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明代中前期对云南民族的认知

“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国家。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每一个成员在历史时期中在祖国土地上劳动、生息的范围及其所建立的政权的疆域和政区，都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政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中国国家构建和疆域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国家治理也并非前后如一，整体一致，而是呈现出内地与边疆、汉族地区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差别。其中最重要的特点是“中国现今的疆域是四千多年来以华夏族为主体的政权与周边各族的部落、部族和政权在长期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2]边疆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一体化进程，是明清以来国家治理的主线。国家对边疆的治理必定是建立在对边疆特殊地理环境、复杂地缘政治，特别是对边疆地区各个民族的认知基础之上。

方志编纂是明清时期区域社会的重要政治文化活动，作为西南边疆的云南，明清时期也同内地一样，开始了比较系统的方志编纂，成为国家全面认知边疆地区民族和地理环境差异的最重要手段。方志中记载的西南边疆山川地理、政区沿革、社会经济、民族构成等情况，不仅反映明清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基本情况认知，更体现了在边疆认知基础上的边疆治理方略和进程。特别是自明代以来，云南所编纂的方志均创制了《种人志》《羁縻志》等特殊类目，专门记载明代统一云南以来，作为国家的一个省，在中原王朝的版图范围之内，在中央王朝体制之下，多民族构成的云南与内地汉族为主社会的差异情况，以及基于这种差异的边疆特殊治理模式。因此，对明代以来云南省志的整体考察，也就是在历史研究中通过文本研究的方式，研究明清两代国家政权对西南边疆的民族认知演化进程及基于不同民族认知阶段而导致的国家政权在西南边疆治理方面的变化。此研究既可为明代以来中央王朝对云南边疆民族认知情况分析提供新方法，也可以为研究边疆地区民族认知与国家治理之间关系提供新视角。

云南自古至今一直都是诸多民族共同的家园，不同的民族在此区域内形成、演变、迁徙、定居、会集、分化，民族情况极其复杂。任何历史时期的政府对云南进行统治，都必须考量民族的因素。而对民族地区进行治理的重要基础，便是对民族地区的民族有相当的了解与认知，如此才能制定适宜的民族政策，实行有效的统治。明代同样如此。

洪武十五年（1382），明军进入云南，终结了元梁王在云南的统治，到清康熙元年（1662）年，吴三桂处死永历皇帝，最终控制云南全省，明朝在云南统治共持续了280年。在此期间，云南的经济生产方式、政治制度、文化发展等与前代相比，都有了显著的不同。在云南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明代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云南的民族构成、民族分布、民族状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这些，都体现在作为地方百科全书的方志中。有明一代，云南曾编撰了九部省志，数十部府、州、县志，全面地反映了明代云南社会历史的发展状况，但是至今仅存留有5部省志、5部府州志。5部省志即景泰年间王谷、陈文所修《云南图经志书》，正德年间周季凤所修《云南志》、万历年间李元阳所修《云南通志》及谢肇淛所修《滇略》、天启年间刘文征所修《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