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占领上海滩
行家一出手,
就知道有没有。
1994年3月初的一个黄昏,镜湖宾馆会议室里灯火通明。由市政府相关机构、电子厂领导班子、各个第三方中介机构等凡是跟改制沾着边的机构、部门列席的镜湖电子厂改制协调会,已经连续不断地开了四五个小时了。
镜湖电子厂职工代表大会将在明天召开,最重要的议题就是审议、通过电子厂改制工作方案。所以今天的协调会非常重要,刘副市长指示务必全力以赴做好准备,以便明天的职代会能够将电子厂改制方案一次性通过,否则这个时间点拖过去,下面一连串的事情都会受到严重影响。政府各机构部门之间、政府机构与电子厂之间各种博弈都在今天这个会议上充分展现。
各个机关斗智斗勇打太极的时候,潘越表情严肃地开始游离会外,他琢磨起“会议”这个神奇的程序,其功能真是被中国人发挥到了极致。很多老百姓不理解为什么政府机构那么无能,芝麻大的事情都要开会解决。而实际上,在政府机关,芝麻大的事情都是和“责任”“业绩”挂钩的。“业绩”的最大化和“责任”的最小化是根本,如果一定要有所选择,则宁可放弃“业绩”,也不能担“责任”——这差不多是大多数人做事最隐秘的出发点。而“会议”这个程序正是将两者明确的必由之路。但是也有优先考虑“业绩”,不怕承担“责任”的“例外”,这和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程度有很大关系。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政府越是不怕担责任,而更希望办实事出业绩,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则越是相反。镜湖属于长三角地区,自古就是鱼米之乡,经济发达程度一直居于全国前列,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潘越大胆地鼓动刘副市长在镜湖市首开先例,进行国有企业改制。潘越忽然想到林洋的父亲,他站在共和国的部长这样的高度,在参加大大小小的会议时,会不会也偶尔会有像他这样看起来目光炯炯,其实神游四海的时候?
正在乱想,劳动局的人突然发问:“潘律师,电子厂的职工们都很担心电子厂业务进行主辅分离后,厂子是不是就不管被分离出来的人的死活了?这个问题比较敏感,明天职代会一定会被提出来的。”
潘越心想:这个时候还来问这种最基本的问题,看来劳动局的人根本就没有认真看改制方案,之前的会议也都是走过场!他一面回答说:“这个问题我简单举个例子,就拿电子厂职工服务部来说吧,职工服务部有十二间门面房,全部临着镜湖行政大道人民路。挂在职工服务部下的职工有100多个人,而职工服务部前三年的财务核算都是盈利的,这还是在服务部用了其中的五间门面房做仓库,100多个人里面只有20多个人正常上班的基础上。但是前三年所有职工服务部的职工也都是和厂里的职工一样只能发30%的工资,其他的盈利全部用来弥补厂里的亏空。换句话说,主辅分离后,职工服务部不用再每年倒贴钱给工厂,反而能为工厂养活一部分人,所以如果一定要是谁不管谁,那也是辅业不再管主业,小马不用再拉大车的问题。”
会议室里,大家轻松地笑了一下。潘越接着说:“同样的还有工厂的食堂、医院、幼儿园、小学、冰棒厂等这些和电子厂主营业务联系不紧密的都要独立出来,成为独立法人……”
潘越在讲话,下面有人悄悄说:“这个大律师可以的,连咱们的职工服务部的情况都摸得这么细。”
另一个人说:“分离出来的职工就不算国有企业的人了,国家不管养老了,他在避重就轻。”
潘越继续说:“说到国家养老的问题。很多人认为:主辅分离,主业还是国家的,职工还是全民工,国家照样管一辈子,而辅业就变成了私营企业,以后就靠自己的自生自灭了。这个问题在法律上,被称为‘职工身份转换’。我可以明确地说,今后国家也不会再有‘全民工’‘集体工’‘合同工’这样的职工身份了。经过改制后的电子厂按照国家要求,不管是主业还是辅业,性质都是一样的,都是公司化企业,所有的人员都要先和原单位,也就是电子厂签订解除劳动关系的协议,再和新的企业重新签订劳动合同,被公司聘任后成为公司的员工。这是明天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时,必须要明确的重点。”
会议室即刻发出嗡嗡的声音,在座的人里面亲戚朋友多有在电子厂上班的,听了这话都议论纷纷。马上有人问:“国家说解除就解除了?有的人为电子厂奉献了一辈子,现在快退休了,如果和原单位签了解除协议,新的公司却不要,国家又不管了,这肯定要出大事!”
