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宋代主流意识抵触武力战争的社会根源及影响

从宋代历史的发展来看，朝廷主导下的对武力和战争的主流意识经历了由初步怀疑到认识不断加深并最终加以抵触的变化过程。宋朝这一现象的产生，毫无疑问与宋初北伐战争失败后消极边防思想盛行有关，也与推行上述“崇文抑武”的方略及其内政外交路线密不可分。但之所以能够如此，还有更深层次的社会历史根源。

第一，宋朝统治集团的构成发生重要变化。如所周知，唐宋之际社会发生重大变迁，宋初门阀世族已经消亡，而极端化加强皇权和收兵权的结果，又抑制了军功贵族的崛起。事实上，宋朝建国不久，军功集团势力在政坛就迅速消解，以后始终没有复兴，这也是与以往王朝所不同的时代特点。宋朝代表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自然也要依靠他们的支持。而人数众多、分散各地的地主，不可能像以往少数贵族、世族那样得到政治特权，国家只能通过不断选拔或流动的办法，让其代表人物组成政治中坚力量。于是，相对开放并具有相对公平性的科举制度迅速发展，成为选官制度的主体，从而造就了科举出身的官僚士大夫执政集团。如研究者所指出：宋太祖并非出于偏爱而将士大夫单独挑选出来，但是他创造了形势和先例，这些形势和先例能够部分解释为什么他的继任者太宗的确提高了士的利益。[71]

大致而言，到宋太宗朝后期，科举官僚便居于统治集团的核心地位，随后则影响力日益扩大，至宋真宗朝以后，已完全成为统治集团的主体。通过《宋史·宰辅年表》，可以清楚地看到宋朝宰执大臣基本由科举出身者构成的事实。如北宋宰相共有71人，其中64人出身进士。其余非科举出身的7人中，仅有3人为开国功臣，而所有的宰相竟无一人为武臣。[72]南宋时期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共有宰相62人，其中51人出身科举，其余非科举出身的11人中，6人出身太学生，唯有1人为武臣。[73]就宋代文官士大夫在政坛的位置而言，确已达到前所未有的地位。北宋中叶即有人指出：“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74]宋钦宗也承认：“祖宗涵养士类垂二百年，教以礼乐，风以诗书，班爵以贵之，制禄以富之，于士无负。”[75]宋朝以儒家思想文化为背景的科举文官集团长期执政，武将群体受到压制，制约了尚武的力量对政治生活的影响，使得以往历史上盛行的“出将入相”现象消失，从而导致统治集团内军功观念的弱化。这便影响到国家政治的走向，即摆脱了以往强军强国、盛世开疆的路线，转而推崇文治和内部建设。

第二，宋朝的统治思想发生变化。宋代之前，儒家虽然长期成为官方的舆论工具，但并未取得完全的思想统治地位，多种思想文化和价值观都对统治集团内部产生影响。如汉初的黄老思想，三国的兵家影响，两晋的玄学流行，南北朝、隋唐佛教以及北方游牧文化渗透的特点等，儒、释、道三家之间的关系还曾出现紧张和对立，因此国家的政治倾向不免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宋统治者建国后，在极端重文政策的推动下，不仅儒家文化的教化功用得到高度重视，而且其价值观也进一步获得提倡和宣扬，这都使儒家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传播。据记载，宋初功臣赵普居宰相位后，在宋太祖的要求下做出率先读儒经的姿态，但因缺乏学养，最终不出孔子的《论语》。[76]这从侧面折射出当时重文、崇儒的气氛。史称：宋太宗“引缙绅诸儒，讲道兴学，炳然与三代同风矣”。[77]现存《宋会要》中“崇儒”所占篇幅较大，较全面地记述了宋王朝推崇儒学的事例。随着作为儒学重要载体的科举制的日益发展，以及儒、释、道三家长期的互相渗透，出现了三教合流的趋势。儒家汲取了佛、道思想的精华，从而登堂入室，真正成为宋代国家的统治思想。朱熹指出：“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但说未透在。直至二程出，此理始说得透。”[78]大致到宋仁宗时代，儒学逐渐引发思想变革，讲求“义理”的宋学（特别是其中的理学）兴起。儒家注重君臣关系的礼仪秩序，讲求仁政、反对暴政的政治理念，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强调以三纲五常为主的伦理道德观，这些核心价值观渗透到宋朝的统治思想之中，虽然不可能都被实现，许多内容还常常成为虚伪的遮羞布，但无疑推动了国家发展及价值评判的趋向。

