谕纪泽（咸丰二年七月二十五夜）

字谕纪泽儿：

七月二十五日丑正二刻，余行抵安徽太湖县之小池驿，惨闻吾母大故。余德不修，无实学而有虚名，自知当有祸变，惧之久矣。不谓天不陨灭我身，而反灾及我母。回思吾平日隐慝大罪不可胜数，一闻此信，真无地自容矣。小池驿去大江之滨尚有二百里，此两日内雇一小轿，仍走旱路，至湖北黄梅县临江之处即行雇船。计由黄梅至武昌不过六七百里，由武昌至长沙不过千里，大约八月中秋后可望到家。一出家辄十四年，吾母音容不可再见，痛极痛极！不孝之罪，岂有稍减之处！兹念京寓眷口尚多，还家甚难。特寄信到京，料理一切，开列于后：

一、我出京时将一切家事面托毛寄云年伯，均蒙慨许。此时遭此大变，尔往叩求寄云年伯筹划一切，必能俯允。现在京寓并无银钱，分毫无出，不得不开吊收赙仪，以作家眷回南之路费。开吊所得，大抵不过三百金。路费以人口太多之故，计须四五百金。其不足者，可求寄云年伯张罗。此外同乡如黎樾乔、黄恕皆老伯，同年如王静庵、袁午桥年伯，平日皆有肝胆，待我甚厚，或可求其凑办旅费。受人恩情，当为将来报答之地，不可多求人也。袁漱六姻伯处，只可求其出力帮办一切，不可令其张罗银钱，渠甚苦也。

一、京寓所欠之账，惟西顺兴最多，此外如杨临川、王静安、李玉泉、王吉云、陈仲鸾诸兄皆多年未偿。可求寄云年伯及黎、黄、王、袁诸君内择其尤相熟者，前往为我展缓，我再有信致各处。外间若有奠金来者，我当概存寄云、午桥两处。有一两即以一两还债，有一钱即以一钱还债。若并无分文，只得待我起复后再还。

一、家眷出京，行路最不易。樊城旱路既难，水路尤险，此外更无好路，不如仍走王家营为妥，只有十八日旱路。到清江（即王家营也）时有郭雨三亲家在彼，到池州江边有陈岱云亲家及树堂在彼，到汉口时，吾当托人照料。江路虽险，沿途有人照顾，或略好些。闻扬州有红船最稳，虽略贵亦可雇。尔母最怕坐车，或雇一驮轿亦可（又闻驴子驮轿比骡子较好）。然驮轿最不好坐，尔母可先试之。如不能坐，则仍坐三套大车为妥（于驮轿大车之外另雇一空轿车备用，不可装行李）。

一、开吊散讣不可太滥，除同年同乡门生外，惟门簿上有来往者散之，此外不可散一分。其单请庞省三先生定。此系无途费，不得已而为之，不可滥也；即不滥，我已愧恨极矣！

一、外间亲友，不能不讣告寄信，然尤不可滥。大约不过二三十封，我到武昌时当寄一单来，并寄信稿，此刻不可遽发信。

一、铺店账目宜一一清楚，今年端节已全楚矣。此外只有松竹斋新账，可请省三先生往清，只可少给他，不可欠他的出京。又有天元德皮货店，请寄云年伯往清。其新猞猁狲皮褂即退还他，若已做成，即并缎面送赠寄云可也。万一无钱，皮局账亦暂展限，但累寄云年伯多矣。

一、西顺兴账，自丁未年夏起至辛亥年夏止皆有折子，可将折子找出，请一明白人细算一遍（如省三先生、湘宾先生及子彦皆可）。究竟用他多少钱，专算本钱，不必兼算利钱。待本钱还清，然后再还利钱。我到武昌时，当写一信与萧沛之三兄。待我信到后，然后请寄云年伯去讲明可也。总须将本钱、利钱划为两段，乃不至不清。六月所借之捐贡银壹百二十余金，须设法还他，乃足以服人。此事须与寄云年伯熟计（其折子即交与毛，另誊一个带回）。

一、高松年有银百五十金，我经手借与曹西垣，每月利息京钱十千（立有折子）。今我家出京，高之利钱已无着落。渠系苦人，我当写信与西垣，嘱其赶紧寄京。目前求黎樾乔老伯代西垣清几个月利钱，至恳至恳。并请高与黎见面一次。

一、木器等类，我出京时已面许全交与寄云，兹即一一交去，不可分散于人。虽炕垫炕枕及我坐蓝缎垫之类、玻璃灯及镜屏之类，亦一概交寄云年伯。盖器本少，分则更少矣。送渠一人，犹成人情耳，锡器、磁器亦交与他。锡器带一木箱回家亦可。其九碗合大圆席者不必带。

