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罪与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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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情报机关应是全球性和极权式的

杜鲁门要的只是一份报纸。

1945年4月12日,因罗斯福总统过世而突然入主白宫的杜鲁门,对原子弹开发和盟国苏联的意图概不知情。因此,他亟需获取情报来行使他的权力。

几年后,他写信给友人:“我刚继任时,总统没有办法统筹来自世界各地的情报。”罗斯福已成立了战略情报局(以下简称“战情局”),充当美国的战时情报机关,由多诺万将军担任指挥官。但多诺万所领导的战情局当初建立时只是权宜之计。因此,新设立的中央情报局取而代之之后,杜鲁门便希望它能成为一个完全为总统服务的全球性新闻机构,每天提交新闻摘要。他写道:“我无意让它变成‘斗篷与剑’的团体!原本的用意只是要它做个让总统知晓世界大势的中心。”杜鲁门坚称自己根本没有要中情局“充当情报组织。成立之初根本没这个意思”。

他的设想打从一开始就被推翻了。

多诺万认为:“在全球化与极权主义的斗争中,情报机关也应该是全球性和极权式的。”他在1944年11月18日致函罗斯福,建议美国成立一个和平时期的“中央情报部门”。早在1943年,他已应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中将之请而着手规划,艾森豪威尔想知道如何将战情局变成美国军事机构的一环。多诺万告诉罗斯福,他可以在了解“外国的能力、意图和活动”的同时,展开“海外颠覆活动”对付敌国。战情局的编制一直不超过1.3万人,比陆军一个师还要少。多诺万构想此部门能拥有独立人员,成为一支擅长反共、保卫美国免受攻击、向白宫提供机密情报的队伍。他敦促总统“立即开工造船”,并表明他有意当这艘船的船长

绰号“疯子比尔”的多诺万是英勇的沙场老将,曾因一战期间在法国表现英勇而获国会颁授荣誉勋章。但他对政治却一窍不通,信赖他的海陆军将领屈指可数。多诺万想通过网罗华尔街的经纪人、常春藤盟校的书呆子、雇佣兵、广告人、新闻人、特技人员、窃贼和骗子来成立谍报机关,这令那些军队将领大惊失色。

战情局已培养了一批美国特有的情报分析人员,但多诺万以及他那位明星干将艾伦·杜勒斯,却对美国人不熟悉的谍报和阴谋破坏技巧情有独钟。多诺万不得不依靠英国情报机关向他的手下传授这些手段。那些具有传奇色彩的战情局勇士,深入敌后,冒着枪林弹雨爆破桥梁,联合法国及巴尔干的反抗组织共同对付纳粹势力。二战的最后一年,多诺万的手下早已遍布欧洲、北非和亚洲,因而他也打算直接派特工深入德国。人员是派出了,可最后都牺牲了。21个双人小组当中,只有一组还有下落。多诺万日思夜想的就是这种有点豪壮,也有点虚幻不实的任务。

多诺万的得力助手戴维·布鲁斯(日后出使法国、德国和英国)指出,“他有无穷的想象力,点子是他的囊中之物。他激动起来会像一匹赛马一样呼呼喷气。他的指令,一看就知道即使不荒诞不经,起码也异乎寻常,但如果哪位下属拒绝完成他交待的任务,那就惨了。我曾在他的指导下花了好几个星期辛苦测试,看看利用从西方洞穴捉来的蝙蝠摧毁东京的可行性。”在蝙蝠背上绑上燃烧弹空投——这就是战情局的精神。

罗斯福总统一直对多诺万有所怀疑。1945年初,他命令白宫首席军事助理理乍得·帕克上校,针对战情局的战时活动展开秘密调查。帕克才刚着手调查,这条消息便从白宫泄漏出去,立即成为纽约、芝加哥和华盛顿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它们齐声警告:多诺万想要成立“美国的盖世太保”。消息一走漏,罗斯福便极力敦促多诺万将计划秘而不宣。1945年3月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简称JCS,通称参联会主席)正式将多诺万的计划束之高阁。

参联会主席希望新的谍报机关服务于五角大楼而非总统。他们想要成立的是一个以将校和文职人员为主的情报交流中心,负责过滤由驻外武官、外交官和谍报人员搜集到的情报,以提供给4星上将级指挥官作参考。由此,持续三代人的美国情报机关控制权争夺战逐渐拉开。

