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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翼攻势之继续
1933—1934

右翼势力在1933年11月取得选举胜利之后继续发起进攻，而此时西班牙的失业危机达到了顶峰。当年12月，西班牙全境共有61.9万名失业者，占其全部劳动力人口的12%。考虑到西班牙缺乏社会保障体系，尽管这一数字要远低于同期德国和意大利的数字，但仍然意味着存在着广泛且严重的生活困难。由于社会党领袖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已不再担任劳工部长，甚至连那些尚未失业的劳动者也失却了保障。例如，在安达卢西亚地区的哈恩省，新任激进党省长取消了现存的有关保证工作条件的约定。所谓的“强制轮班制”（即严格要求工作机会必须在失业劳动者中间轮转的制度）已不复存在；在橄榄收获的季节，地主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只将工作交给要价最便宜并且不属于任何工会的劳工。结果有很多家庭因饥饿而在死亡线上挣扎。1局势的恶化导致工会管理层面临基层成员要求采取激进行动的压力，这在农业、五金行业和建筑业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而这些领域的代表团体在劳工总会中颇具影响力。南方农业区的失业人数要显著高于其他工业地区。在遭受打击最为严重的哈恩省、巴达霍斯省和科尔多瓦省，失业率超出全国平均水平50%。一旦地主阶级开始对社会保障立法弃之不理，并开始为他们在前两年遭遇的种种不快寻求复仇，失业人数便会进一步攀升。到1934年4月，失业人数达到70.3万。2

在野的拉尔戈·卡瓦列罗用空洞的革命口号回应处境悲惨的劳苦大众。尽管事实上他并没有具体的暴动计划，但中产阶级被他的诸多声明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暴力革命之许诺所激发的恐惧并未消除。事实上，当1933年12月8日，全国劳工联盟幼稚地发动又一次全国性暴动时，社会党高调表示自己不会参加。结果，只有少数传统的无政府主义者占据优势的地区响应了这一号召。在阿斯图里亚斯和安达卢西亚的大多数区域，尽管全国劳工联盟的支持者对此袖手旁观，仍有零星的暴力罢工事件发生：有部分列车因遭到蓄意破坏而发生出轨事故，还有国民卫队哨所遭到袭击。在加利西亚、拉里奥哈、加泰罗尼亚和阿利坎特，起义者被轻而易举地镇压，有数百人被捕入狱。西班牙全境共有125人遇害，其中包括16名军警人员，65名无政府主义者和44名无辜的旁观者。3

12月9日，在冲突激烈的科尔多瓦省的布哈兰塞，卡萨斯别哈斯事件再度重演。由于地主们公然蔑视之前劳资双方就工资和工作条件所达成的协议，劳工阶级已经是怒气冲天。支持无政府主义的农民控制了城市的部分区域，并试图夺取市政厅。国民卫队的回应是攻击任何大门紧锁的房屋。在长达36小时的战斗中，有1名国民卫队士兵、2名无政府主义分子和4名无辜平民（其中有1位妇女、1名8岁儿童、1位年迈的地产所有者）丧生。有两个被认定是造反头头的人在波尔库纳附近被捕，然后在“企图逃跑时”被国民卫队开枪打死。有共计二百人被捕，其中很多遭到国民卫队士兵的严重殴打。省长马里亚诺·希门尼斯·迪亚斯将布哈兰塞事件归咎于地主一方，因为他们无视劳资协议且私自囤积武器。4

在科尔多瓦省，从一位来自巴埃纳的工会领袖的证词中，可以看出当地社会仇恨的程度：

那些为圣母像的披肩或教堂的十字架花费多达40万比塞塔的大地产主，却在想方设法克扣劳动者伙食中的橄榄油；他们宁愿花2.5万比塞塔聘请律师，也不愿意给按天支付工资的临时雇工每天多加25分工钱，唯恐开创先例，让劳工们“得偿所愿”。在巴埃纳，有个地主少爷（señorito）宁肯将牲口赶进庄稼地里，也不愿意向收割的工人支付合理的工资。有一位拥有田产的神父，当他的雇工前来领取橄榄油时，他在锡壶表面上弄了很多凹坑，因为这样就可以少装点油。

来自巴埃纳的工会官员继续讲述在他们设法改善农业劳工之糟糕境况时，雇主阶级所展现出的强硬态度：

他们有权有势还有钱，而我们身后只有两三千名短工，我们经常不得不制止他们的过激之举，因为眼见子女陷入饥饿自身却无能为力的绝望会将他们变成野兽。我们知道雇主们受到治安部队的有力保护，他们根本不关心劳工的死活，因为他们只要贿赂官员就能篡改文件记录，就能颠倒黑白。事实上，他们非常乐于看到暴力的发生，因为这正好可以警告反叛者“背离法律和秩序所面临的危险”。

他以自己作为年轻人的经历现身说法：

我曾经（只有两到三次）与一个委员会一起去雇主那里谈条件，唯一能摆到桌面上讨论的就是工资，而针对伙食和工作小时数的协商则无人过问，因为所有这一切都被认为适用于“当地习俗与惯例”这一条款。简单地说，这就意味着你要从日出工作到日落，直到累得直不起腰，或者任凭那些拍马屁的工头将工作时间延长到从天刚蒙蒙亮开始，直至天色暗到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为止。我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激烈的讨论中，有个地方豪强称我为“乳臭未干的鼻涕虫”，并且说我的父亲如果知道我有多么愚蠢，他是绝不会给我这头牲口喂饲料吃的。这超出了我的忍耐限度，于是我站起身来，用尽可能严肃的语气对他说：“的确，先生，在很多时候，我吃的不是喂牲口的饲料，而是你们拿来喂狗的炸面包屑，在这个工人阶级的子女饿得都快要死掉的城里，这可真称得上是一个基督徒的善举啊。”5

在大庄园经济占据支配地位的埃斯特雷马杜拉西部地区，有大量全国劳工联盟参与的暴力事件。在卡塞雷斯省的纳瓦尔莫拉尔–德拉马塔，有两座教堂遭到纵火。6不过，因为社会党的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没有参与，所以更靠南的巴达霍斯省基本未受波及——除了塞雷纳新镇。在那里，有一位名叫皮奥·索佩纳·布兰科的步兵中士，与8名和他一样的无政府主义者一起占领了一个陆军征兵办公室，造成国民卫队士兵两死一伤。随即他们被军警包围，但是不等他们举手投降，一支由国民卫队、突击卫队和陆军组成的联合部队就使用机枪和火炮对这栋建筑物进行了狂轰滥炸。皮奥·索佩纳和其他两人在进攻中被打死，其余6个人则被冷血射杀。尽管当地社会主义者未卷入这一事件，但市长和当地“人民之家”（工人俱乐部）的官员们仍遭到逮捕。塞雷纳新镇与另外5个村镇的“人民之家”被强制关闭。7

这些全国劳工联盟参与的暴力事件，分散了公众对日益加剧的营养不良问题的注意力。营养不良的问题之所以出现，不仅是因为土地所有者削减工资和拒绝为工会成员提供工作机会，也是由于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攀升。当新上台的激进党政府取消了对面包价格的管制以后，面包价格增长了25%到70%。饥饿的妇女、儿童和老人为获取面包而举行示威活动，已经成为一个频繁可见的场景。8在1933年底，雇主方的步步紧逼，以及因选举不公导致败北而引发的普遍愤怒，让社会党领导层面临着民众抗争的大潮。越来越多的工团主义运动组织与社会党青年运动组织（即社会主义青年联盟，FJS）的成员，由于对右派分子决意破坏保障基本人权之立法的行径深感失望，开始相信资产阶级民主根本没有哪怕最微不足道的社会公正可言，在这一基础上推动社会主义更是天方夜谭。由于担心失去支持，拉尔戈·卡瓦列罗再次提高了革命宣传的调门。1934年1月中旬，他宣称，为了改造社会，必须武装人民，并解除由正规军、国民卫队、突击卫队、警察和法庭组成的资产阶级队伍：“不可能只是通过对社会主义的口头支持，就将权力从资产阶级的手中夺走。”9

这一激烈言论背后并没有任何严肃的革命计划的支持，然而，经过右翼媒体的回放，却激起了中产阶级的恐惧。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极端言论迎合了广大左翼民众的不满情绪，同时，这也是为了要求举行新一轮大选而向总统阿尔卡拉·萨莫拉施压。这是不负责任的铤而走险。如果总统没有回应这一压力，社会主义者只有两个选择：被迫将拉尔戈·卡瓦列罗的言语威胁付诸实践，或者缩回去并在己方激进分子的面前颜面尽失。既然他所威胁的东西没有多少实现的可能，那么结果只会对右翼有利。

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欠缺考虑的言论，不仅反映了右翼大选获胜后对社会保障立法进行大肆攻击的事实，同时也反映了左翼对法西斯主义的恐惧。来自西班牙各地的工人代表云集马德里，恳请社会党领导层组织反击，拉尔戈·卡瓦列罗认为他必须对此做出回应。10与此同时，他和其他人也怀疑，不仅仅是共和国的各项立法，就连他们自己的人身安全，也处于可能发生的法西斯主义政变的威胁之下。11月22日，即将卸任的司法部长费尔南多·德·洛斯·里奥斯向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执行委员会报告了正在酝酿中的右翼政变计划，而将社会党领导层一网打尽也是计划的一部分。11在整个11月和12月，社会主义者的报刊媒体频繁刊登反映希尔·罗夫莱斯和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具有法西斯主义野心的材料。转载的文献资料包含了独立右翼党团联盟组织市民武装对抗工人阶级之革命斗争行动的计划。还有资料显示，独立右翼党团联盟正在警方默许之下，汇总各市镇的工人资料及其“颠覆性”之详情，而所谓“颠覆性”指的是他们的工会成员身份。隶属于独立右翼党团联盟之青年运动组织（人民行动青年团）的制服民兵的出现，也被当成他们正准备在西班牙建立法西斯政权的证据。12