潘越耐心地说:“这一部分人员的安置问题当然必须考虑,除了这一部分人员,其他的已经离休、退休、内退的人员,快退休的人员,下岗人员,工伤、有精神疾病的人员等这些,都必须妥善安置。他们属于弱势群体,但是由于缺乏基本生存能力,又属于优先安排的群体。这些人员安置的是否成功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大局,是改制成功的重要前提!这是刘副市长首先确认和反复强调的。”
财政局的人马上问:“所谓安置,主要就是补贴和赔偿,这部分费用从哪里支出?”
潘越说:“安置费用原则上由电子厂自行负担,鉴于电子厂的现状,计划从国有净资产中按照规定标准计提安置费用,由改制后的企业承接并按时向需要安置的人员发放。”
电子厂的人问:“安置费都包括哪些方面?金额大概是多少?”
“安置费用的科目我们设计得非常详细,不要说基本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连档案寄存、劳模补贴这样的费用都一一列举阐明了,大家在改制方案里可以找到。具体的安置费金额由政府经过各方协商统一确定。”
又有人笑说:“潘律师,工商银行不但拒绝继续贷款,而且已经起诉到法院,要求电子厂立即还钱。现在厂房、机器、设备都被法院查封啦!”
潘越心想:“沈达成出幺蛾子,不相干的人看笑话,都是‘果然’啊!”他笑着回答说:“银行有银行的立场和考虑,这样是正常现象。如果我的判断不出意外,随着改制进程的推进,电子厂面临的诉讼会越来越多,这是好事。让问题浮出水面,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潘越说得轻巧,其实心里是没底的。银行能不能继续贷款不是法律问题,但却会产生直接的法律后果,他还没有想到更好的解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和市政府沟通,请求政府出面协调银行重组贷款,这是下策。通过中间人搭桥直接和沈达成协商,这是中策。而让改制绕过银行,没有它一样把事情做得漂亮,一旦改制成功银行会追着要求贷款,这才是上策。由于“拨改贷”的原因,企业债务负担沉重,绕过金融机构的支持单独进行改制,这在全国都没有先例。嗯,这就好玩儿了!这事还真激起了潘越的斗志,“我就要搞一个‘零资产’改制,想按着我的头让我喝水?对不起,我要自己挖井!”
会议结束,潘越一看表已经晚上八点多了。本来物资局高局长约了他晚上一起见面吃饭,会议结束的时间一拖再拖,潘越只能在会议结束后和高局长通了个电话。电话里几句寒暄后,高局长问到了具体问题:小企业的改制上市的模式是不是和电子厂一样?身小体量轻能不能走得快一些?
潘越略一思索,想起上次聚会时高局长关心的话题,迅速判断出:高局长可能是想对物资局下属的某个企业进行改制,但最后的目标必然是上市圈钱。对于这个业务,潘越心里立刻就否定了。因为一,他手里现在拿着电子厂的大项目,根本忙不过来;二,物资局下属的几个小企业管理层的关系盘根错节,搞不好会陷在里面;三,物资局是老娘家,效益又不好,律师费是个问题。
潘越说:“国有企业改制跟企业本身的规模关系不大,基本模式是一样的,所有的程序都要完全按照流程全部走一遍。因为要把工作落实到每个人,甚至有可能更麻烦一些。所以时间不会更快,也许还有可能更长,否则风险就很大。”
高局长说:“你这么说倒好像一尺水会翻作十丈波。哪有那么麻烦?小企业没有电子厂那么规范,都一板一眼地走程序肯定做不出事情。你当了律师胆子倒是小了。风险这东西,你说有它就有,你说没有就没有。小平同志刚说过,要胆子大一点、步子大一点嘛!”