一、书籍我出京时一一点明，与尔舅父看过。其要紧者皆可带回；《读礼通考》四套不在要紧之列，此时亦须带回。此外我所不要带之书，惟《皇清经解》六十函算一大部，我出京时已与尔舅说明，即赠送与寄云年伯（我带两函出京，将来仍寄京）。又《会典》五十函算一大部，可借与寄云用。自此二部外，并无大部，亦无好板。可买打磨厂油箱，一一请书店伙计装好，上贯铁钉封皮，交寄云转寄存一庙内，每月出赁钱可也。边袖石借《通典》一函，田敬堂借地图八幅，吴南屏借梅伯言诗册，俱往取出带回。

一、大厅书架之后有油木箱三个，内皆法帖之类。其已裱好者可全带回，其未裱者带回亦可送人。家信及外来信，粘在本子上者皆宜带回。地舆图三付（并田敬堂借一分则四分矣），皆宜带回，又有十八省散图亦带回。字画、对联之类，择好者带回；上下木轴均撤去，以便卷成一捆。其不好者太宽者不必带，如《画象赞》《玄秘塔》之类。做一宽箱封锁，与书籍同寄一庙内。凡收拾书籍、字画之类，均请省三先生及子彦帮办，而牧云一一过目。其不带者，均用箱寄庙，带一点单回。

一、我本思在江西归家，凡本家亲友皆以银钱赠送，今既毫无可赠矣。尔母归来，须略备接仪，但须轻巧不累赘者，如毡帽、挽袖之类，亦不可多费钱。捞沙膏、眼药之属亦宜带些，高丽参带半斤。

一、纪泽宜做棉袍褂一付、靴帽各一，以便向祖父前叩头承欢。

一、王雁汀先生寄书，有一单，我已点与子彦看。记得乾隆二集系王世兄取去，五集系王太史（敦敏）向刘世兄借去，余刘世兄取去者有一片。此外皆在架上，可送还他。

一、苗仙鹿寄卖之书：《声订》《声读表》共一种、《毛诗韵订》一种、《建首字读本》，想到江西销售几部。今既不能，可将书架顶上三种各四十余部还他，交黎樾乔老伯转交。

一、送家眷出京，求牧云总其事。如牧云已中举，亦求于复试后。九月二十外起行，由王家营水路至汉口，或不还家，仍由汉口至京会试可也。下人中必须罗福、盛贵，若沈祥能来更好，否则李长子亦可。大约男仆须四人，女仆须三人。九月二十前后必须起程，不可再迟。一定由王家营走，我当写信托沿途亲友照料。

一、水陆途费约计三百余金，买东西捆装行李之物及略备接仪约须数十金，男女仆婢支用安家约须数十金（罗福、盛贵、鲁厨子多给几许钱亦可），共须五百金也。开吊之所入不足，则求毛年伯及诸位老伯张罗，总以早出京到家为妥。其京中各账，我再写信去料理。

以上十七条细心看明照办，并请袁姻伯、庞先生、毛寄云年伯、黎樾乔老伯、黄恕皆老伯、王静庵年伯、袁午桥年伯同看，不可送出外去看。

评点 遭遇母丧

咸丰二年，本应是曾氏一个幸运而喜悦的年份，却不料风云难测，大喜变成了大悲！

当年岁次壬子，属乡试正科之年，曾氏被钦点为正主考，而且放的是江西省。清朝回避制度严格，官员绝不能在本省任职，乡试考官也绝不能主持本省的考试。湘赣相邻，从南昌回湘乡，不过十天左右的路程，这对于离家已达十四年、时时巴望省亲的曾府大爷来说，无异是天遂人愿！他得知放江西主考后即刻上一道奏折，请求乡试完毕就近回湖南老家看望父母，皇上恩准他一个月的假期，于是他高高兴兴地南下。江西的人口虽不及四川，但从两宋以来，人文发达，人才辈出。唐宋八大家，其中王安石、欧阳修、曾巩三大家便出自江西，曾氏所喜爱的诗人陶潜、黄庭坚也是江西人。这种文风熏陶下的两赣大地必定子弟清秀、文章俊美。此番乡试，将会选拔一批前途无量的门生，又可以得到一笔不菲程仪。家里还欠着数百两银子哩，正好用它来偿还宿债！

就这样，曾氏一路喜孜孜地走到安徽太湖县小池驿，在这里遇到了从湘乡老家赶来报丧的乡邻，将他母亲已于六月十二日病逝的消息告诉了他。这可真是大晴天一声炸雷，把他的所有美好设想都给炸掉了。他的母亲才六十八岁，祖母去世时年已八十，祖父也活了七十六岁才去世。对于母亲的死，他是没有心理准备的。令他更为痛苦的是，母亲去世的这一天，正是他出京的那一天，这一个多月来他天天想着要再见的母亲，其实早已天人永隔了。