就政治理想而言，宋儒们追求的是三代“圣王”之道，而非秦汉以降的“霸道”。如北宋中叶的石介、欧阳修、尹洙和李觏等有影响的思想家，“在政治思想方面，他们都同有超越汉、唐，复归‘三代’的明显倾向”；[79]苏轼指出，当今士大夫，“仕者莫不谈王道，述礼乐，皆欲复三代，追尧舜”；[80]王安石劝告宋神宗不必效仿汉唐盛世，而应直追三代、“法先王之政”；[81]二程批评周代以下已无圣王，“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82]朱熹则认为自尧舜至周公是内圣与外王合一的理想时代，他还在与对立派关于王霸义利的争辩中，将汉唐与尧舜、三代剥离开来，反对把汉唐与先王时代“合而为一”。[83]欧阳修、司马光及范祖禹等史家则通过修史，批判汉唐黩武追求，如他们虽承认唐太宗的功业超越以往许多帝王，但对其征伐活动予以谴责，“好大喜功，勤兵于远，此中材庸主之所常为”，[84]“太宗于天下，无事不知用之于礼义，而惟以战胜为美也……兵威无所不加，四夷震慑，而玩武不已，亲击高丽，以天下之众困于小夷，无功而还，意折气沮，亲见炀帝”。[85]宋儒对秦汉至隋唐社会及其帝王将相的否定，固然隐含改造现实的用意，但主流意识从理论上否定汉唐“盛世”，便意味着反对追求“霸道”和武功，同样具有为现实“崇文抑武”方略服务的意义。而宋朝儒学家的思想观念与倾向，也深入国家的意识形态之中，必然会与使用武力战争的政治追求产生冲突，其结果便是武力战争的手段逐渐遭到质疑、抵触。事实上，宋初以来主流执政者对汉唐动武教训的批判，也与宋儒的价值取向始终发生着互相推动的作用。尽管有一些民间士大夫阐述《春秋》大义，提倡尊王攘夷，特别是如陈亮等南宋士人倡导效法汉唐，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86]但这些激进的思想处于非主流的地位，未能被朝廷所接受。

需要指出的是，宋代绝大多数皇帝积极提倡儒学。“太宗崇尚儒术，听政之暇，观书为乐。”[87]如果说宋太宗本人此举属故作姿态的话，那么从宋太宗开始，高度重视皇族的教育却是事实，这使其受教育的程度远胜于前朝，其皇储自幼读写儒经的情况，较之以往则更为突出。所谓“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作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88]因此，宋朝储君在成长过程中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宋哲宗即位初，范祖禹在经筵为年幼的帝王讲解治国之道时，献《帝学》一书。从《帝学》的各项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出，儒家学说及其价值观对宋朝帝王思想形成的巨大影响，也可以窥见“崇文抑武”在天子观念中延续、发展的基础。范祖禹认为：“本朝累圣相承百三十有二年，四方无虞，中外底宁，动植之类蒙被涵养，德泽深厚，远过前世，皆由以道德仁义、文治天下，人无不好学故也。”[89]特别是像宋仁宗，被士大夫认为是“以尧舜为师法，待儒臣以宾友”。[90]被儒学彻底熏陶出来的大多数宋朝皇帝，在观念上通常对武力战争存在疑虑，在现实中更容易选择温和的解决之道，也更容易退缩到“化干戈为玉帛”的幻想中。

