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国际关系
南非的学生抗议运动（1968—2016年）[1]
——异议、分裂与去殖民化
〔南非〕黑克·贝克尔 著 张欢欢 许智寅 译 王建 校
【内容提要】本文研究了非洲大陆的学生及青年运动，这是人们在讨论“全球1968运动”时经常被忽略的内容。重点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南非学生抗击种族隔离的斗争，以及这些斗争在2015—2016年南非学生运动中的“再现”。
【关键词】群众斗争；塞内加尔；学生运动；南非；1968年5月
【作者简介】黑克·贝克尔（Heike Becker），南非西开普大学人类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南非和纳米比亚的政治学、文化学和美学的交叉研究。
【译校者简介】张欢欢，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教育部讲师；许智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本科生；王建，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在学生抗议运动极大地震撼世界五十年后，无论是在西方世界还是东方世界，“全球1968运动”（Global 1968）已经成为描述一代又一代反抗运动的关键词。我们听到很多发生在西柏林、巴黎、伯克利、伦敦的反抗运动，“布拉格之春”，以及墨西哥城的1968运动有时也会被提及；相比之下，鲜有论述将发生在整个非洲大陆的事件摆在显要位置，尤其是发生在南非的事件。这引发了许多问题：非洲大陆上是否曾经发生过能够与其他地区的激进主义相匹及的“1968运动”？如果确实发生过，那么正如我们在一篇概述文章中所展示的那样，[2]非洲国家的学生是如何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为全球起义作贡献的？而为什么这些贡献在全球范围的讨论中基本上被“遗忘”了呢？当我们在今天谈及学生和青年的抗议运动时，非洲学生的努力意味着什么？毕竟，非洲最近再次成为年轻人进行重大抗议运动的温床，他们都对民主和社会公正有着极强的渴望。从塞内加尔和布基纳法索到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和南非，成千上万的非洲年轻一代涌上街头。比如在南非，2015—2016年就发生了大规模的大学生反抗运动。
本文着眼于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期的南非学生运动，兼议整个非洲大陆的相关活动，特别是1968年5月在塞内加尔举行的抗议活动，这是非洲1968年运动中唯一得到些许关注的事件，随后我们将焦点转移到南非2015—2016年的学生抗议活动，以此来探讨在种族隔离制度废止后已经日趋成熟的一代人，他们进行反抗运动的方式与过往的反抗运动在意识形态和激进实践层面有何关联。
一 1968年的达喀尔
1968年5月，法国学生主导的反抗运动几乎让政府下台；不只在法国，这也发生在塞内加尔。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的学生从1968年3月开始罢课，最初是因为抗议大学的条件；从4月开始，他们将罢课运动与更为广泛的社会议题联系起来，例如当地主食价格的高涨、生活水平的下降、毕业生的失业以及外国势力对国内工业的控制。[3]5月，塞内加尔工会采采纳了学生的口号，加入了反抗运动。研究非洲学生运动尤其是塞内加尔抗议运动的里奥·泽伊利格曾这样描述达喀尔的1968事件：
在示威活动中，群众宣称：“权利属于人民，赋予工会自由”，“我们想要工作和大米”。在这场始于5月31日全国大罢工活动中，学生和工人阶级联盟的诉求达到顶点。6月1日至3日，“我们的印象是政府空无一人……部长们被幽禁在行政大楼里……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躲在他们的住宅里！”
政府通过命令军队进入大学校园来回应这场罢工运动，并指示他们进行射杀。在这些事件发生后的示威活动中，工人和学生决定奔赴受军队保护的总统府。法国军队公开干预，占领了城中的重要设施、机场、总统府，当然还有法国大使馆。大学被关闭，外国学生被送回家，成千上万的学生被捕。[4]
很多激进分子和分析家对达喀尔事件与巴黎事件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尽管达喀尔事件确乎是发生在法国大都市的风暴在不远处激起的涟漪，这看似很清楚，但像泽伊利格这样的作者坚持认为这确实是1968年全球青年反抗运动的一部分。
今天，1968年在达喀尔发生的事件，在60年代全球抗议运动的讨论中常被忽视。但令人惊讶的是，对塞内加尔起义的野蛮镇压竟然波及欧洲。1968年9月，数千人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针对授予塞内加尔总统莱奥波尔德·桑戈尔“德国出版商协会和平奖”一事展开游行示威。抗议活动将矛头指向桑戈尔所提出的黑人性（Négritude）概念，这个概念表面上促进了新殖民主义的发展，在当年早些时候也助长了对塞内加尔反对派运动的残酷镇压。[5]