潘越听出来高局长不高兴了,但也没有再说话。国有企业改制是对国有资产的重新洗牌,绝对不是开玩笑,绝对不能捡到篮子里都是菜。
高局长说:“这样吧,我们自己先改,关键的地方请你这个大律师把把关,不知道请得动请不动?”
潘越松了一口气,笑说:“高局长这是批评我。高局长放心,只要是你牵头做的事情,我这个法律顾问随时随地免费提供咨询。除了改制要按照制度政策来,要是涉及集资这样的事情,一定要慎重。”
挂了电话,因为要赶火车,又婉拒了政府和电子厂的邀请,赶紧和秦大江在路边摊吃了口饭。秦大江说:“潘律师,我跟你说件事,你莫得生气。”
“说。”
“罗律师给我打过好几个电话,龚律师也打过。”
“哦?说什么?”罗明亮律师是均昊所三亚所的副主任,龚骏律师是均昊所总所刚刚加入的合伙人。潘越心里明镜似的,秦大江还有几个月就毕业了,抢人大战开始了。
“想让我跟着他们做助理撒。”秦大江乡音浓重的普通话毫无进展,“两位大律师都承诺帮我解决户口呐。”
“龚律师能帮你解决北京户口?”
“他说可以,但是要交两万块钱。他可以帮我垫付这两万块钱,以后逐月从我工资里扣。”
这个政策潘越当然知道。潘越说:“两万块不是小数目,龚律师很有诚意。三亚的户口不值钱,罗律师还给了什么条件?”
“住房补贴,还有案件提成。”
潘越警觉起来:“均昊所的性质是公司化管理,除非升职为合伙人,助理采用授薪制,不得进行案件提成。”
秦大江作为实习律师自然不知道均昊所的这种规定,忙描补说:“罗律师的意思是如果我能成为合伙人的话……”
潘越打断他说:“这说明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都争着要你。北京户口的事情你要好好考虑考虑,错过这次机会以后要拿就不容易了。”
秦大江默默吃了几口饭,问:“潘律师有北京户口吗?”
“没有。”
潘越没有再说话,等着秦大江开条件。潘越要看看秦大江的格局有多大,如果秦大江借此斩上一刀,那潘越就要考虑考虑了。
秦大江停住筷子想了一会儿,下决心说:“潘律师不在乎北京户口,我也不在乎北京户口。”
“我要去上海了,我也没有上海户口。你跟我到了上海,也不一定能帮你办成上海户口。”潘越实话实说。
“潘律师已经决定要去上海了?三亚所放弃了?”
“嗯,去上海。原地踏步有什么意思,大丈夫应该立马横刀、开疆拓土。”
“上海户口没有就没有,反正我是一个人,我跟定你这个师傅了!”
潘越表面上不动声色,其实心花怒放,“行,今天我就正式收你做徒弟。我也有干货给你:从你正式入职开始月薪800块,每月再有300块租房补贴,其他的按规定办理。”
“加起来是1100块吗?”秦大江不敢相信地瞪着他。
“可能会扣点税吧,这你比我专业。”
秦大江差点喘不过气来!他本科是审计专业,对数字非常敏感:在重庆乡下,父母一年的纯收入加起来不会超过300块。舅舅在县城做老师,每个月说是有80块的工资,从来没有全额发过。舅妈每天早上在街上摆摊卖早点每月大概能有200块的收入,是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他这段时间做改制资料,清楚地知道镜湖电子厂的苏联留学回来的高级工程师,月工资可以到400块。可是电子厂半死不活,也不可能全额发放。而他,还没毕业的法学院研究生,每个月可以拿1100块钱!
潘越继续说:“我俩明天参加完电子厂职代会以后,我回北京你去上海,咱们各自干活。”
“师傅,我感觉你好像对于职代会能通过我们的改制方案胸有成竹!”
