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流寓心态看《古诗十九首》的产生年代及其价值
——兼评“汉末动乱说”立论之不足[1]
徐铭[2]
【内容提要】 关于《古诗十九首》的创作年代，当今学界多认为其产生于东汉末年。从诗篇的具体内容考察，这一说法并不符合实际。仔细分析，《古诗十九首》表现了浓郁的流寓异乡的孤寂、对世态炎凉的感伤、对功名利禄的渴望，以及游子思妇的愁怀等情绪。结合汉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可知这些内容并非在汉末的乱世才能产生，而是应该属于汉代文人在承平之世的一种流寓心态。
【关键词】 古诗十九首 流寓心态 乱世文学 治世文学
关于《古诗十九首》（以下简称“十九首”）的创作年代，自六朝至清，大多数的古代学者都确认其为两汉之作，并没有人将它和乱世联系起来。但是，“五四”以来，由于受疑古学风和庸俗社会学的影响，部分学者从社会政治史的角度做出推测，辅以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提出了其创作于“乱世”的观点，在这方面，梁启超先生最有代表性，其在《中国美文及其历史》一书中，除了引用前人提出的证据之外，还提出了一种“直觉”的方法，他认为“从内容实质上研究《十九首》，则厌世思想之浓厚——现时享乐主义之讴歌，最为其特色。”[3]这一观点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十九首”产生于东汉末年，是一组创作于“乱世”的佳作。如马茂元先生认为：“它所反映的只是处于动乱时代失意之士的羁旅愁怀而已。”[4]游国恩先生等认为：“《古诗十九首》的作者通过闺人怨别、游子怀乡、游宦无成、追求享乐等等内容的描写，表现了浓厚的感伤情绪……《古诗十九首》中所流露的游子思妇的感伤，正是东汉末年政治社会的真实的反映。”[5]刘大杰先生在其《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写道：“《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末叶大乱时代人民思想情感的表现。在那一个长期的混乱中，党祸之变，黄巾之乱，以及那长年不断的兵祸、屠杀、饥荒和瘟疫，不仅摧残了全体人民的安居生活，连人民的思想信仰，也起了剧烈的动摇。在那一个乱杂的时代，夫妇的分离，家庭的隔绝，自然是最普遍的现象。”[6]但这些说法的依据并不充分。一些学者也提出了反对意见，如古直先生从“十九首”之前的五言诗、“十九首”的内容、魏晋以前的称谓及所谓“触讳说”等七个方面进行辩证，认为“十九首”“要其非一人一时之作，而为两汉之作，则无可疑”。并从历法的角度证明《明月皎夜光》等三首为“西京太初以前之作”。[7]隋树森先生则在古直先生研究的基础上，从“十九首”之前的五言诗句、从“促织”等名物、历法和诗句对偶等角度进行考证，对梁启超等人的观点一一辩驳，最终得出结论：“把《古诗十九首》定为东汉人作或汉魏间人作，理由都是很不充分的。”[8]李炳海先生认为“秦嘉赠妇诗便是《古诗十九首》写作年代最好的参考物”，并由此推出“十九首”的创作年代“应在公元140年到160年这20年中，写于后十年的可能性更大”。[9]特别是赵敏俐先生，从对与班固《咏史诗》的比较和“十九首”的内容，尤其是从汉末士风的角度进行分析，最终认为：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汉代文人五言诗，“不可能产生于东汉末年”，“最早可能会产生于西汉后期，其中绝大部分应该是东汉初中期的产物”。[10]这些观点，都给我以极大的启发，让我从流寓心态的角度重新思考。
流寓心态指的是一个人流寓在外的心理状态。“流寓”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廉范传》：“范父遭丧乱，客死于蜀汉，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归乡里。”[11]《说文解字》：“流，水行也。”[12]“寓，寄也。”[13]总之，“流寓”就是漂泊在外，寄居他乡。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离开家乡，即便到京城居住也算流寓。比如在长安参加科考失败，求仕无成，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14]（《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生活的杜甫，就是典型的代表。但应该注意的是，和流寓相伴的往往是游子的失意和无奈，故此金榜题名、春风得意的欢快，就要被排除在外。由此而言，“流寓心态”往往指的是古代的游子客居他乡时复杂的感伤心态。古代文人的流寓背后有多种原因，或政治，或经济，或战争，或外交，或多种因素兼而有之，是古代文人世子一种非常普遍的生存状态。许多文人墨客因为各种原因而成了流寓者，流寓让他们远离故土，痛苦孤寂，由此而产生了复杂的流寓心态。他们在流寓的过程中创造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为流寓文学。从大的方面来讲，我们可以把流寓文学分为治世文学和乱世文学两种。治世的流寓文学往往侧重于表达文人士子个体的遭遇，它的写作后面有治世的背景；乱世的流寓文学往往通过个体的遭遇表达社会的苦难，成为乱世生活的写照。判断流寓文学的价值，主要看它们在其中所表达的情感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并不在于它们是不是一定要产生于乱世。“一字千金”[15]的“十九首”就是流寓文学的杰出代表。“十九首”中的游子长期漂泊在外，思归而不能归，想建功立业却又无法实现，感情也无所依托。于是，他们把游宦的艰辛，羁旅的孤独，相思的痛苦，仕途的坎