然而，达喀尔的事件与1968年全球运动有关，尤其是与塞内加尔前宗主国的首都巴黎的运动有关，其方式比那些人声称的“法国事件……他们迅速找到了去到达喀尔的路”[6]要更复杂。塞内加尔运动开始得更早，牵涉当地的抗争史。1961年2月，250名学生走上达喀尔街头，抗议对刚果领导人帕特里斯·卢蒙巴的暗杀活动。分析人士表示，此时，塞内加尔学生的意识形态从反殖民主义转向了反帝国主义。[7]
在非洲大陆掀起学生激进主义和反叛浪潮的背景下，1968年的非洲起义也需要加以考虑。同样，刚果事件是其核心，因为暗杀卢蒙巴激化了学生政治活动，对当地，非洲乃至国际（北方世界）学生运动产生了影响。[8]例如，在西德，早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对桑戈尔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之前，学生们一直在西柏林游行，反对1964年12月刚果总理莫伊兹·冲伯（Moise Tschombé）的正式访问，据说他与谋杀卢蒙巴有牵连，并取而代之。
无论是在非洲大陆，还是其他地方，学生反抗运动采取不同的形式，以应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条件。20世纪60年代后期，抗议活动横跨非洲大陆，遍布苏丹、刚果、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以及北非各国。我们在最近的概述中讨论过的事件表明，非洲大陆的学生以与北美和西欧学生运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环境下进行反抗。[9]1968年非洲起义中的许多事件也体现了非洲大陆激进主义存在多种多样的形式。这些活动的开展过程中，众人团结一致，联合西方核心力量开展抗议活动等诸多事实突出表明：要在全球视角下，对1968运动有一个总体的认识，非洲的影响不应当被忽视。
二 1968年的南非：黑人和白人的学生政治运动
南非也见证了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这段政治倒退期，这段时期抵抗运动的方式和意识形态被重塑，并与其他地区开展的1968运动相呼应。抵抗运动以各种方式打破原有规则，其中一些政见明确与种族隔离和种族资本主义相对立，其他的多间接支持60年代反主流文化精神。
关于南非的抵抗运动，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这10年通常被视为大屠杀后的沉默期。紧接着1960年3月21日的沙佩维尔大屠杀、非洲人国民大会（ANC）政治运动和新兴的泛非主义运动被镇压，与相当残酷的镇压相伴随的是种族隔离主义在经济和政治上进入全盛时期。以沙佩维尔大屠杀后被迫转入地下的力量为基础，而开展武装斗争的尝试是短暂的。1964年的里沃尼亚审判以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人被终身监禁的判决而告终。在公共讨论和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学术界中，长期的政治静止只能以1976年6月16日的索韦托起义结束。
然而，最近有一些人开始以相当不同的方式看待这段时期，提醒我们南非政治斗争正史中所忽视的政治空间和激进主义。雷蒙德·苏特纳（Raymond Suttner）坚持认为，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遭受了残酷的镇压，非洲人国民大会地下组织仍然活跃在人群中且被铭记。他质疑关于地下组织“作为社会和政治活动的一种模式，影响了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和行为方式，包括两性关系”的这段史料。[10]他的作品大大强调了在公共领域之外对政治抵抗运动的保护。尽管苏特纳的叙述并未深入人心，但无论如何，随着学生组织和激进主义者与南非的1968运动串联起来，大众的抵抗运动最终促使种族隔离消亡。
然而，约翰内斯堡威特金山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朱利安·布朗（Julian Brown）研究了索韦托起义前的抵抗运动，他强调了学生政治对南非民众斗争的复兴及重塑的关键作用。他这样描述“索韦托之路”的重要性：
50年前，学生是南非政治的核心，新的组织对种族隔离的社会秩序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他们以抗议活动表达政治观点，这些活动经常是自发、无组织的，有时缺乏远见，因此几乎不可持续。短短几年内，他们重塑了南非的政治格局。在这些抗议活动中，出现了以前难以想象的想法，并形成了新政治组织的基础。新的阶级和抗议分子的类别变得清晰可见——不仅是学生，还有工人。新的身份成为可能，新的联盟——包括不同种族和背景的学生之间，以及学生、工人和其他人之间——都成为可能。[11]
布朗认为，索韦托起义前的10年，南非的抗争政治发生了重大变革，出现了新的不同意见和新的抗议形式。学生抗议活动呈现出新的形式；随后，罢工和公众集会也反映了这一点。通过一些尝试运动，学生变得激进；他们的抗议引起了工人和社会其他群体的共鸣。值得注意的是，其他社会群体开始采用学生首先尝试的方法和形式。新的联盟形成了，尽管它们往往显得很粗线条。布朗指出，新的反对派的出现并不是在1976年的单次抗议活动中发生的，“而是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通过一系列没有计划的实验而发生的”。[12]
