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美国为何至今未能建立一流的谍报机关？

《中情局罪与罚》第一个记录中央情报局60年的历史，分析了西方文明史上最强大的国家未能建立第一流谍报机关的原因，而这一失败已严重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

情报工作是一种秘密活动，旨在了解或改变国外形势。艾森豪威尔总统称之为“极其无聊却又十分必要的差事”。一个国家要将力量投诸海外就得高瞻远瞩，见微知著，能够预见未来，预测意外，预防人民受到攻击。少了强大、精明、敏锐的情报机关，总统和将领们很可能有目如盲，东跌西撞。然而，综观美国历史，身为超级强国的它，却偏偏没有这样的情报机关。

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写道，历史“不过是人类罪行、蠢事与不幸的记录”罢了。中情局的编年史充斥着蠢事与不幸，间或穿插一些英勇之举与狡黠伎俩的花絮。史料里记录的全是他们在海外短暂的成功和永远的失败，因小失大的事比比皆是，并深深打上国内政治交锋和权力斗争的烙印。中情局的成功或许挽救了一些生命与财产，但它的失误却导致人财两空。事实证明这些失误对美军和海外工作人员造成了极大的伤害。2001年9月11日，纽约、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州约有3 000人丧生；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至今，已有3 000余名美军牺牲。没能履行“让总统知道世界形势”这个核心使命，是中情局无可推诿的罪状。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的时候，美国尚无情报机关，战争结束几个星期后还是没有建立情报机构。大量士兵被遣散复员之后，对特勤工作有点经验又想继续与新敌人斗争的人只剩区区几百个。1945年8月，战时“战略情报局”指挥官威廉·多诺万将军提醒杜鲁门总统：“除了美国，各个主要的强权国家都有历史悠久的常设全球性情报机关，直接向政府最高层报告。在此次战争之前，美国没有海外秘密情报机关，而战后也没有一个类似的情报组织。”可悲的是，直到今天美国真正的情报机关仍付之阙如。

中情局原本是要成为这种组织的，可惜该局的设计蓝图失之草率。美国的老毛病不可救药：保密和欺瞒终非所长。大英帝国瓦解后，美国成为对抗苏联的唯一力量，它拼命了解这些敌人，为总统深谋远虑，以便事到临头时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中情局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提醒总统防范突袭，避免重蹈珍珠港事变的覆辙。

20世纪50年代的中情局，数千名职员都是“爱国”的美国人，其中不乏历经战争淬炼的勇士，有的更是有智有谋，但真正了解敌人的却少之又少。总统在对中情局缺乏了解的情况下，下令中情局通过秘密行动来改变历史进程。当时担任中情局西欧秘密行动主管的杰拉尔德·米勒写道：“和平时期的政治与心理战争是一门新技术，有些技巧我们虽已知道，但仍缺乏理论和经验。”中情局的秘密行动基本上是盲人骑瞎马，唯一的办法就是边做边学，从战争的失误中汲取经验。那时，中情局向艾森豪威尔总统和肯尼迪总统谎报信息，隐瞒在海外的种种失败，并靠这些谎言来保住自身在白宫的地位。深谙冷战时期情况的长官唐·格雷格说，中情局的势力如日中天，盛名在外，实绩却惨不忍睹。

越战期间，和美国大众一样，中情局对自身的危险置若罔闻。中情局发现自己和美国媒体一样，若是汇报的内容与总统的先入之见不符，便会遭到驳斥。中情局屡受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和卡特这几位总统的责难与嘲讽。他们都不了解中情局的运作情况。前中情局副局长理乍得·克尔指出，他们在位时“不是期望中情局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就是认为它什么事都做不好，然后又持相反的看法。他们一静下来就前思后想，游移不定”。

作为白宫的一个机构，中情局要生存就得先引起总统的注意。但它很快便发觉，尽对总统说些不中听的话实在很危险。中情局分析人员慢慢学会了萧规曹随、因循守旧。他们误解敌人的意图和能力、错估共产主义的势力，并对恐怖主义的威胁判断失误。