不可避免地，在社会党青年运动组织以及那些更年轻也更缺乏经验的工会成员中间，涌现出了极大的革命热情。拉尔戈·卡瓦列罗很乐于附和他们的要求，唯恐他们流向更加坚决主张革命的全国劳工联盟那里。然而，在11月25日的工会（劳工总会）与政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高层的联合会议上，有关革命的提案遭遇失败，属于稳健派的因达莱西奥·普列托只是勉强对组织“防卫行动”的必要性表示赞同。在发表宣言敦促工人做好起义准备，以便在“反动分子公然突破宪法之限制并企图终结共和政体”时进行反抗这一点上，两个执行机构暂且达成一致。一个社会党–劳工总会（PSOE–UGT）联合执行委员会成立，并着手准备这一“防卫行动”。13社会党在两周之后的全国劳工联盟暴动中的缺席，似乎表明改良主义的惯性战胜了对新革命的呼唤。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对袭击工会成员的支持及其宣传摧毁社会主义和建立社团主义（corporativist）国家的言论，让它在大多数西班牙左派人士看来，与意大利法西斯党和早期纳粹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社会党领导层想要避免其德国和意大利的同志犯下的错误，但是他们并无意组织一场真正的革命。相反，他们希望具有威胁性的革命言论可以平复普通左翼民众的挫败感，并且遏制右翼的大举进攻。

没有任何社会主义党团组织参与全国劳工联盟的行动，然而还是有少数激进分子以个人名义涉身其中，他们坚持认为，这就是11月26日所批准的“防卫行动”。14普列托在国会中谴责了“这一破坏性运动”。可是，当希尔·罗夫莱斯和君主主义派领袖人物安东尼奥·戈伊科切亚强烈要求协助政府粉碎骚乱时，普列托却对此非常愤怒。只有提案的目的是镇压工人阶级时，“共和国的敌人”才对现政权表示支持，这让普列托心烦意乱。鉴于他们让劳工组织噤声的决心，普列托颇有预见性地对国会中的右翼代表说：“你们正在关闭我们的所有通道，并将我们引入一场血腥的冲突。”15

12月16日，激进党领袖亚历杭德罗·莱尔罗克斯在国会中独立右翼党团联盟成员的支持下组织了新一届政府。3天以后，希尔·罗夫莱斯在国会的一次政策陈述中表示：为了回报独立右翼党团联盟在大选中的支持，他希望对因参与1932年8月圣胡尔霍政变而被捕入狱的人士实施大赦，并希望对“制宪大会”（如此称谓的原因是，西班牙国会正是推动宪法制定和批准共和国宪法的机构）之宗教立法进行彻底的修订。令左派最为担忧的是，他主张废止那些对无地农民最为有利的改革方案，包括关于市镇边界和强制耕种的法令，以及实施8小时工作制和引入被称为“混合评审团”的仲裁委员会的法令。他还主张缩减以农业改革法令的名义征收的土地之面积，并公然指责主张在这些土地上安置农民的社会主义化理念。左派担忧的还有，他陈述了自己领导政府和改变宪法的野心：“我们不用急于求成，我们只要等待其他方案的失败，并以此向西班牙人民展示，只存在唯一的解决方案，一个毋庸置疑的右翼之解决方案。”谨慎言辞的背后存在着一种显而易见的威胁，即如果右翼无法实行“和平演变”，那么共和国将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所以说，社会主义者将其看作一场法西斯主义的演讲也就不足为怪了。16而作为答复，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明确表示，对于社会党人来说，希尔·罗夫莱斯企图废止的法律条文，正是共和国为何值得被保卫的原因。他扬言，社会党人将通过发动革命来保卫共和国，反对希尔·罗夫莱斯的独裁野心。17从双方针锋相对的言论中，可以看出1934年10月暴力事件的萌芽。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执委会所面临的极为糟糕的两难处境，在费尔南多·德·洛斯·里奥斯于1934年1月2日拜访前总理曼努埃尔·阿萨尼亚时有所体现。阿萨尼亚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他向我讲述了工人阶级的政治与工会组织，在雇主与当局的股掌之中所遭受的难以置信的残酷迫害。国民卫队的胆大妄为远甚从前。民众的愤怒已经无法抑制。社会党领袖们正在失去对局面的掌控。这一切将于何处止步？会是一场大灾难吗？很有可能。我已经知晓政府所推行的野蛮政策，知晓地主们让乡村劳动者食不果腹的种种手段，以及他们针对其他劳工的报复。我知晓那个口号——“让共和国去养活你们吧”。所有这些，以及更多德·洛斯·里奥斯告诉我的事情，还有政府的种种举措、激进党–独立右翼党团联盟占据多数的国会所推行的政策——其唯一的目标就是毁坏制宪大会之成果——然而，这些并不能让社会党与劳工总会投身暴力活动的做法变得可取或者说合理。

阿萨尼亚明确告知德·洛斯·里奥斯，对于社会党领导层而言，即便可能有导致其群众支持率下降的风险，他们也要让追随者意识到，暴动是彻头彻尾的疯狂之举。他的理由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右派会平静地接受这一切，他们甚至不会止步于重建法律与秩序。事实上，他们将大肆挥霍他们的胜利，事态演进之疯狂将远甚于正在发生的与他们宣称将要实现的”。不久之后，德·洛斯·里奥斯向工人社会党执委会汇报了阿萨尼亚的预言。然而，因为雇主阶层的强硬态度，他们已经无法劝说基层群众继续忍耐。18

工人社会党各办事处收到了来自安达卢西亚和埃斯特雷马杜拉各地的多份报告，报告内容都是关于地主和国民卫队及类似团体的挑衅言行。新政府在南方数省委任了保守派省长，此举之后果很快就反映了出来：藐视法律的言行未受惩罚，国民卫队“先发制人的暴力行动”也有所增长。在塞维利亚省北部山区地带的埃尔雷亚尔–德拉哈拉，当地的土地所有者拒绝雇佣工会成员。接下来发生了一场持续达数月之久的罢工。1933年12月，一些饥饿的劳工因被发现从猪食槽中偷橡子而遭到国民卫队士兵的野蛮殴打。镇长向当地国民卫队长官抗议这些滥用职权的行为，但他却因之而被省长停职。在本塔–德包尔（格拉纳达省），有一个拥有独立右翼党团联盟之背景的当地豪强授意其私人武装痛殴了当地工会的领导人。19

在丰特–德尔马埃斯特雷、丰特–德坎托斯、卡莫尼塔和阿尔孔切尔（均位于巴达霍斯省），当那些收集被风吹落的橄榄与橡子的劳工被逮住时，对他们进行殴打的正是国民卫队。在巴达霍斯省的其他地方，为了阻止劳工阶层通过这一方式缓解饥荒，地主们将猪赶到庄稼地里去吃掉落的谷物。有一些在废弃庄园中耕作的贫苦农民遭到监禁，国民卫队则占领了附近奥纳乔斯的“人民之家”。相比之下，9个月前发生在同一市镇的死亡事件却已不了了之。在很多村镇，尤其是位于巴达霍斯、哈恩和科尔多瓦境内的居民点中，对工作机会需要在经当地职介登记的劳动者之间轮转的规定，地主们根本不予理会。他们只向给右翼政党投票的人提供工作机会，而身为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成员的劳工则遭到联合抵制。在阿尔门德拉莱霍，尽管当地失业人数众多，然而在葡萄和橄榄的收获时节，仍然有两千名外来劳工被引进。在旧奥雷利亚纳和奥利文萨，土地所有者只雇佣妇女和儿童，因为这些人的工资只是男性劳工正常工资的零头。20

工资已下降了60个百分点。饥饿滋生了绝望，在社会鸿沟的两侧，仇恨正在不断加剧。在科尔多瓦省的普列戈，部分失业长达4个月的工会成员组成请愿团，要求市长进行干涉。市长的答复是，他无法强迫任何人向他们提供工作，并劝说他们尽可能谦卑地前往地主那里乞求工作机会。问题并不只出现在南部地区。有一位来自卡斯蒂利亚地区帕伦西亚省雷沃利亚尔新镇的工会官员写道：“地方豪强应该警惕自己的胆大妄为。我们的忍耐正在接近极限。”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执行机构就现行社会保障立法之贯彻实施一事，向新任劳工部长里卡多·桑佩尔数次提起申诉，但没有得到任何实际的回应。21

1933年12月底，一份有关驱逐去年在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强行占据土地之农民的法律草案已经提交国会讨论。1934年1月，市镇边界法遭到临时性撤销。此外，独立右翼党团联盟提交的方案还包括缩减征收土地的面积，以及返还那些卷入1932年8月军事叛乱的密谋者被政府没收的地产，以此来阉割1932年的农业改革计划。国民卫队与无地短工之间的冲突日渐增加。22