，人情的冷漠，世态的炎凉，都写进了诗中。正是这些在流寓中产生的感伤情绪，让很多人认为“十九首”创作于乱世，产生于汉末动乱之时。这恰恰是对“十九首”的误解。我们仔细品味，就会发现“十九首”中呈现出来的是一片平和之气，诗作中并没有关于乱世的描写。下文将从流寓心态和流寓文学的角度，对“十九首”的创作年代及其意义略陈管见，以求教于海内外方家。
一 “十九首”呈现出的平和之气
“十九首”没有留下作者的名字，判断其是否产生于东汉末年之乱世，主要通过对作品的分析与相关的比照。“十九首”中并没有乱世的影子。诗中的游子流寓京都的生活状态，大致可分为四类：宴游听曲、望星赏月、心系家人、驱车出游。《今日良宴会》《西北有高楼》《东城高且长》《生年不满百》四首属于第一类，前三首都有关于音乐的描写，最后一首虽然没有听曲的描写，却直接抒发了“游”的欢乐。这里面有快乐宴会的描写，如《今日良宴会》：
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
轲长苦辛。[16]
全诗十四句，一气呵成。前两句就赞叹此次宴会的美好，今天的宴会真的是太欢乐了，这样的欢乐难以用语言去描述。弹筝的声响，不同凡俗，奏出的音乐也是最流行的新曲。有美德的人，通过乐曲发表着真知灼见，他的高见引发了座中人的共鸣，只是没有人明白地说出来。那就由我来说：人活一世，犹如被狂风卷起的尘土，极其短暂！为什么不捷足先登，获得高官厚禄？不要守着贫贱，辛苦生活。直抒胸臆，说出了时人快马加鞭，追求富贵利禄的共有心愿。《西北有高楼》同样是写诗人听曲，他循着从西北传来的歌声而至，看到了“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这样华美的高楼，可是其中传出的乐曲却是悲伤的，诗人在伤感的弦歌声中，听出了“知音”不遇的伤感。他愿和歌中人化为鸿鹄，比翼齐飞。诗人既是“歌者”也是“听者”，显示了他心中的落寞。《东城高且长》中的诗人也是通过听曲，结识了有情感共鸣的“佳人”。三首诗的内容都与音乐和知音有关。而《生年不满百》则是以坦率之语抒写秉烛夜游以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
在异乡看到美好之物时，他们会想到远方的家人，想和心中的她分享，可却因路途遥远，而无法实现，如《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树》。他们有时会夜半难眠，赏星望月。《明月皎夜光》就是一首月光星空下的即兴之作。诗人流寓京都多年，却功名未就，草露蝉鸣、清冷的秋夜让诗人的失意更添一层，同门好友的形同陌路更让诗人悲愤和不平。而《明月何皎皎》则细致描绘了一个游子月夜下的心理变化：忧愁→不寐→徘徊→思归→彷徨→无人可诉→落泪，“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外面的生活虽然欢乐，但当一个人独处时，这种孤寂之感却又涌上心头。诗人为追求功名而流寓京都，却又怀才不遇，进退两难。他们思归的心态是矛盾的，他们对外面的世界仍有眷恋。这样复杂的心理状态，绝不会出现在乱世中，反观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开篇就表达了男主人公急迫的归乡之情，“慎莫稽留太原卒”[17]，他的语气不再平和，而是非常的急促，他唯一的心愿就是回家，但是繁重的徭役却让他这个小小的愿望无法实现，他自认回乡无望，便写信劝妻子改嫁，侍奉新公婆，但也别忘了他这样一个可怜的人，而女主人公对在外的丈夫也没有“十九首”中思妇的猜疑和埋怨，有的只是担心和盼归：“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18]既然嫁给了你，就不会负了你，明知道你在边地受苦，我怎么只能为自己考虑呢？夫妻二人的深情让读者为之感动。那么，边地到底有多苦？“死人骸骨相撑拄”[19]，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生活，他们唯一的心愿就是活着回家！同样是“有家不归”，“十九首”的游子是思归不愿归，而乱世的游子则是思归不能归。
“十九首”的诗人很多时候还会驱车出游。《青青陵上柏》《回车驾言迈》《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都属此类。他们或驾车远行，因眼前景物而发出感叹；或“驱车上东门”，听到白杨萧萧，感慨人生短暂；或因“但见丘与坟”，触发思乡之情。《青青陵上柏》描写了诗人在游京城洛阳时，所看到的场景和由此发出的人生感慨：
青青陵上柏，磊磊磵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
游子独立天地之间，抬头看到了四季常青的树，低头看到了永不改变的磊磊之石。而立于天地之间的人，却是这世间的匆匆过客。薄酒虽淡，却可以娱乐身心，驽马虽钝，却可以游赏闹市。作者看到京都洛阳时，不禁用“何郁郁”来赞叹其繁华。城中来来往往的都是达官贵人，他们穿梭于豪华的宅第和壮丽的宫阙之间。但是，这样穷极宴乐以娱心意的生活，根本就不属于诗人，他只能如有所迫而忧心忡忡。洛阳作为东汉的政治中心，自然是文人士子心之所向的地方。他们携梦而来，希望自己可以功成名就，可现实却是如此残酷。这首诗虽然抒发了诗人的失意，却没有一点乱世的痕迹。他们笔下的洛阳城是繁华的、热闹的，不似战乱中“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20]“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21]（曹植《送应氏》）那般荒芜，诗人也没有发出“遨游昔宛洛，踟蹰今草莱”[22]（邢邵《冬日伤志篇》）的感慨和悲愤。