秦大江一口一个师傅让潘越心里很高兴,他说:“你以为我在镜湖蹲守了一个多星期在干吗?如果我连这点把握都没有,那对于整个项目的控制能力就有问题了。”
“我好几个晚上没睡着觉了。我担心万一职代会开起来,总会有一些人不满意我们,到时候人家会不会觉得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会不会觉得律师不专业?如果失败了会不会让律师背黑锅?”
潘越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说:“我建议你好好研究一下林彪。林彪号称从来没有打过败仗,而他最擅长的是用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他是怎么做到的?跟你说,打仗之前‘造势’非常重要,只要大势已成,战争的进退都只能顺势而为。你去看完再来跟我讨论。”潘越把话题拉回到正事上,“我已经把招聘广告发出去了,你到了上海就安排面试前台和财务,不要耽误4月初上海分所开业。其他开业的事情总所的欧总会派人协助上海筹备,你就负责管好自己的一摊事。”
“我面试?”
“嗯。”
“我自己就参加过一个面试,就是被你面试,我搞不来嗦……”
“你觉得顺眼就行。学历、专业招聘广告上都有,只要符合了你就挑合你眼缘的。你当给自己挑女朋友也行,挑助理也行,都无所谓。这不是大事,挑的不好随时可以再换,我没时间管这些小事。”
秦大江只得答应了。发自肺腑地说:“潘律师,给你做徒弟太过瘾了。人家做律师助理还在学习怎么复印案卷,我已经在独当一面办理国有企业改制这样的大项目。我的同学们还都在参加各种面试找工作,我已经在面试别人给别人工作了。”
“你师傅最不喜欢按牌理出牌。能放手让你独当一面,自然是你做的事情已经有两把斧头。做律师能享福,也得能吃苦。这个月把你一个人放在镜湖,人生地不熟没日没夜地干,上周跟着我还干了两三个通宵,算是能吃苦的了。不错!”
“嘿嘿,师傅原来心里有数。”
潘越没理他,补充说:“丑话说在前面,均昊所不许两人同在一所。你真的把招来的女孩子发展成了女朋友,别让我知道。否则其中一个肯定杀无赦。”
秦大江听懂了那句话的重点是“别让我知道”,笑得浑身乱晃,“……师傅,我很怀疑你能管好一个顶级律所。”
“一个顶级律所的牌子是由什么决定的?”
“办公环境、人员素质、案件质量这些吧。”
“你这个顺序应该倒过来。案件质量是第一位的,也是决定性的。其他的条件都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等以后有了合适的行政主管,管理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一个顶级律所的主任的主要精力要放在决定性的工作上,懂了吗?”
“师傅,我要好好琢磨琢磨您的名人名言。”
潘越起身说:“赶紧结账去,傻徒弟累死师傅,你是真没有眼色!”
他俩往宾馆走着,秦大江问:“师傅,你在三亚所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去一无所有的上海?”
“大江,我对别人有另一种说法。跟你说实话:唯有开疆拓土,方显英雄本色!都觉得上海排外,是铁板一块,外地所做不进去,我偏不信这个邪!我喜欢在别人的地盘上插上自己的旗帜的感觉!”
第二天下午,潘越已经又回到北京均昊律师事务所总部。今天是周五,所里的人像是赶到河里的鸬鹚捉足了鱼又回到船上一样,出差的、开庭的、谈判的都回所来了。潘越一进门,前台肖蓉就大喊一声:“潘律师,想死你了!”潘越一路走,办公室一路热闹,不断有女孩子们和他戏谑说笑。潘越手里拿着一厚摞文件,边走边和她们从言语上过招,边扫视着看谁手上比较不忙。过道上迎面走来一个细瘦的女孩,因为细瘦显得两只眼睛特别大,她手里端着茶杯,看到潘越紧张地笑了笑,刚想低头走过。
潘越叫住她:“你现在忙吗?”