整个1月份，在工人社会党与劳工总会的领导层之间，关于是否要发动一场保卫共和国的革命运动一事而展开的冗长且时常尖锐的讨论，在温和路线已面临决定性失败的情况下达到了最激烈的程度。劳工总会的领导权落到了拉尔戈·卡瓦列罗和支持其“革命”言辞的更年轻的群体手中。现在，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其青年运动组织（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和劳工总会均由提倡激进路线的人士主导。于是，为了准备革命行动，一个联合委员会立即被组建起来。各省工人社会党、青年联盟和劳工总会组织接到了73个幼稚的指示，受令组建民兵部队、获取武器，与陆军和国民卫队中的同情者取得联系，以及组织技工维持基本公共服务的运行。得到的反馈信息清晰显示了这些目标的盲目乐观，而且，除去来自委员会的一系列讯息，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任何实际的行动。23

然而，各种通讯联系均未在秘密中进行。事实上，这些自称“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革命言论极为轻率且不加掩饰，而这就为右翼分子夸大社会主义革命的威胁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在1934年春夏时节，青年社会主义者毫无顾忌的激进主义言论被用来证明严酷镇压罢工的合法性，尽管这些罢工行动的实际目的远远称不上革命。这个实际已经公开的计划就是，一旦独立右翼党团联盟应邀参加政府，他们就会发起革命运动。这一语焉不详的“革命时机”和工人运动的需求与活动之间并没有任何联系。事实上，他们未曾考虑如何利用加入工会的劳动者的力量计划革命。相反，在漫长的工会会员生涯中形成的习惯，驱使拉尔戈·卡瓦列罗在2月3日说服劳工总会的新一届执行机构不去阻止当时被当局视为具有颠覆性质的非暴力罢工。24

拉尔戈·卡瓦列罗的立场突然向左转变确实令人困惑，而这种变化带来的一个最为深远的影响，即将降临在乡村无产阶级的头上。1934年1月30日，在农业劳工联盟的全国委员会（即FNTT）的一次会议中，属于稳健派的执委会全体委员宣布辞职，并且全部由青年激进分子所取代，而后者的领袖则是来自纳瓦拉的代表里卡多·萨瓦尔萨·埃洛尔加。25新任总书记萨瓦尔萨时年36岁，他是一个高大英俊、戴着眼镜且相当腼腆的工会官员。他出生于纳瓦拉北部的埃拉苏。由于家境贫寒，他被迫在15岁那年移居阿根廷。在那里，恶劣的工作条件驱使他成了一名工团主义者。坚持自学的他设法成了一名教师，后来甚至还担任过校长一职。他于1929年重返西班牙。在位于比利牛斯山区的哈卡城生活期间，他已经成了一名满腔热情的劳工总会活动家。1932年，他移居纳瓦拉省首府潘普洛纳，并致力于在当地建立一个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支部。在西班牙各个省份的右翼分子中，纳瓦拉省的右翼分子最具影响力，同时也最为残忍，他们公然藐视共和国的社会保障和劳工立法。在右翼联盟取得选举胜利之后，与南部地区相似，纳瓦拉省的土地所有者也拒绝向工会成员提供工作，并且无视现存的社会保障立法。26

新的激进党政府，由于其内部成员较为保守的立场，以及对独立右翼党团联盟选票的依赖，而不得不努力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就在法西斯主义的力量正在德国和意大利持续增长的同时，西班牙激进党开始执掌大权，这在社会主义运动群体的内部培养出了这样的信念：只有通过一场暴力革命才能阻止右翼独裁统治的建立。在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内部，为了阻止雇主阶层的攻势，萨瓦尔萨开始主张发动总罢工。劳工总会内部那些较为年长的领导人对此持反对态度，他们将其视为一种鲁莽的行动，而且一旦反动派有建立威权主义国家之图谋，此举也可能会削弱将来社会主义者的反抗力度。当时年39岁的拉斐尔·萨拉萨尔·阿隆索于3月初被任命为内政部长时，对右翼之企图的怀疑进一步加深。

萨拉萨尔·阿隆索迅速召集他手下那些负责公共秩序的下属开会，并概述了他的“反对暴力革命”之计划。国民卫队的头头是陆军准将塞西略·贝迪亚·德·拉·卡瓦雷里亚。负责突击卫队和警务部门的则是国家保安总长何塞·巴尔迪维亚·加尔西–博龙上尉，此人是亚历杭德罗·莱尔罗克斯的密友，同时也是一个死硬的反动分子。巴尔迪维亚向萨拉萨尔·阿隆索保证，他们可以无条件信任突击卫队的最高长官，强硬的前非洲军团中校阿古斯丁·穆尼奥斯·格兰德斯，此人后来在佛朗哥政府中担任副首相一职。在报告中，巴尔迪维亚还以同样的赞许语气提到了国民卫队上尉比森特·圣地亚哥·奥德松，此人具有强烈的反左翼倾向，他不但是莫拉将军所建情报部的头头，而且还是阴险的胡利安·毛里西奥·卡拉维利亚的同事。聚集在司令部中的这些反动人物非常适合萨拉萨尔·阿隆索实现他潜藏的野心。27萨拉萨尔·阿隆索向正准备摩拳擦掌大干一场的贝迪亚·德·拉·卡瓦雷里亚将军明确表示，国民卫队无须对干预社会冲突有任何顾虑。28所以，当各工会组织于1934年春发动一系列局部性罢工时，萨拉萨尔·阿隆索以此为借口采取高压手段也就不足为奇了。接连发生在印刷业、建筑业和冶金行业中的罢工，所面对的最好结果也不过是僵持状态，而更多时候面临的则是屈辱的失败。

几乎没有谁能比萨拉萨尔·阿隆索更能让右翼分子满意了。3月7日，他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且分别查封了社会党青年运动、共产党和属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全国劳工联盟的总部。他的所作所为令希尔·罗夫莱斯大为赞赏，后者宣称只要内政部长能一直这样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并增进当局权威，政府就肯定能得到独立右翼党团联盟的支持。在《辩论报》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着重指出，这意味着要采取严厉措施镇压因削减工资而引发的工人抗议——这种抗议在报纸上被称为“颠覆行动”。当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的报刊媒体要求废除罢工权时，莱尔罗克斯政府回应称，“带有政治意图的罢工都将被无情镇压”。右翼媒体和萨拉萨尔·阿隆索本人将所有罢工行动都视为政治性的。3月22日，《辩论报》指责塞维利亚的服务生和巴伦西亚的运输工人的停工斗争是“反对西班牙的罢工”，并且要求施行像法西斯意大利、纳粹德国和萨拉查统治的葡萄牙实行的那种严酷的反罢工法律。政府通过扩编国民卫队和突击卫队，以及恢复已于1932年废止的死刑，进一步强化其镇压体系。29

并非所有右翼分子都像希尔·罗夫莱斯那样感到满意。作为法西斯主义者的“国家工团主义奋进会”的共同创始人之一，奥内西莫·雷东多并没有因为右翼在1933年11月取得的大选胜利或者萨拉萨尔·阿隆索的种种“成果”而感到心满意足。他在1934年1月写道：“准备好你们的武器。学会热爱手枪射击时的金属撞击声。擦拭你们的匕首。绝不要扔下你们用来复仇的短棍！”“青年人应该接受身体对抗的训练，他们必须热爱武力，并将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必须用任何可以获得的东西武装自己，必须用尽一切手段，消灭企图置我们于死地的那一小撮马克思主义骗子。”30

国家工团主义奋进会本身的弱小驱使奥内西莫和拉米罗·莱德斯马·拉莫斯寻找能与他们沆瀣一气的同伙，这带来了1934年2月中旬他们的组织与西班牙长枪党的合并，后者是由出身贵族的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韦拉领导的一个规模不大的法西斯主义政党。31西班牙长枪党正式成立于1933年10月29日，一个星期天。在正式成立的两个月前，该党从西班牙最为保守的旧贵族右翼团体那里获得了一笔资金，而这并未使雷东多或莱德斯马·拉莫斯感到困扰。由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韦拉和拥护君主制度的西班牙复兴党共同签订的所谓“埃斯科里亚尔条约”，将长枪党绑上了反对共和国之武装阴谋的战车。32君主主义者之所以准备资助长枪党，是因为他们考虑利用后者来搅乱西班牙的政局。

打消雷东多和莱德斯马·拉莫斯之疑虑的很可能是这样的事实：在长枪党开始招兵买马时，新加入的“斗士们”需要填写一份表格，表格中会问到他们有没有“自行车”——这是对“手枪”的委婉说法——而且接下来还会为他们配发短棍。训练长枪党民兵的任务在非洲殖民军老兵里卡多·德·拉达中校的手中，他同样也是卡洛斯派军事组织“义勇军”的全国总督察长，而且还在反对共和国的密谋当中牵扯颇深。33在成立大会的演说中，何塞·安东尼奥宣布了新政党将采用武力手段的许诺：“如果我们的目标只能通过暴力来实现，那么我们就不要在暴力面前退缩……辩论作为交流的第一种手段当然很好。但是当正义与祖国遭到侵犯时，唯一可用的辩论就是拳头与手枪的辩论。”34虽然暴力在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政治生活中是家常便饭，但是在使用诸如“手枪的美妙乐声和铅弹的狂热鼓点”这样的浮夸之词来美化暴力这一点上，却没有哪个党派能比得上长枪党。将政治暗杀描述成高尚之举，以及将武斗所导致的死亡描述成光荣的殉难，此两者是死于街头暴力活动的长枪党分子之葬礼仪式的核心内容，而这与意大利法西斯黑衫军的做法一脉相承。35