第三，宋朝募兵制度的盛行，进一步影响了社会风尚的变化。宋朝在唐中后期、五代的基础上，大规模实行募兵制度，特别是实施“荒年募兵”的举措。[91]而在宋代租佃经济盛行的背景下，募兵主要来源于被土地排挤出来的破产农民以及充军的罪犯，因此其社会地位低于以往征兵制下的军人，这从士兵面部刺字这一与罪犯共有的标记可以说明。宋人指出：“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托于乡里者，未有肯去亲戚而从召募者也。”[92]士兵被视作“贱隶”的结果是极大地削弱了军人的社会地位和尊严。

宋初以来，在“崇文抑武”的政治环境之下，文官士大夫的政治影响力本已持续高涨，形成了文尊武卑的格局，出现“文不换武”的现象。[93]宋人田况曾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94]当军人遭到社会普遍歧视后，从文便成为宋代世人追求的目标，如宋人所言：“今也举天下之人总角而学之，力足以勉强于三日课试之文，则嚣嚣乎青紫之望盈其前，父兄以此督责，朋友以此劝励。”[95]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96]投军则很难受到世人的认可，如著名理学家张载，“当康定用兵时，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许，上书谒范文正公（范仲淹）。公一见知其远器，欲成就之，乃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97]可见即使在国家用兵之际，这种观念仍然占主导地位。所以，王安石指出：“先王之时，士之所学者，文武之道也。……今之学者，以为文武异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于边疆、宿卫之任，则推而属之于卒伍。”[98]与以往相比，宋代社会风尚发生重要变化，尚武精神沦落，军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大为削弱，从而间接地制约了朝廷和主流意识对武力战争手段的运用，反战的呼声也更容易得到执政集团的关注。

第四，宋朝军事决策和统率体制发生变化。宋代之前，实施军事决策和统军作战主要由将帅承担，但到宋代，这一局面逐渐发生变化。宋朝开国后，为了防止军权旁落、武人干政，设置枢密院掌管最高军事决策和机要，正副长官由武官、文臣出身的亲信大臣担任。随着“崇文抑武”方略的不断推行，这一机构中科举出身的文官逐渐在人数上占据优势。“澶渊之盟”后，文官基本上控制了枢密院。到宋仁宗朝，武臣很快从枢密院退出，直到北宋灭亡，枢密院几乎都由文臣掌管。[99]南宋时期，枢密院的地位逐渐下降，由宰相兼任枢密使往往成为定制。再从各地军事统率组织来看，大约在宋太宗后期、真宗朝，出现了文臣参与统率和指挥方面军的现象，到宋仁宗时代遂形成了文臣担任主帅、武将充当副将的制度，如宋哲宗朝人所说：“臣窃闻祖宗之法，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唯所指麾。”[100]

值得注意的是，前代由于文武官员之间没有鸿沟阻隔，许多文臣自愿“投笔从戎”，还出现“出将入相”现象。因此，无论是职业武将还是弃文从武的将帅，都能安心军职、投身沙场，从事专职性的军事决策和统军作战，以博取功业。与以往相比，宋代文武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隔阂，文臣通常不愿从武。而以科举为背景的宋代官僚队伍虽有文化优势，精于文辞与儒经，熟悉典章制度，然而因为多不愿投笔从戎，缺乏军旅和战场锻炼，即使出任帅职，也依旧保持文官资格，因此普遍存在军事技能方面的欠缺，拙于用兵。与此同时，由于武职受到歧视，社会精英多不愿踏入军门，导致武将群体素质普遍下降，其政治影响力进一步下滑。纯粹的文官主掌军事决策、统军体制，在边防上只能是越来越保守，这都进一步加剧了执政集团对武力手段的怀疑和抵触，缺乏足够的能力和信心应对战争。如韩琦、范仲淹被当世称为御边良帅，清人王夫之却中肯地评说道：“韩、范二公，忧国有情，谋国有志，而韬钤之说未娴，将士之情未浃，纵之而弛，操之而烦，慎则失时，勇则失算。”[101]

