人种志的他者”、J.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的“全然他者”“文本他性”“语言他性”“文学他性”，还有米歇尔·德·赛透（Michel de Certeau）的“上帝他者”、安莱特·穆易（Annet Mooij）的“性病他者”等。可以说，丰富的他者和他性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学他性理论的建构提供了现实基础。与此同时，后结构主义批评、解构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东方主义批评、黑人批评、酷儿理论、精神分析批评等各种批评理论，在阐释和挖掘他性意义上所做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文学他性批评模式的建构提供了实践的参照。
三 现状与趋势
国内外学界，目前尚未见到关于文学他性问题的直接和系统的研究，但可见到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如米勒的《他者》一书，[10]主要从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中间接地体味文学他性的意义内涵，很有启发性。但米勒并没有正面切入文学他性问题，更没有对文学他性的理论问题做系统的研究。尚·莱兰切的《他性论集》一书，[11]主要从心理分析角度阐释他性问题，对梳理文学他性的内涵很有借鉴意义，但其中往往是对个别问题或个案的探讨，尚不能形成理论系统。斯瓦布的《镜子与杀手皇后：文学语言中的他性》一书，[12]主要从文化接触的视角切入到对文学语言的分析，间接地表现了他性的文化内涵。同时，作者还借助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分析了妇女的他性形象，这种探索同样很有启发性，但所涉及的范围过于庞大而显得较为零乱，感性成分较多，理性提炼较少。此外，弗朗西斯·基巴尔在《追溯德里达》一文中，[13]解读了德里达“整体性他者”的思想内涵；列维纳斯在《时间与他者》中，让-保罗·萨特在《他人就是地狱——萨特自由选择论集》[14]中，还阐释了“道德他者”的哲学内涵。上述著作从哲学上阐释他者内涵的做法，对于梳理和阐释文学他性的学理渊源，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和方法启示。国内的他者研究至今尚处于起步阶段，但也有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值得关注，如杨乃乔先生的《比较文学与他者视域》、金惠敏先生的《无限的他者——对列维纳斯一个核心概念的阅读》、张一兵先生的《拉康：从主体际到大写的他者》、杨慧林先生的《从“差异”到“他者”——对海德格尔与德里达的神学读解》等，[15]本书将这些文献都纳入研究视野，并进行全方位的观照、梳理、辨析和系统深入的研究，以便在此基础上继续向前探索。
从研究内容的分类来说，当下国内外的他者研究主要关注“他者思想研究”、“他者视角运用”、“他性形象分析”和“他者身份建构”四个方面。
其中，“他者思想研究”主要是从哲学或其他学科中寻找他者理论的立论依据。从研究内容而言，大致可以分为基本理论研究和理论家个人思想研究两大类。前者主要关注“自我与他者”“主体与他性”“主体性与他性”“主体间性”“整体性他者”“他者意识”“他者与他性”等问题；后者主要关注索伦·阿拜·克尔凯郭尔、西蒙娜·德·波伏娃、拉康、列维纳斯、莫里斯·梅洛-庞蒂、德里达、米歇尔·福柯、马丁·布伯、赛透等人，其中，拉康、列维纳斯、梅洛-庞蒂和德里达的他者思想研究较为普遍。在宗教神学中，他者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主要关注“他者内涵的神学解读”“上帝他者”“教会他者”“自然宗教”“奥斯丁传统”“他者的污名”等。在心理学研究中，他性问题与无意识理论和精神分析学密切相关，其中莱兰切的《他性论集》为代表性成果。此外，拉康的“镜像他者”理论也是心理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在人类学研究中，麻国庆先生的《走进他者的世界》一书，从方法论角度引入他者问题，着力探讨了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他者问题。[16]章立明先生的《他者的人类学及其本土化探讨》一文也很有代表性。[17]此外，电影、广告、音乐、美术、戏剧、传播、图书发行等许多领域都广泛涉及他性问题。最值得一提的是，学界对中国古代的他者思想也有专门探讨。例如，法国著名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在《圣人无意——或哲学的他者》一书中认为，中国古代典籍《易经》中的“见群龙无首，吉”，体现了“什么也不提出”，“没有优先的观念，没有个别的自我”这一“圣人无意”的内涵，是“哲学他者”的具体体现。[18]黄玉顺先生考察了中国古代汉语的人称代词。他认为，中国古代汉语中的“他”和“它”、“你”“尔”“汝”，以及“吾”“我”等都有着丰富的他者意识，且这种他者意识同自我与异族的认定紧密相关。他认为，“他”是指缺席的他者，“你”是指在场的他者，而“我”则是指内在的他者。[19]