“极其危险的事情”

战情局在美国国内地位不高,在五角大楼里更是微不足道。该机构不得查阅从日本和德国截获的最重要的通信资料。用主管军事情报的副参谋长克莱顿·比斯尔少将的话来说,美国高级军事官员都认为,由多诺万领导一个由文官组成的独立并且能直达总统的情报机构,“在民主国家里是桩极危险的事情”。

战情局里有很多正是珍珠港事变时酣睡不醒的那帮人。美国军方早在1941年12月7日凌晨之前就破解了日方的若干密码,知道日本可能发动攻击,但万万没想到日方会如此孤注一掷。破解的密码秘而不宣,也没有告知前线指挥官。军方内部的对立,也意味着情报的分散、隐秘与零乱。既然没有人能掌握所有的拼图板块,当然也就没有人能总揽全局。直到战争结束之后,国会才着手调查美国何以遭此突袭。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美国才恍然大悟,需要以新的方式来保卫自己的国家。

珍珠港事变之前,在国务院的一小排档案柜里,就可以找到覆盖全球大部分地区的相关情报。但这些消息只是来源于数十位驻外大使和武官。1945年春天,美国对苏联的动向几乎浑然不知,对其他国家的了解更是少得可怜。

唯有罗斯福才能让多诺万成立高瞻远瞩、全知全能情报机关的梦想复活。因此,4月12日罗斯福逝世那天,多诺万顿觉前途黯淡,自怨自艾大半夜之后,来到他最爱光顾的巴黎丽兹饭店楼下,和战情局官员威廉·凯西(日后成为中情局局长)吃了一顿沉闷的早餐。

“你觉得这对组织有什么影响?”凯西问道。

“恐怕是要完蛋了。”多诺万答道。

就在同一天,帕克上校向新总统杜鲁门提交了极机密的战情局调查报告。这份直到冷战结束后才完全解密的报告,可谓是一把由军方打造,再由1924年即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埃德加·胡佛磨利的政治谋杀凶器。胡佛看不起多诺万,自己又怀有掌控全球情报机关的野心。帕克的报告不仅摧毁了多诺万为保护特工所创造的神话,更在杜鲁门心中播下了日后对秘密情报活动深刻而持久的不信任感的种子,断送了战情局存在的可能性。报告说,战情局“对美国人民、商业和国家的利益造成严重伤害”。

帕克没有提出战情局有助于赢得战争的任何重大例证,只是无情地列出战情局失败的事实。干部训练“粗糙且漫无组织”;英国情报指挥官认为可以把美国间谍“玩弄于股掌之间”;在中国,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利用战情局得偿所愿;德国间谍已渗透到战情局在欧洲和北非各地的活动;日本驻里斯本大使馆发现战情局官员打算窃取日方密码册,于是变更密码,造成1943年夏天美国“重大军事情报完全中断”。有位线人向帕克表示:“战情局这一愚蠢行为让美国人在太平洋地区付出生命的代价,具体人数不得而知。”1944年6月罗马失陷之后,战情局提供错误的情报,导致数千名法军在厄尔巴岛遭到纳粹大军围困。帕克写道:“战情局的失误以及错误估计敌人军力,导致大约1 100名法军丧生。”

报告还对多诺万进行人身攻击,说他掉落在布加勒斯特鸡尾酒会上的公文包,“被一位罗马尼亚舞者拾起,转到盖世太保手中”。他对高级官员的任命和升迁不是看绩效,而是根据此人在华尔街和“社会名人录”的人脉;他派特遣队到利比里亚之类的偏远工作站之后,就把他们抛诸脑后;他将突击队误派到中立国家瑞典;在法国,他派卫兵保护夺取的一处德军弹药库,后来却把他们炸得尸骨无存。

帕克上校承认,多诺万的手下确实执行过几次很成功的破坏任务,也营救了一些遭袭击的美军飞行员。帕克说战情局在办公室研究和分析的部门“表现不凡”,所以他的结论是:战后,分析人员可以安插到国务院,其他的必须走人。“让几乎不可救药的战情局人员在战后秘密情报机关里滥竽充数,岂不让人匪夷所思。”他提醒道。