第五，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对统治集团处理边防问题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如所周知，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影响不断扩大，并直接作用到宋朝政府的收入方面，其中突出地表现为货币在税收中的比重加大，商税和专卖的收入在财政中的比例逐渐超过农业收入。[102]而这种变化对宋朝统治者的决策，包括考虑边防问题，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即计算成本的意识增强。如前所述，宋太祖在收复燕云的问题上已有经济赎买的考虑。宋仁宗朝，素有名望的富弼指出：“真宗嗣位之始，专用文德，于时旧兵宿将，往往沦没，虏骑深入，直抵澶渊，河朔大骚，乘舆北幸。于是讲金帛啖之之术，以结欢好。自此河湟百姓，几四十年不识干戈。岁遗差优，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则知澶渊之盟，未为失策。”[103]富弼在此承认了这样的事实：因澶渊之盟向辽支付的岁币较交战的军费开支，不过百分之一二，因此不算失策。还有许多执政大臣也持类似的看法，如王安石有“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的诗句，[104]即持同样观点；两宋之际的抗战领袖李纲也对此抱有肯定态度，其词云：“虏情詟，誓书来，从此年年修好。”[105]这说明宋代许多执政者在计算得失的思考下，满足于以经济手段而非武力方式应对边患。南宋时期，长期遭到女真、蒙古军队的战争压迫，军费开支极为浩大，百姓的生产和生活因此受到无穷的影响，统治集团既不敢也无心抗战，计算经济得失往往又成为其主和的一项重要理由。

事实上，不战而胜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早已存在，即使是兵家鼻祖孙子也指出：“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106]宋朝固然并非主动从大战略的角度考虑，妥善处理和与战的关系，但被动地以和罢战的做法，为自己寻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论依据，并以现实主义的经济换算对战争方式加以否定。西方学者因此认为，宋王朝“是以高度的现实主义政治为特征的”，“依靠军事手段不能打败契丹人的国家”，便与辽议和，“宋辽缔结的澶渊之盟成了处理日后冲突的一个样板”。[107]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传统重视边防和武备的意识到宋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宋朝从太宗后期开始，不再以积极防御、开疆拓土为能事，军队转而以维护域内统治为首要任务，其讨伐的对象主要限于篡逆反叛者和造反百姓，而不是以强大的游牧政权势力为主，因此军队与边防的意义和价值也就随之降低。宋朝统治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的存在和安全，虽然在现实中依赖军队的支持，不得不选择用兵的方式抵抗边患，但是，“崇文抑武”治国思想与方略推行的结果是主流意识逐渐对武力战争手段产生怀疑和抵触。澶渊之盟的缔结，似乎也证明了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有选择和平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这个两难选择的成功，使宋朝统治者自认为一劳永逸地寻找到了“化干戈为玉帛”之路，从此更倾向于以和的方式解决边患威胁。其外交政治既然以和为主轴，则战争手段便不能更多地为这种政治服务。总体而言，宋朝主流意识中的以和缓战、以和止战的理念，又大致包含了三种表现：其一，攘外必先安内，暂时放弃主动对外用兵，而集中力量稳定内部；其二，审时度势，在对外形势不利的情况下，高扬反战旗帜；其三，政治投机，以君主和既得利益集团厌战的意志为转移，满足于苟且偷安。就宋朝发展的历史来看，也大体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英国著名军事家利德尔·哈特认为：“战争的目的是要获得一个较好的和平，这当然是从你自己一方的愿望来说的……一个国家，如果它把自己的力量消耗殆尽，那它也就不会有能力继续推行自己的政治，因而必然使其前途不堪设想。”[108]这一深刻的认识，是在日益理性和多边制约的现代国际关系下，告诫人类要正确处理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关系，包含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强烈的现实关怀。但由此看来，宋代主流意识支配下的和平与战争观过于早熟。在历史的复杂演进过程中，宋朝过早而被动地走上了这条脱离扩军、强权的道路。因为那还是一个武力战争不受任何约束的时代，多少先进的文明都在惨烈的战火中毁灭，种族灭绝的悲剧并不会引发野蛮征服者心灵的战栗。宋朝片面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矫枉过正，不能保持自身必要的军事强势，对外长期采取守势，其军队和边防也就不足以维持长久的和平局面，一旦内外平衡被破坏，就只能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由此，两宋虽然经济、文化、科技独领风骚，如现代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所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09]并在全球首先发明了火药武器，但先进的生产和雄厚的经济力量没有转化为强大的国防实力，火器这种巨大革命性技术的投入，也未能引发军事变革和应有的效用，因此不免长期被动挨打，亡于边患，终以“积弱”而为后世所诟病。南宋学者吕祖谦即沉痛地指出，本朝“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110]宋人又总结道：“汉唐多内难而无外患，本朝无内患而有外忧。”[111]元人修宋史时则评价道：“宋恃文教，而略武卫。”[112]即明确地意识到宋朝国运与以往时代不同的史实。也可以说，中国古代经历的唐宋社会转型，就包含了这一重要的方面。然而，和比战难。今天自应站在更高的平台看待过往发生的一切，穿越宋代演进中的迷雾，探究其行程的路径与覆辙，都可为今天提供历史经验和教训。