学生抗议有不同的形式，由不同的学生群体推动。从1959年起，当“大学教育法的扩充”——这份因为错误命名而臭名昭著的文件通过后，南非学生严格按照种族和民族界限被大学录取。学生抗议活动和组织形式必然受到这种教育种族隔离的极端形式的影响，这种隔离封闭了该国以前“开放”的大学中少数早期的跨种族交流空间。学生组织的状况反映出了这种隔离，甚至那些从事反抗政治的学生组织也不例外。尽管有这些限制，我下面讨论的几个例子表明，在不同的学生群体之间，以及学生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仍然出现了尝试性的、复杂的联盟。
三 1968年的开普敦
（一）开普敦大学“马法耶事件”
第一个例子来自南非历史最为悠久的大学——开普敦大学（UCT），它曾是南非为数不多的“开放”的大学之一。1968年，阿尔奇·马法耶（Archie Mafeje）以优等成绩从开普敦大学毕业，当时他正在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攻读博士学位，开普敦大学聘请他担任社会人类学高级讲师。学校起初向他提供了这份工作，但在奉行种族隔离政策的政府压力下，收回了这份邀约。
这个问题在南非学生全国联盟（National Union of South African Students，NUSAS）的大会上被讨论，全国联盟在当时集结了开普敦大学的绝大多数学生。讨论中提出了在围绕学校的领地开展静坐抗议活动的想法，进而在世界各地开展静坐抗议活动。参与其中的一些人还记得，欧洲的抗议活动在南非得到了广泛报道，学生们也饶有兴趣地跟进。[13]
因此，1968年8月，当校方未能站出来对抗政府对学校招聘政策的干预时，一场群众大会在校内的大詹姆逊厅（grand Jameson Hall）召开，这里通常用来举办毕业典礼和其他学术活动。在学生领袖们激动人心的演讲之后，现场1000多名观众大都愤然而起，约有600名学生占领了学校的行政楼。静坐的学生和一些教员，仿照伯克利和西柏林的激进运动，下定决心“在行政楼内一直静坐直至大学委员会同意（1）任命马法耶大学职员，（2）发表声明，以确保未来的招聘政策不偏离学术理由”。[14]
最终，大约90名占领者放弃了，并在一个半星期后离开。一名白人人类学家代替了马法耶。作为高等教育领域的代表，南非最古老的大学在种族隔离政策的要求面前低头。
1968年的马法耶事件被视为南非教育界施行种族隔离政策的代表。在以“白人大学”姿态面向大众的开普敦大学，黑人学生只有在极特殊情况下才能被录取，任何想要在开普敦大学学习的“非白人”申请者都必须向政府申请特殊许可。即使这项规定不适用于学术工作人员，但马法耶仍然未能够顺利入职。
然而，在1968年8月的那段短暂时间里，南非尝到了1968年反抗运动的滋味。其中一名占领者描述了一群南非白人学生的这一行动：
我们这600人决定投身占领运动，决心不离开，直到开普敦大学改变它的决定。我们坚持了十天，睡在地板上。食物是大家一起煮的——包括那些当时根本不懂做饭的人。人们喝了许多酒，吸食了大量的大麻，背离了最初的样子。但总的来说，这是一场有组织的抗议活动，其一个标志就是抗议过后垃圾被清除了，被占领的地区干净如初。巴黎和伦敦的学生纷纷发来支持的信息，国际媒体也进行了正面的报道。
此次事件中，最重要的或许是知识的解放。可供选择的课程已经在筹备，我们也办了一份报纸，瞬间摆脱了精神上的枷锁。最终，我们不再是帝国孤立的种族主义前哨，而是国际学生运动的一部分。[15]
开普敦大学静坐抗议活动的诉求强调“学术自由”，仍然局限于反对种族隔离政权的自由主义派别。当时，相较于新兴的黑人学生运动以及少数学生运动人士正在讨论的更为激进的意识形态取向，静坐运动尚有不足。然而，开普敦大学学生的活动形式是相当激进的，在超过一周的时间内占领了学校；因此，试图对学术环境进行的挑战是极端保守的，仅仅在此前一年，开普敦大学才最终允许学生着休闲装上课。[16]
（二）西开普大学“领带事件”
同全球其他地方一样，1968年反抗运动是一个社会和政治的时期，而不是严格按日历计算的时刻。西开普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estern Cape，UWC）的领带事件发生在1970年，但它很好地说明南非1968年在新兴抵抗形式、新政治意识形态和60年代反主流文化之间建立了错综复杂的联系。
西开普大学位于开普平原周边，距开普敦大学20公里，坐落在壮丽的桌山（Table Mountain）。这是种族隔离政府为“有色人种”建立的一所大学。“有色人种”是种族隔离的一个类别，针对的是占开普敦大多数人口的混血儿。西开普大学成立于1960年，其直接后果是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的有关法律将有色人种学生赶出了开普敦大学，而开普敦大学曾有少数有色人种知识分子就读。与20世纪60年代建立的其他“黑人”大学一样，西开普大学被规划为一个种族隔离机构，其任务是为“非白人”群体提供二流的学术培训。早期的讲师主要是白人，学术上也不怎么耀眼。这所大学是绝对专制的，创办的头十年里几乎没有什么骚动。1966年，“种族隔离制度的建筑师”亨德里克·维沃尔德（Hendrik Verwoerd）被暗杀后，一些学生抵制了学校举办的追悼会。作家佐伊·威科姆（Zoe Wiccomb）在其作品中精彩地再现了西开普大学有史以来的首次学生抗议活动。她当时是大学的学生，在作品《灌木丛中的一片空地》（A Clearing in the Bush）中，她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大学是一个多么专制的、缺乏想象力的地方。[17]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它是一个沉默且沉闷的机构，到了80年代，西开普大学作为南非“左派知识分子的家园”而声名鹊起。
