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如果未曾生产一个合适的空间，那么“改变生活”“改变社会”等都是空话。

——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

一、选题背景

21世纪正在浮现的世界是一个由城市组成的世界。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世界人口趋势》报告（N0921051）显示：2008年，世界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预计至2050年，70%的世界人口是城市居民；未来人口增长将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地区。人类趋向城市化的世界，不仅是数据表明人口聚居于城市，还在于社会发展由城市而非乡村主导。城市的主要功能，正如美国城市理论学者芒福德（Lewis Mumford）所说，“是化力为形，化能量为文化，化死的东西为活的艺术形象，化生物的繁衍为社会创造力。”（2005:582）不论从数据的、实证的层面，还是规范性的、价值的层面，城市都是重要问题。

20世纪中期以来，城市生产日益深度地卷入工业生产和资本扩张，以至于空间组织明显地与社会关系的主导性制度再生产联系在一起（苏贾，2004：139）。城市改革进程的印迹铭刻于城市地景之中，工业厂房、居民住宅、商务大厦、购物中心、文化场馆以及娱乐会所等城市空间，都不同程度见证着城市的创新和转型。城市空间是城市崛起的关键要素，空间不再是“纯粹、透明和清晰的”（列斐伏尔语），也不再是“被当作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福柯语）。城市文化空间，作为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城市空间，在城市空间重新配置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城市文化空间的扩张及其挑战

全球的城市文化空间进入疯狂扩张期，尽管适逢全球经济持续衰退时期。全球文化创意网络组织（Global Cultural Districts Network）发布的《2017年文化建设指数》称，2017年，全球花费99亿美元完成建造了107座大型文化设施（1 000万美元以上的文化设施，包括博物馆、演艺中心和文化园区），并宣布计划投资76亿美元建设123座大型文化设施。其中，北美完成建造或翻新了最多的文化设施，共计43座；欧洲花费了最多资金，高达35.51亿美元；亚洲完成建造21座，计划再建17座。2017年建成的最昂贵的一座文化设施是位于迪拜的阿布扎比卢浮宫，耗资14亿美元。相比2016年建成的最昂贵的文化设施——耗资11.3亿美元的巴黎大堂，阿布扎比卢浮宫反映了一种新的趋势，即文化设施的建设不仅吸引了更大额度的资金投入，更重要的是从传统的全球城市、文化城市向外扩散。《2017年文化建设指数》提示了一种去中心化的趋势，即文化空间的建设从全球的首位城市扩散到多数常规城市，文化空间的浪潮将在更加广阔范围持续展开。

全球化时代，中国同样进入美术馆时代和大剧院时代。改革开放40年，中国以其显著的经济增长、经济体制转型、文化繁荣和社会变迁，取得了为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就城市文化空间而言，文化和旅游部《2018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末，全国共有博物馆4 918个，占文物机构的48.4%，接待观众104 436万人次，比上年增长7.5%，占文物机构接待观众总数的85.3%；全国共有艺术表演场馆2 478个，其中各级文化和旅游部门所属艺术表演场馆1 236个；全年共举行艺术演出17.89万场次，艺术演出观众达5 862万人次；全国美术馆538个，全年共举办展览7 021次，参观者达3 721万人次。国内文化空间的发展并不是在一个封闭的场域自娱自乐，而是不断探索和深化与全球负有盛名的文化空间和文化机构的合作，如：上海西岸美术馆与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合作项目于2019年在上海揭幕，上海大型国企上海陆家嘴（集团）与英国泰特美术馆群（Tate，包括泰特不列颠、泰特现代、泰特利物浦和泰特圣艾夫斯）就将于2021年开放的浦东美术馆达成战略合作关系。城市文化空间不断拔地而起，匹配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城市文化正呈现着繁荣发展的态势。

