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体制构建：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的演进历程

李先生《互动研究》一书在阐明学术概念、完成理论构建之后，便采用科学实证的研究方法，运用所构建的“行国”“藩属”“自然凝聚”“文化认同”等学术概念与研究范式，用较大篇幅对古代中国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的演进历程给予全面深入的讨论，详细阐释古代中国游牧行国体制与王朝藩属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在李先生看来，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的碰撞、交融、重组的嬗变，游牧行国体制构建与王朝藩属体系构建，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必须且有必要追问游牧行国体制与王朝藩属体系在何时开始构建，何时确立成型，有怎样的演进历程，在演进历程中展现出什么样的实态，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对这一系列疑问的系统阐释与清晰解答，恰好使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的互动的研究变得具有学术意义与现实观照。依笔者所见，李先生《互动研究》很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点，用极大的篇幅讨论古代中国游牧行国体制的演进特征与古代中国王朝藩属体系的演进特征。如果说“行国”与“藩属”等核心学术概念的构建，所引申出的游牧行国体制与王朝藩属体系的碰撞、交融、重组，还是在理论层面构建自然凝聚与文化认同的学术理念与研究范式的理性思辨，那么由此而展开的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等边疆游牧族群对游牧行国体制的构建及其嬗变，以及内地农耕族群对王朝藩属体系的构建及其嬗变，就是在合理性、真实性层面给予“行国”与“藩属”等核心学术概念的实证研究。李先生的这种实证性研究，恰好契合了“自然凝聚”与“文化认同”的学术概念与研究范式，达成了理论与实践的互为表里，自然有浑然天成之美妙。

众所周知，先秦时，中国北疆民族区域社会秩序相对混乱，此消彼长，“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34]，但游牧行国体制已经在构建过程当中。秦汉以来，以匈奴人为族群凝聚核心构建起第一个游牧行国体制，形成“以单于为核心，左右两套官职为特征，千长、百长、什长等管理为基础，辖区分为‘单于庭直代、云中’居中、‘诸左王将居东方’和‘右王将居西方’的建构格局”[35]，故而，匈奴游牧行国体制的构建，不仅“实现了对草原游牧族群的整合，游牧族群得以作为一个整体以‘匈奴’的名义与农耕族群的秦汉王朝开展互动”，而且“实现了草原地区的‘大一统’，为其后众多游牧行国的出现提供了样板，也奠定了基础”。[36]在笔者看来，李先生的这一认知，充分体现了中国北疆的游牧行国特性，“一般来说，在势力相对弱小时，表现为二部形态，最高统治者和副手各领一部，互为犄角；通常情况下，表现为三部形态，最高统治者直辖中部，居中控制，左右（或南北、东西）翼长官各分领一翼，拱卫最高首领，其中分领东方或北方的长官，位尊权重；当势力扩大，所辖领土变广时，表现为四部甚至更多形态”。[37]这种游牧行国特性，既为游牧行国核心族群的快速形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也为游牧行国核心族群的迅速瓦解埋下了深深的隐患。不过，随着匈奴与西汉王朝的碰撞与交融，呼韩邪单于虽获得“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38]的殊礼，但“不能改变匈奴是西汉王朝‘藩臣’的史实，其在政治上隶属于西汉王朝”[39]，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成功地迈入了“自然凝聚”与“文化认同”的“大一统”的运行轨道。两汉之际，随着王朝藩属体系的崩溃和重建，匈奴“内部的纷争却导致了匈奴游牧行国的分裂，最终匈奴游牧行国彻底覆亡，南匈奴成为东汉使匈奴中郎将和度辽将军治下的臣民，走上了融入农耕族群的道路”[40]。