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票号走向衰落

票号也称票庄、汇兑庄，其经营者多为山西人，其营业性质为合资营业，负有无限责任。票号资本大者50万两，小者20万两不等。票号经营以汇兑为主业，兼营存款、放款。其息较钱庄为轻，大率存款月息三四厘，放款七八厘至一分一二厘不等。其同业之组织为票帮公会。[5]在辛亥革命前相当长的时间里，票号是汉口金融业的主角。

然而，到了民初，武汉票号走向衰落，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其一，受清末票号巨亏的影响。1908年冬，汉口银根奇紧，钱价低落，很快出现金融危机，“三怡”钱庄、怡生隆钱庄、道生恒钱庄倒闭，还牵连众多小钱庄和行号。这些倒闭的钱庄所欠票号债款多达百万两以上，它们倒闭之后，票号本金亦难以收回，使本来已受当时金融危机影响的票号再次蒙受重挫，迅速陷于困境。民国建立前夕，武汉票号数量锐减，原先票号众多的汉口也只剩下18家了。[6]民初票号就是在这种不景气的基础上展开经营的。

其二，受累于辛亥兵燹。尚未从1908年金融危机中缓过来的武汉票号，于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又遭受重创：

辛亥之役，全国各大城市，同时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军事破坏，工商业损失严重，各票号放出之款，陷入不能如期收回的苦境。久之，多半以减折了结。但又不能借口对付原存款人，悉索敝赋，其力已殚。比如，武汉地方民初设处清理辛亥兵燹债权债务事项，各钱庄是票号的主要债务人，也因转放各工商行业的款项，多数不能按照原额收回，不得不将损失转嫁于债权者。所以钱庄对于外国银行的借款提前以现金偿付，公款和私人存款也分别以现金或实物作价偿清，惟对票号的借款不然，普通是按原额的65%减折偿还，最多不过70%。[7]

也就是说，辛亥兵燹之后，武汉票号不仅不能收取借款利息，就是借款本金也只能按六五折最多不过七折收回，还历时数年。因为武汉金融界的欠款很多系三角债、连环债，各业债款直到1917年才大致厘清。经历此番折腾，武汉票号亏损严重，不仅资本大为缩水，行业元气大伤，其在武汉金融市场的信用度与影响力亦随之严重受损，在金融界的地位遂渐为钱业和银行所取代。

其三，“官后台”倒塌。清末武汉票号的兴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与政府的业务往来。“票庄在勃兴之日，刚是政府财政拮据之际，在政府方面，即不得不求票庄之助；在票庄方面，也遂取得官场存款，以为运用之资。官款存储于票庄，于是收发纸币之责也由票庄任之，票庄之势力愈大。”[8]可见，通过与政府的业务往来，武汉票号（主要是大票号）可供运营的资本大为扩充，业务范围也得到拓展，行业基础得以更加巩固。辛亥革命之后，票号原先依靠的“官后台”，经历人事鼎革之后，已经难以依靠。而票号自身业务几乎难保，也难以获得民国武汉地方政府方面的金融业务。

其四，经营默守陈规，无法适应城市经贸发展的需要。清末武汉票号经营就已受到新兴银行业的冲击。票号资本相对于钱业是比较充裕的，但与银行资本相比又普遍不及。银行具有票号所不及的优势，如方便埠际的汇兑，经营业务不限于国内，方便开展国际汇兑，开拓新式的金融业务，诸如转运堆栈、保险、信托等，一些实力雄厚的银行还有发行货币权。因此，银行业在民初武汉金融界的影响越来越大。清末就有票号业内人士倡议业界经营革新——向银行业转化，但有识之士筹办银行的建议并未得到业界领袖的及时响应，最终倡议停留于拟定银行章程之类的纸面文章上。加之随后在辛亥兵燹中遭受重创，资金匮乏，票号衰颓之势遂难以挽回。到1926年，汉口票号只剩下区区7家：三晋源、三怡庆、大德通、大德恒、大德庆、公兴裕、蔚泰厚。[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