然而，处于建设热潮中的城市文化空间，同时面临着多重挑战。其一，快速崛起的互联网虚拟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挑战着文化空间作为场所提供者的角色。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数字化势不可挡，远程获取信息知识的渠道多元且便捷。全球博物馆的开放资源与数字化策略进展迅速。2013年，谷歌推出谷歌文化学院（Google Arts&Culture），与数百家博物馆和档案馆合作，让用户能够在线浏览海量馆藏的高清图片。2016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 MoMA）提供展览图片下载。2017年7月，台北“故宫博物院”网站设置开放数据专区，开放了七万多张馆藏图像供用户下载。2017年11月，北京故宫博物院与腾讯集团宣布成立联合创新实验室，古老的故宫与年轻的腾讯联手打造一个没有围墙的故宫，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数字化进程，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留存和延续探索智能化的解决方案。那么，资源的在线发布是否意味着文化作品的真实性和有形性被数码字节代理？在通往虚拟次元的路途上，是否存在着一个反作用力把人们拉回现实空间？是否正如法兰克福现代艺术博物馆代馆长戈史鲁特（Peter Gorschlüter）所言：数字化趋势会让观众产生更加强烈的愿望——重返美术馆。

其二，在城市空间审美化日益普遍的同时，混迹于文化空间中的暴力犯罪也不可避免。2016年12月19日，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一间美术馆参加艺术展开幕式时遭遇枪杀；2017年10月1日，美国拉斯维加斯音乐节上，大量普通群众遭遇枪击；每年8月最后一个周末在英国伦敦西区举行的诺丁山狂欢节，是欧洲规模最大的街头文化艺术节，然而每年都发生不同程度的暴力袭击事件，2016年狂欢节期间被捕的人数为历年之最。这些暴力恐怖事件对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提出了质疑，提示我们关注隐藏在文化空间合理性、城市空间正义等诸多城市美好生活景观下的深层次问题。

其三，文化空间的建设热潮，不仅与人们热爱文化相关，还涉及诸多外在因素。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城市积极地把文化作为城市更新的重要资源和策略，文化空间成为经济不景气时期的一味解药，用于营造地方形象、吸引外部投资、带动地方消费、促进经济发展，以及提升城市竞争力等。然而，在城市更新进程中，包括建设文化空间在内的文化导向理念和战略，是否夸大了文化的作用？文化空间是否能够为文化现代发展提供足够的自足和自由？文化空间如何推进城市更新循序渐进而非断裂式跃进？一系列的显著变化和重要问题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文化空间。

（二）空间问题及空间理论的学术演进

空间是生活世界的基本组成部分。我们居于其中，往往视为理所当然；然而当我们思考空间时，它可能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并产生我们未曾料想的问题（段义孚，2017：5）。空间认知是社会认知的一部分。远溯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笛卡尔、牛顿、康德，近至胡塞尔、梅洛—庞蒂、涂尔干、海德格尔、列斐伏尔、福柯等先哲对空间问题的阐述，勾勒了空间研究的整体图景。亚里士多德传统认为，空间是一种精神范畴，物体依此得以命名和归类。启蒙运动时期的空间哲学依赖于欧几里得几何学上的三维实体。康德则指出，空间既非认知性的又非主观性的。而非欧数学空间为20世纪后期人们对社会空间的重新关注奠定了基础（希尔兹，2017：10-11）。

空间的问题构成（problématique）是关于城市现实认识的重要方面，而且可能是最核心的方面（列斐伏尔，2015：20）。过去半个世纪，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在于对人类活动中物质空间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深化，关于空间的批判审视成为生活世界批判的一条新途径。20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研究呈现“空间转向”，这场持续进行的学术冒险凝结着诸多学者的不懈努力。其中，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和福柯（Michel Foucault）可谓影响深远的两位先驱。

列斐伏尔以“空间的生产”理论为基石，建构了空间本体论的理论框架。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城市的急速扩张和普遍城市化，列斐伏尔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城市革命。在问题日益突显的城市化进程中，重要的是探究社会现实中的空间生产，而不是分析语言编码描述的空间话语（Lefebvre, 1991:16）。列斐伏尔明确地表示其空间理论的目的在于建构一种空间本体论：“试图证明这种社会空间既不是一堆物件或一叠感性资料的集合，也不是一个用各种内容加以填充的容器，并且无法被还原为强加于现象、事物和物理实体的形式。”（1991:27）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开宗明义提出了“（社会）空间是（社会）产物”的核心命题。该命题包括四个基本意涵：①自然空间正在消失；②每个社会都会生产自己的空间；③从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以及④从一种生产方式转向另一种生产方式必然伴随新空间的生产（Lefebvre, 1991:30-46）。“空间的生产”理论表明，人们并不把空间看作思想的先验性资源或世界的先验性材料，而是在空间中观察到社会活动的展开。