欧洲胜利日之后,多诺万返回华盛顿,设法挽救他的谍报机构。罗斯福去世后的1个月国殇期里,华盛顿上下争权夺利忙得不可开交。5月14日,在总统办公室里,多诺万向杜鲁门提议挖克里姆林宫墙脚来遏制共产主义。杜鲁门听了不到15分钟就草草打发他走了。

整个夏天,多诺万都在国会和新闻界展开反击。最后,多诺万在8月25日告诉杜鲁门,总统必须在“知与无知”之间作出选择。他提醒道:“美国现在还没有一个统筹全局的情报系统,这种状况的弱点和风险已是人所共知。”

多诺万向来以倨傲不屑的态度对待杜鲁门,这次,他原本希望一番好言好语能说动总统成立中情局,可惜他误解了总统的心意,杜鲁门已认定多诺万的计划具有盖世太保的特征。1945年9月2日,也就是美国原子弹空投日本6个星期之后,这位美国总统将多诺万革职,并下令战情局在10天内解散。美国谍报机关就此废止。

多诺万向来以倨傲不屑的态度对待杜鲁门,这次,他原本希望一番好言好语能说动总统成立中情局,可惜他误解了总统的心意,杜鲁门已认定多诺万的计划具有盖世太保的特征。1945年9月2日,也就是美国原子弹空投日本6个星期之后,这位美国总统将多诺万革职,并下令战情局在10天内解散。美国谍报机关就此废止。

本章注释

《斗篷与剑》是1946年在美国上映的间谍战争片,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美国战情局强迫由加里·库珀饰演的退休教授加入,抢夺纳粹研发原子弹的成果。从此,“斗篷与剑”成为“间谍战”的代名词。

罗斯福曾说,“要不是多诺万是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共和党人,总统很可能是由多诺万来当。”

艾伦·杜勒斯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胞弟,也是中情局第一位文人局长和任期最久的局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于1953至1959年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内担任国务卿。

这是当时普遍的看法。其实,陆军在战时的表现更差。陆军情报首长乔治·斯特朗少将已对多诺万新设立的独立机关“战略情报局”投以锐利的目光,并决定自行成立情报机关,他指示战争部所属军事情报局长海斯·柯洛纳准将,于1942年10月成立此机构。战争部成立于1789年,1949年改名为陆军部,隶属国防部。柯洛纳把不受多诺万重用的小法国佬约翰·格朗贝克上尉挖过来,并交代一些特殊的任务,如专注战时盟友英国与苏联针对美国的谍报及颠覆活动。这个情报组织被格朗贝克称为“池塘”,它既不受高层管制,提交的报告又完全不可靠。按照格朗贝克自己的估计,他80%的工作是在制造垃圾。它唯一可取的是其存在一直鲜为人知,“由于有些活动必须经总统批准,所以他知道它的存在”。不过,格朗贝克的雄心倒是不小,柯洛纳将军说道:“他不仅要建立秘密情报机关,了解现行的战争活动,更要为一个高瞻远瞩、永久性的秘密情报机关奠定基础,那将是美国政府高级情报和秘密情报活动的源头。”

1941年10月,日后出任国务卿的迪安·腊斯克上尉,奉命筹建一个涵盖(从阿富汗经印度到澳洲)全球大部分地区的军事情报单位。腊斯克表示:“信息不足的危害已毋庸赘言,我们目前就碰到这种无知的现象。”他请求调阅美国现有的档案:“有位诺斯老太太打开一个档案柜给我看,里面有一份《墨菲观光手册》,这份印度与斯里兰卡观光手册之所以会盖上机密印戳,只因为它是孤本。还有一份是1925年某武官从伦敦发回来的驻印英军相关报告,另外就是一大叠诺斯太太从一战以来开始做的《纽约时报》的剪报。就这些了。”二战期间,飞越喜马拉雅山往返于印度与中国之间的美军飞行员,完全是盲目飞行。腊斯克回忆道:“连一张作业区的1 000 000:1比例尺地形图也找不到。”腊斯克想为军方筹建一个缅甸语小组的时候,“我们在全国各地想找个缅甸人……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位,而此人当时竟被关在精神病院。我们还是把他弄出来,让他当缅甸语教官”。

“社会名人录”收录权贵富绅的姓名与住址,这些人多为社会精英,未必全是政治人物。

欧洲胜利日指1945年5月8日,德国在这一天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