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汉口开埠：从酝酿到实施

汉口开埠，从酝酿、谋划到实施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1854年，为了扩大在华权益，英、美、法等国向清政府提出修改《南京条约》，遭到拒绝。由于修约未果，西方列强寻机再次发动战争，企图借助武力攫取更多的特权。1856年10月，英国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进犯广州，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年，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派兵来华协同英军作战。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清政府战败求和而告终，清政府被迫分别与英、法订立中英、中法《天津条约》。

中英《天津条约》约定增开牛庄、登州、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镇江、南京等为通商口岸；外籍传教士得以入内地自由传教；外国人得以往内地游历、通商；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等等。这样，英国终于获得梦寐以求的在长江中游通商和航行的特权，实现了将对华贸易向富庶的汉口、九江等中国腹地推进的野心。

《天津条约》签订时，长江中下游不少地区仍为太平天国势力范围，清军与太平军在长江沿线进行着殊死较量，因而实现汉口开埠通商尚不具备现实条件。为此，《天津条约》在列明开放长江、允许外国商船航行的同时，又做了一定限制：“惟现在江上下游均有贼匪，除镇江一年后立口通商外，其余俟地方平靖，大英钦差大臣与大清特派之大学士尚书会议，准将自汉口溯流至海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9]

1858年11月8日，英国特使额尔金在上海与清政府签订《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后，亲率以“狂怒”号巡洋舰为首的5艘舰只，沿长江逆流航行六百英里，通过镇江、南京、安庆、九江而达汉口，以便选择最好的新贸易口岸。他们沿途勘察航道、水文、气象，并绘制航行水线图，于12月6日抵达汉口。在汉停留期间，额尔金一行“四处探看地方，量水深浅，四处绘图形，西边到汉阳，南边到洞庭，俱绘有图形”，并会见了湖广总督官文。此趟考察使额尔金收获不小，他看到汉口地域辽阔，交通便利，“如此地方十分好，定了在汉口等处开码头通商，最易获利，为天下居中第一好地方”。[10]这对英国人来说极具诱惑力。12日率队返沪后，额尔金即选定汉口、九江、镇江为长江流域对英通商口岸。

1860年10月，英、法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北京条约》是《天津条约》的扩大，不仅承认《天津条约》有效，还让英法为首的西方列强攫取了更多的侵略权益。《天津条约》中载明的长江通商问题，重新提上议事日程。1860年11月，英国驻华公使普斯照会清政府，提出进入长江开埠通商并在上海或镇江纳税的要求，恭亲王原则上同意。1961年2月11日，受额尔金派遣，英国海军中将贺布与参赞巴夏礼率水火轮、兵舰4艘，士兵数百人，从上海出发赴镇江、九江、汉口，办理通商事宜。同行的还有上海英商代表团及随员、翻译40余人。船只分两批先后到达汉口。3月7日，英国官员威司利及上海英商宝顺行行主韦伯等人乘船先行抵汉。威司利一行拜会湖广总督官文，表示来汉是为了察看地势，立行通商，并托人代觅栈房一处。3月11日，贺布与巴夏礼驶抵汉口，会见官文，声称此行“查办九江、汉口开港事，以九江诸事未定，先来勘地”。[11]

见过官文，巴夏礼留在汉口选择商埠基址，数日踏寻，最后在汉口镇下街尾杨林口附近看中一块地，并请来汉阳知府刘齐衔、汉阳知县黎道钧等人一同划定从花楼巷江边往东8丈起，至甘露寺边卡东角止，长250丈、深110丈，计458.28亩的地块，[12]即为汉口英租界。3月20日，双方签订《英国汉口租地原约》，规定租界内一切事宜由英国驻汉口领事管理。4月27日，上海英国领事署宣布汉口、九江辟为商埠，设置领事。不久，英国首任驻汉领事金执尔抵达汉口，设立领事馆，汉口正式开埠通商。汉口等长江口岸的开放，标志着西方殖民势力向中国内河腹地扩张时代的来临，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从此及于中国内陆城乡，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武汉也迎来巨大的改变。

此后，美国、德国、俄国、法国、日本、丹麦、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等20多个国家纷至沓来，纷纷以“最惠国待遇”条款为依据，在汉口设领事、建工厂、办洋行。特别是紧随英国之后，德、俄、法、日相继在汉设立租界，后又以各种借口扩界，使5国租界占地面积达2.2平方公里。列强在汉口租界内设有领事馆、工部局、巡捕房、会审公堂等殖民政府机构，洋人享受着无上的治外法权，租界俨然成了“国中之国”。在各国列强的侵入和西风东渐的影响下，曾经是典型内陆城镇的武汉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