在李先生看来，两汉时期匈奴还没有优势主导古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演进历程，但展现了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的自然凝聚与文化认同的基本历程。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西晋末年被称为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游牧族群纷纷入主内地，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匈奴人刘元海、刘聪父子“第一个向‘正统’展开冲击”。[41]至前秦苻坚时，“不仅径自称‘朕’，视自己为‘华夏正统’，更视统一中国为己任”。[42]刘元海、苻坚等谋求统一“中国”的愿望虽未实现，但其后建立北魏的拓跋鲜卑人终于实现了对中国北部的统一，形成北朝北魏与南朝宋、齐、梁、陈的对峙。在李先生看来，“北魏和南朝的对峙实际上由开始时游牧行国与王朝藩属的对峙发展成为两个王朝藩属之间的对峙，而且更值得关注的是北魏的这种由游牧行国到王朝藩属的转化，其动力并不是来自于农耕族群的压力，而是游牧族群主动改变的结果”[43]，故而，“与匈奴所建立的游牧行国不同，拓跋鲜卑建立的游牧行国不仅包括了草原的游牧族群，也更多地吸纳了农耕族群的成分，且其发展重心逐渐向农耕地区迁移，最终演变为农牧族群结合的混合王朝”。[44]在笔者看来，李先生的观察极为细密且总结精辟，既敏锐地注意到以核心族群为中心自然凝聚游牧族群建立核心势力更为庞大的游牧行国，也审慎地注意到游牧行国体制已延伸至农耕族群区域，具有农牧族群结合特征的混合王朝，这为李先生所建立的“自然凝聚”与“文化认同”的核心学术概念与研究范式提供了典型案例。循着这一学术理路，李先生在讨论契丹建立的游牧行国时就明确指出：“契丹是继拓跋鲜卑之后又一个游牧族群所建立的涵盖游牧和农耕两大族群的政治体，而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政治体在构建和发展的过程中不仅没有脱离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和发展的轨道，而且将游牧行国和农耕王朝对‘中国（天下）正统’的争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进一步巩固了游牧行国在与农耕王朝互动中的优势地位”。[45]李先生的这一判断相当睿智，牢牢地把握了游牧行国体制嬗变过程中核心族群的强弱之要义，以至于对蒙元帝国给出这样的判断：蒙古汗国的出现，“标志着草原游牧族群被整合为蒙古名称之下的开始，游牧族群在与农耕族群的互动中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游牧族群第一次实现了在其主导之下的中华大地各族群之间的整合”。[46]“蒙古式”的政治整合，至女真人建立的清朝达到了极致。故而，李先生总体考察游牧族群的游牧行国体制的演进过程后总结道：游牧行国的核心族群均有一个凝聚形成的过程，“核心族群的形成为匈奴、突厥等游牧行国的出现提供了基础，同时也为核心族群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这就是游牧行国的形成和发展要素”。“游牧行国的出现和长期存在，一方面将草原地区众多的游牧族群纳入游牧行国体制之下，构建起一个庞大的‘政治体’，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回鹘）、蒙古等都是如此；另一方面，游牧行国的长期存在又为族群之间的凝聚、融合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有助于新的更大族群的出现，匈奴人、鲜卑人、突厥人等的壮大无不是在匈奴、北魏、突厥等政权长期统治下草原众多游牧族群凝聚的结果”。[47]“从匈奴人刘渊建立汉、鲜卑人建立北魏、契丹人建立辽、女真人建立金，尽管过程看似‘重复’，但每次实施‘重复’行为的对象不同，‘重复’的内涵以及政治和族群的内在变化是巨大的，不仅促成了族群的重组，而且‘中国正统’观念也得到了更多族群的认同，多民族国家自然凝聚的过程就是在这种互动过程中不断向前迈进的。”[48]“由游牧族群主导的王朝尽管构建起了涵盖农耕地区和农耕族群的王朝，但却并不是以‘外来者’的身份出现的，而是认为自己是‘中国正统’，是以前朝的继承者，期盼将南部更广大的农耕区域纳入‘大一统’之中是这些王朝统治者梦寐以求的理想”。[49]“蒙古汗国（包括元王朝）的建立及其实现对中国的统一，则使游牧族群的这一愿望得到了最终实现。由此，游牧族群的整合不仅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而且也推动了农耕族群乃至游牧与农耕两大族群之间的融合，而两大族群界限的弱化为多民族国家的建构提供了牢固基础。”[50]诚如李先生所言，游牧族群所建立的游牧行国体制在其嬗变过程中逐渐农牧混合化、思想儒学化，游牧族群的自然凝聚及其与农耕族群的文化认同自然而然就成为古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必然趋势与“一体化”走向。