四 黑人意识运动和南非学生组织的形成
南非1968年反抗运动不仅仅是60年代反主流文化下的校园反叛，几所大学发生的事件也是对种族隔离和教育机构内种族歧视的深刻反抗。学生抗议活动最重要的新组织出现在1968年的最后几天。南非学生组织（SASO）在一个会议期间成立，参会人员均为马里安希尔（Mariannhill）——这个会议的参会人员为来自德班西部天主教会所在地马里安希尔（Mariannhill）的圣弗朗西斯初中的黑人学生，这个中学男女同校，知名校友为史蒂夫尼·班图·比科（史蒂夫·比科）。1946年出生的比科于1969年7月在北方大学（UNIN）的特弗洛普校区正式就任南非学生组织的首任主席。
南非学生组织诞生于对种族隔离和制度种族主义的深刻反抗的背景下，这种反抗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在南非各大学蔓延。1968年，在当时还相当独立的黑人高等教育机构福特海尔大学（Fort Hare），学生们联合抵制了新校长约翰尼斯·马蒂努斯·德·韦特（Johannes Marthinus de Wet）的就职，他是南非白人兄弟会——一个由白人男性民族主义者组成的成员。那年晚些时候，这所大学关闭了，23名学生被禁止回家。其中包括巴尼·皮蒂亚纳（Barney Pityana），他可以说是比科最亲近的革命同志和朋友，他也很快继任其成为南非学生组织主席。
我们需要理解黑人学生与该国长期存在的全国学生组织南非学生全国联盟（NUSAS）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催生南非学生组织形成的诸多要素。南非学生全国联盟成立于1924年，面向所有种族的学生开放。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种族隔离早期，全国联盟在意识形态上强调南非向“多种族主义”和“自由主义”转型，声称种族隔离与资本主义不相容。即使在那时，也有少数马克思主义者和南非共产党党员是该组织成员。
在20世纪60年代初被作为种族隔离机构设立的“黑人”大学中，少数学生加入了全国联盟，在一些大学中，为获准成立自治的学生代表委员会（SRC）与加入全国联盟发生了激烈的争斗。然而，令人沮丧，尽管成员来自多个种族，但是组织仍旧被白人学生主导与控制。
在当时，比科作为纳塔尔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atal）的一名“非欧洲”医科生，在对“白人在文化知识上的优势使他们相信，在这个国家，白人的领导地位是必不可少的，白人是上天任命的前进方向上的领跑者”这样的观点表达异议时，已经对上述全国联盟的情况心知肚明。[18]1968年，他和其他一些人成立了南非学生组织，出于政治原因，该组织向所有“黑人”学生提供成员资格，包括那些被划分为“非洲人”、“有色人种”和“印度人”等种族隔离类别的学生。1971年，南非政策宣言提出了黑人意识主义。
在组织层面，南非学生组织的积极分子认为，为了避免白人“自由主义者”的统治，黑人必须独立组织。1970年，比科在组织时事通讯中暗示性地写下“坦诚的交流”：
白人自由主义者在南非黑人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令人好奇。很少有黑人组织不是在白人的领导下。忠实于他们的形象，白人自由主义者总是知道什么对黑人有利，并告诉他们……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势最为明显的表现莫过于他们坚持认为，国家的问题只能通过一种黑人和白人共同参与的双边方式来解决。总的来说，所有那些声称希望改变现状的人都十分认真地对待这一点，认为这该是南非的做法。因此，多种族的政治组织和政党以及“非种族”的学生组织都坚持融合不仅是一个最终目标，而且是一种手段。[19]
自由主义的权势在当时展现得淋漓尽致，以至于只有通过黑人和白人的双边协商才能解决南非的问题。总的来说，就是让南非所有声称希望改变现状的人都体会到事态的严重性。因此，政治组织、政党以及“非种族”学生组织都坚持将融合作为最终目标，同时也是一种方法。
南非学生组织的意识形态受到了非裔美国人的黑人权力运动和其领导对弗朗兹·法农作品《黑皮肤白面具》的激进思想的解读的影响。南非学生组织最初的关注点是对黑人的心理激励；黑人意识运动的追随者认为黑人需要摆脱所有种族偏见，他们用“黑人是美丽的”这个口号表达了这一想法。他们意识到这不仅与学生有关。早在1971年，南非学生组织的领导阶层就讨论了摒弃学生至上的态度的建议，包括成立黑人工人理事会（后来改名为黑人工人项目），并发起了黑人人民大会（BPC）。这是一项新的政治运动，不久将与黑人工人大会并驾齐驱。实际上，一些积极分子组织了黑人社区项目（BCPs）。[20]
在全员黑人的南非学生组织存在的最初几年里，黑人大学给予其成员成长空间，部分原因是政府重视分离的黑人学生组织，并在很大程度上强调黑人组织以心理为导向的黑人意识运动能够与种族隔离意识形态兼容。他们很快就会意识到南非学生组织乃至比科推动的整个黑人意识运动对该政权构成了重大威胁。但是，当该组织开始更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之前，它已经建立了牢固的结构性根基，这使政府难以完全压制它。有一个早期的镇压例子，发生在1972年的学生抗议活动中。当时学生代表委员会（SRC）主席阿克因在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反对教育的言论而被开除。1974年成为了关键的一年：1月，南非学生组织正式谴责了军队在纳米比亚的存在；该组织还重申了黑人意识运动的不合作立场，并谴责了班图斯坦自治区的领导人。同年9月，在行动遭到政府拒绝的情况下，莫桑比克仍在北方大学（UNIN）举行了一次支持民众的集会，以庆祝在亚美领导下的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掌权。