“他者视角运用”主要是在具体的研究中引入他者理论的研究方法，主要借助对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分析，以揭示他性形象的文化内涵。他者视角代表的是一种理论方法。在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中，文学他性的内涵主要表现为，在比较的视野中寻求他者的本质，阐释他性的内涵，其中，有代表性的两部著作是孙景尧先生的《简明比较文学——“自我”和“他者”的认知之道》和杨乃乔先生的《比较诗学与他者视域》。在女性主义研究中，几乎所有的女性主义理论话语都会自觉地运用他者视角阐释女性形象的他性内涵。李新灿先生的《女性主义观照下的他者世界》[20]一书很有代表性。胡大平先生的《他者：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一个新的支点？》、刘建华先生的《文本与他者：福克纳解读》（英文版）和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包容他者》，[21]均从他者的独特视角切入对象，显示了理论言说的独特性。此外，翻译中也存在他性问题，主要指在比较文学背景下，由文化差异带来的文化间的某些不可通约性和不可替代性，它们反映到翻译实践中就表现为翻译的他性问题。[22]除了在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中有他者视角的运用外，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中他者视角也非常普遍。关于这部分内容，后文将详加叙述。
“他性形象分析”这部分，当下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作品内在的他者思想之文化解读、跨文化背景下文学形象之他性阐释、文学创作中的他性取向、他性文学现象概评等四个方面。其中，作品内在的他者思想之文化解读主要是指，在单个作品中阐释和挖掘他性形象的文化内涵，所涉及的作家和作品有：托尼·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贝尼托·切雷诺》（Benito Cereno）、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约翰·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的《金苹果》（The Golden Apples）、林白的《妇女闲聊录》以及《一千零一夜》等。跨文化背景下文学形象的他性解读，主要涉及文化对比语境下的他性形象内涵、文学接触过程中的他性形象，包括文学阅读、文化解读、文学形象比较等问题，譬如：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中国文化语境下的西方作品解读；文学创作中的他性取向，主要涉及作家的创作倾向、题材选择、主题表现等方面的内容；在他性文学现象概评部分，涉及美国文学的他性想象问题等。[23]
“他者身份建构”主要是从身份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两个层面，阐述不同的他者身份问题。身份问题是文化研究背景下文学他性研究的重要内容，既包括身份的自我认同，也包括他者身份的社会认同，具体而言，涵括了女性他者身份、黑人他者身份、东方他者身份、同性恋他者身份、后殖民他者身份等几乎所有社会、历史和文化领域中的他者身份问题。在女性他者身份研究中，主要有女性他者身份之哲学追寻和女性他者形象之作品解读两部分内容，除了探讨“哲学与女性”和“女性主体与主体性哲学”等理论问题外，还考察了黑人妇女的他者身份、男权社会的女性他者身份、非裔加勒比妇女的他者身份、康拉德作品中的女性他者身份等，其中，黑人妇女具有黑人和妇女双重的他者身份。在黑人他者身份研究中，除了一些作家的黑人他者身份外，部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也带有强烈的他者身份内涵，这种情况可以从对黑人作家之作品解读中认识。还有地域原因所导致的他者身份问题，主要涉及非洲、东南欧、东欧以及印度次大陆、中国、俄罗斯等许多地区和国家的他者身份问题。在后殖民研究中，有的探讨葡萄牙和巴西的民族性与主体性而引出他者身份问题，有的探讨葡萄牙语描述下的非洲人形象而引出他者想象问题，有的探讨后殖民理论中的他者身份问题，等等。还有少数族裔的他者身份问题，如世界华文文学中的他者身份问题，主要是指华裔作家特殊的身份、特殊的生活方式以及特殊的文化体验，在文学创作、形象塑造、主题选择等方面的具体表现，主要包括：作家自身的他者身份认同、作家他者身份的社会文化建构、作品他者形象的塑造，以及对他者形象的文化解读等。此外，还有文化接触所带来的他者身份问题。文化接触是多元共生、对话交流时代的一个普遍主题。众所周知，比较文学中的文化接触问题非常突出。在文学/文化接触的过程中，无论就接触主体来说，还是就接触对象来说，都存有一个他者身份的建构问题。在当代西方学术中，论述文化接触的专著很多，涉及文化接触中他者问题的专著也很多，美国加州大学厄湾分校斯瓦布教授的《镜子与杀手皇后：文学语言中的他性》一书就很有代表性。