以上提及的十二首，是“十九首”中关于游子流寓京都生活的全部诗作，这其中并没有一丝社会动乱的影子，虽然写到了坟墓，也只是发出了“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驱车上东门》）的人生感慨。这种时光易逝之感，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如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23]，庄子的“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24]，还有屈原的“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25]等。到了汉代，感叹人生短暂，更是一个时代的主潮。上到皇帝、士大夫，下到普通文人和百姓，都发出过人生短促的悲哀。汉代诗歌中充满了很多这样的悲歌，如“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26]（刘彻《秋风辞》）、“天德悠且长，人命一何促！百年未几时，奄若风吹烛”[27]（《怨诗行》）等。这样的表达和“十九首”中的人生感叹并无二致。因此，对死亡的哀伤和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并非乱世的“典型音调”。
同样是流寓异乡，“十九首”的游子是孤寂、愤懑的，但又有所追求，他们的生活还可以是“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青青陵上柏》）或是“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今日良宴会》）。诗中也没有出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28]（曹操《蒿里行》）的惨状。长期流寓在外的王粲，其笔下的羁旅生活却是另一番场景。他用最真实的笔触描写世间的惨状：“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29]（王粲《七哀诗》）他出门所见的不是热闹的都市，也不是凄凉的坟墓，而是触目惊心的“母弃子”画面。这个情节的描写非常具有震撼力和典型性，母亲尚且“绝情”如此，便可想见当时社会战乱后的生灵涂炭。而诗人蔡文姬的流寓文学作品《悲愤诗》，真实记述了乱兵袭城时，触目惊心的画面：“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30]而母子分离的画面，更是让读之者肝肠寸断，写得分外悲痛：“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31]儿子的每一句问话，都撕裂着母亲的心，让她陷入了去留两难的境地，“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32]一句，更加突出了诗人的悲痛欲绝。
“十九首”中的思妇心态也没有一丝乱世的痕迹。她们是与众不同的思妇，《青青河畔草》中的思妇没有“自伯之东，首如飞蓬”[33]般憔悴，而是“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般美丽娇艳。《卫风·伯兮》中思妇的丈夫是“邦之桀兮”，并且“为王前驱”，她不能阻止丈夫上战场，因为那是军人至高的荣誉，所以她能做的就是支持他、等待他，让他安心上战场，但是在家又免不了相思和担忧，所以她忧思成疾。而《青青河畔草》中的思妇，她的丈夫只是一个久行不归的游子，对于他的安全，她没有过多的担心，只是发出了“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的心声。她不是含蓄的，而是直率的；她不是怨怼的，而是潇洒的。因为昔日“倡家女”的身份，她从小就习惯了繁华与喧嚣。因此，她的寂寞之情要甚于那些“养在深闺人不识”的女子。她幻想着郎情妾意般甜蜜的生活，可是命运又让她成为了游子的妻子。她不愿辜负这美妙的春光，所以她每天打扮得艳丽多姿；她不愿每天以泪洗面，所以她每日倚窗远眺；她不愿隐藏自己的真情实感，所以她勇敢地发出了内心的呐喊。“十九首”中的思妇，还有最甜蜜的等待。例如：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文彩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
有客人从远方来，送给女主人公一端绮。这不是一匹普通的绮，是夫君拜托友人从千里之外给她带回的爱意。虽然和丈夫相隔甚远，但是见绮如见面。因为这端绮上的图案，是象征伉俪相偕的鸳鸯。面对这美丽的绮，心灵手巧的女主人公将它裁为了合欢被。看着做好的合欢被，她自信地想着，我们如此恩爱，如胶似漆，谁还会将我们分离？这首诗的最后，可以看出思妇在家的担忧，其实和《行行重行行》中的思妇一样，担心“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但是，她又是幸运的，丈夫虽流寓在外，却知她、懂她，用“一端绮”解除她心中的烦恼。而乱世中的思妇，却无法拥有“十九首”中的美丽和幸福，她们更多的是幽怨、哀怜，甚至是绝望。
由此可见，“十九首”中游子和思妇的心态，都与社会动乱和政治黑暗无关。虽然有很多人生的哀叹，但是这样的悲伤并非来自乱世。与乱世文人的绝望悲歌是完全不同的。
二 汉末文人心态与“十九首”的不同