列斐伏尔的空间本体论为空间研究开辟了一条途径。正如英国地理学者、社会学者哈维（David Harvey）所说：“我们应当把对于空间的控制是日常生活中一种根本的和普遍的社会力量资源的理念，归功于列斐伏尔不断坚持的声音。”（2013:282）美国后现代地理学者苏贾（Edward Soja）同样认为，如果尝试建构一种空间本体论的批判理论，需要回归列斐伏尔的空间优先观。列斐伏尔将空间的组织处理为物质的产物，探讨了社会创造如何在意识形态层面发挥作用，进而解答了城市化进程中空间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2004:117）。

为了进一步阐释空间理论，列斐伏尔提出了一个包含“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再现”（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和“表征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为基本要素的概念三元辩证。然而，列斐伏尔关于空间概念三元辩证的说明，并没有将空间的意义固定下来。事实上，这些界定存在诸多晦涩难解之处，也正因如此，“空间的生产”具有多义解读的可能。诸多学者从不同学科进行了诠释和演绎，如格利高里（Derek Gregory）提出“权力之眼”（the eye of power）、苏贾提出“第三空间”（third space）、哈维提出“空间性矩阵”（general matrix of spatiality）等。

“空间转向”的另一条路径来自福柯的空间研究。与列斐伏尔不同，福柯并没有将空间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而是把空间思想内嵌于对现代性的研究之中。福柯以空间为主导框架讨论了现代身体的规训、知识和权力的关联及其运作方式等，这些都是不能外在于空间去假设的。也就是说，空间是福柯进行现代性研究的重要维度和内在视角。

在福柯开启的空间与现代性的研究路径中，英国社会学者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哈维分别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相比福柯强调空间与身体的微观关系，吉登斯和哈维则更多地转向空间与社会的宏观关系。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2011）中提出“时空延伸”（time-space distanciation）概念，用于理解社会生活如何跨越时间和空间，其认为，“时空延伸”是现代性的三种动力源之一，这个概念关注“现场卷入（共同在场的环境）”与“跨距离互动（在场和缺场的连接）”之间的关联，当代社会的“时空延伸”水平远远高于前现代时期，发生在不同地域的社会形式和事件之间的关系相应地延伸开来（2011:56）。与之对应的是哈维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概念，用于说明“把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品质革命化，以至于我们被迫、有时是用相当激进的方式来改变我们将世界呈现给自己的方式的各种进程”（2013:300）。“压缩”强有力地证明“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同时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于世界有时候表现为内在地崩溃”（哈维，2013：300）。吉登斯和哈维从两个方向提出了关于空间重构的代表性观点，其实质都在于指出空间与社会紧密关联，为研究当代城市空间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

总体而言，这场“空间转向”包含两个核心内容：一是重视社会世界的空间实在，也就是说，空间成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本身；二是空间性或空间化地重新审视社会系统，成为重要的研究视角。两者有所区别，但不是截然分开，而是相互交织的。空间的社会理论为文化空间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同时也提出了推动空间视角成为文化产业研究内在视角的要求。

二、研究方法

本书的研究对象为当代城市文化空间，这是一种正在进行、处于动态变迁的社会存在。本研究尝试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文化空间如何影响城市文化，特别是在城市更新进程中，文化空间与城市更新如何展开互动。建成空间与人类活动直接关联，是社会生产的产物，也生产社会关系。由此，文化空间是一种社会空间。社会空间是社会产物，可以观察，而且首先存在于观察记录，也就是存在于经验描述之中，其次才是理论化行为（列斐伏尔，2015：23）。因此，基于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本书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文化现象学的城市漫步，特别地，以上海文化空间发展为中心进行案例研究。