1934年3月4日，在巴利亚多利德的演艺剧场（Teatro Calderón），两个法西斯组织正式宣布合并，新组织的名称极其冗长——西班牙国家工团主义奋进会之长枪党（FE de las JONS）。一车车的长枪党分子从马德里和卡斯蒂利亚的其他省份聚集到巴利亚多利德。当地左派宣布发起总罢工，骑警在剧场外面的街道上阻挡敌对劳工的靠近。在剧场内部，其上装饰有“西班牙国家工团主义奋进会之长枪党”之红黑两色旗帜的如林的手臂笔直地向前举起，向演讲者致以法西斯式的敬礼。奥内西莫与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韦拉用他们富有煽动性的演说引爆了全场，疯狂的听众冲出剧院与街上的抗议工人展开斗殴。有人在武斗现场开枪，到夜幕降临时，双方都有不少人被打得头破血流，还有一名长枪党分子被打死。后来，在内战期间，那些被认出来曾参与此次武斗的左派人士都被叛乱方射杀。36

3月31日，就在巴利亚多利德的一系列事件发生之后不久，由阿方索派和卡洛斯派君主主义者组成的联合代表团抵达罗马，企图为他们颠覆共和国的密谋活动寻求经济与武器支援。代表团成员包括新组建的西班牙复兴党（该党拥护阿方索十三世重新即位）现任党魁安东尼奥·戈伊科切亚、属于密谋组织“西班牙军事同盟”的埃米利奥·巴雷拉将军，以及为卡洛斯派义勇军的招募工作积极奔走的安东尼奥·利萨尔萨·伊里瓦伦。墨索里尼为他们提供了多达150万比塞塔的金钱援助，另外还包括2万条步枪、2万枚手榴弹和200挺机枪，这些武器装备将通过的黎波里和葡萄牙输送到他们手中。协议中还规定，由意大利陆军提供教官对数百名义勇军成员（卡洛斯派民兵）进行培训。37在新当选的领袖曼努埃尔·法尔·孔德的带领下，卡洛斯主义运动组织（正统派联盟）正在组建一支齐装满员的“公民军”。对于“讨厌守法腔调”的卡洛斯派青年组织来说，暴力被视为卡洛斯主义生活方式的精髓之一。在拉达和何塞·恩里克·巴雷拉上校的努力之下，到1936年春，（卡洛斯主义）正统派联盟可以为军事叛乱方提供一支由3万名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准军事人员组成的“红色贝雷帽”部队。其中有8,000人在纳瓦拉，还有2.2万人在安达卢西亚和其他地区，这支义勇军为反叛一方贡献了至关重要的军事力量。38

1934年4月22日，在腓力二世时代的埃尔–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旁，独立右翼党团联盟的青年组织——人民行动青年团举行了一场法西斯主义风格的集会，而选择这里作为集会地点本身就是表达反共和主义态度的一种示威。在凛冽的雨雪中，两万人严格仿效纳粹党集会的模式列队肃立。他们向希尔·罗夫莱斯（“我们的最高领袖”）宣誓效忠并反复呼喊：“Jefe！ Jefe！ Jefe！”此词在西班牙语中是“领袖”之意，相当于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对墨索里尼的称呼Duce。人民行动青年团的十九点纲要被逐一宣读，其中特别强调的是第二点——“我们的领袖永远正确”，这一条实际上是直接借用了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的口号“Il Duce sempre ha raggione”①。巴利亚多利德的一位来自独立右翼党团联盟的国会议员卢西亚诺·德·拉·卡尔萨达在演说中使用了与后来内战期间的佛朗哥分子毫无二致的二元论式措辞。他声称“犹太人、各种异端、清教徒、热衷鼓吹法国式大革命的宣传家、共济会员、自由主义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这些人“不属于祖国的一员，而且反对祖国，他们是叛国贼”。39

1934年4月，拥护君主主义的飞行员、花花公子胡安·安东尼奥·安萨尔多在何塞·安东尼奥的引荐下加入长枪党。他受命组织恐怖活动小分队。何塞·安东尼奥特别想要报复左翼分子攻击销售长枪党报纸《F. E.》的报摊的行为。在安萨尔多的布置下，所谓的“血之长枪党”实施了更多暴力活动，这些活动深受国家工团主义奋进会领导层的欢迎。莱德斯马·拉莫斯写道：“他在党内的作用无可否认，因为他动员了各地受保守主义精神鼓动的人中活跃且热衷于武力的那一部分，他们是全国性武装抗争中一个繁殖能力极强的元素。想想类似团体对于德国的希特勒主义，尤其是处于初始阶段的希特勒主义来说意味着什么吧。”6月3日，2,000名武装长枪党徒在马德里郊外的卡拉万彻尔飞机场集结。有一个公交公司因为拒绝再运送300人前往集会现场而导致其两辆客车被焚毁。40

事实上，在这一阶段，右翼并不怎么需要一个暴力化的法西斯政党。伴随着市镇边界法被明令废除，那些支持独立右翼党团联盟的大地产主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1934年4月25日，独立右翼党团联盟的地位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此时，莱尔罗克斯为了抗议阿尔卡拉·萨莫拉推迟签署针对圣胡尔霍政变在押人员的大赦令而提出辞职。莱尔罗克斯想当然地认为总统不会接受他的辞呈。然而事情出乎他的预料，此时，莱尔罗克斯感到自己有责任通过允许里卡多·桑佩尔组阁的方式，来规避阿尔卡拉·萨莫拉有可能举行新一轮大选而带来的风险。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相信桑佩尔的优柔寡断可以让他继续在幕后进行实际统治。莱尔罗克斯对大赦的支持以及激进党的总体右倾，导致该党副领导人迭戈·马丁内斯·巴里奥带领19名最为支持自由主义的国会议员脱党。于是激进党进一步滑向右派的怀抱，并且变得对希尔·罗夫莱斯更加依赖。这就为5月23日市镇边界法的被废止提供了可能。41

该项法律的废止令在收获季节即将开始时生效，这样地主们正好可以从葡萄牙和加利西亚引入劳工，并以此进一步削减那些已在挨饿的当地劳工的工资水平。只有在那些社会党占据当地议会多数的市镇中，支持左翼的无地劳工才能在工作机会和工资方面得到最后残留的一点保障。农业劳工群体将仅有的希望寄托在社会党的市镇行政首长身上，希望他们能监督土地所有者执行有关社会保障的法律，同时确保市政预算可以被用于政府主导的公共工程，以提供一些就业机会。当激进党于1933年下半年执掌大权时，莱尔罗克斯的首任内政部长曼努埃尔·里科·阿韦略将其中35人撤职。萨拉萨尔·阿隆索则开始撤掉更多的左派人士，他通常使用的是诸如“行政违法”等站不住脚的理由，然而即便是有事实作为支持，往往也是他们从其君主制下的前任那里继承而来的“遗产”。在他刚就职时，为了回应各地豪强的抗议，他命令各省行政首长解除那些“未能在维持公共秩序方面鼓舞民众信心”的市镇长官，然而这里指的往往就是社会党人。合法当选的市长让位于“政府委派”的官员，后者通常是当地的保守派人士。

由萨拉萨尔·阿隆索授意的一些最为激烈的干涉行动发生在埃斯特雷马杜拉地区，部分原因可能是他对当地贵族阶级的仰慕和迷恋。在他的回忆录中，他承认自己在接下来的6个月中，总共解散了193个南部市镇的地方议会。通常的流程是，首先对某些微小甚至令人难以相信的（关于地方政府的）违法行为进行公开指控，然后会有一名省长“代表”在国民卫队士兵和当地右派积极分子的带领下，强行驱逐社会党的市长和议员。大多数“代表”要么是当地豪强人物，要么是由豪强指定的人。这样做是为了结束这样一种状态，即由社会党主导的地方议会一直在致力于确保社会保障立法，尤其是有关均分工作机会的法规的贯彻实施。社会党人一遭驱逐，工人便再也不能在新上台的市长那里获得任何帮助，他们将独自面对当地豪强人物随心所欲的雇佣规则之侵害，以及地主狗腿子与国民卫队的攻击。42

在巴达霍斯省，深受公众欢迎的当地市长遭到免职的两个重要案例，分别发生在萨夫拉的何塞·冈萨雷斯·巴雷罗和丰特–德坎托斯的莫德斯托·何塞·洛伦萨纳·马卡罗身上。冈萨雷斯·巴雷罗是一位稳健派社会党人士，由于他自己在当地拥有一家旅馆，而且还在教会弥撒活动中担任助祭，所以甚至连当地的保守分子都对他比较尊重。他被普遍认为是一位有能力且宽容的市长。然而，萨拉萨尔·阿隆索对数月前发生在奥纳乔斯的冲突事件仍然记忆犹新，因此他决意将其免职。在他被任命为内政部长后不到十天，他就让自己的一个密友雷希诺·巴伦西亚充当监察员前往萨夫拉，后者则不出所料地精心炮制出一系列指控，旨在证实暂停冈萨雷斯·巴雷罗职务之合理性。其中最严重的一个指控称，在一个为当地失业人员创造工作机会的筑路工程项目中，巴雷罗采用了不恰当的方法以提高预算。还在萨夫拉的时候，雷希诺·巴伦西亚就已经承认这些指控不足采信，然而来自萨拉萨尔·阿隆索的压力迫使他必须给出其想要的调查结果，否则他就会丢掉这份工作。最后，在1934年5月26日，该市地方议会被解散，并由另一个新议会取代。新议会的构成人员经过了精心的挑选却并非经选举产生，并显示出激进党与该省大地产所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新任市长是普里莫·德·里韦拉的“爱国联盟”的前成员，同时还为梅锡纳塞利公爵料理着其在萨夫拉的众多利益。43