“十九首”不会产生于东汉末年，还可通过东汉后期的社会状况与当时的文人心态和创作进行比较来看。读书仕进是中国文人共有的心态，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他们始终把建功立业放在人生的首位。但是，遭逢乱世时，文人的心态和追求就会有所改变。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专权，“而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疲驽守境，贪残牧民，挠扰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乱离斯瘼，怨气并作，阴阳失和，三光亏缺，怪异数至，虫螟食稼，水旱为灾，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后汉书·仲长统传》）[34]。朝政腐败，社会动乱，深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的汉代文人，在面对宦官、外戚干涉朝政、威逼君主的现实时，往往痛心疾首，痛恨他们是国家祸乱的根源。他们一次次上疏抗争，换来的却是宦官、外戚之害的愈演愈烈。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矛盾一触即发，第一次党锢之祸爆发。虽然在这次政治斗争中，宦官集团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是文人士子的声望却进一步提高，文人之间相互标榜，这让宦官集团如坐针毡。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宦官侯览又借张俭之事发动了第二次党锢之祸。党人死者百余人，受牵连者高达六七百人。两次党锢之祸的发生，既是清流之士与朝廷腐朽势力矛盾的大爆发，也毁掉了士人们对大一统政权的最后一丝留恋。他们被禁锢、流放，甚至被杀害，他们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积极入世的文人，却遭此祸患，其内心的悲愤可想而知。“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35]的范滂因此两次下狱，临终前他对其子说：“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36]他想让儿子做恶事，但是恶事不是君子所为；他想让儿子做善事，但他就是因不作恶而落得如此下场，他一生尽忠职守，未曾作恶，却终于罹难，这是何等的悲愤与绝望！他愧对母亲，叩头告别，但是母亲却为他的忠义而欢欣：“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37]（《后汉书·范滂传》）这样的思想，和“十九首”中“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驱车上东门》）、“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生年不满百》）的人生态度真的是天壤之别。范滂死时，只有三十三岁。听闻此事者，都流下了眼泪。道义从此废弃，人生何等悲壮！有一部分士人则是选择逃离，归隐山林，如名士郭林宗等。可惜的是，这些士人留下的作品很少，最广为人知的是汉末文学家赵壹和蔡邕。
赵壹为人耿直，狂傲不羁，受地方乡党所排斥，屡次得罪，几乎被杀，幸得友人相救。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赵壹被举为郡上计到京师，因得到司徒袁逢和羊陟的共同举荐而名动京师。后西归，公府十次征召皆不就，死于家中。《后汉书·文苑列传》中对他的叙述非常简单，他为何辞官？为何公府十次征召却都没有应召？史书中并没有详细的诉说，但是他的作品却能给我们答案。《刺世疾邪赋》是其代表赋作。在四百余字的篇幅中，他刻画了一个黑白不分、是非颠倒的昏暗社会：“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佞谄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妪
名埶，抚拍豪强。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慑逐物，日富月昌。浑然同惑，孰温孰凉？邪夫显进，直士幽藏。”[38]这篇赋层层揭露了东汉末年奸邪小人晋升显赫，而正直之士却被埋没的现实状况。尤其是附在赋后的《疾邪诗》，更是表达了他对腐朽社会的批判。“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抗脏倚门边。”[39]同样是说人生有限，但是感情基调却极为不同，“十九首”只是抒发感慨，“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今日良宴会》）、“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但是，赵壹写的却是人的生命有限，想等到黄河水清、政治清明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是何等的绝望！在这样的情绪支配下，他指摘时弊，通过鲜明的对比，暴露社会的黑暗。“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40]揭露了取士用人的不公，像他这样一位饱读诗书、品行高尚的文人，也只是“仕不过郡吏”[41]。他的愤恨已经不再是普通的哀怨，而是刺世疾邪。他的不仕归根结底是对当时黑暗现实的愤懑和彻底绝望。反观“十九首”中的游子，同样是人生短促，怀才不遇，但是他们却依然对仕途充满向往和期待，“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今日良宴会》），虽然希望渺茫，却不曾放弃，对人生充满希望，与赵壹的绝望完全不同。