（一）城市漫步法

城市漫步（city strolling）是一种文化现象学方法。这类实践可以追溯到法国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德国哲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德国哲学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和法国文化理论学者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国际美学协会会长佩茨沃德（Heinz Paetzold）将其概括为“城市漫步”。城市漫步不仅是穿越城市时的行走方式，还意味着对街道和广场上城市景观及其氛围的凝神关注。在城市各个场所之间穿梭漫步，目的在于理解并把握城市生活的不同维度，它“不仅是一种散步和观察的实践活动，还是一种理论探索和写作的方式，是一种文化活动”；城市漫步的主体通过漫步体验城市环境，将城市氛围转化为城市经验和审美经验。城市漫步能够提升主体的敏锐感知能力，将艺术作品所隐藏的意涵转化为显性的日常生活表述，与此同时，这也是艺术作品感知力得到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佩茨沃德，2013）。

本书采用此方法体验城市文化空间，调动多种感官参与作为漫步者与周遭世界的互动关系之中。国内城市主要是北京、上海、深圳和成都，这4座城市基本体现了国内城市、主要是大城市文化空间的发展态势。国外城市作为辅助研究，主要是巴黎（2015年5月到访）、阿姆斯特丹（2015年5月到访）、巴塞罗那（2016年11月到访）和毕尔巴鄂（2016年11月到访）这4座欧洲城市，它们从不同角度说明了当代城市文化空间如何与城市更新展开互构，具有代表性。本书第二章文化空间如何改变城市肌理及其结果、第三章文化空间作为消费对象，以及第四章文化空间的诸多效益的论述，涉及由此方法转化和提炼的观点。

（二）案例研究法

案例研究法，是社会科学领域常见的一种方法，也是具有挑战性的学术活动之一。案例研究法适用三种情形（殷，2017：19）：

（1）研究问题类型是“怎么样”和“为什么”；

（2）研究对象是目前正在发生的事件；

（3）研究者对当前正在发生的事件不能进行控制或仅能进行极低程度的控制。

案例研究法需要通过多种渠道收集资料，量化数据和质化资料都可以作为案例研究法的资料，常见的资料来源包括文件、档案记录、访谈、直接观察、参与性观察和实物证据（殷，2017：127）。

本书案例分析以上海城市更新进程中的文化空间为中心，以质化资料为主，资料来源包括：

（1）文件：上海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是一项政策性战略目标，本书文件资料主要是2000年以来上海有关文化创意产业和文化空间的政策文件。

（2）档案：具体文化空间形态的档案记录，如工人文化宫档案。

（3）访谈：研究者对上海的5位文化空间运营者和10位摄影师进行了访谈，访谈资料主要用于论述文化空间如何影响文化业态的发生和发展。这5个文化空间分别是：上海摄影艺术中心、IG画廊-上海老相机博物馆、现代传播集团旗下现代艺术基地、睿品影像和光之画廊。

（4）观察：城市漫步法同样用于观察上海的文化空间。笔者还定期参加了文化空间举办的工作坊、艺术家对谈等文化活动，这既是对相关文化信息的收集，也是对相关文化参与者的观察。

（5）社交媒体条目抓取：这是一种社交媒体时代新的资料收集方法。传统方法是在文化空间现场询问到访的文化消费者，此时的消费者处于一种被动状态。相比之下，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当下人们接收信息、记录生活和表达观点主要渠道，文化消费者在社交媒体上自愿发布的图文信息，表达了消费者的分享意愿，这种情境中的消费处于主动状态。笔者在新浪微博以“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为关键词进行条目检索，2016年相关条目计383条，主要从文化消费者的角度来检视文化空间及文化实践。

案例研究中选择了3个文化空间：位于西岸文化走廊的上海余德耀美术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以及独立艺术空间“兼容的盒子”。西岸文化走廊是政府主导的文化产业区，是上海城市水岸复兴的典型。上海余德耀美术馆是一家私人美术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是国内第一家公立的当代艺术博物馆，是由旧发电厂改造而成；“兼容的盒子”位于普通街市，由于城市拆迁而停止。这3个文化空间从属性、功能和运作方式方面，较为全面地涵盖了各种类型，具有典型性。

