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武汉三镇内部空间格局的差异化形态

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后，武汉三镇鼎立的空间格局初步形成。武昌、汉阳、汉口因政治、军事、经济、交通等促进和支撑城市发展的要素相异，在城市内部空间格局上走上了不同的发展之路，遂出现了显著的差异化形态，呈现出彼此迥异的城市空间意象。

武昌，地处长江南岸，“依阻湖山”，“襟山带江”，蛇山横贯东西，将古城一分为二而成南北两个部分，域内多湖泊与低地残丘，是为长江中下游平原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自古以来便是控制荆、湘，控御东南的军政要冲。[32]自武昌建城始，城区拓展和内部空间布局，便结合了山川地理环境、军政要素和传统的建城理念与风水思想，并赋予武昌城市空间礼制秩序，到明代形成了“双层丁字空间结构”、功能分区明显的城市分布格局。[33]

武昌城经过明前中期的发展，到嘉靖时期，城池内外形成了长街、前街、后街、西街、水陆街、十字街、河街、草埠街等8条主街。[34]在这些主街两旁分布着众多的官署衙门、民居、商业活动场所和小巷。例如，长街在布政司前，前街、后街“俱在县前”，河街在县衙西汉阳门外滨江沿岸等。[35]这些街巷使明代武昌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按功能分布的格局。

武昌作为明代湖广行省的省城和地方政治、军事、文教中心，城内汇聚了数量较多的省、府、县等各个层级的府署衙门，建构起了“一种其它朝代少有的从京师到地方的多重皇权结构”。[36]同时，武昌城内还有明朝宗室楚王建藩的府邸——楚王府。作为地方政治管理中心的各级官府衙门和楚王府便成为武昌城市空间布局的核心。首先，楚王府占据着整个城市的核心位置，前临武昌城正南北中轴线大朝街（今复兴门），直抵望山门，形成以楚王府为中心的“丁”字结构；长街则由北向南穿过蛇山，直抵湖广布政使司衙门，亦形成一个丁字结构，但在整个城市空间布局上显然是“服从”于楚王府的。以这两个丁字结构为城市空间节点，各级、各类官府衙署以王府为核心分列前后左右。[37]总督、巡抚、布政司、都司、按察使司、总府、武昌府、府学、武昌卫等衙门被有意安排于楚王府右侧汉阳门至文昌门内长街；长史司及众郡王府则位列王府左侧大东门之内（见图2）。这便是人们所描绘的“楚宗藩奠厂中，镇抚总巡，屏翰诸司，环布阙左右”的府衙分布格局的城市意象。楚王府和长街亦因此承担了武昌城最重要的政治功能，即人们常说的中国传统城市的“衙署区”。[38]

图2 会城武昌各衙门分布

资料来源：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1《司志总图》，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第7页。

城南（蛇山以南城区）是百货俱集的商业区，水陆街、河街、十字街以及城北的草埠街亦是店铺林立之区。城外黄鹄矶、鹦鹉洲下之黄金浦以及白杨浦因是“商贾聚泊”、“泊舟之所”或“商旅得避风涛之险”的港埠而成商业繁盛所在。[39]这些区域是明代武昌城的商业区。

城北螃蟹岬、花园山和胭脂山三山大体呈东西走向，似“川”字形态，且与众街巷平列，万家民居栉比鳞次，分布其间，人口麇集。城南大朝街西侧至西城垣以及街道东侧所临长湖一带，亦是房屋栉比，人口密集，是为武昌城的主要居民区。[40]

城内西北之凤凰山、黄鹄山一带因风景秀丽雅致，明代贡院、府学、县学府以及芹南书院、东山书院等文教机构建于其中或附近，[41]形成了武昌最早的文化区。[42]

汉阳“东南临大江、西北跨凤栖”，城市规模较小，其城周仅“四里有奇”，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相对简单，因“朝元门（北门）旋塞”，[43]城市街巷肌理亦呈典型的丁字形：南纪门南北向正街为城市中轴线，北抵汉阳府署，南通南纪门；府署背依凤栖山，府署前为显正街，横贯东西，连通朝宗、凤山二门；十字街设鼓楼一座，沿鼓楼向东、西延伸成显正街，越西门因商而兴发展为西大街，与显正街相连。各军政机构分列于鼓楼东西两侧之显正街上。[44]显正街北侧分布着汉阳府、汉阳县两级行政机构，形成了以汉阳府署为中心的分布形态，其左右依次分列着汉阳县衙、儒学学宫、武昌道、城隍庙以及分司衙门等衙署（见图3）。