冷战时期中情局的最高目标是吸收间谍窃取苏联机密，但它始终无法找到可以深入了解克里姆林宫运作的人。有重要情报可向美方透露的苏联间谍屈指可数，而且他们都是出于自愿，并不是美方吸收来的，最后这些人都送了命，全被莫斯科当局逮捕并处死。在里根和老布什总统时期，这些人几乎都是被中情局苏联情报科的内奸出卖而葬送性命的。里根时期的中情局启动了一项规划不周的第三世界任务，即贩卖军火给伊朗革命卫队，再把所得投入中美洲的战争，这不但违法乱纪，更把仅余的一丝信誉消耗殆尽。更可悲的是，中情局放过了主要敌人最致命的弱点。

了解敌方的重大责任落在“机器”上，而不是由“人”肩负。侦察技术日新月异，中情局的目光却越来越短浅。侦察卫星使中情局有能力计算出苏联的武器数量，却无法提供苏联共产主义即将崩解的重要情报。中情局的顶尖专家在冷战结束后才看到敌人。中情局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武器，协助阿富汗抵抗苏联红军入侵，让苏联受到重创，获得少有的成功。然而，它未能预见自己所支持的伊斯兰战士会把矛头转向美国，蓦然醒悟后又未能及时采取行动，从而造成极其严重的挫败。

冷战时期维系中情局的理由，在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执政时期开始松动。中情局中还是有些人很努力地想要认清时局，可惜人微言轻。虽不乏有才干的官员致力于在海外为美国效力，但是人数太少了。联邦调查局在纽约的探员，就比中情局驻外官员还要多。当20世纪接近尾声时，中情局已称不上是功能完善的独立情报机关了。它成了五角大楼的二级分局，只是替一些可能根本不会发生的战争作些战术分析，而不是为即将到来的斗争制定战略。它无力防止下一个珍珠港事变发生。

纽约与华盛顿遭受恐怖攻击后，中情局派出一些老练的秘密行动干员前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追捕基地组织（或称盖达组织，是极端的伊斯兰恐怖组织）头目。然后，中情局向白宫提交“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假报告，这使它作为可靠机密情报来源的地位荡然无存。它根据一盎司微不足道的情报，炮制出成千上万的报告。紧接着，小布什总统和他的行政班底滥用当年他父亲引以为豪的中情局，使它在海外变成了准军事化的国际警察，而在总部则成了瘫痪的官僚机构。2004年小布什宣布中情局对伊拉克战事的评估“纯属臆测”，这就在不经意间宣判中情局的政治死刑。历任总统从未那样公开责难中情局。

中情局在美国政府中的核心地位，随着2005年中央情报总监一职的撤消而告终，现在若想救亡图存就得改组重建，而这势必要花上好几年工夫。了解世界真相一直是三代中情局官员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但新一代官员中能熟知国外错综复杂形势的却不多见，能掌握白宫政治文化者更是少之又少。反过来，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每一任总统、每一届国会和每一位中情局局长，几乎都不了解中情局的机制。这些人大多都只会把中情局“管理”得比他们刚接手时更加糟糕。他们的失败留给后世的只是艾森豪威尔所谓的“历史灰烬的遗赠”。美国仍在原地踏步，重新回到了60年前中情局草创时期的混乱状态。

《中情局罪与罚》试图说明，美国何以至今仍缺乏未来岁月里所需要的情报机关。书中引用了美国国家安全机构档案中所记录的理念和言行。档案记录了美国领导人把力量投诸海外时所说的、想要的和所做的真实的一面。为完成本书，我阅览了5万多份中情局、白宫和国务院的文件档案，2 000多份美国情报官员、军人和外交官的口述历史，并自1987年开始，对中情局官员与退休人员（包括10位中情局局长）进行了300多次访谈。

书中所言皆有据可考，没有匿名消息，没有胡乱引述，更没有道听途说，堪称第一本完全根据第一手报告和资料文件编纂而成的中情局史。然而，它并非完美无缺，没有哪一位总统或中情局局长能知晓局内所有事情，局外人更是难以掌握全貌。我在书中虽然未能写出全部事实，但已尽我最大的能力做到所说的全部属实。

但愿这本书可以成为警示。除非美国能找回那双看清事实真相的眼睛，否则可能无法长久享有强权地位，而这正是中情局曾经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