三、核心概念界定和研究框架

（一）核心概念界定

1．城市文化空间

时至今日，文化的概念似乎无所不包，空间亦然。英国文化研究奠基人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认为，“文化”（culture）概念错综复杂的部分原因在于，该词受到法语和德语用法的影响，经历了复杂的演变历程，并广泛用于不同的学科领域和思想体系。在词义演变过程中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惯于使用隐喻；二是将特殊过程延伸为普通过程，比如早期“照料动植物成长”的含义被拓展为“人类发展历程”。威廉斯概括了现代英语中“文化”的三个主要用法：

（1）描述18世纪以来思想、精神和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

（2）表示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有关一个民族、一个群体或全体人类的生活方式；

（3）描述关于智性的作品和活动，尤其是艺术方面的，这似乎是现在最普遍的用法，指音乐、文学、绘画和雕刻、戏剧和电影。（2016：147-155）

在英文里，第一类和第二类含义依然比较接近，有时基于内在原因而无法区分；第三类的重大变化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第一类含义衍生而来。威廉斯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大众文化、文化产业的发展态势日益强劲，文化的第三类用法更加普遍地存在于艺术领域和日常生活之中。

哈维也以关键词的形式说明空间的复杂性：

如果威廉斯对其代表作《文化与社会关键词》词条斟酌再三的话，“空间”应该也包含在内，与“文化”和“自然”一并列在那个简短的概念清单上，作为语言中最为复杂的词汇之一。（Harvey, 2006:119）

空间的词典含义非常丰富，可以表示持续时间、线性距离、特定地方区域、围绕某一点的延伸或一定限度的范围，此外还有文学空间、问题空间和利润空间等一系列隐喻用法，它的内涵因使用语境和所搭配的修辞词不同而有所不同（希尔兹，2017：19）。

综合来说，文化和空间各自具有“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两个维度。空间的物质性，如《不列颠百科全书》界定：“空间”是“无限的三维范围，在此范围内，物体存在、事件发生且均有相对位置和方向”（国际中文版15-538b）。古代汉语中的“空间”，即“四方上下曰六合”，是一种物质性概念。空间的非物质性，一是指隐喻用法，如利润空间；二是指随着科技发展而产生的非传统意义上物质实体性的虚拟空间。由此，文化空间的概念理解至少有4种组合，指涉范围广、维度多。

文化空间作为研究对象，涉及语言文学、艺术学、建筑学、地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诸多学科，不同学科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向提出了不同的界定。文学和人类学的“文化空间”，多指社会成员之间形成的精神和血脉纽带，或表意的、象征的体系；艺术学的“文化空间”多为以文化产品和服务为具体表现形式，涵盖文化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空间多具有物质性；地理学、建筑学和社会学的“文化空间”，以空间物质性为前提，文化概念介于物质和非物质之间。

本书中的“城市文化空间”是指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城市空间。“城市”不仅从城乡关系的角度提示了文化空间的地理位置，更重要的是暗示了这些文化空间内含城市属性和城市精神。具体而言，城市文化空间是文化产业语境中的空间，主要是艺术生活化、经济化和娱乐化之后的文化概念，主要形态包括文化展示空间、文化演艺空间、文化游乐空间和文化创意园区，不包括图书馆等教育类空间。这是一种较新的使用方式，概念使用的合理性在于：首先，威廉斯概括的具有代表性的概念体系中有此用法；其次，它反映了在文化产业时代，文化越来越经济化、物质化和生活化的特征，或者说文化物质性的价值得到更多关注。与“文化空间”相近的词语使用包括文化场所、文化场馆、文化设施等。本书中的“文化空间”，包括有形的设施和无形的氛围，强调“人们实际使用的（而且是由社会生产的）场址及其诸种关系”（苏贾，2004：25）。