图3 汉阳府、县各衙门分布

资料来源：嘉靖《汉阳府志》卷1《汉阳县图》，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影印本，第6页。

武昌、汉阳两城因是地方官府衙门集中所在，是封建王朝在地方的代表和象征，所以城市规划建筑一般严格按照封建礼制、规制建设。因此，城内街道多呈方格网状形态，且有通向城门的主街，城市内部空间布局整体感较强，主要政治、文化类建筑具有明显的轴线配置关系，以突出城市的政治性功能。城市的核心区域为衙署、钟鼓楼或学宫等官方建筑的布局场所；核心区以外的其他地方，沿街主要布置牌楼亭阁、寺观庙宇、商肆店铺、地方大族府第等，平民住宅多位于街道背面的闾巷之中。[45]

汉口城市空间肌理的形成和演化则与武昌、汉阳传统礼制城市有着显著的区别。它的城市格局完全是在水运码头和商业兴盛带动下形成的，因中国传统城市规划建设礼制的缺失，带有明显的经济自发性倾向。汉口从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并以之为基础形成商业街衢，进而形成城市的街巷肌理和空间格局，具有典型的市镇特征。

汉口城市格局形成的基础是滨河码头。《夏口县志》云：“鄂中物产最饶之区，推襄河两岸。故当开辟市场之始，即定于襄河沿岸一带。盖一以扼上游之津要，一以便商船停泊避风涛之险。”[46]汉水改道后，汉水北岸一带高地突出，且四面环水，利于商船停泊。于是汉口沿汉水一带岸线自西向东，因明代长江航运的发展、推动，商民集聚由上至下形成了诸多码头，有“八码头”之说。[47]数量众多的码头沿汉水北岸由上而下一字排开，便利了商民的居住、生活起居和货物的转输，通过“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手，决定了码头生活的形态和轨迹。房屋以航运和码头为导向，在兼顾自然地理条件的同时，大致沿汉水岸线绵延而下，呈线形上下拓展，道路亦因循房屋布局而形成与汉水河道大致平行的河街。[48]

随着汉口成为明代湖广漕粮“交兑水次”，商业更趋繁盛。[49]原有的汉水港埠空间无法容纳更多的经济发展要素，于是汉口街巷遂由汉水向北面腹地拓展新的空间，由河街发展到正街、夹街。明末，袁公堤的修筑缓解了汉口水患，同时逐渐因人口聚集、“筑屋居住”发展为商业繁荣的长堤街。[50]这几条大致与汉水平行的街道便形成了明代汉口的主街。同时，由于汉口城市发展的核心是汉水沿河码头，城市的发展格局与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便与汉水建立起了须臾不可分的联系。为了便于码头与几条主街间的联系，垂直于河道的纵向街巷遂因商事兴盛而生。

上述因商业和航运而形成的“长街短巷”街衢肌理深刻地影响了明代汉口城市的发展格局，后世汉口的街道格局亦大抵如此。这也为汉口上窄下宽的“扫帚形”[51]城市空间结构的演进奠定了基础，并给西方学者罗威廉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个城市沿着三条主要大道而建造，三条大道沿着长江——汉水的河岸线而弯曲；几条较短的次要的大街和它们平行，许多通到岸边的胡同小巷和这三条大道交叉”，形成“不整齐、不规则”却“合乎实用”的“自然布局”，并与武昌、汉阳等“经过规划、整整齐齐的方格的行政城市”形成了鲜明对照。[52]为管理汉口的社会生活，明政府在汉口设置了巡检司，下设居仁、由义、循礼、大智四坊。于是汉口街巷格局又因行政设置增加了“坊”的内容，城市格局日趋复杂化。到明末汉口形成了前濒汉水、后依袁公堤、上下约十五里的城市格局。[53]总之，汉口城市空间格局的初步形成及演化，是充分建立在追求商业位置最优和商业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的。这造成汉口的建筑物比相邻的武昌和汉阳两个行政中心城市密集得多，也彰显了汉口作为市镇的城市格局特征，并为清代汉口城市格局的继续演化奠定了历史地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