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诸弟（咸丰元年九月初五日）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

日来京寓大小平安。癣疾又已微发，幸不为害，听之而已。湖南榜发，吾邑竟不中一人。沅弟书中言温弟之文典丽矞皇，亦尔被抑。不知我诸弟中将来科名究竟何如？以祖宗之积累及父亲、叔父之居心立行，则诸弟应可多食厥报。以诸弟之年华正盛，即稍迟一科，亦未遽为过时。特兄自近年以来事务日多，精神日耗，常常望诸弟有继起者，长住京城，为我助一臂之力。且望诸弟分此重任，余亦欲稍稍息肩。乃不得一售，使我中心无倚！

盖植弟今年一病，百事荒废；场中又患眼疾，自难见长。温弟天分本甲于诸弟，惟牢骚太多，性情太懒。前在京华不好看书，又不作文，余心即甚忧之。近闻还家以后，亦复牢骚如常，或数月不搦管为文。吾家之无人继起，诸弟犹可稍宽其责，温弟则实自弃，不得尽诿其咎于命运。吾尝见友朋中牢骚太甚者，其后必多抑塞，如吴檀台、凌荻舟之流，指不胜屈。盖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感应之理，自然随之。温弟所处，乃读书人中最顺之境，乃动则怨尤满腹，百不如意，实我之所不解。以后务宜力除此病，以吴檀台、凌荻舟为眼前之大戒。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不惟平心谦抑，可以早得科名，亦且养此和气，可以消减病患。万望温弟再三细想，勿以吾言为老生常谈，不值一哂也。

王晓林先生在江西为钦差，昨有旨命其署江西巡抚。余署刑部，恐须至明年乃能交卸。袁漱六昨又生一女。凡四女，已殇其二。又丧其兄，又丧其弟，又一差不得。甚矣，穷翰林之难当也！黄麓西由江苏引见入京，迥非昔日初中进士时气象，居然有经济才。王衡臣于闰月初九引见，以知县用。后于月底搬寓下洼一庙中，竟于九月初二夜无故遽卒。先夕与同寓文任吾谈至二更，次早饭时，讶其不起，开门视之，则已死矣。死生之理，善人之报，竟不可解。

邑中劝捐弥补亏空之事，余前已有信言之，万不可勉强勒派。我县之亏，亏于官者半，亏于书吏者半，而民则无辜也。向来书吏之中饱，上则吃官，下则吃民。名为包征包解，其实当征之时，则以百姓为鱼肉而吞噬之；当解之时，则以官为雉媒而播弄之。官索钱粮于书吏之手，犹索食于虎狼之口。再四求之，而终不肯吐。所以积成巨亏，并非实欠在民，亦非官之侵蚀入己也。今年父亲大人议定粮饷之事，一破从前包征包解之陋风，实为官民两利，所不利者仅书吏耳。即见制台留朱公，亦造福一邑不小。诸弟皆宜极力助父大人办成此事。惟捐银弥亏则不宜操之太急，须人人愿捐乃可。若稍有勒派，则好义之事反为厉民之举。将来或翻为书吏所借口，必且串通劣绅，仍还包征包解之故智，万不可不预防也。

梁侍御处银二百，月内必送去。凌宅之二百亦已兑去。公车来兑五七十金，为送亲族之用，亦必不可缓。但京寓近极艰窘，此外不可再兑也。邑令既与我家商办公事，自不能不往还，然诸弟苟可得已，即不宜常常入署。陶、李二处，容当为书。本邑亦难保无假名请托者，澄弟宜预告之。书不详尽，余俟续具。

兄国藩手草

评点 妻子凶恶丈夫才能中进士

近期信件中，曾氏谈到癣疾复发的事。曾氏所患的牛皮癣是个最顽固难治的皮肤病，看起来似乎痊愈了，但一遇到身体状况欠佳或事多心烦的时候，立即复发。这个病后来伴其下半生，始终未能根治。据说，现在也没有彻底治好牛皮癣的良药。莫谓癣疥之疾不足惧，惹上了牛皮癣这种“癣疥”，足可以缠绕一辈子，也真是讨厌之极。

乡试都在秋天举行，所以又叫秋闱，与春天举行的会试——春闱恰成一个对照。乡试三年一科，遇子、午、卯、酉年举办，称为正科。咸丰元年岁在辛亥，不属此列，为什么有乡试呢？原来，在正科之外，还有恩科，即蒙恩加开一科。恩科多在皇帝过大生、新皇登极以及国家别的重大庆典时举办。咸丰元年的这次恩科，无疑是为咸丰帝登基而增加的。