在丰特–德坎托斯，社会党市长莫德斯托·何塞·洛伦萨纳·马卡罗因为他的博爱精神，以及他在改善市镇生活，特别是在改善供水状况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而闻名。他曾使用市政预算拨款购买食物，以帮助食不果腹的失业者家庭挨过饥饿。但是在1934年6月，“滥用”这些预算却成了罢免他的理由。44正如这两个案例中所显示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打击社会党占多数的地方议会，使其无法再向无地穷人提供保障。无视民主进程的种种可耻的不法行径，以及放任地主们自由行事的长期后果，就是大大加剧了正在恶化中的南部乡村地区的社会仇恨。何塞·洛伦萨纳于1936年9月被害。何塞·冈萨雷斯·巴雷罗于1939年4月被害。

随着乡村地带的局势日趋紧张，大多数省份的右派分子开始动用各种可能的手段向省长施加压力。在各省首府，穿着考究、言谈得体的右翼分子可以有幸邀请到省长一起共进午餐或晚餐，右翼报纸媒体也为他们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在这种影响力之下，官方默许了削减工资和歧视工会会员等行为，饥饿的劳工只能选择偷窃橄榄和其他农作物来维生。然后地主及其代言人就开始大声抱怨乡村地区的无政府状态，以便将国民卫队的干预行动合理化。甚至《辩论报》也对地主们的很多苛刻之举颇有指摘，但它仍主张工作机会应该只提供给大选之后冒出来的各种天主教工会组织的隶属成员。为了实现获取廉价劳动力与解散左翼工会的双重目标，人民行动党在很多南部市镇创建了“劳工行动”（Acción Obrerista）组织。这是一个得到本地雇主支持的右翼组织，它会以远远低于之前各种劳资协议的工资水平，向宣布退出隶属社会党之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劳工提供工作。45

以上种种行为的后果就是生活困难和阶级仇恨的加剧。在巴达霍斯省，饥饿的劳工在市镇街道上乞讨。佝偻病与结核病非常普遍。按照拥护君主制的农业问题专家比斯孔德·德·埃萨的说法，在1934年5月，有超过15万个家庭连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严重不足。拒绝撕毁其工会成员证明的工人也会被雇主拒之门外。雇主阶层对工会成员的联合抵制，其目的是重申前第二共和国时代的社会控制模式，并且确保共和派–社会主义者联盟对该体系的挑战不会重现。在类似奥纳乔斯那样的村镇中，这一决心通过当地“人民之家”遭受的暴力袭击显现出来。一个典型事件发生于格拉纳达省韦斯卡尔附近的唐法德里克镇。该镇原来的社会党镇长被一位退役陆军军官替代，后者决定结束劳工的“无组织无纪律”状态。他派出一支国民卫队小分队包围了当地的“人民之家”，当劳工们鱼贯而出时，他们遭到了国民卫队士兵和当地乡绅的狗腿子的殴打。46

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对此的回应，是新近革命化的社会主义者如何反抗来自雇主不断增加的挑衅行动的一个清晰的范例。在行事较为稳健的工会执行机构于1934年1月28日解散以后，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报纸《农业工人报》开始采取革命路线。该报声称改变乡村无产阶级悲惨状况的唯一方案就是将土地公有化。然而，实际上，新的执行机构仍然采用与其前任几乎完全相同的和解方针。就强制耕种、劳资协商、强制轮班制和职业介绍所等法律的实施情况，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分别向劳工部长、农业部长和内政部长提交了一系列合情合理的申诉，同时也针对有计划地关闭“人民之家”的行动提起抗议。那是在3月份的第3周。在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并且左翼劳工在收获时节开始前遭受的迫害愈发严重的情况下，又有一份语气恭敬的申诉书被递交给阿尔卡拉·萨莫拉，但是仍然没有得到回应。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宣称有数千人正逐渐因饥饿而死，同时它还印制了一份详细清单，其上所列的众多村镇均发生过工会成员被雇主拒之门外并遭到暴力攻击的事件。在巴达霍斯省，据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统计，失业人数达到2万之多，饥饿让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挣扎在死亡线上。有500名工会成员被捕入狱。47

终于，在基层民众的愤怒情绪已无法抑制的情况下，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不情愿地宣布举行罢工。伴随着第一个罢工预备宣言而提出的，是要求当局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以及尊重有关劳资协议和均分工作机会之法令的呼吁。48劳工总会执委会建议，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不要在农业领域举行总罢工，理由主要有三。第一，在不同地区，收获季节到来的时间是不同的，所以制定统一的罢工日期会导致出现无法协调的情况。第二，与仅仅反对大型庄园的罢工所不同的是，举行总罢工将导致那些租种土地且需要雇佣少量劳动力的佃农遇到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困难。第三，他们担忧地主和国民卫队的挑衅行为可能会使贫苦农民与之发生暴力对抗，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一方根本没有任何胜算。在整个3月和4月的一系列联合会议中，劳工总会执行机构试图说服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领导层转而采取收缩策略，错时进行一系列局部性罢工。劳工总会指出，全国性的农业工人罢工将被政府视为革命行动而受到公开谴责，并且有遭到残酷镇压的风险。而且，拉尔戈·卡瓦列罗阐明产业工人将不会为此进行声援。49

农业工人联合会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萨瓦尔萨和他的战友们充分意识到了可能的危险，但是他们面临着来自正在挨饿的基层群众的极大压力，而地方豪强与国民卫队持续不断的挑衅已经超出了民众忍耐的限度。例如，在巴达霍斯省的丰特–德尔马埃斯特雷，从五一节庆祝活动现场返家的工会成员在田野中唱起了《国际歌》并高呼革命口号。当有人向财主的豪宅扔石头时，国民卫队士兵开枪射击，打死了4名劳工，还打伤了其他几人。另有40人被捕入狱。50在托莱多省，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几乎无法找到任何工作。那些找到工作的人也必须接受最恶劣的工作条件。有关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法令规定实施八小时工作制，以及日工资需要达到4.5比塞塔。实际上，老板们只会为从日出干到日落的工人支付2.5比塞塔。在萨拉曼卡的部分地区，日工资只有3/4比塞塔。51

被视为铁石心肠的地主们的狂妄自大，导致绝望的劳工进行一些小型的破坏行动。在若干村庄发生了向地主们吃喝玩乐的富人俱乐部（casino）扔石头的事情，这无疑暗示了劳工阶级对现实无能为力的痛苦之情。于是，当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执行机构告知劳工总会，无法继续阻止基层民众要求采取行动的呼吁，也不可能任由他们面对无法维持温饱的工资、政治迫害及禁止进入劳作场地的打击而无动于衷时，也就毫不令人感到意外了。正如《农业工人报》所宣称的那样，“全西班牙都在变成卡萨斯别哈斯”。4月28日，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恳请劳工部长切实执行现有法律以改善局势。在这一诉求被置之不理后，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国家委员会于5月12日决定将开展罢工行动，罢工将从6月5日开始。罢工声明严格遵照有关法律规定，提前10天进行了通知。宣言中指出，“这一极端措施”是无望情绪累积之结果，因为之前为说服相关内阁部长确保仍然有效的社会保障法律之实施而进行的一系列谈判均徒劳无功。数百封有关去年收获季节工资支付情况的控诉书被堆在劳工部长的案头。在西班牙各地，由“混合评审团”认可的有关工作条件的条款被直接无视，抗议活动则遭到国民卫队的镇压。52

罢工的准备工作是合法且公开的，声明中提出的10点诉求也很难说具有多少革命性质。罢工有两个基本目标：确保乡村劳工所面临的恶劣处境得到改善；防止工会成员遭受决意摧毁乡村劳工组织的雇主阶层的伤害。10点诉求包括：（1）贯彻执行劳资协定；（2）工作机会在（无论隶属于何种政治组织的）劳工中强制轮转；（3）限制农业机械和外来劳工的使用，确保各省劳工最少40天的工作时间；（4）立即采取措施应对高失业率；（5）临时接管土地改革协会（负责贯彻实施1932年土地改革法的专门机构）计划征收的土地，以便将其租给失业人员耕种；（6）实施集体承租法；（7）承认强制耕种法中劳工耕作荒地的权利；（8）在秋季到来之前为部分农民分配土地改革协会手中已有的土地；（9）为土地的集体承租建立信贷基金；（10）恢复在19世纪通过法律上的诈骗手段变为私人所有的传统公地。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领袖里卡多·萨瓦尔萨希望这一威胁罢工之举将足以迫使政府采取必要举措，以缓解南方乡村地带所遭受的大规模饥荒。当然，罢工的可能性促使劳工部长做出象征性的姿态，他要求各混合评审团认真审订劳资合同，并且要求政府劳工代表上报雇主的违法行为。谈判工作也在有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参与的情况下开始启动。53

然而，萨拉萨尔·阿隆索决定抓住此机会，给劳工总会旗下的这个规模最大的机构以致命一击。他与国民卫队首脑塞西略·贝迪亚和国家保安总长巴尔迪维亚上尉碰头，开始制订专门计划来镇压这样一场罢工。54于是，就在萨瓦尔萨希望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与农业部及劳工部进行谈判并达成妥协的同时，萨拉萨尔·阿隆索颁布法令，宣称农业收割是全国性公共事业，而罢工则是“革命暴动”，从而将农业工人联合会的行动非法化。所有与罢工相关的会议、示威游行和宣传活动都被宣布为非法。官方强制实施严苛的新闻审查。《农业工人报》被勒令停刊，它要等到1936年才能复刊。在国会辩论中，萨拉萨尔·阿隆索的强硬路线获得了来自独立右翼党团联盟以及激进党和君主主义者的赞成票，这保证了内政部长的提案获得议会多数的支持。尽管如此，议会辩论还是阐明了若干至关重要的问题。