2．城市空间结构

空间结构，是对地表各种活动的位置、相互关系及意义的描述，是土地使用及其被赋予的关系组合的产物。根据《人文地理学词典》（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的定义，“空间结构”是“用来组织空间并涉及社会和（或）自然过程运行和结果的模式”（2004:675）。空间结构包括三个要素：①物质结构（physical structure），指一个城市的建筑形式、地形、土地使用类别及其分区，以及基础设施；②结构系统（structural system），指各种土地使用类别及其置于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功能性关系；③结构变迁过程（structural process），即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动态的变迁（陈坤宏，2012：16）。可见，空间结构首先是一种土地使用关系，是人类活动体系所形成的土地使用及其发展的结果，由人们基于特定的需要和理由赋予特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处于动态的变迁过程，涉及各种价值和规范。空间结构主要有以下重要理论流派：

（1）德国古典经济学。其认为空间是活动和事物的存在而界定的空间关系，强调区位安排的效率，如杜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农业区位理论、韦伯（Alfred Weber）工业区位理论等，其哲学和社会学根源来自韦伯（Max Weber）宇宙观，即认为城市是具有多样生活方式和各类人都能共存之地，城市的性质包容最大限度的个体性和独特性。

（2）芝加哥学派人文生态学。古典人文生态学如帕克（Robert Park）最早采用“生态研究途径”关注城市环境、伯吉斯（Ernest Burgess）同心圆理论。新人文生态学强调社会因素的相互依赖关系，如沃思（Louis Wirth）城市主义理论，把城市视作社会实体，中心问题是如何发掘涵盖不同人群在内的聚落的社会行动和组织，沃思受到帕克和齐美尔的影响，将其扩充并系统化，描述城市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

（3）人类行为与环境知觉。注重微观动态，以个人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如林奇（Kevin Lynch）城市意象观点，认为城市意象包括通道、边缘、地区、节点和地标5个基本要素；段义孚（Yi-fu Duan）“恋地情结（topophilia）”，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恋地情结的概念来看待人类所居处的空间环境。

（4）政治经济学的社会空间理论。其认为空间是经济社会的产物，是一种社会建构，空间结构反映社会结构，如列斐伏尔的空间社会生产和日常生活批判、哈维的资本积累空间生产理论、卡斯泰尔（Manual Castells）的集体消费观和信息化空间结构、斯科特（Allen Scott）的城市土地连结观、戈特迪纳（Mark Gottdiener）社会空间视角，以及以索亚的社会/空间辩证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地理学视角等。

城市空间结构的分析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本书的分析以空间的社会理论为基本理论视角，但不排斥其他理论流派的重要观点。

3．城市文化实践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实践论》指出：“人的社会活动，不限于生产实践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转引自陈传才，1992）在这里，“科学和艺术的活动”即“文化实践”。文化实践是社会实践的重要形式之一，它是人类在改造世界过程中创造文化产品和形成精神成果的对象化活动过程（郝立新和路向峰，2012）。波兰社会学者鲍曼（Zygmunt Bauman）在《作为实践的文化》（2009）中把文化分为概念、结构和实践三种基本类型，认为文化的实践形态激发了文化的内在矛盾，对文化及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文化实践活动和文化观念活动共同构成文化活动的总体，文化实践把文化观念以文化产品的形式呈现出来。然而长期以来，文化相关研究更多地聚焦于文化的观念活动或观念形态，而忽视了文化的实践形态。事实上，文化的产生与实践密不可分。从唯物主义来说，文化实践是文化观念得以产生的基础。文化实践与经济实践、政治实践密切相关，是文化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文化实践既有社会实践的共同性，也有其特殊性，具有更加明显的多样性、创造性和超越性。对文化实践的深入关注，有助于更加全面地把握文化本质和发展逻辑。

4．城市文化效益

“文化”内涵丰富，但是从基本含义来看，不管是英文“照料”之意、法文“培养”之意、德文“文明”之意，还是中文“文治教化”之意，这些含义的共同点在于指明了文化具有强大的塑造力，而“效益”正是文化塑造力的表现。在这里，“效益”与“价值”相对应。文化价值指文化的基本属性和内涵；文化效益指文化的外部影响及其效果，如文化价值在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及结果，即文化的经济效益、政治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在当代城市文化发展的复杂局面中，文化的诸多效益之间并不和谐连贯；相反，它们之间长期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这是文化转型并向城市生活无限渗透的结果。与此同时，这些冲突在积极意义上或可激活文化多样性（单世联和卢子葳，2017）。区分文化的价值和效益，既维护文化的相对自主性，又体现文化的强大塑造力，这正是文化现代性的要义所在。