女孩一阵慌乱:“我去倒了杯茶……我在整理案卷……”
均昊所里所有的女孩子都不怕潘越,除非她是新来的。因为新来的人对于高级合伙人有一种天然的敬畏。潘越将手里的一摞资料给她:“整理案卷不着急。你把这些资料扫描一下,发到我邮箱里。我的邮箱地址贴在这里了。最好一个别针的文件扫一个单独的文件夹。”
“哦,好的。”女孩子白得透明,眼睛不敢看潘越,赶紧一手捏着茶杯一手接过了资料,小手腕瘦得真担心拿不动这些资料。
潘越也没问她是谁,反正她总会知道他是谁。潘越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把其他的东西随便一丢,又去窗前站了一会儿。潘越的办公室虽然不大,但是有一面落地大窗,看得见故宫的红墙琉璃瓦和车水马龙的长安街,视野非常好,给人的感觉就更好了。去年年初潘越把父母接到北京来玩,专门来参观过这间办公室,让父母为儿子的事业小有所成骄傲一下。接待朋友们来北京游玩,参观办公室一度也是热门路线。现在潘越已经过了刚刚在北京站稳脚跟的新鲜期,这大半年的时间一直在海口、三亚、北京、上海之间奔波,北京办公室空置的时候反而更多,现在估计马上要换主人了。
略一伤感,潘越想起事情还有很多,转身进了邢然的办公室。邢然和周笑麟正凑在开着的窗户边抽烟,看见潘越进来赶紧挥着手低声说:“快关门!快关门!”
潘越在身后关上门:“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
“欧总在狠抓管理,不允许在办公室抽烟,抓到一次罚款100。”欧总是王先生的太太,被王先生请来做均昊所办公室行政总经理。她管人、做菜都很有一套,把均昊所管理得服服帖帖、井井有条。
潘越笑说:“举报有奖吗?我一进门就领200块奖金也不错。”一面说,一面接住了邢然扔过来的烟。周笑麟把手里的报纸递给他,点了点折好的地方的大标题《上海呼唤高端法律人才》。潘越还没往下看,办公室的门被快速地敲了两下,三个人不约而同迅速将烟藏在手心里屏气盯着门,吴大维推门而入。邢然松了口气吐出一口烟:“哎哟我去,抽根烟快吓出神经病了!”
吴大维不抽烟,挥手赶着屋里的烟雾说:“自欺欺人。我听到外面此起彼伏的想死你了,就知道是你老潘来了。”
潘越念着报纸:“本报记者采访上海律师协会副会长石建山……石会长说:‘上海律师行业缺乏竞争,尤其是高端法律服务这部分业务,需要既精通法律又精通外语,还要有一定的情商和经验,人才太少了,几乎没有竞争……’”
邢然说:“老潘你听到了吧,这可是上海律协在向你敞开胸怀啊!多大方!多牛掰!”
“我听不懂上海话。”
大家轰然一笑。潘越看着周笑麟说:“你跟着傻笑什么?你听得懂中国话吗?”
周笑麟刚刚加盟均昊所,是均昊所纽约分所的掌门人,跟人吵架用英语比用中国话利索多了。他说:“得了吧,整个均昊所谁不知道你掉进过上海话的坑里。对了,我特别好奇的是,你是怎么被绕进去的?”官员之间说话讲究一个点到为止,但律师之间不存在上下级的概念,以相互拆台为乐事。
吴大维说:“老潘睡着的时候都比别人醒着的时候聪明,谁能绕得了他?”
潘越说:“怎么办呢?问我自己要不要去,那我肯定是不去。可是举手表决的时候,每个人举了两只手。既然所里指定我去,那我服从分配,事情总要有人去做吧。”
大家哈哈大笑起来——都明白潘越去上海是目前最好的办法,平衡了各方面的利益,除了潘越必须牺牲自己的利益。从这个角度说,每个人都欠潘越一个大人情。
三杆大烟枪抽完了烟,潘越说:“王先生在吗?”