---

[1] 本文原刊《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发表时略有删节。

[2] 陈峰，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3] 目前，一些论著中，虽涉及宋廷对军队与边防的看法，如刘子健《略论宋代武官群在统治阶级中的地位》（《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黄宽重《中国历史上武人地位的转变：以宋代为例》（《南宋军政与文献探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陈峰《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等，但偏重于从武将地位下降所产生的影响角度论述。陈峰《试论宋朝“崇文抑武”治国思想与方略的形成》（张希清主编《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从治国思想的走向方面初步考察了宋朝对武力因素的怀疑；王明荪《宋初的反战论》（邓广铭、漆侠主编《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选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2，第478～487页）则从特定阶段的反战言论方面，涉及宋初部分官员对用兵的态度；还有一些论述宋与辽、金关系的论著，探讨了和战主张的交锋。但在本文关注的主旨问题上，尚缺乏全面、深入的探究。

[4] 《史记》卷47《孔子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1915页。

[5] 李世民：《帝范》卷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616～617页。

[6] 杜佑：《通典》卷148《兵·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05册，第86页。

[7] 孙武：《孙子·谋攻第三》，林伊夫等译注《武经七书新译》，济南：齐鲁书社，1999，第12页。

[8] 《孙子·火攻第十二》，林伊夫等译注《武经七书新译》，第48页。

[9] 商鞅：《商子》卷4《划策第十八》，《四部丛刊初编》本。

[10] 尉缭：《尉缭子·武议第八》，林伊夫等译注《武经七书新译》，第142页。

[11]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第151页。

[12] 《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第3305页。

[13] 《汉书》卷9《元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277页。

[14] 《旧五代史》卷98《安重荣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1302页。

[1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30，端拱二年正月乙未，北京：中华书局，2004，第667页。

[16] 《长编》卷2，建隆二年七月戊辰，第49页。

[17] 范浚：《香溪集》卷8《五代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0册，第71页。

[18] 范祖禹：《帝学》卷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6册，第743页。

[19] 参见陈峰《试论宋朝“崇文抑武”治国思想与方略的形成》，张希清主编《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第350～370页。

[20] 宋太祖曾设立封桩库，储积金帛，并告诉近臣：此库金帛是专用于向辽朝赎买燕云地区，如果遭到拒绝，再以此项经费支持武力收复行动。有关记载见于《长编》卷19，太平兴国三年十月乙亥，第436页。

[21] 《辽史》卷8《景宗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94页。

[22] 《长编》卷16，开宝八年三月己亥、七月庚辰、八月壬戌，第337、343～344页；《宋史》卷3《太祖纪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第44～47页；《辽史》卷8《景宗纪上》，第94～96页。

[23] 《宋史》卷3《太祖纪三》，第48页；《辽史》卷8《景宗纪上》，第95～96页。

[24] 参见邓广铭《宋太祖太宗皇位授受问题辨析》，《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第475～502页。