来自阿利坎特的社会党国会议员何塞·普拉特·加西亚通过严谨的分析与论证，在一次议会演讲中指出了萨拉萨尔·阿隆索之举措的违宪本质。他反复重申，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在宣布罢工期间遵循了必需的法律程序。普拉特声称，将现行法律付诸实施便足以解决冲突，但是萨拉萨尔·阿隆索选择诉诸镇压手段而拒绝和平解决冲突。部长的回答很不客气，他说因为农业工人联合会的目标就是迫使政府采取行动，所以罢工就具有颠覆性。他谎称，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对付那些强行压低工资导致雇工无法维持温饱的老板们。何塞·普拉特的答复是，恰恰相反，部长大人通过推翻农业工人联合会与劳工部及内政部之间的协商结果，对各种和解的尝试予以阻挠。普拉特在他的总结性陈述中指出，罢工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保护乡村劳工，并结束类似在瓜迪克斯（格拉纳达省）所发生的劳工被迫食草维生的悲惨情形。来自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党（ERC）的何塞·安东尼奥·特拉瓦尔·桑斯宣称，似乎萨拉萨尔·阿隆索将“财阀们的愿望”和“国家利益”视为同义词。来自马拉加的共产党议员卡耶塔诺·博利瓦尔断言，政府的蓄意挑衅正在关闭合法解决问题的大门，并在将工人推向革命。当博利瓦尔提到工人们正在挨饿时，一位右翼议员大叫他和其他多数派议员现在也很饿，于是辩论结束。55

萨拉萨尔·阿隆索伙同贝迪亚与巴尔迪维亚所做的早期准备工作显示出，在他心里，调解工作并未占据最优先的位置。现在，他的种种手段将在冲突爆发前迅速而无情地削弱左翼的力量。劳工领袖在罢工开始前就遭到围捕。农村地区的其他自由派与左翼人士也遭到大规模逮捕。5月31日，新近被撤销萨夫拉市长职务的何塞·冈萨雷斯·巴雷罗因捏造的指控而被捕。同样还是在巴达霍斯省，奥利文萨与列雷纳的市长也分别遭到逮捕，另外被捕的还有大量工会官员、教师和律师，其中还有人遭到殴打或折磨。萨拉萨尔·阿隆索所宣称的“农业收割是全国性公共事业”，迅速将农业劳工群体定义为军事团体。因此罢工者就成了叛乱分子，成千上万的人被逮捕。甚至有4位社会党国会议员，在前往哈恩探望被关押的左翼人士时，也因“违反宪法”而被拘留。56

巴达霍斯省一个正常只能容纳80名囚犯的监狱里却被塞进了600人，他们的处境极为糟糕。在阿尔门德拉莱霍、唐贝尼托和该省其他市镇的监狱中，也存在这种严重超员的情况。除了那些遭到逮捕的人士，还有数千名农民在枪口威逼下被押上了装牲口的卡车，卡车开到离他们家乡数百公里远的地方，然后他们被抛下车，身无分文的人们只能设法步行返乡。7月4日，有200名曾关押在布尔戈斯的来自巴达霍斯的饥民抵达马德里，他们在市中心的太阳门广场聚集，却遭到当地警察武力驱逐。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为他们支付返乡费用，很多人在回到家乡后再次被逮捕。57

劳工活动中心被关闭，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在巴达霍斯省和卡塞雷斯省，市镇议会被强制解散，原来的市长和地方议员被政府指定者取代。在哈恩、格拉纳达、雷阿尔城、巴达霍斯和卡塞雷斯各省，这场罢工几乎是完全且彻底的；在南方其他省份，罢工力度也不容小觑。在哈恩省和巴达霍斯省的很多村庄，罢工者与签署无固定期限合同的长期雇工、大庄园主的武装护卫以及国民卫队发生了暴力冲突。然而，无论是在这些地方，还是在其他冲突不太激烈的省份，罢工者均未能阻止地主在国民卫队的保护之下，从葡萄牙、加利西亚或者其他外部地区招用劳工。军方也派遣部队人员操作机器为谷物脱粒，农业采摘与收割工作并未受到严重干扰。全国劳工联盟并未参加此次罢工，所以在塞维利亚与科尔多瓦省，罢工行动的影响力有限，然而属于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劳工并未因此而躲过接下来的镇压。尽管大多数因煽动叛乱的指控而被捕的劳工于8月底获释，但是紧急法庭还是判处包括冈萨雷斯·巴雷罗在内的各主要劳工领袖4年或4年以上的有期徒刑。58

在1936年以前，各地的“人民之家”一直未能开放，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实质上也处于瘫痪状态。在这场对战双方实力不等的对抗中，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遭遇了惨重的失败。在若干省份中，那些残存的社会党仍占据多数的市镇议会也被推翻，并为当地豪强所举荐的保守派人士组成的议事机构所取代。格拉纳达省的省长，由于在此次罢工之后仍然致力于促进仅存的社会保障法律的贯彻实施，而在当地的土地所有者阶层的强烈要求下遭到罢免。59在西班牙乡村地区，时钟仿佛又被萨拉萨尔·阿隆索拨回到了20世纪20年代。没有任何村镇工会组织、社会保障立法或者市政当局能够挑战地方豪强的支配性地位。独立右翼党团联盟为此欢欣鼓舞。60

通过将局限于物质目标的罢工视为革命行动，萨拉萨尔·阿隆索将他对社会党占据多数的各地方议会的攻击合法化。正如前文所述，他声称，到冲突结束时，总共有193个社会党占据多数的地方议会被解散。然而，实际数字要高得多。在激进党掌权的这一时期中，仅在格拉纳达一省，就有127个市镇议会遭到解散。在巴达霍斯省，这一数字接近150。61通过在农民罢工期间所采取的毫不留情的镇压手段，内政部长对劳工总会内部最大的工会组织造成了沉重打击，并在南方地区遗留下了不断升级的仇恨。地方上的土地所有者或多或少恢复了他们的封建地位，劳工被他们当作农奴来对待。工资被大幅削减，工作机会只提供给那些被视为“忠实可靠之人”的未参加工会的劳工。

在进入内政部后不久，萨拉萨尔·阿隆索即以“具有政治企图”为理由，对五金业、建筑业和报业的若干罢工行动予以镇压。尽管劳工领袖在请愿中绝望地声称，所有这些抗争都源于社会及经济问题，完全没有任何革命意图，然而他还是选择进行镇压。62他已设法在1934年夏使收获季节举行的罢工不断升级，并瓦解了农业工人联合会的力量。尽管取得了“成功”，但是，萨拉萨尔·阿隆索距离他的长远目标——消灭所有他眼中的反动集团——仍然还有一些距离。

而这在他7月底写给他的情人安帕罗的一封信中表露无遗：

你可以想象我正在经历着什么。可以说这是一场革命运动的开端，它远非一场无关紧要的闹剧，相反却要严重许多。意识到我所肩负的诸多责任，我将全力投入到毁灭革命的任务中去。的确，针对我的活动正在酝酿。墙上挂的标语写着：“萨拉萨尔·阿隆索与陶尔斐斯［于同年2月在维也纳镇压革命的奥地利总理］是一丘之貉。”极端分子的报纸对我展开辱骂和攻击，威胁着要将我干掉。然而，我比以往更为平静。我在不知疲倦地工作。我正在安排各项事宜。今天，我同警察系统的最高长官、国家保安总长、突击卫队负责人以及国民卫队总监见了面。我正如总参谋部中的负责军官那样，小心翼翼地准备着一切。不用说，我根本无法入睡。即便躺在床上，我仍在继续筹划着自己的反革命组织。公众舆论正在向对我有利的方面转化。人民信任我，他们转而注视着我并不高大的身影，他们看到了能够帮助他们脱离苦海的救世主。63

萨拉萨尔·阿隆索把安帕罗比作他的缪斯，并且自称“元首”，而他所用的单词，就是后来佛朗哥所使用的Caudillo。在他为她所做的描画中，自己是一位即将出征抗击强敌的伟大将领。然而，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工人社会党–劳工总会–社会主义青年联盟（PSOE–UGT–FJS）之联络委员会，只不过为那些有可能已做好“走上街头”之准备的人员，制作了记录其姓名的档案卡索引——所谓创建民兵组织的工作也就仅限于此了。拉尔戈·卡瓦列罗对工会运动的力量在一次接一次的灾难性罢工中不断消减的情形保持沉默，这也证实了缺乏中央调控的现状。青年社会主义者团体参加周日拉练活动，在马德里郊外的“田园之家”公园开展军事训练，他们热情高涨，枪械武装却不足，类似活动也很容易被警方控制。不熟悉军火市场的社会党分子在漫无目标地乱撞，这导致他们在毫无廉耻的军火掮客那里损失了宝贵的资金，但是获得的枪支数量却少得可怜。不管是通过密探，还是通过军火贩子本人，警方都能充分了解相关的交易情况，他们常常是在关于武器藏匿地点（假墙后面、地板下面或者水井中）的精确情报的指引下，径直前往“田园之家”或者社会党人的家中进行搜查。而一次由因达莱西奥·普列托亲自负责的大宗武器采购，也以可悲的失败收场。只有在北部的阿斯图里亚斯矿区，从当地工厂偷取的轻武器，以及从矿场中获得的炸药及起爆装置，才使工人阶级拥有了相对充分的武装。64