（二）研究内容及框架

本书将文化空间置于文化扩张和经济转型的城市更新进程中，分析文化空间如何成为城市更新的动力资源，城市更新的目标又如何规制了文化空间的自由发展。笔者认为，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效果可以从城市空间结构、城市文化实践和城市文化效益三个方面来论述（见图0-1）。城市空间结构、城市文化实践、城市文化效益三者之间，既内在转化了列斐伏尔的空间概念三元辩证，也是顺承递进关系。

物质空间的分析是讨论空间社会生产的起点。正如列斐伏尔在肯定社会建构意义的同时指出，社会空间的最初基础是物质空间；其次是物质空间内的社会实践。建成空间与人类活动直接关联，空间不能不参照社会实践而加以定义；最后是物质空间及其社会实践所产生的结果即效益。作为城市更新的动力资源，文化空间固然展示了文化的强大塑造力，但同时也限制了文化的相对自主性，文化内涵相对稀薄。其根本原因在于，当代城市更新虽然有文化提升的考虑，但更多以经济转型升级和参与国际竞争为目标，文化发展受到权力和资本的挤压，也过度依赖外部资源。长远来看，文化发展需要一个更自由的生产逻辑，城市更新也需要一个更加包容的、多元的、可持续的空间集合。

四、创新点和研究意义

（一）主要创新点

第一，将“空间转向”思路引入文化产业研究，包括文化空间作为文化产业研究的对象，以及空间化地检视文化产业内嵌的文化现代性问题。本书立足文化空间的社会生产，探讨文化空间形成后如何构建文化领域新规范和新社会关系；同时，以文化空间实践来探讨文化现代性，推进空间化视角在文化产业研究中的运用，使其成为文化产业研究的内在理论视角。

第二，以“文化空间”作为整体概念论述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城市空间，拓展了概念内涵。近几年来，“文化空间”一词在城市文化实践中出现越来越频繁，政策文件中也逐步以“文化空间”为统称涵盖诸多形态，但是相关的学术研究尚未跟进，现有学术研究多以“文化空间”指抽象的观念集合。本书以“文化空间”作为整体概念进行探讨，在论述中整合各类形态的共通性，而不是分形态论述。

第三，本书综合运用了多种资料收集和展示方法，使用网络爬虫工具收集经验资料，制作二维码和H5页面来展示数据结果，把数据结果转化成可推广的多媒体产品，是在研究中运用信息技术的一种尝试。

（二）研究意义

在本书中，城市文化空间指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城市空间。城市文化空间作为物质性、意义和社会实践的交织体，具有文化现代性的特征。本书的意义在于：

第一，加强文化产业研究对文化空间的关注，推动文化理论更好地回应并解决文化产业实践。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当代文化生产的主导方式，文化产业提供的文本和意义是这个时代所拥有的主要文化，文化理论研究应该直面并参与其中。当前文化产业研究的主要关注对象是具体的产业门类或新兴的虚拟形态，而忽视了作为基本载体的物质空间。文化空间可以也应该成为文化产业研究的重点对象，文化空间的相关概念、话语和理论应该成为正在建构中的文化产业理论的必要组成部分。本研究将补充这一薄弱环节。

第二，推动空间视角成为文化产业研究的内在视角。文化空间作为研究维度，隐含着关于文化现代性的研究。所谓文化现代性，一方面是指文化相对自主性地形成，另一方面是指文化日益强劲地塑造着经济社会。本书以文化空间为切入点，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脉络和社会主义文化现实，科学对待西方空间理论和文化理论，探索和反思当代文化观念和文化生产，这是建构文化产业研究学术话语的有益尝试。本研究对空间维度的自觉，使文化批判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新的活力。

第三，文化空间的实践越来越复杂多样，对文化空间的理论建构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本书基于动态发展的城市文化空间实践，厘清文化空间的形成脉络，明确文化空间的价值构成要素，探讨其外部效益和塑造效果，具有引导实践的社会意义和理论探索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