蔡邕，是汉末流寓文人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才子，在音乐、书法、文学和史学上都有非常高的造诣。但是，他却生不逢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流寓，并命丧囹圄。他的诗文体现了乱世文人的惶恐和不平。东汉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蔡邕时年27岁。宦官徐璜等擅权，闻蔡邕善鼓琴，他们便打着朝廷的旗号，召蔡邕进京。迫不得已，蔡邕怀着矛盾的心情，由陈留赴洛阳。行走到偃师，便称病借故而归。他的《述行赋》就是他的沿途所感：“登高斯赋，义有取兮。则善戒恶，岂云苟兮？翩翩独征，无俦与兮。言旋言复，我心胥兮。”[42]这篇赋是其流寓文学的代表作，表达了他对朝政废坏深感不满，对自己被牵连进政治旋涡感到愤懑。在这篇赋里，他直指当朝天子，胆识过人。这是面对黑暗他敢于宣战的一面，而他的《翠鸟诗》又展示了其身处乱世而全身远害的企望。全诗如下：
庭陬有若榴，绿叶含丹荣。翠鸟时来集，振翼修容形。回顾生碧色，动摇扬缥青。幸脱虞人机，得亲君子庭。驯心托君素，雌雄保百龄。[43]
全诗以物喻人，借鸟言情，用拟人手法寄寓心意，表达了诗人遭遇迫害但幸脱罗网的心情。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蔡邕上书言事，得罪将作大匠阳球，受诬而远徙五原。其间遭到阳球两次未得逞的暗害。次年遇赦，获准回陈留。又因不满五原太守王智为之饯行时所表现出的挥霍、献媚行为，拂衣而去。王智怀恨在心，向朝廷密告蔡邕，说他对自己被流放之事而耿耿于怀，怨恨朝廷。蔡邕不得已亡命于江海，寄身于吴会，依附太山羊氏。此诗应是蔡邕到吴会后所写，他就如诗中的翠鸟一样，暂时找到了栖身之所，却是寄人篱下，并对以前被追捕的遭遇心有余悸。蔡邕是一位有才华有理想的文人，他有续写史书的愿望。他以前在东观校书时，与卢植等共同撰写了《后汉记》，因遭陷害而被流放，书未写成。后因在王允面前提到董卓并流露出感伤之情，而让王允大发雷霆，当即把他交给廷尉治罪。蔡邕递上辞表谢罪，并表示甘愿受黥首刖足之刑，以继成汉史。可惜的是王允并没有同意，他认为：“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44]就这样，蔡邕带着人生中最大的遗憾，离开了人世。他的人生际遇，比遭受宫刑的司马迁更让人同情和叹惋。他的《翠鸟诗》流露出深重的忧患意识，他每一天都要战战兢兢地生活，因为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可能让他有性命之忧。这也是大多数乱世流寓文人的共同心态：小心翼翼、全身远害。反观“十九首”中游子的烦恼却是“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等，这和蔡邕的如履薄冰完全不同，只是游子漂泊在外的羁旅愁怀。他们担心的是“奄忽随物化”，所以他们“荣名以为宝”。
由此可见，“十九首”中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与东汉后期和建安时代是大不相同的，所表现的文人心态，和赵壹、蔡邕、建安文人更不相同，这说明“十九首”只能产生在东汉中期以前，而不会产生在汉末及以后。
三 “十九首”流寓心态的普遍性
现代学者之所以要把“十九首”的产生年代放在汉末，除了缺少对“十九首”的内容做细致的分析，将它与汉末士风与文人心态进行比较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即只有把“十九首”的产生放在乱世，才能突显它的价值。这实在是一种误解。“十九首”展现的就是游子流寓在外怀才不遇后的种种人生体验，有渴望建功立业的壮志，有对自己命运不公的愤慨，有对人生短暂的感叹，有对及时行乐的追求，有对友情、亲情和爱情强烈的渴望。这些贴近现实的情感抒发，深刻地反映了汉代文人士子游宦的艰辛，表现了他们流寓他乡的复杂心态，其所传达的思想感情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意义。“十九首”流寓心态的普遍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流寓异乡的孤寂。如“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涉江采芙蓉》）。游子由相思而采芳草，由采芳草而望旧乡。他怀念远在家乡的妻子，想送她美丽的花草，可是“长路漫浩浩”。两个“同心”的人，本该是生同室，死同穴，现在却无法在一起，这是一件多么愁苦的事情。他对妻子的想念越深，他的孤寂就越多一层。流寓文学中，以“寄内”“怀内”为题材的作品多到不可胜数，游子与思妇的孤寂大抵都是因为夫妻之间感情的真挚，越是相爱的夫妇，就越会受到相思之苦的折磨，正所谓情到浓时最是悲。再如“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明月何皎皎》）。这是一首望月思归的游子之诗。一人独自在外，虽有满心的愁苦，却无法诉说，只能以泪抒写自己的相思之情，流寓他乡的孤寂之感跃然纸上。这样的孤寂感，是每个远在他乡游子的共同感受。
（2）知音难觅的感伤。“十九首”的抒情主人公之所以离家在外，是为了建功立业，步入仕途。然而，现实却非常残酷，他们游宦的成功率非常低，大多数人都无法实现自己心中的抱负。“相对于这个庞大的读书队伍而言，朝廷能够提供给他们的官职实在是太少了。在西汉、东汉的初年，任命功臣子弟为官就占去了很大的比重。即便是在重用读书人、实行察举制的时候，高门权贵之子走上仕途，也比平民百姓有着大得多的优越性。”[45]仕途上的失意、漂泊异乡的孤寂，让他们备受煎熬。他们需要温暖，需要慰藉，需要同情，可现实却是如此炎凉。《西北有高楼》的抒情主人公对于这样的人间冷暖，感受得特别深切。“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这是一个游子最无奈的浅唱低吟。这份“孤独”，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人生问题。因此，从古至今，人们对于“知音”的找寻从未停歇。