就在农民罢工运动正在南部省份进行的同时，6月10日，安萨尔多的长枪党恐怖行动小分队卷入了马德里的暴力事件当中。他们针对社会党青年运动组织在马德里市郊的埃尔–帕尔多区举行的一场周日野营拉练活动发动袭击。在接下来的武斗中，一名年轻的长枪党分子被打死。安萨尔多并未等待来自何塞·安东尼奥的授权，直接征用了阿方索·梅里·德尔·巴尔②的小汽车，并展开了复仇行动。他们向返回马德里的青年社会主义者开火，打死了胡安妮塔·里科，并导致其他两人重伤。65玛加丽塔·内尔肯就萨拉萨尔·阿隆索掩盖胡安妮塔·里科和另一位社会党人的遇害提出指控，因为她很清楚这些都是长枪党恐怖小分队的所作所为。66整个夏天，安萨尔多都在策划炸毁马德里的社会党总部。有50千克炸药被盗，还有一条被挖掘出的隧道从某处下水道一直通到“人民之家”的地下。安萨尔多的组织甚至还私刑处决了一位被怀疑是警方告密者的内部成员。然而，在7月10日，爆破装置尚未准备好之前，警方在长枪党总部查获了大批枪支弹药，以及炸药和各种炸弹。80名极端分子遭到拘捕，其中主要是前“国家工团主义奋进会”的成员和安萨尔多的准军事人员，但是他们只被关押了3周。67尽管何塞·安东尼奥于7月份正式将安萨尔多开除出党，但是他的攻击小队针对左翼实施报复的频率和强度并未发生变化。事实上，安萨尔多仍然是他们中间的一员。

对于希尔·罗夫莱斯和萨拉萨尔·阿隆索而言，长枪党的冒险主义只不过是细枝末节。社会主义者空洞的革命威胁，已经让他们有了可乘之机。他们蓄谋利用此类言论促使力量对比向有利于右翼的方面转变，这一点已经在印刷业与农业领域的历次罢工中得到了无情的展示。希尔·罗夫莱斯明白，由拉尔戈·卡瓦列罗及其追随者控制的社会主义运动领导层，已将其宣扬的革命威胁之矛头对准了独立右翼党团联盟进入内阁这一事件。同样他也知道，萨拉萨尔·阿隆索的一系列举措已经使左翼无法取得革命的胜利。在整个夏天，警方的持续行动粉碎了革命委员会进行的大多数缺乏协调的准备工作，并且查获了左派想尽办法才得到的大部分武器和弹药。希尔·罗夫莱斯后来承认，他能够预见到社会主义者的反应，这非但没有让他迟疑，反而使他迫切想要进入政府：“或早或晚，我们将不得不面临一场革命暴动。在己方得势，而敌人还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迎来这样的暴动，总是更好的。”68

1934年晚夏，作为希尔·罗夫莱斯之战略的一个相关部分，在“公民动员”之旗帜下的人民行动青年团民兵部队开始扩充。在基于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即将来临的认知之下，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破坏罢工，并确保公共基础服务的正常运转。69“公民动员”行动的组织者和训练准军事分队的负责人是利萨尔多·多瓦尔，此人曾是国民卫队军官，因为参与1932年8月的圣胡尔霍政变而遭到驱逐。70

1934年夏，希尔·罗夫莱斯通过故意向左派寻衅的方式，巧妙操纵了一场有关加泰罗尼亚的冲突，使得政治局势进一步紧张。右翼分子因共和国在1932年给予加泰罗尼亚地方自治权而怀恨在心。这种态度体现在宪法保障法庭于6月8日下达的一项裁决中：加泰罗尼亚地方议会的一项有关延长佃农土地租约的举措被推翻。这让加泰罗尼亚和其他地方的大地主欢欣鼓舞。6月12日，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主席路易斯·孔帕尼斯将该法律原封不动地提交给议会，并将宪法保障法庭的这项决议描述为中央集权主义者利用“王室和君主主义–法西斯主义团伙的走狗”削减地方自治权的又一次尝试。71

萨拉萨尔·阿隆索反对那些钟爱妥协性解决方案的内阁成员。左翼共和派分子和很多社会党人都将加泰罗尼亚视作尚存的“真正的”共和国的最后一个堡垒。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公开发表的那些反加泰罗尼亚地方主义的言论，几乎毫无疑问地表明，如果它参加政府，那么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权就会遭到威胁。9月8日，在马德里举行的一场由加泰罗尼亚地产主联盟组织的集会上，希尔·罗夫莱斯发表了煽动性的演讲。与其他由独立右翼党团联盟的农业资本家主导的类似活动一样，这场集会也在呼吁限制工会权力，并加强政府当局的力量，而这场集会还特别指出，需要粉碎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的“叛乱行动”。72

第2天，在阿斯图里亚斯的科瓦东加，人民行动青年团在当地的古战场遗址举行了一次法西斯式的集会。公元722年发生于此地的那场战役，被认为是西班牙摆脱摩尔人统治的漫长的再征服运动的起点。集会地点的选择，象征性地将右翼之事业同传统西班牙之价值联系在一起，并将工人阶级等同于摩尔入侵者。当地社会主义者宣布进行总罢工，并试图封锁通往科瓦东加的道路，但是国民卫队为集会能够如期进行提供了保障。作为人民行动党阿斯图里亚斯支部领导人的退役陆军军官何塞·马里亚·费尔南德斯·拉德雷达，在介绍希尔·罗夫莱斯时引述了西班牙的再征服运动，而后者则在讲话中以挑战般的语气提到，需要粉碎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民族主义者的“分离主义叛乱”。73其实，老奸巨猾的希尔·罗夫莱斯非常明白，这种针对1931年至1933年间共和派–社会主义者联盟所取得的关键成果的威胁，将会促使左翼分子下定决心，阻止独立右翼党团联盟上台执政。

与希尔·罗夫莱斯一样，萨拉萨尔·阿隆索知道，独立右翼党团联盟进入权力中心将会成为社会主义分子发动革命的导火索，而己方可以顺势给社会主义者决定性的一击。9月17日，在一场争执非常激烈的内阁会议上，萨拉萨尔·阿隆索提议颁布戒严令，而这一举措的目的完全就是刺激革命罢工行动在时机未成熟的状态下提早爆发。总理里卡多·桑佩尔和农业部长西里洛·德尔·里奥·罗德里格斯对这种不负责任的轻浮行径表示抗议。国防部长迭戈·伊达尔戈要求萨拉萨尔·阿隆索辞职。

当日晚间，萨拉萨尔·阿隆索再一次给他的情人安帕罗写信讲述了日间发生的事。他明确表示，独立右翼党团联盟应该加入政府，而他的目标则是刺激左派采取行动以便顺势击垮它。

我对革命分子的计划进行了讲解。我对加泰罗尼亚问题进行过调查，客观且诚实地指出了所有的事实、所有的可能性，以及我们所做出的决定的各种后果……局势非常严峻。我不会允许任何欠缺考虑或者未经过适当准备的行动。我不得不考虑将戒严令合法化的必要举措……现政府一面遭到左翼革命分子的反对，再失去充当其票仓的重要议会党团［独立右翼党团联盟］的支持……这样的政府，拥有足够的权威去触发一场大规模的革命运动吗？74

萨拉萨尔·阿隆索在印发的述职文件中这样写道：“问题不亚于发动反革命攻势，以推动一项果决之政府意图终结邪恶的工作。”他的目标不仅仅是粉碎当下的革命尝试，而且还要杜绝左派势力在未来东山再起。75

不久以后，希尔·罗夫莱斯承认，他知晓并赞同萨拉萨尔·阿隆索意图向左翼挑衅的想法。他很清楚，如果社会主义者确信右翼势力企图建立一个陶尔斐斯式的独裁政权，那么他们肯定会付诸暴力对抗。同样他也充分意识到，革命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在12月于人民行动党各办事处的讲话中，他洋洋自得地回忆道：

我相信，在我们进入政府以后，将会立即激起一场革命运动……而当我想到将要面临的流血，我问了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没有能够进入政府，我可以让西班牙在3个月之内风平浪静。如果我们加入政府，革命会爆发吗？最好是让革命在经过充分准备之前，在它能打败我们之前发生。”这就是人民行动党的做法：诱发革命运动，与之对抗，并在政府职权范围以内将其无情粉碎。76

国防部长迭戈·伊达尔戈后来转而接受了希尔·罗夫莱斯和萨拉萨尔·阿隆索的观点。9月底，他在莱昂一处与阿斯图里亚斯相邻并且地形相似的地方组织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他怀疑革命行动将会在阿斯图里亚斯地区爆发。77当内阁讨论取消此次演习时，伊达尔戈辩称这些是必要之举，而他的理由正是革命威胁迫在眉睫。当具有革命性质的总罢工于10月初在阿斯图里亚斯真的爆发之时，西班牙外籍军团部队能够以惊人的速度从非洲调往动乱地区，其实这也暗示了军方的某些先见之明。就像伊达尔戈之后在国会中承认的那样，在演习开始前3天，他命令位于奥维耶多的第3团驻留首府不参加此次演习活动，因为他预计革命可能会爆发。78无论如何，希尔·罗夫莱斯私下已经从军方高层那里获得保证，陆军可以粉碎任何由于独立右翼党团联盟进入内阁而引发的左派分子暴动。79