综上所述，当下的文学他性研究具有以下两方面特点。其一，从研究进展而言，尚处于感性材料积累和批评实践探索的初级阶段。尽管有着对“自我与他者”“主体性”“主体间性”“整体性他者”“他者意识”“他者与他性”等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思考，有着对拉康、列维纳斯、梅洛-庞蒂和德里达等人他者思想的阐释，但总体而言，系统的文学他性理论尚未形成。其二，从研究内容和学科属性来讲，当前的文学他性研究具有跨学科文化批评的理论色彩。就跨学科研究而言，当前的文学他性研究，不仅关涉文学主体的他性问题、作品内在的他性形象和他性内涵问题，而且涉及哲学、宗教学、伦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多学科领域的他性问题，甚至牵涉到电影、电视、广告、旅游、服饰等诸多社会生活领域。就文化批评来说，在西方，尽管文学他性研究也诉诸对文学文本的细读，有些理论家甚至本身就是文学理论家或文学批评家，但它的理论指向以及文本细读的话语目标均已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即由传统的对文学文本的审美解读转向对社会文本的文化解读，并在泛化的文本世界中寻求他性的内涵，为理论家参与政治、批判社会提供言说的场域或言说的依据。可见，当下的文学他性研究，正越来越远离对文学内部机制的关注，走向广阔的社会、历史和文化领域。
就发展趋势而言，走向理论综合是文学他性研究的必然。从学理发展的角度来说，感性丰富之后的话语积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理论综合的内驱力便会自然生成，以推动话语主体实现更高层次的提升。可以说，话语自身在感性层面的积累必然催生理论综合的现实需要。具体来说，当前的文学他性研究，不仅具有丰富的感性批评材料，而且储备了多样的研究方法，还有一定量的基本理论阐释，这一切均为文学他性研究走向理论综合提供了丰厚的现实基础。也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文学他性研究具备了走向理论综合的前提或可能。
鉴于文学他性研究的跨学科属性，本书对文学他性研究的学科定位是：一方面，沿用传统意义上的学科范围，即从文学文本的分析中挖掘文学学科的内涵；另一方面，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审美性研究范围，走向对历史文化内涵的理论阐释，从内涵的阐释中深化对文学学科的研究意识。
[1] 在这里，“他者”是指存在于事物或对象之中的一种潜在性，或者说是一种隐性的、缺场的存在；而“他性”则是指由潜在性转变为现实性、由隐性走向显性的存在状态，是作为他者的属性，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2] 在这里，他者研究之发展以及他者思想（或他者话语）的形成，在某种情况下反映出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之间的悖论：一方面，他者研究追求他者内涵的理论化和系统化，并最终形成他者理论话语，而这种话语实践实际上体现了他者研究的本质论取向；另一方面，他者思想或他者话语的核心内涵又具有强烈的反本质论色彩，也就是说，他者话语的形成是以鲜明的反本质论姿态出现的。于是，追求本质论的他者研究与具有反本质论特点的他者内容之间，在他者研究这项活动中便形成了悖论。但是，在笔者看来，构成上述悖论的双方，并不是处于同一层面的一个问题，而是处于同一活动中不同层面的两个问题，其中一个是就研究方法而言的，另一个是就研究内容而言的。基于此，笔者认为，他者研究内部所存有的上述悖论并不构成反他者研究的充分理由，我们不仅可以进行追求本质论的他者研究，而且可以在他者话语中建构反本质论的理论内涵，两者并不矛盾。
[3] 德里达认为，尼采和海德格尔试图破坏形而上学，但他们自身却掉进了循环的陷阱，在解构形而上学史的同时又建构形而上学史。而破坏与解构的区别在于：解构具有从那些所解构的事物中寻求解构资源的意识。德里达说：“解构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很有趣的。它首先必须随处提醒自己，不要成为一种方法或一个学派……假如解构主义真的很有趣的话，那我最断定的是，它对于教学的影响必定是多方面的。”参见Salusinszky，Imre Salusinszky，Criticism in Society：Interviews with Jacques Derrida，Northrop Frye，Harold Bloom，Geoffrey Hartman，Frank Kermode，Edward Said，Barbara Johnson，Frank Lentricchia and J.Hillis Miller（New York and London：Methuen，1987），p.11。
[4] 在这里，“文学他性研究”是作为一个整体而言的，不关涉文学他性研究的具体对象和内容。