以农耕族群为核心构建的王朝藩属体系，经过夏、商、周的长期实践，“五方之民”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51]“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52]的认知，已成为内地核心族群构建王朝藩属体系的指导原则，故此，李先生在评价秦朝对王朝藩属体系构建的贡献时说：“秦王朝实现中原农耕地区的‘大一统’，不仅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先秦时期的天下观，而且皇权的确立、郡县制取代分封制以及文化制度的统一……天下真正成为了由‘夏’和‘夷’两个行政区域构成的二元结构，这为处理‘夏’和‘夷’关系的藩属理论的完善和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53]在笔者看来，李先生对秦朝构建王朝藩属体系的阐释，真正把握住了王朝藩属体系演进的内在本质，更为王朝藩属体系的演进历程提供了实证案例。循此学术案例，李先生在剖析隋唐王朝藩属体系时说：“隋唐两个王朝不仅完成了对农耕族群的‘一统’，而且也构建起了相对完善的王朝藩属体系，尤其是唐王朝，在隋王朝对农耕族群整合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起了包括众多草原游牧族群在内的庞大的王朝藩属体系，不仅为农耕族群、游牧族群内部的凝聚提供了有利条件，对于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之间的交融乃至走向‘一体’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54]不过，安史之乱后，由于唐朝国力的急剧下降，“唐王朝的藩属管理体制在这一时期已经陷入崩溃之中，难以发挥出有效的作用”[55]，最终导致大唐王朝的崩塌，以致农耕族群陷入政权频繁更迭的“五代十国”的动荡年代，直至北宋建立才得以结束这一混乱的局面。关于北宋，李先生认为，北宋“和农耕地区的传统王朝一样也构建起藩卫体系，或称为藩属体系，只不过在西北地区的藩卫体系已经不能涵盖边疆民族，尤其是游牧族群，而是直接和游牧族群建立的游牧行国直接接壤”[56]，宋朝的核心族群的软弱性充分展现出来。不过，随着蒙元帝国的统一，这种局面得以改观，尤其是“忽必烈在东方兀鲁思的基础上于1271年定国号为大元，不仅实现了对农耕族群的整合，也完成了由游牧行国到传统王朝的转型”。[57]经过蒙元帝国的族群整合，导致实现古代中国北疆统一的契丹人、女真人（除居住故土的女真人外）以及实现局部统一的党项人等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元朝的族群整合，在清朝得到进一步强化，故此，李先生指出：“构建后金的女真人是将游牧族群和农耕族群两大族群的文化传统发挥到了极致，这也奠定了女真人和蒙古尤其是东部蒙古各部建立密切联系，进而入关‘一统’中原，实现对游牧族群和农耕族群的整合，构建起多民族国家的牢固基础”。[58]

李先生对古代中国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演进的实证研究，不仅“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59]而且处处体现着“真正高明的研究者，是要能从人人能看得到、人人已阅读过的旧的普通史料中研究出新的成果”[60]的可贵之处。从李先生《互动研究》讨论的学术理路不难看出，边疆游牧族群所构建的游牧行国体制与内地农耕族群所构建的王朝藩属体系，在其形成、确立后，于古代中国自然地理区域内各自独立发展，并常常发生碰撞、交融与重组，随着游牧民族不断控制部分农耕族群区域以及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主导权的转换，游牧行国体制与王朝藩属体系“合而为一”，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走上了“一体化”的道路，最终实现了古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