由此可见，人活在世上，需要他人的认同和慰藉，更需要他人的倾听和理解。这是人类共同的心理需求，不分时代，不分国界，无论何时何地何人都有对知音的渴望。可是，珍贵的友情也有不牢靠的时候。《明月皎夜光》中，就有这样的感慨：“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昔日的同门好友，而今已青云直上，可他却不念当初的携手之好，对诗人弃置不顾。对于这种世态炎凉，孤独失意的诗人有着更为深切的感受。
《西北有高楼》与《明月皎夜光》虽然立意点不同，却都表现了漂泊在外游子的悲苦与孤独。他们想念家人，渴求知音。他们最大的幸福就是有个温暖的伙伴，陪伴他们走出人生的寒冬。诗中的游子如此，我们每个人亦如此，渴望在困顿时，有个倾诉的对象；在寒冷时，有个温暖的友人；在失意时，有个鼓励自己的同伴。这是每个人都期盼的美好，所以诗歌展现的流寓心态是非常普遍的。
（3）梦想破灭的无奈。对荣禄和声名的向往，是一般失意文人最现实的心情，特别在意识到生命短暂、人不如物时，这种情感就会化为愤懑不平和无尽的感伤。比如说《青青陵上柏》这首诗，先是感慨人生短暂，然后描写洛阳城的热闹非凡，来往的都是达官贵人。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王侯的宅第，还有那遥遥相望的南北两宫，宫门前的望楼就高达百余尺。可是，这样的热闹与权贵却从来都不属于游子，与他相伴的唯有“戚戚”二字。相似的表达还有“东城高且长，逶迤自相属”（《东城高且长》），远远望去那是一片没有缺口且又高又长的城墙，城市的繁华和名利，都被这连绵不断的城墙所阻隔。想到自己寒窗苦读，背井离乡，远别亲人来到这繁华之地，目的就是过上这富贵的生活，可现实却是这样的不堪。
（4）思归未归的不甘。“十九首”中的游子虽然有很多的羁旅愁怀，但是他们的生活却是驱车出游或是宴游听曲，这样的生活，是乱世流寓文人体验不到的欢愉。他们偶尔也会想家，“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说是“早旋归”，又谈何容易？这是游子流寓在外的一般心理状态，在当今社会也依然存在。
这说明，“十九首”所表现的是另外一种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心态，抒发的是切实的人生感慨，所以深有体会的当今读者在欣赏这些诗的时候，仍会被深深感动。正如叶嘉莹先生评价的那样：“《古诗十九首》说出了我们人类感情的一些‘基型’和‘共相’。比如，每个人都希望满足自己的一切理想和愿望，但真正能够满足的又有几个人？就算他在物质生活上满足了，在精神生活上也都能满足吗？有的人已经得到了高官厚禄，但仍然有不满足的地方，何况那些贫贱之人呢？如果你拥有充足的时间去追求，也许最终会有满足的那一天，然而人的生命又有多么短暂，时间并不等待任何人，你的一生很快就会过去……”[46]因此，每一个读过“十九首”的人都会与之产生共鸣，这就是所谓的“不隔”。
“十九首”中的游子既没有如履薄冰的恐惧感，也没有全身远害的企望和对仕途的彻底绝望。他们漂泊在外的羁旅愁怀和流露出的人生追求以及所遭遇的人生困顿，是古代文人最普遍的流寓心态，这一点我们在治世文人的作品中可以看到。
在汉代文坛中，有代表性的治世流寓文人当属“洛阳才子”贾谊，他是汉代流寓文学史上的第一人，他生活在汉初的治世——“文景之治”时期。他少年得志，是当时最年轻的博士。因为不懂得藏巧于拙，而遭到了权臣的毁谤。文帝虽爱其才，却也不敢违背权贵们的意愿，将他贬到了离长安有千里之遥的长沙。当贾谊南行途经湘江时，他想到了与自己有同样遭遇的屈原，于是他触景感慨，写下了著名的《吊屈原赋》。赋里，他描写了一个善恶颠倒、是非混淆的黑暗世界，可以看出他和屈原具有相同的斗争精神。但是，他又比屈原幸运。因为他生活在政治相对开明、经济日趋繁荣的大一统时代，他所面对的也不是楚怀王那样的昏君，所以他并不赞同屈原最后的人生选择。贾谊的流寓心态主要是对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而不是对昏君的失望和对奸臣的痛恨。所以，“呜呼哀哉，逢时不祥”[47]才是贾谊最想表达的情感。同时，这也是汉代文人抒发自己生不逢时的开端。
骚体赋作为汉代文人抒情文学的主要体裁，其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抒发个人的坎坷不平和落寞失意的情怀。例如：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扬雄的《逐贫赋》等都表达了其生不逢时的愤懑和无奈。唐人王勃的《滕王阁序》不仅表露了自己的远大抱负和怀才不遇的愤懑心情，同时他也在为汉代的文臣武将们鸣不平：“呜呼！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48]这里面除了上文提到的贾谊，还有“白首不见招”的冯唐，爱兵如子、战功卓著却始终未被封侯的李广，以及不求功名因作诗讽刺君王而被迫躲避的梁鸿，这几个人都处于政治昌明的时代，遇到的都是被史学家歌颂的明君。但是，他们的人生依然遭遇坎坷，怀才不遇。因为“社会政治的相对开明并不能改变专制政治扼杀人才的实质，只要高度集中的君权还存在，勇于参政者的政治悲剧就不可避免。尽管与乱世昏君之时相比，这种悲剧在数量和程度上可能要少一些、轻微一些”[49]。因此，功成名就也是大多数知识分子无法实现的共同愿望。