[5] 实际上，文学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且人的多样化生存方式离不开文学的参与。换句话说，只要人仍然存在，作为人的生存方式之一的文学就不会消失。尽管这种方式在具体的个人身上或群体中会有差异，且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具有不同的内涵。本文就是在这种意义上说文学学科没有丧失其存在的依据。
[6] 在这里，“研究身份”指的是一种准主体，具有主体的属性，不是指具体的研究活动。
[7] 钱中文：《文艺学的合法性危机》，《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8] 在这里，无论“文学主体性追求”还是“文学本质论努力”，其中的“文学”都是作为一种准主体而言的，均具有某种主体属性，而不是指涉“文学”这个论述范围。关于“准主体”，请见本文第三章第二节“对话主体中的他性内涵”部分的相关论述。
[9] 在这里，我们论及“文学主体性”是以将文学也视为一种准主体为前提的，它指文学主体区别于其他意识形式而表现出来的独特性，不仅包括文学语言上的独特性（如英美新批评所言的“文学性”），而且延及社会、历史和文化等更为广阔范围内的文学独特性。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本书将“文学主体性”与“文学他性”对举。
[10] J.Hillis Miller，Others（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
[11] Jean Laplanche，Essays on Othernes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9）.
[12] Gabriele Schwab，The Mirror and the Killer-Queeen：Otherness in Literary Language（Bloomington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6）.
[13] Francis Guibal，“The Otherness of the Other-Otherwise：Tracing Jacques Derrida，” Parallax（2004）：17-41.
[14] Emmanuel Levinas，“Time and the Other，” In Sean Hand（ed.）The Levinas Reader，（Basil Blackwell，1989）；〔法〕萨特：《他人就是地狱——萨特自由选择论集》，周煦良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5] 杨乃乔：《比较诗学与他者视域》，学苑出版社，2002；金惠敏：《无限的他者——对列维纳斯一个核心概念的阅读》，《外国文学》2003年第3期；张一兵：《拉康：从主体际到大写的他者》，《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杨慧林：《从“差异”到“他者”——对海德格尔与德里达的神学读解》，《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等等。
[16] 麻国庆：《走进他者的世界》，学苑出版社，2001。
[17] 章立明：《他者的人类学及其本土化探讨》，《学术探索》2003年第8期。
[18] 〔法〕弗朗索瓦·于连：《圣人无意——或哲学的他者》，闫素伟译，商务印书馆，2004，第5～22页。
[19] 黄玉顺：《中国传统的“他者”意识——古代汉语人称代词的分析》，《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2期。
[20] 李新灿：《女性主义观照下的他者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21] 胡大平：《他者：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一个新的支点？》，《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刘建华：《文本与他者：福克纳解读》（英文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2] 刘军平：《超越后现代的“他者”：翻译研究的张力与活力》，《中国翻译》2004年第1期；杨青：《翻译理论中的自我和他者——全球化语境中的翻译理论本土性思考》，《外语研究》2003年第5期；等等。
[23] 例如，Giles Gunn，“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Imagination of Otherness，” Journal of Religious Ethics 3（1975）：193-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