[25] 参见王明荪《宋初的反战论》，邓广铭、漆侠主编《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选集》，第483～485页。

[26] 《长编》卷20，太平兴国四年正月丁亥，第442页。

[27] 《宋史》卷265《张齐贤传》，第9151～9156页。并见《长编》卷21，太平兴国五年十二月辛卯，第484～485页。

[28] 《长编》卷27，雍熙三年六月戊戌，第618页。

[29] 赵普的议论，见于《宋史》卷256《赵普传》，第8934～8936页；《长编》卷27，雍熙三年五月丙子，第614～617页。第一次北伐期间，曾发生了部分将领试图拥戴宋太祖之子称帝的事件，宋太宗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此事见于司马光《涑水记闻》卷2，北京：中华书局，1989，第36页。

[30] 《长编》卷27，雍熙三年六月戊戌，第618页。

[31] 《宋史》卷265《李昉传》，第9137页。

[32] 《长编》卷30，端拱二年正月乙未，第678页。

[33] 《宋史》卷265《吕蒙正传》，第9147页；《长编》卷34，淳化四年十一月甲寅，第758～759页。

[34] 《长编》卷30，端拱二年正月乙未，第667页。

[35] 参见漆侠《宋太宗与守内虚外》，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3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第1～17页。

[36] 《长编》卷32，淳化二年八月丁亥，第719页。

[37] 《辽史》卷13《圣宗纪四》，第145页。

[38] 《长编》卷39，至道二年五月壬子，第838页。

[39] 《宋史》卷7《真宗纪二》，第127页。

[40] 《长编》卷64，景德三年十月辛巳，第1429页。

[41] 《长编》卷58，景德元年十二月甲辰，第1301页。

[42] 富弼：《上仁宗河北守御十三策》，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3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第1501页。

[43] 《长编》卷60，景德二年五月戊辰，第1333页。

[44] 曹彦约：《经幄管见》卷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6册，第36页。

[45] 《长编》卷68，大中祥符元年二月丁卯，第1528页。

[46] 《长编》卷79，大中祥符五年十月辛酉，第1798～1799页。

[47] 《宋史》卷258《曹彬传附曹玮传》，第8985页；卷253《孙行友传附孙全照传》，第8874页。

[48] 《长编》卷73，大中祥符三年五月癸卯，第1672页。

[49] 《长编》卷88，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戊申，第2027页。

[50] 释契嵩：《镡津集》卷9《万言书上仁宗皇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1册，第491页。

[51] 《长编》卷134，庆历元年十月壬寅，第3192页。

[52] 《苏轼文集》卷37《代张方平谏用兵书》，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1050页。

[53] 《长编》卷137，庆历二年九月癸亥、乙丑，第3291～3293页。《辽史》卷19《兴宗纪二》则称宋每岁向辽增加银绢各十万，“贡”于辽，第227页。

[54] 参见曹家齐《“嘉祐之治”问题探论》，《学术月刊》2004年第9期。

[55] 宋朝祖宗之法历经发展，其说法和做法又不尽相同，但无疑对宋代政治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参见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三联书店，2006。

[56] 参见李华瑞《宋夏关系史》，保定：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82～84页。

[57] 参见漆侠《王安石变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第222～223页。

[58] 《长编》卷236，熙宁五年闰七月己巳，第5752页。

[59] 《宋史》卷334《徐禧传》，第10724页。

[60] 《宋史》卷467《宦者二·李宪传》，第13640页。

[61] 司马光《上哲宗乞还西夏六寨》、范纯仁《上哲宗答诏论西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38，第1552～1556页。

[62]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27《本朝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3051页。

[63]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3册，第706页。

[64] 《宋史》卷335《种世衡传附种师道》，第10751页；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8，宣和四年六月三日庚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52～55页。

[65]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0，绍兴十九年九月戊申，《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27册，第235～236页。

[66]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0，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乙未。

[67] 姜夔：《白石道人歌曲》卷4《扬州慢》，《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88册，第292页。