镇压紧随其后。80名南非学生组织领导人因支持莫桑比克解放阵线集会，在未经审判的情形下被拘禁，并在比勒陀利亚最高法院受审；1976年，他们被判在罗本岛监禁。1974年，南非学生组织作为受影响组织之一，被列入当年《受影响组织法案》。该法案禁止其为实现目标而接受外国资金。1975年7月，南非学生组织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召开了年会。执行委员会中只有一名成员可以出席会议。其余的执行委员要么被禁止参加，要么被逮捕。最终在1977年10月，根据《国内安全法》，南非学生组织和其他黑人意识组织的日常活动被完全禁止。最残酷的镇压是1977年9月史蒂夫·比科在拘留期间被谋杀。
尽管全国学生联盟和南非学生组织在组织结构上存在分歧，但白人和黑人学生运动人士继续在具体的活动中合作。20世纪70年代初，在南非金山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激进的反种族隔离分子和越来越多的“新左翼”白人学生邀请演讲者重新发现反抗的历时，发现那段曾被20世纪60年代的压抑气氛所掩盖的历史。[21]随后又发起了一场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的运动，包括被拘禁在罗本岛的纳米比亚自由战士。[22]学生们和工人们一起，发起针对学院内的劳工条件改善的运动，但不久后这一努力被学校废止。1971年7月，在全国学生联盟会议上提议，根据德班纳塔尔大学发展的一种模式，在金山大学、开普敦大学、罗德斯大学（RhodesUniversity）和纳塔尔大学彼得马里茨堡分校（the University of Natal's section in Pietermaritzburg）发放工资，设立经济委员会。该提案呼吁全国上下共同努力，展示他们对劳工条件的研究，以支持校园内外的工人提出的改善劳工条件的要求。
五 德班时刻
随着南非学生政治运动变得更加激烈，最初仅限于大学的政治抗议活动吸引到越来越多其他群体的关注；特别是，他们为新的黑人工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激进的学者也参与了黑人工会围绕罢工的努力。学生、激进学者、工人和其他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之间的联系，在人们所说的“德班时刻”（Durban moment）变得尤为密切，这可能是南非1968年反抗运动末期最重要的政治发展节点。
1973年初，港口城市德班迎来了大规模的罢工潮。到1973年3月底，近10万非洲工人，约占德班雇用的全部非洲工人的一半，集体罢工。工人们以高歌和游行的方式表达诉求——这是自20世纪50年代激进主义产生以来，发生的第一次公共集体行动。这既是政治行动，也是劳工起义；工人们发动了以工厂为基础的集体行动的力量。看似自然的罢工事件，其实源于一系列复杂的因素：低工资、来自法律和种族歧视的羞辱、移民劳工的艰难处境、强制迁移，以及很重要的一点——剥夺黑人工人成立组织的权利。[23]罢工标志着不分种族的激进工会主义的发展，以及国内反叛精神的复苏。
德班时刻预示着新一轮抵抗浪潮的开始，这一浪潮引发了索韦托起义——一起20世纪80年代的大规模起义，并最终导致了种族隔离制度的灭亡。工人运动的爆发和地下解放运动之间存在联系；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复兴在新一代人中间发挥作用。然而，最近出现的黑人意识运动的思想也有决定性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有时被否认。[24]特别重要的是活跃的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他们在1968年运动这段时期的作用以不同形式呈现，他们以新的意识形态观点进行思考，并尝试了激进主义的新方法。最重要的是史蒂夫·比科和纳塔尔大学政治哲学讲师瑞查德（“瑞克”）·特纳之间特殊的政治对话、学术交流和个人友谊。这两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不幸先后于1977年9月和1978年1月被种族隔离国家政权暗杀。
70年代早期，作为劳工问题研究人员，同时也是社区和劳工组织成员的特纳，在德班成立第一个“工资委员会”时是核心小组成员。特纳于1941年出生于开普敦，在促使学生激进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66年，他从巴黎回到南非，在索邦大学（the Sorbonne）完成了一篇关于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的政治著作的博士学位论文。与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接触对这个南非年轻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先是在开普敦与学生和朋友们分享了这段经历，1970年起又在德班进行分享。