所以，怀才不遇、世态炎凉并不一定是属于乱世文人的流寓心态，而是封建专制下，文人必须要面对的残酷现实。即便是这样，大多数的治世流寓文人，对仕途仍充满着期待。贾谊流寓长沙后，又因汉文帝的思念，被重新召回长安，并且积极参政，写下了著名的《陈政事疏》，“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50]。在上疏时，他饱含深情，在痛哭、在流涕、在叹息，可见流寓并没有消减他积极的参政意识，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治世文人普遍关注的问题和努力实现的目标，即使失意困顿，流寓在外，也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生价值的实现上。因此，“十九首”中的游子才更想去追求有限人生的价值，在自勉自励中，有效地利用时间、充实人生。如：“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回车驾言迈》）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推知流寓文人无论处在治世还是乱世，都会有怀才不遇的愤懑。但是，两者在感情基调和人生追求上却有一定的差异。治世流寓文人，虽然有不平之感，但对仕途仍充满期待，而乱世文人则是彻底绝望或抱有全身远害的期望。前者有的只是漂泊在外的羁旅愁怀，后者除此之外还有如履薄冰的恐惧感；前者抒发的只是个人的一己情怀，后者还记录了战乱给社会和百姓造成的重大灾难和异常悲苦；前者追求的是及时行乐，后者则是对明君贤臣的向往，甚至有建立新朝的宏愿；前者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生价值的实现上，即使流寓在外，也在追求着“三不朽”，这是治世文人普遍关注的问题和努力实现的目标，后者则以关注国家兴亡和社会治乱为主。
结语
综上所述，本人认为“十九首”创作于“乱世”这一说法并不合理。从诗的内容来看，其中没有汉末乱世的景象描写，却有和平时代的京城繁华，所谓“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没有乱世文人的生活恐惧，还有“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的享乐生活；游子虽有世态炎凉的生活感叹，却还有“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的幻想；思妇虽然有“空床难独守”的寂寞，却还有“皎皎当窗牖”的期盼。显然，这些都表明“十九首”不可能是产生于汉末乱世的诗歌。无论从现实描写还是从流寓心态上，它们与上文所述的以赵壹、蔡邕等人为代表的乱世文人作品都有很大的差异。这说明，“十九首”产生于“汉末乱世”的说法是经不住推敲的。
本文认为，从诗篇的具体内容并结合汉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十九首”所表达的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更具有普遍意义的一种流寓生活和文化心态，更适合从“流寓文学”的角度进行解读。“十九首”的作者，大多是漂泊在外的游子，他们身在异乡，饱受相思之苦；游宦的失意，也让他们尝尽世间百味。这是寓居他乡游子共有的心理特征，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流寓心态，其中流露出的对人生苦短的哀叹和对及时行乐的追求，并非乱世独有，也不是厌世思想的表达，而是整个汉代社会的一种文化思潮：“一方面是繁荣富庶的汉帝国为这些新兴地主阶级追求奢侈生活提供了客观物质基础，从而产生了享乐意识；另一方面则是他们在富庶的世俗生活中更易感受到人生的短暂，从而又有一种人生短促的伤悲。”[51]承平之世，人生也同样充满着艰辛，也会遭遇挫折。尤其是那些流寓在外、穷困潦倒而又怀才不遇的下层文人，他们对于这样悲惨的现实感触尤深。
“山居感时变，远客兴长谣”[52]，远行在外的人容易产生凄凉之感、思家之念。所以，他们必须要放声歌唱来排解心中的苦闷。因为他们是敏感的，也是脆弱的；他们多愁善感，也伤春悲秋，他们把细微的生命体验付诸笔端，他们把流寓在外的种种遭遇和人生感叹，都写进了诗里；把人生的离别、失意和忧虑，都写进了诗中，让“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53]。因此，才让千百年来各种不同的读者，都为之感动，为之赞叹。这也正是其被后世推崇为“五言之冠冕”[54]、誉为“一字千金”的价值所在。
[1]本文为信阳学院文科组一般项目“流寓心态与《古诗十九首》创作年代考”（2018WYB23）的阶段性成果。
[2]徐铭，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流寓文学。
[3]梁启超：《梁启超古典文学论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第117页。
[4]马茂元：《古诗十九首初探》，商务印书馆，2017，第23页。
[5]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第211～212页。
[6]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商务印书馆，2015，第190页。
[7]古直：《汉诗研究》，上海启智书局，1933，第1～27页。
[8]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中华书局，2018，第1～17页。
[9]李炳海：《〈古诗十九首〉写作年代考》，《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10]赵敏俐：《中国诗歌通史·汉代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415～425页。
[11]（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2007，第1101页。
[12]（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第567页。
[13]（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341页。