就在闻讣的这一天夜里，曾氏以极其悲痛的心情给儿子纪泽写了第一封家信。

虽然这两年纪泽在热火朝天地张罗娶媳妇的事，但其实他还不满十三周岁，论虚岁，也不过十四岁。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十三四岁的孩子尚不懂事，这样重要的信应该写给夫人才是，但一百多年前的情形不是这样的。京师里的曾府，在老爷外出的时候，名义上的主人是大公子纪泽，何况这位大公子已读完“五经”，又对了亲，应该与闻家中大事了。

曾氏写信给儿子，除开给家中的少主人以礼仪上的承认外，也包含着借此锻炼儿子办事能力的一层内容。

按照礼制，父母去世，现任官员要离职回籍守丧三年（实际上只有二十七个月），守丧期满再候朝廷安排，其妻子儿女也都应回籍。因此对于京师曾家来说，接下来的便是全家作四千里的长途大迁徙，故而要办的事很多。曾氏一口气罗列了十七条，隔两天，又补充三条，共二十条。曾氏在心情极度忧伤烦乱的情况下能够从容思索考虑周到，这一则出于天赋，天赋其虑事周密、临危不乱的性格。我们常能在自己的周围看到这样的人：他们在平时也聪明能干，说话有条理，办事有章法，但遇到重大场合或是遭到突然变故，则方寸紊乱，举止失措。这种现象的出现，多半源于天生的心理素质不坚强。这种人可以做承平时代的人才，却不能做乱世头领，更不能充当军营将官。二则出于多年堂官的磨炼。六部不比翰林院、詹事府等闲冷衙门，而是办实事的机构，身为侍郎，更负处理繁杂事务的重任。三四年间的打磨，也练就了他驾繁驭乱的实际能力。他这样一条一条地写出来，既是交代儿子去一一办理，又是让儿子增加一份阅历。

让我们来细细梳理下，看这份办事单将会给少主人增加哪些见识。

曾氏所罗列的二十条，大致可分为四类，即：

一、收赙仪；二、清理账目债务；三、仆人及物资处置；四、归途安排。

道光二十九年曾氏祖父去世时，曾氏在京师寓所里开吊祭奠，发了五百多份讣帖，帖子上写着“谨遵遗命，赙仪概不敢领”两句话，表示只为报丧而已，并非借机收钱，但这次却希望能以此收到一笔银钱。这原因是举家南迁，耗用庞大，不得不出此下策。曾氏估计大约可收赙仪三百两银子。前些年陈岱云家办丧事，曾氏送银三十两。陈与曾是同年好友又系亲家，曾氏自称三十两为重礼。同年，他的一位族叔去世，曾氏送的奠仪为“大钱八千”。按当时的银钱兑换率，八千钱约合六两银子，六两银子可买六担谷，即两口人的一年口粮，可见这份奠银也不轻。若以五百份讣告计算，能送三十两银子的人不过三四人而已，大部分人可能只送挽联、祭幛之类而不送现金。于此可考证当时京师的丧事风俗。曾氏所需途费很多，故三百两银子不够开销。倘若不计这笔费用，三百两银子恰为曾氏一年的薪俸，也不能算少。

曾氏告诉儿子，不足部分可找几位平素关系密切又有肝胆的长辈请求凑集。这种接受人家所施恩德的事，一定要牢牢记住，将来要报答，故不可多求人。对于那些虽为至戚但自家窘迫的人，则不可提银钱的事，只可求其出力。至于讣帖的发散，要注意切不可滥。我们从曾氏的信中可以看出，当时京官朋友重在“同年、同乡、门生”三类，其他则相关者不多。尤可注意的是两天后补充信中最后一段里的这样几句话：“六部九卿汉堂官皆甚熟，全散讣亦可。满堂官必须有来往者。同官非年谊乡谊不发。”此中透露了这样几个信息：一、六部九卿中的高级官员之间大多互有往来；二、满汉官员之间有较大的隔阂；三、同在一个衙门供职的官员，也只有同年同乡间关系较为亲密。

离家时间较久，所有账目债务“宜一一清楚”，尤其对于银钱拮据的人，要体谅别人的难处，不让他有“人走茶凉”的感觉。借公家和私人的东西，都要还清。答应了别人的事因故不能办了，也要有个交代。送人的东西不要分散，因为少，分散了则更少，不如送一家，还可以作为一项人情。家中的男仆女婢都要妥善安置，对于出力大者宜多打发点钱。所有这些，对于少不更事的纪泽而言，都是知识与学问。经历了这一番锻炼，自然于处事做人上有一个大的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