特纳的思想借鉴了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传统思想，萨特的思想占主导，但特纳也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其中，他翻译阿尔都塞（Althusser）的作品并进行讲授。特纳认为，尽管南非的“资本主义人类模式”已被深刻地被写入当地文化种族历史，[25]但资本主义是南非社会不平等和冲突的根本原因。[26]他将“南非未来的社会”构想成“参与式民主制度”。[27]这不仅包括全民特许经营，还包括“以工人、农民所有制来取代原来的生产资料私有制”。[28]
特纳强调乌托邦思想的必要性，他认为乌托邦是南非另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式。[29]他还认为，那些为解放而战的人应该“预见未来，组织机构必须是参与式的，而不是专制的。在那时人们必须团结一致，学会在充满爱与和谐的环境中彼此合作”。[30]
特纳倡导的参与式民主涵盖对黑人意识运动的欣赏，尽管他谨慎地表示，作为反抗的方向，“仅仅强调黑人的尊严是不够的”。[31]在与黑人意识运动势力进行友好讨论的同时，特纳以独特的思维呼吁南非白人培养一种批判的“白人意识”，进而将种族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特纳指责道，南非白人必须明白，南非的社会现状以及他们在其中的地位并非“白人文明胜利”的结果，而是“新技术诞生带来的腥风血雨”；他们应当关注这些事，关注“未来的希望而非过去所犯下的过错”。[32]
特纳挑战了种族隔离制度和南非白人自由主义；他还批评了马克思主义先锋队离开南非，特别是与苏东集团关系密切的共产党。同样，南非新左派中为数不多但声音响亮的活动家、学生和知识分子接受了黑人意识的挑战，并对迄今为止主导（白人）反对派的多种族自由政治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们评估了种族隔离社会中的“种族”与阶级的关系，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同形式的批判性论述。[33]
这些新左派的做法与20世纪8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反对派政治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后者强调非种族主义。然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学生和联盟政治的历史还剩下什么呢？下面的结论将理清南非1968年运动时期的意义，以便了解学生抗议的发展轨迹，特别是它对后种族隔离时代和近期学生运动的影响。
六 南非“法农式时刻”中的1968年遗产
2015年3月，南非大学的学生在一场大规模起义中站了起来。他们在校园游行，用涂鸦涂画作为殖民遗产的圣牛，甚至有时使用其他更具争议的方式。他们的声音响彻校园，响彻街道，响彻开普敦的议会，响彻联邦大厦的草坪，响彻比勒陀利亚的中央政府。学生们推翻了殖民主义和剥削的标志，他们反对提高高等教育的学费，要求免费教育，他们呼吁结束种族主义和大学支持服务外包的新自由主义做法。学生们在多种层面上要求免费教育——一方面要求免除学费，另一方面要求教学的内容、方法和教师的选择上能够反映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自由”的状态。
学校、知识和思想的去殖民化一直是主导南非“法农式时刻”（Fanonian Moment）的新一代活动家的标签，“法农式时刻”是金山大学后殖民主义政治哲学家阿奇勒·姆贝（Achille Mbembe）创造的术语。2009年他在开普敦的一次演讲中解释道，在一个国家独立大约20年后，新一代人进入社会舞台，对后殖民主义势力并未完全消除殖民化提出了新的问题。[34]
“去殖民化”是最新南非各地学生运动的口号。然而，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这种新语境后，可能潜藏着黑人意识哲学的复兴。有人可能会问：半个世纪前，在种族隔离的全盛时期，比科和他的同事们发展出来的意识形态与“2015年这一代”有什么关系？他们大都出生在1994年纳尔逊·曼德拉成为总统之前。今天许多学生的答案是，虽然南非的大学的学生群体中黑人占大多数（尽管不是在教职工中），但其校园文化、象征和课程仅仅发生了微小的变化。黑人学生经常以“被疏远”来形容他们的经历，他们注意到大学里的各项规定在继续迎合白人、中产阶级、健全的并倡导异性恋的男学生。[35]
在新的学生运动中，史蒂夫·比科和南非学生组织的理论遗产再次获得重视。21世纪的青年学生认为，比科对黑人自主行动的诉求仍然适用于当代南非。对于那些坚持课程改革的学生来说，黑人意识哲学再次了体现重大意义。他们说，之前的课程传达了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知识形式，忽视甚至蔑视非洲的知识经验。呼吁黑人解放自己的思想，了解自身和相互之间的情况，共同努力，改变黑人学生的物质条件是新南非学生运动的指导原则，这些指导原则同时也贯穿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批人的抗争中。因此，比科的作品再次被年轻学生广泛阅读，他们认为比科对黑人自主行动的呼吁仍然与当代南非息息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新时代的年轻人也借鉴了法农的著作，尤其是他对种族主义的哲学批判，和他在实践中对黑人需要获得认可的坚持。正如前文所述，20世纪70年代黑人觉醒的意识形态深受南非学生组织领导层对弗朗茨·法农的激进哲学作品《黑皮肤白面具》的解读以及“非裔美国黑人权力运动”的影响；在后种族隔离时代，一些最富思想的年轻知识分子无疑会以一种全新的视角与法农进行交流，年轻的激进主义知识分子强调黑人需要获得认可。此外，激进的批评家后来还采纳了法农关于种族隔离后那个阶段的危机在后殖民时期的南非适用问题的尖锐评论。法农被学生活动人士聘请，也是因为他对非暴力事件的规范性强制进行了激进的批评。