“在,走,一起过去。”邢然开门先走,一边嘱咐走在最后的周笑麟:“赶紧关门,别让味儿出来……”再一回头,欧总正迎面走来。她50岁上下,一套得体的套裙,气质极好。她先跟潘越打了招呼,然后严肃地问邢然:“邢律师,你刚才说什么?”
邢然也严肃地回答:“欧总,保持办公环境整洁有序人人有责!”
欧总走后,他们粲然一笑。几个人忍住笑赶紧鱼贯进入王先生的办公室。
王先生对潘越说:“有的人干了一辈子律师也未必有机会亲手开出来一家分所,你就独自开了两家分所,了不起!从你开分所的情况来看,上海和三亚区别大吗?”
潘越说:“两者几乎不能相提并论。我在三亚是先拉开阵势干活,牌子一挂,一边找业务一边跑开业手续,两不耽误。但是在上海就规矩多了,先去徐汇区司法局拜码头、要开分所需要的资料、了解流程,再按部就班准备资料,拿不到证绝对不敢先干活。问题是咱们是上海司法局接受申请开立的第一家分所,所有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今天想一个程序、明天加一个资料,不是一般的随机,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具体操作版。”
“这就是摸着老潘过河嘛!”几个人乐不可支。
“办公地点选在了哪里?”
“上海目前的发展和北京相比还是差了一些,几乎没有像回事的写字楼或者商业大厦。我们只能在四星级以上的宾馆里找,问题是星级的宾馆也不多见。他们推荐了几个地方,我和大维去看了,也都有不适合的地方。后来还是选了太原别墅。它在上海的中心区徐汇区,原先是法国律师狄百克的私人花园别墅,四几年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到上海调解国共两党和谈就住在那里,所以又叫马歇尔别墅,是个老牌豪宅改建的高档涉外宾馆。”
“那就好。上海分所是咱们在上海滩的门面,要舍得花钱,装修、设备都要一流的。这个上海分所不是小潘的上海分所,而是均昊所的上海分所,咱们要举全所之力,让均昊所的牌子在上海滩上响当当!”
潘越当然马上抓住了重点,笑说:“王先生这句话说得好,举全所之力,让均昊所的牌子在上海滩上响当当!上海滩卧虎藏龙,自成体系、封闭排外的风气各位都知道。我虽然有信心,但也需要总所给我点实际的支持。”
邢然说:“给你个梯子你还上得真快!”
王先生笑说:“怎么个支持法?”
潘越也没扭扭捏捏:“一个是租金,开始几个月总所最好能承担一部分,人家租个门面房做小生意,还有免租期的讲究。另一个是人员,各位发动关系多介绍几个靠谱的合伙人,我去谈。还有就是能不能给我派一个行政总管,欧总的得意弟子之类的就更好了,你们知道我不愿意管人。”
租金的问题,涉及的情况就比较复杂。按照均昊以前开分所的惯例,分所的营业场所的所有的装修和设备费用由总所承担,但租金由分所自己负担。这个制度是基于原来的分所财务独立核算的情况。现在随着所里业务的发展,合伙人会议已经确立了公司化管理的新模式。在这个模式下,分所财务不再单独核算,而是改为由总所统一核算。如果财务统一核算,那么分所的租金自然也是由总所支付。
但潘越接受到上海开荒的前提就是:上海分所财务独立核算。在总所制度已经明确的情况下,给上海开绿灯已经让大家很为难,此时潘越又提出总所再承担三个月租金,似乎有点得寸进尺。但实际上潘越绝不会无缘无故增加这个条件,他的理由也很充分:一,他接受这个任务,是为了解决高伙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换句话说,是为了所里的发展;二,这种临危受命前途未卜,成功了是均昊所的成功,失败了却是他个人的失败。如果在上海滩铩羽而归,以后的律师从业之路就很难说了,这有一个职业风险在里面;三,他放弃了三亚已经开始成熟的市场,甚至有一部分已经做了一半的业务也不得不交给别人,这一部分的损失应该有一个合理的补偿;四,既然说到支持,再也没有比真金白银的支持更直接的了。
既然潘越能够提出来这个问题,其他人也都知道他是经过深思熟虑,无论如何是无法说服他放弃了。但对于各位高伙来说,还有一个这次破例、下次会不会变成惯例的担忧,大家讨论来讨论去达不成一致意见。
潘越心想,机不可失,今天必须说服他们。他说:“你们还是纠结在会不会以后形成惯例这个问题上。其实根本不可能!因为上海所之所以成为特例,是因为它是全中国的律师事务所中第一家在上海滩开的分所,而第一只有一次。”
吴大维说:“分所到底要不要独立核算,我们在年底时必须要严肃认真地讨论一下了,所以上海所也有可能是另一个意义上的最后一家分所。考虑到上海的实际情况,我基本同意前两到三个月的租金由总所负担。”
邢然说:“老潘,我感觉不好,总觉得哪里不对。你们上海人是不是管这个叫敲竹杠?我们被你敲了一笔!”