[68] 佚名编《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16，嘉定十七年闰八月丁酉，北京：中华书局，1995，第303页。

[69] 《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15，嘉定十年六月庚戌，第283页。

[70]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3《直前奏事札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4册，第49～50页。

[71] 参见包弼德（Peter K.Bol）《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58页。

[72] 《宋史》卷210～212《宰辅年表》，第5416～5531页。

[73] 据《宋史》卷213～214《宰辅年表》（第5543～5655页），可知57人出身情况。其余沈该、曾怀、钱象祖、留梦炎和吴坚等5人出身背景，则考诸其他史籍获知，参见陈骙《南宋馆阁录》卷7《官联上》，北京：中华书局，1998，第77页；《宋史》卷34《孝宗纪二》，第653页；陈耆卿《赤城志》卷33《人物门·本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86册，第883页；《宋史》卷43《理宗纪三》，第830页；佚名《南宋馆阁续录》卷8《官联二》，北京：中华书局，1998，第308页。

[74] 蔡襄：《端明集》卷22《国论要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0册，第512页。

[75] 李纲：《梁溪集》卷34《戒励士风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5册，第802页。

[76] 《宋史》卷256《赵普传》，第8940页。

[77] 《长编》卷116，景祐二年五月庚子，第2733页。

[78] 《朱子语类》卷129《本朝三》，第3085页。

[79] 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4，第191～194页。

[80] 《苏轼文集》卷48《应制举上两制书》，第1392页。

[81]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1《上皇帝万言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2页。

[82] 朱熹编《二程遗书》卷1《端伯传师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8册，第9页。

[83] 朱熹：《晦庵集》卷36《答陈同甫》（第八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4册，第22页。

[84] 《新唐书》卷2《太宗纪》“赞曰”，北京：中华书局，1987，第48～49页。

[85] 范祖禹：《唐鉴》卷6《太宗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5册，第507～508页。

[86] 陈亮：《龙川集》卷20《又甲辰答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1册，第691页。有关陈亮的激进思想，可参见邓广铭《陈龙川传》，北京：三联书店，2007。

[87] 范祖禹：《帝学》卷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6册，第745页。

[88] 《宋史》卷439《文苑传》叙，第12997页。

[89] 《帝学》卷8，《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6册，第778页。

[90] 《帝学》卷6，《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6册，第765页。

[91] 参见邓广铭《北宋募兵制度及其与当时积弱积贫和农业生产的关系》，《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

[92] 《王文公文集》卷1《上皇帝万言书》，第7页。

[93] 参见陈峰《从“文不换武”现象看北宋社会的崇文抑武风气》，《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

[94] 田况：《儒林公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6册，第278页。

[95] 叶适：《水心别集》卷13《科举》，《叶适集》，北京：中华书局，1961，第799页。

[96] 张端义：《贵耳集》卷下，《丛书集成初编》本。

[97] 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载于朱熹《伊洛渊源录》卷6，《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48册，第455页。

[98] 《王文公文集》卷1《上皇帝万言书》，第7页。

[99] 陈峰：《从枢密院长贰出身变化看北宋“以文驭武”方针的影响》，《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

[100] 刘挚：《上哲宗论祖宗不任武人为大帅用意深远》，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65，第724页。

[101] 王夫之：《宋论》卷4《仁宗》，北京：中华书局，1964，第93页。

[102] 参见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第688～694页。

[103] 富弼：《上仁宗河北守御十三策》，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35，第1501页。

[104] 《王文公文集》卷47《澶州》诗，第532页。

[105] 唐圭璋编《全宋词》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第901页。

[106] 《孙子·谋攻第三》，林伊夫等译注《武经七书新译》，第12页。

[107] 傅海波、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导言”，史卫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21～22页。

[108] 利德尔·哈特：《战略论》第二十二章“大战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第494页。

[109]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245页。

[110] 《宋史》卷434《吕祖谦传》，第12874页。

[111] 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卷1《序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6册，第194页。

[112] 《宋史》卷493《蛮夷一·序》，第141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