通过对法农和比科作品的重新解读，新一代对种族主义和后殖民状况进行了哲学批判。激进主义实践声称相互认可和去殖民化是实现真正的人道主义的先决条件，他们的实践关注扰乱，不仅是扰乱大学内的空间，他们同时也坚持认为校园外的“一切照旧”的想法也阻止了1994年以后南非社会的去殖民化运动。
最近发生的学生抗议活动是在后种族隔离时代下南非社会经济不平等加剧的形式下爆发的。依托非洲国民大会（ANC）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的政策，与政府官员有联系的南非新兴富裕精英，表面上声称自己是非洲人。正如奈杰尔·吉布森（NigelGibson）所指出的，一种新自由主义黑人意识思想的说法如今在南非盛行。然而，这种排他性的意识形态与史蒂夫·比科的激进主义黑人意识哲学几乎没有共通之处。相反，在新的分配制度中，“以前对所有黑人的非人道和贬低的态度现在转向了黑人群体中的穷人”。[36]总之，这些事态发展引起城市青年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政府的不满。对许多年轻人来说，老一辈所珍重的奋斗基础已经不再适用。
相比2015—2016年的学生运动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运动，尽管斗争的技术手段不尽相同，比如数字社交媒体对前者有重要意义，但两者的意识形态轨迹——尤其是黑人自觉意识，以及对违法且破坏性质的抵抗形式的关注——似乎将两者联系起来。这一分析表明，1976年索韦托起义之前的反抗，特别是学生抗议，在1976年之前的十年中已经存在，如爆发了多次破坏性的行动，如1968年在开普敦大学和1970年在西开普大学发生的。这些行动塑造了新的活动团体、新的抗议形式和新的政治愿景，最终摆脱了学生政治的局限，形成了学生、一些激进主义学者与工人和其他边缘化社会群体的联盟，尽管这种联盟往往令人不安。短暂但重要的德班时刻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近期的抗议运动中，异议、创造力、想象力和团结的力量在最关键的时刻再次得以体现。
【责任编辑】雷雯
[1]原文刊于《国际社会主义者评论》2018年12月刊（总第111期），已获得授权。
[2]Heike Becker and David Seddon，“Africa's 1968：Protests and Uprisings across the Continent，”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May 31，2018，http：//roape.net/2018/05/31/africas-1968-protests-and-uprisings-across-the-continent/.
[3]Leo Zeilig，Revolt and Protest：Student Politics and Activism in Sub-Saharan Africa，London：I.B.Tauris，2007，pp.181-182.
[4]Leo Zeilig，Revolt and Protest：Student Politics and Activism in Sub-Saharan Africa，London：I.B.Tauris，2007，p.182.
[5]Timothy Scott Brown，West Germany and the Global Sixties：The Anti-authoritarian Revolt，1962-1978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p.117-120.
[6]Timothy Scott Brown，West Germany and the Global Sixties：The Anti-authoritarian Revolt，1962-1978，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118.
[7]Pascal Bianchini，“Le mouvementétudiantsénégalais：Un essaid'interpretation，” in La sociétésénégalaise entre le local et le global，ed.，Momar Coumba Diop，Paris：Karthala，2002，pp.359-396.
[8]Pedro A.G.Monaville，“Decolonizing the University：Postal Politics，the Student Movement，and Global 1968 in the Congo，”PhD diss.，University of Michigan，2013.