潘越说:“什么你们我们?要么你去上海,你来敲我们!”
周笑麟说:“这句话可以一剑封喉。”
吴大维说:“那这个议题就过了。现在说合伙人的事情,王先生、力宇和我总共有三四个备选合伙人,上海分所开业之前我提前几天去上海,和你一起都走访一遍,当然决定权还是在你。”
周笑麟说:“我手上也有一个,杜克大学法学博士,现在纽约宾达律师事务所执业。他16岁上北大,是个打打实实的牛人。他想明年回国,但是因为他是东北人,回来也只考虑来北京。”
潘越如获至宝,马上说:“这人我先预定了啊,你们谁都不能跟我抢,谁跟我抢我就去谁家吃饭去!”
王先生说:“这个话题也过。”接着他按下电话的免提,“欧总啊,这会儿方便请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吗?”
不到几分钟,欧总就敲门进来,看了他们一圈说:“上海分所来要人吧?”
众人都笑了。欧总看着潘越说:“谁要都可以,上海分所要就不给。”
潘越只是笑。欧总说:“你心里清楚得很吧?只要你一开口,我办公室里的小姑娘们都得跑上海去,我立马得成光杆司令。”
潘越笑说:“那我派人过来学习总可以吧?”
欧总笑了:“你这个提法好,我马上做一套行政主管培训体系出来,以后各个分所的行政管理就可以保持一致,最好是能垂直管理。”
邢然说:“行政垂直管理?除非是分所和总所并表统一核算。”
欧总知道核算问题是矛盾的焦点,并不穷追,而是说:“小潘,总所的人周三已经派到上海去了。你是说4月1日开业吧?现在不到一个月了,你还没有找到人?小丫头一个人在上海忙的脚踩风火轮,要撂挑子了,你得赶紧招人!”
邢然说:“4月1日愚人节开业?晕死!你开所怎么跟开玩笑似的?还是要图个吉利,寻个黄道吉日吧。”
“算了算了,择日不如撞日。不过4月1日开业,以后每年所庆都是愚人节确实有点问题,那就3月31日开业吧。你们谁有空谁去上海看一眼就行了。”
王先生认真说:“不能像三亚所一样那么随便。上海分所是咱们的一面旗帜,咱们是全中国第一家敢在上海滩开分所的律所,一定要热热闹闹整出点动静来!”
吴大维说:“上海律协不是说高端法律服务没有竞争吗?咱们就是冲着这块业务去的!我建议这个开业仪式搞成西式的酒会,咱们分头邀请客人。经贸部、全国律协、上海律协、司法部、上海市司法局、跨国公司……凡是可以支持咱们工作的,都要尽可能的邀请。”
周笑麟说:“这个主意好。在美国,有很多普通人不了解北京,但是很少有人不知道上海滩,上海滩的影响力大得超乎想象。”
王先生说:“好,就搞西式酒会!费用总所来承担,到时候全体合伙人都要参加!”
