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加强对《决定》中基本范畴的研究

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跟过去的决定不太一样，里面有一系列基本范畴，还有大量与之相关的其他范畴。其中，“制度”用了222次，“治理”用了83次，“体制”用了43次，“体系”用了116次，“机制”用了76次。界定清楚这里面的范畴，对准确领会全会的《决定》非常重要。比如，体制和制度是什么关系？到底是体制大还是制度大？这里面就很复杂。

为什么使用“体制”这个概念？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进程启动时都会遇到一个强大的阻力。什么阻力？即从来都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非常优越的。这当然是对的，但是讲优越性的时候会有形而上学的倾向，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有任何问题或任何缺陷。如果什么人说社会主义制度有毛病，还需要改革，那是不允许的。但客观现实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确实需要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怎么解决这个矛盾问题呢？东欧国家“发明”了一个词，叫“体制”。我们把它引进来，用以说明：我们的制度是优越的，但体制可能是不够完善的；制度是不能动的，但体制是可以变的；改了体制没关系，目的是完善制度。这样一解释，就为改革开放扫除了一个很大的思想阻力，思想也就解放了。

所以，从最初的本意来看，很显然，是制度大、体制小。制度是基础，体制只是制度的具体组织形式和表现方式。但在这个文件里，很多地方制度与体制的关系很复杂。有时候制度大、体制小，但有时候又制度小、体制大，怎么回事呢？这就需要进行辨析。笔者总结出了一个特点：制度和体制必须在同一个层面上比较。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最大的制度，在它下面有好多体制，如行政体制等，但行政体制里又包含了很多具体的制度，如政府权力清单制度、行政审批制度，等等。也就是制度下面有体制，体制下面又有制度，怎么回事？其实，要看它们是不是在一个层面上，如果在同一个层面上，应该还是制度大，体制小。但是在不同的层面上，谁大谁小就不一样了。所以，《决定》里面的很多基本范畴都要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