[9]Heike Becker and David Seddon，“Africa's 1968：Protests and Uprisings across the Continent，”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May 31，2018，http：//roape.net/2018/05/31/africas-1968-protests-and-uprisings-across-the-continent/.
[10]Raymond Suttner，The ANC Underground in South Africa to 1976：A Social and Historical Study，Johannesburg：Jacana，2008，p.15.
[11]Julian Brown，The Road to Soweto：Resistance and the Uprising of 16 June 1976，London：James Currey，2016，p.vii.
[12]Julian Brown，The Road to Soweto：Resistance and the Uprising of 16 June 1976，London：James Currey，2016，p.4.
[13]Martin Plaut，“How the 1968 Revolution Reached Cape Town，” Martin Plaut Blog，September1，2011，www.martinplaut.wordpress.com/2011/09/01/the-1968-revolution-reaches-cape-town/.Accessed 2018-1-5.
[14]BUZV UCT.Photograph and Clipping Collection，University of Cape Town Libraries，Special Collections，“Academic Freedom—1968：Sit-in Protest，”www.mss_buz_acad_freedom_1968_sit_in.
[15]Martin Plaut，“How the 1968 Revolution Reached Cape Town，” Martin Plaut Blog，September 1，2011，www.martinplaut.wordpress.com/2011/09/01/the-1968-revolution-reaches-cape-town/，Accessed 2018-1-5.
[16]Cornelius Thomas，“Finding Voice，Vocabulary and Community：The UWC Student Movement 1972-1976，” Journal for Contemporary History，June 2014，39 （1），p.21.
[17]Zoë Wiccomb，“A Clearing in the Bush，” in You Can't Get Lost in Cape Town，New York：The Feminist Press at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2000，pp.37-61.
[18]Steve Biko，I Write What I Like：Selected Writings by Steve Biko，London：Heinemann，1987，p.24.
[19]Steve Biko，I Write What I like：Steve Biko，A Selection of His Writings，40th Anniversary Edition，Johannesburg：Picador Africa，2017，p.21.
[20]Julian Brown，The Road to Soweto：Resistance and the Uprising of 16 June 1976，London：James Currey，2016，p.115.
[21]Glenn Moss，The New Radicals：A Generational Memoir of the 1970s，Johannesburg：Jacana Media，2014，pp.105-120.
[22]Glenn Moss，The New Radicals：A Generational Memoir of the 1970s，Johannesburg：Jacana Media，2014，pp.121-146.
[23]South African History Online，“1973 Durban Strikes，”South African History Online，January 8，2014，https：//www.sahistory.org.za/article/1973-durban-strikes，Accessed 2018-8-6.
[24]Baruch Hirson，Year of Fire，Year of Ash：The Soweto Revolt，London：Zed Books，2016 （1979），p.289.
[25]Richard Turner，The Eye of the Needle：Towards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in South Africa，London，New York，Calcutta：Seagull Books，2015 （1972），p.100.
[26]Richard Turner，The Eye of the Needle：Towards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in South Africa，London，New York，Calcutta：Seagull Books，2015 （1972），p.104.
[27]Richard Turner，The Eye of the Needle：Towards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in South Africa，London，New York，Calcutta：Seagull Books，2015 （1972），p.110.
[28]Richard Turner，The Eye of the Needle：Towards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in South Africa，London，New York，Calcutta：Seagull Books，2015 （1972），p.108.
[29]Richard Turner，The Eye of the Needle：Towards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in South Africa，London，New York，Calcutta：Seagull Books，2015 （1972），p.10.
[30]Richard Turner，The Eye of the Needle：Towards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in South Africa，London，New York，Calcutta：Seagull Books，2015 （1972），p.124.
[31]Richard Turner，The Eye of the Needle：Towards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in South Africa，London，New York，Calcutta：Seagull Books，2015 （1972），p.119.
[32]Richard Turner，The Eye of the Needle：Towards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in South Africa，London，New York，Calcutta：Seagull Books，2015 （1972），pp.122-123.
[33]Glenn Moss，The New Radicals：A Generational Memoir of the 1970s，Johannesburg：Jacana Media，2014，p.150.
[34]Heike Becker，“South Africa's May 1968：Decolonising Institutions and Minds，”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February 17，2016，http：//roape.net/2016/02/17/south-africas-may-1968-decolonising-institutions-and-minds/.
[35]Leigh-Ann Naidoo，“Contemporary Student Politics in South Africa，” in Students Must Rise：Youth Struggle in South Africa before and beyond Soweto ' 76，Anne Heffernan and Noor Nieftagodien，eds.，Johannesburg：Wits University Press，p.181.
[36]Nigel Gibson，Fanonian Practices in South Africa：From Steve Biko to Abahlali Base Mjondolo，Pietermaritzburg：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 Press，2011，p.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