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经历

吕复生于河北省涿鹿县，出身书香门第，国学知识渊博。家有二位兄弟，其弟之一吕咸同为法学家、政治家。[7]妻子廉佩璋是晚清侍郎廉兆纶孙女。吕复24岁时考取举人，进入宣化府中学堂（即宣化一中的前身），出国留学预备班，后于1905年赴日本留学，先入经纬学校，后进入东京早稻田大学预科，再转入明治大学读法科。[8]1908年，吕复在日本东京参加由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受到当时革命思想的熏陶，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任编译工作。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清帝逊位，民国肇建。吕复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受革命胜利的鼓励，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回国投身辛亥革命的浪潮之中。[9]1910年前后的中国宪法学界，主要盛行“联省自治”的思潮。由于缺乏结合现实的深入讨论，部分学者应军阀召集，参与了一些省份的“宪法起草”工作，鼓吹联邦制度可以立即实现，反而成了军阀利用联省自治而行割据的工具，站到了法制与民主的反面。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吕复力排众议，全力支持孙中山先生，提出了“地方自治”的思想。对此，他选取英美德法日等国的地方自治制度进行梳理，并以“高级地方自治”“下级地方自治”和“特别地方自治”进行分析。吕复认为，联省自治是地方军阀作为对抗中央、割地自保的一种口实，并主张实施中央集权式政治体系。那个时代的学者，往往仅在著述中简单介绍各国地方自治制度的习惯，而吕复则早早地形成了自己的观点，[10]还十分积极地将学术观点投入了具体实践。他曾作为广东省法制委员会委员起草《广东省自治暂行条例》《县议会议员选举条例》和《县长选举条例》等条例，被当时享有盛名的上海泰东书局称为“崭新之地方自治案”，这也是吕复在近代中国法制建设中的一大贡献。[11]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众议院选举法》表决通过。1913年，年仅33岁的吕复，因法学素养深厚，加上部分同盟会旧友的支持，成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批的众议员。除此之外，他还担任了临时政府的教育次长，当选顺直省议会议员，直到1914年临时政府国会被袁世凯解散，议员被资遣回籍。[12]

革命果实被窃取之后，吕复意识到救国之路并不仅此一条，同年再次前往日本，寻求新的方案，并于1915年12月再次回国，作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被委以重任，负责筹划民国的法制建设事宜。

1916年9月20日，吕复在临时政府的宪法会议上提出应将教育专章加入宪法；1917年，他又提案主张将省制列入宪法，这是实施地方自治制度争议的开端。[13]不久，中华民国国会被迫解散，孙中山率领130多名议员南下广州进行护法运动。吕复从中看到立宪之希望，毅然跟随，这是吕复第一次与广州结缘。同年8月25日，国民非常会议在广州召开，孙中山被选举为大元帅，吕复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兼大元帅府秘书、护法国会议员，是为孙中山的左膀右臂。1919年，吕复任非常国会议员。[14]1921年10月，吕复意识到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反对北伐，与孙中山坚定北伐统一全中国的主张冲突渐趋激烈，因此离开广州，赴中国大学从事教育工作。从陈炯明兵变炮响那一刻起，吕复便决心以教育救国。他在中国大学继续教授社会学原理并任教务主任，“回忆民国十年，不佞旅居羊城，密察粤难将作，浩然北归，讲学都门，还我初服”。[15]

1922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吕复担任预算委员会委员，与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骨干分子一起，为国共两党前期合作做了大量积极工作，协助孙中山先生对党进行全面改组，实现国共合作，[16]为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也作为一名研究宪法的学者，身体力行地践行了具体立法工作。当时民国国会第二次恢复，吕复继续任众议院议员。他本人工作勤勉，“受职以来尽瘁于制宪之事”，[17]但议会本身常常因议员缺席达不到法定人数而流会，整体亦面临名存实亡的困境。为此，吕复在1923年3月17日的会议上发言称，“宪法会议常致流会，实为不妥，应请发特别通知警告诸人”。同月22日，吕复和李载庚等13人联合提出修正案，要求修改宪法会议规则，对议员请假和缺席作更加严格的规定。因彼时议会制度腐化，贿选情况严重，不少议员难免把这项工作当作政治任务，吕复正是当时议会中少有的清流。1923年，直系军阀曹锟野心膨胀，企图篡位总统，又恐众议员不肯归附，遂以每张选票5000元暗中贿赂。吕复对如此公然违背宪法精神的做法感到非常愤慨，严厉拒贿，且不参加选举，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被称为“飞砚台议员”。[18]只是仅他一人的力量实在微不足道，曹锟仍贿选成功，同年取代黎元洪担任总统。[19]吕复便被迫前往上海暂住，以避开议会相左势力的攻击。等局势稍稳后，他才于1925年到北京继续在原中国大学任教，同时兼任教务主任。[20]

在离开广州后的数十年里，吕复曾任教于多个高校。1927至1936年间，吕复担任燕京大学政教系教授，讲授中国法制史、比较宪法等课程；同时还应河北省政府的聘请，任河北省县长考试委员长，先后为河北省录选240余人。1928年，吕复曾在辅仁大学临时担任过授课教授。在这段时期，吕复也曾任清华大学导师。他一直潜心研究欧美和日本的宪法制度理论，并从各方面反思、探索中国自身问题的解决之道，不断赋予比较宪法概念以新的内涵；重视宪法文本，将宪法文本作为宪法研究的首要对象。1933年，吕复出版《比较宪法论》一书，便主张比较宪法研究应以文本为依归，称“本书虽取比较体裁，但以中华民国十二年月日宣布之宪法为准求有所归结”；全书重视宪法理论的本土化，反映其身兼有西方先进思想和中国传统乡土理念，影响了中国一代的宪法学者。同年，国民党立法院再聘他任宪法起草委员会顾问。[21]1935年，吕复在燕京大学授课满七年，按该校规定休假一年，便兼任河北省定县实验县县长，将定县治理成当时有名的模范县；翌年改任河北省立法商学院院长。他后来多次放弃在北京从政的机会，仍回到家乡服务群众。

吕复一直渴望中国法制建设后继有人。在多年的教育生涯中，他的足迹遍布全国南北各大院校，既有担任高校行政职务的经验，也有丰富的一线教学科研经历，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法学人才，正可谓桃李满天下。后人可从吕复在混乱时局里的种种事例中，见到一名宪法学者、教育工作者所应具备的刚正不阿之品质、智识深远的法学素养，其将法学理念积极投入实践应用的务实理念亦十分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