这一科乡试，湘乡县居然一个也没考中，曾府中的老六老九虽进了贡院，也只是陪考而已。老九因病荒废了功课，大概事先已有心理准备，故能平静对待；老六却自以为文章“典丽矞皇”，寄与极大希望，面对着名落孙山的结局则牢骚满腹。大哥便借此来教导诸弟。

在老大看来，老六的牢骚乃无故而发。家中既不愁吃穿，本人又无他事干扰，目前所处，“乃读书人中最顺之境”，为何而怨天尤人？未中举只能怪自己，不能怪别人。老大端颜正色地告诫诸弟：“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接下来，以几个熟人为例，说明怨天尤人者其后必多抑塞。又恳切指出，此种心态，亦于养生不利，务必“决然去之”。

曾氏的这个六弟，是个功利欲望极烈、心气极傲的人。此种人自视甚高，所求甚多，故而牢骚也最多。道光二十五年九月，他与老四一同进京，原本是以纳监来求取顺天乡试举人的，结果如意算盘落空。第二年，老四回湘，他留在京师不愿回。再住两年，依旧一事无成，家中以老四病危骗他返籍。他在途中给大哥写信，信上说：“留京三年，所得果安在？出门时，父母属望，私心期许，岂如此耶？至鲇鱼坝肉店，必须买一猪肚蒙面，然后可进里门也。”

老四、老九都在京师住过，也都是无功而返，他们都没有想到要用猪肚蒙面进屋，唯独他有这种想法，这只能以“期望愈高失望愈大”来解释。

回家后依然不安分，既嫖娼，又想用钱买通老师将考试名次列前。咸丰元年正月，他给大哥写信，说：“盖弟之与兄，学问则一醇而一陋，地位则一贵而一贱，人品则一薰而一莸，虽日置千万字于兄侧，无益于兄，只是增弟之惭辱耳。音问之疏，职是之由。伏惟原宥。”这种自贬自嘲，不仅体现其胸襟之狭窄，也显露出其心性之刻薄。接下来的话更是令人匪夷所思：“本朝定鼎带砺之誓，士人必阃威如虎，然后可得甲科。内子柔懦，无威可畏，弟坐是沉沦二十年。今拟增置一妾，秋风桂子，庶其有望乎！”

他读历史，却读出一个必须妻子凶恶丈夫才能中进士的领悟来，真个是让人喷饭。试想想，当年曾氏读信到此，当作何感！依笔者猜测，曾氏联想到老四的信中曾说过老六对他“总不见得佩服”的话，可能认为老六在讥笑他无真本事，中进士点翰林不过是仗着老婆厉害而已。接着他可能会想到老六在指责大嫂不贤。曾国华在京三年，后来又不听大哥的劝说，执意上门去别人家做塾师，或许真的他是对大嫂有所不满。

欧阳夫人十分节俭，过于节俭的人易于吝啬，对于一个年纪轻轻却长期在她家吃白饭的小叔子难免会不高兴。叔嫂不和可能是事实。

但老六也并非只是说说玩玩而已，他是真的要置妾。尽管家中都反对，他仍一意孤行，最后拗不过他，只得给他娶了一个姓欧阳的小妾。

此信又谈了劝捐弥补亏空之事，看来家中人仍想为头办劝捐。曾氏对县衙门亏款原因作了分析：“亏于官者半，亏于书吏者半，而民则无辜也。”曾氏此语，揭示了当时腐败官场中的另一个普遍存在的实质性问题。人们通常认为官场黑暗，责任都在主管官员身上。其实，还有一种人也负有同等的责任，此种人即书吏，即衙门中的各级办事人员，用现在的语言来表示，即“实权派”。有时，他们甚至比“当权派”还可怕。这些人既是实际经办者，又人数众多，彼此勾结，要玩起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手腕来，可以做到了无痕迹。曾氏对此看得很明白，他的话也一针见血：“向来书吏之中饱，上则吃官，下则吃民。”就是这批人上下联手，把各级衙门弄得乌烟瘴气，暗无天日，不少想有所作为的清官，处在这批人的包围之中，也会无能为力，渐渐地也便听任他们摆布，由清变浊了。

曾氏对当时官场的这种风气了如指掌，故他后来办湘军时，坚决不用这种人，而从乡绅、学子中起用一批有血性有操守的人来经办钱粮军饷。

造成亏空的原因，既然不是百姓不完粮税，而是一半出于官府的挥糜，一半出于书吏的中饱，那百姓凭什么再出一笔钱来为他们弥补？办捐一事，岂不招至百口腾怨！若一旦劝捐变为勒派，则反授书吏以口实，贻患无穷。曾氏再次提醒诸弟：此事不能为。

一百多年后的今日，我们平心而论当时曾家兄弟的分歧，不能不佩服这位大哥的见事之明、处事之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