“等一等。”欧总说,“你们嘴巴一开一合就定了开西式酒会。请问各位,西式的酒会到底该怎么布置?我算是见过世面的,也就参加过一次。会场是在室内还是室外?长桌子还是圆桌子?要几种酒?几种酒杯?吃什么?要不要另外准备一个中餐厅?要不要借音响喇叭放音乐……这可是开业,弄砸了怎么办?”
吴大维说:“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倒是和同学们一起学着老美办过几次party,虽然人数都不多,也算是个经验,我来做指导。”
几个正事谈完了,王先生提议晚上聚餐。潘越笑嘻嘻地说还有事,拉着欧总要借所里的“一起气死”。“一起气死”是所里的一辆破红旗车,车牌号是“1774”,大家都叫它“一起气死”。它是目前所里唯一的一辆车,欧总管得比较严格。大家都知道潘越借车要干吗,都摇着手纷纷说今天没事。
王先生叫住潘越说:“正想说这个呢,差点儿忘了。”他让潘越关上门说,“你和小林的事情,小林跟我说了。”他严肃地看着潘越:“亚黎是个好姑娘,你说离就离了?”
潘越知道王先生和林家的关系不同寻常,他来问,就有点半正式的性质了。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未尝不是好事。他说:“我们之前已经分居差不多三年了。其实您老也应该知道,我前年之所以下决心离开北京总所,愿意去海口分所待着、去三亚开分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想离她远一点。从前年离开北京的家到现在,我再也没有回去过。”
“你们之间到底是为什么?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
潘越实话实说:“其实刚开始还只是生活差异上的矛盾,她要过朝九晚五的生活,我做律师业务每天最少要工作10个小时,还要全国出差,不可能达到她的要求。以前嘛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我知道,两口子吵架的事情男人们都经历过。可是被反锁在屋里吵个三天三夜,不让吃饭、不让睡觉、不让打电话,估计经历过的不多——女人发起疯来不可想象的!但是导致我们婚姻破裂的主要原因是……”潘越垂下头深深地叹了口气,“她把我们的孩子打了。”
王先生也愣住了,办公室静了一会儿。王先生默默地扔给潘越一根烟,马上说:“只能闻不能抽啊,发现一次罚100块钱。”
潘越将烟放在鼻子底下嗅着,说:“我已经三十多岁了,特别想要个孩子。我们俩明媒正娶、年富力强,怎么她就不能容下一个我的孩子?”
王先生不等他说完就打断说:“我能理解你。”
停了一歇,王先生说:“小林的情况我就不重复了。你的情况我也是了解的。但是小林不同于别的姑娘,其他的花花草草枝枝叶叶,不管是真是假都得剪得干干净净。对于她来说,你在哪里影响不大,她想去哪里都可以,重点是你值不值得她去。”
潘越笑说:“我就是吃了干打雷不下雨的亏。”这时潘越的大哥大突然响了起来,潘越看了看号码,笑说:“神了。”一边接通了电话,“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王先生正在这里说你好呢。”
电话里传来赵亚黎的声音:“这么巧!那你代我向王先生、欧总问个好。就一个事情,既然你在北京,哪天过来把你的东西拿走吧。我要搬家了。”
潘越立刻意识到,这就是说她要结婚了。潘越说:“那些东西你看着处理吧。要就要,不愿意要就扔了。”
赵亚黎停顿了一下,说:“你倒真是什么都能放得下!”
潘越说:“对了,在镜湖咱们说什么时候吃个分手饭。怎么样?你明后天有时间吗?”
“周日吧。”
“好的,周日中午,咱们叫上北京的亲朋好友一起,务必把分手饭吃得热热闹闹、高高兴兴!”
潘越挂了电话,说:“后天中午我和赵亚黎吃分手饭,请各位务必光临。我去让欧总帮着定个酒店。”
王先生说:“你别嫌我这老头子多管闲事。我个人对你的性格是欣赏和喜欢的。”
“那王先生可一定要帮我啊!”
“唉!我把小林看那么牢,每次吃饭必须离你十万八千里,到底是怎么被你追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