[14]（唐）杜甫著，（清）钱谦益笺注《钱注杜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1页。
[15]（南朝梁）钟嵘撰，李子广评注《诗品》，中华书局，2019，第29页。
[16]马茂元：《古诗十九首初探》，商务印书馆，2017，第60～214页。本文所引相关诗句均出于此，为免文烦，后文不一一出注页码。
[17]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2016，第40页。
[18]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第41页。
[19]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第41页。
[20]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中华书局，2016，第3页。
[21]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第4页。
[22]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8，第2265页。
[23]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第91页。
[24]方勇译注《庄子》，中华书局，2010，第366页。
[25]林家骊译注《楚辞》，中华书局，2009，第7页。
[26]（宋）郭茂倩编撰，聂世美、仓阳卿校《乐府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1013页。
[27]（宋）郭茂倩编撰，聂世美、仓阳卿校《乐府诗集》，第544页。
[28]（宋）郭茂倩编撰，聂世美、仓阳卿校《乐府诗集》，第371页。
[29]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2016，第97页。
[30]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199页。
[31]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200页。
[32]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200页。
[33]程俊英撰《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98页。
[34]（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第489页。
[35]（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第644页。
[36]（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第645页。
[37]（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第645页。
[38]（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第771页。
[39]（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第771页。
[40]（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第771页。
[41]（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第772页。
[42]（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第853页。
[43]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193页。
[44]（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第581页。
[45]赵敏俐：《汉代文士浮沉》，现代出版社，2016，第171页。
[46]《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中华书局，2007，第75页。
[47]吴云、李春台校注《贾谊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第331页。
[48]（清）吴楚材、吴调侯编选，王水照等译注《古文观止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241页。
[49]尚永亮：《弃逐与回归——上古弃逐文学的文化学考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第306页。
[50]吴云、李春台校注《贾谊集校注》，第356页。
[51]赵敏俐：《汉代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第251页。
[52]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901页。
[53]（清）陈祚明评选，李金松点校《采菽堂古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81页。
[54]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2013，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