9月26日，希尔·罗夫莱斯开始采取行动。由他发布的一份公报宣称，鉴于当前内阁在处理社会问题方面所表现出的“软弱”，就算不计后果，也必须组成一个有独立右翼党团联盟参加的强有力的政府。在10月1日于国会进行的一场演讲中，他迂回地表露自己的意图，宣称自己受到了维系国家稳定之愿望的驱使，并发出了明显的威胁之意：“我们已经意识到了我们在这里和在其他地方所拥有的力量。”在内阁成员因形势所迫而辞职以后，总统阿尔卡拉·萨莫拉委托莱尔罗克斯组织政府。尽管意识到右翼党团联盟的入阁已不可避免，但他还是希望只提供给对方1个部长席位。希尔·罗夫莱斯坚持要3个部长席位，他很清楚这将激怒社会党人。80

希尔·罗夫莱斯的挑衅计划经过了精心的安排。他于10月4日公布了3位内阁成员的人选，他们是何塞·奥里奥尔·安格拉·德·索霍（劳工部长）、拉斐尔·艾斯蓬（司法部长）和曼努埃尔·希门尼斯·费尔南德斯（农业部长）。安格拉·德·索霍是一位整合派天主教徒（当时梵蒂冈正考虑将他过世的母亲封为圣徒），他同时也是教会法规专家和蒙特塞拉特本笃会修道院的律师。他曾经作为公诉人，负责对《社会主义者报》进行大规模查抄，并课以高额罚金。而且，作为加泰罗尼亚右翼人士的他，还是当地执政党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党的死敌。在1931年担任巴塞罗那地方长官期间，他的毫不妥协的破坏罢工之政策，加快了全国劳工联盟迈向武装暴动的步伐。几乎没有什么能比选择安格拉·德·索霍更让左翼人士怒不可遏的了。加泰罗尼亚左翼共和党甚至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去面见阿尔卡拉·萨莫拉，并恳请将此人排除在候选名单之外。希尔·罗夫莱斯断然拒绝了总统的建议。81来自潘普洛纳的独立右翼党团联盟之国会议员艾斯蓬，则同卡洛斯派分子关系密切。于是可以猜测，来自巴达霍斯的国会议员希门尼斯·费尔南德斯，必然是该省那些气焰嚣张的地主的忠实代理人，就像萨拉萨尔·阿隆索那样；而且作为农业部长，他很可能会加大针对收获季节罢工的恐怖镇压的力度。然而关于这位部长的猜测却是错误的，因为他是一位属于稳健派的基督教民主人士，但是关于巴达霍斯省地主阶级的猜测却是对的。在1936年的大选中，希门尼斯·费尔南德斯因为其相对开明的政策而未能成为巴达霍斯省的国会议员候选人，因此他不得不在塞哥维亚省参加竞选。82

社会主义者有充分的理由担心，新一届内阁会贯彻执行萨拉萨尔·阿隆索推行反动统治的决心。毕竟，到7月底为止，在激进党执政的315天里，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时间共计达222天，这意味着宪法保障实际处于中止状态。在宪法正常生效的93天里，又有60天处于1933年末的选举期间。实施新闻审查、对报社课以罚金甚至查封报社、限制结社自由、将几乎所有罢工宣布为非法、为法西斯主义者和君主制拥护者的活动提供保护、削减工资和取缔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社会党占多数的市镇议会，所有这些都被视为构筑“白色恐怖政权”之举。这些就是在10月1日的演讲中被希尔·罗夫莱斯斥为“软弱”的政策。于是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得出结论，他企图施行的必然是更加具有压迫性的政策。83

在9月份的最后几天，仍然寄希望于说服总统通过提前举行大选的方式解除危机的社会党，在报纸上发出了孤注一掷但却空洞的威胁。《社会主义者报》暗示革命行动之准备工作在顺利推进中：“我们的武装力量正在等待战斗动员，我们的国际计划与实现社会主义的计划也正待完成。”84在当月月底，该报在社论中发出了言辞激烈的反问：“任何倒退之举、任何企图恢复过时政策的做法，都将不可避免地面对社会主义者的反抗，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反而还要我们提醒吗？”85然而很明显，担任《社会主义者报》社长的思虑周全的胡利安·苏加萨戈伊蒂亚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运动团体对于进行一场与国家机器对抗的革命完全没有准备。如果他的上述社论不是缺乏理智的不负责任之举——苏加萨戈伊蒂亚是普列托的忠实支持者而非极端分子——那么它们就是向总统发出的孤注一掷的最后警告。

拉尔戈·卡瓦列罗的革命委员会对于夺取政权毫无准备，而且“革命民兵”既没有全国性的领导，也没有地区性的组织。他将希望寄托于虚张声势的革命恫吓，以期阻止阿尔卡拉·萨莫拉邀请独立右翼党团联盟加入政府。当委员会于10月3日接近零时许接到独立右翼党团联盟参与组阁的消息时，拉尔戈·卡瓦列罗拒绝相信，并且命令各地的社会党组织按兵不动。只有当消息的真实性已经不容忽视时，他才极其不情愿地承认现在已经别无选择，而之前口头的革命威胁必须付诸行动。86

在整个1934年间，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的领袖们卷入了一场运动战。在萨拉萨尔·阿隆索的支持下，希尔·罗夫莱斯属于更为强势的一方，同时他借助手腕与耐心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社会主义者由于实力相对较弱而被迫诉诸各种空洞的革命威胁，最终他们落入了这一境地，即他们必须实现这种威胁。结果是灾难性的。

经历了1934年前9个月里接二连三的罢工失败之后，社会主义者在始于1934年10月4日早晨的一系列事件中，必然也是所图有限。他们的目标是保卫在1931年至1933年间发展起来的共和国之理念，使其免遭独立右翼党团联盟之专制主义野心的侵袭。在独立右翼党团联盟进入内阁之后不久，左翼便行动了起来：加泰罗尼亚地区成立了存续仅10个小时的独立共和国；马德里发生了乱哄哄的总罢工；阿斯图里亚斯的一个无产阶级公社宣布成立。在阿斯图里亚斯，起义者面对正规军的进攻，在激烈的战斗中坚持了两周之久，他们的“成功”要归功于当地山区的地形和矿工们的特殊技能。然而，除此之外，在那个10月里，整个西班牙的基调是散漫杂乱的。发生于当月的那些事件，甚至包括阿斯图里亚斯的激烈冲突在内，都无法证明左翼方面为革命暴动进行了充分准备。事实上，在危机期间，社会党领导人自始至终都在压制其追随者的革命热情。87

为了让总统有时间改变主意，劳工总会领导层于10月4日提前24小时通知政府他们将在马德里举行和平总罢工。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派分子主动提出可以帮助发起一场革命暴动，该提议被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样一来，新政府要想逮捕劳工领袖和拘押军警队伍中的可疑分子就轻而易举。在未接到进一步指示以前，马德里的社会党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工会成员只能选择离开工作岗位，而不是走上街头展示自己的力量。军方接管了公共基础服务——士兵根据他们参军之前的职业加以分类——面包店、右翼报纸和公共交通的运作也基本维持正常。那些设法逃脱逮捕的社会党领导人不是像拉尔戈·卡瓦列罗那样躲了起来，就是像普列托那样被迫流亡国外。他们的追随者则留在大街上等待指示，罢工在一周之内渐渐消失。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口号最终烟消云散。与军中同情者合作的希望也未能实现，少数携带武器的激进分子察觉局势不妙，很快就将罢工者抛弃。在首都地区，零星的狙击火力与大规模逮捕行动就是所谓革命战争之暴风骤雨的全部。88

在加泰罗尼亚，在“劳工同盟”（Workers’Alliance）的大旗下，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左翼团体同社会党人并肩作战，事态发展也就更激动人心。各地的革命委员会接管了多个村镇，然后等待着永远也不会到来的来自巴塞罗那的指示。89在加泰罗尼亚的首府，孔帕尼斯于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勉强宣布加泰罗尼亚为“西班牙共和主义联邦之内”的一独立国家，这么说是为了抗议右翼背叛共和国的种种行为。隐藏在其英雄般的姿态背后的动机却是复杂而矛盾的。想到马德里的局势发展，他当然会感到担忧。但是，他也面对着来自加泰罗尼亚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压力，他需要迎合公众的要求，采取行动反抗中央政府。与此同时，他还想预先采取行动以阻止革命的爆发。因此，他并未动员地方政府自己的力量去对付加泰罗尼亚武装部队指挥官多明戈·巴泰特将军。他也拒绝向工人阶级提供武器。于是，在将大炮推入市区狭窄的街巷之后，巴泰特将军得以在加泰罗尼亚宣布独立的短短10小时后，也就是10月7日凌晨，与走投无路的地方政府商讨其投降条款。90右翼整体，特别是佛朗哥，因巴泰特将军未能给予加泰罗尼亚人以“血的教训”而耿耿于怀。91

阿斯图里亚斯的情况有所不同。当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进入政府的消息于10月4日下午晚些时候抵达矿区之后，普通工人群众立即带头行动起来。在那里，矿工们终于战胜了党派间的分歧而团结起来；劳工总会（社会党劳工组织）和全国劳工联盟（无政府主义者组织）都汇聚在“劳工同盟”的大旗下，西班牙共产党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进来。事实证明，社会党领导层从未真正对革命行动详加考虑，因为即便在阿斯图里亚斯地区，暴动也并非始于作为该党大本营之一的奥维耶多，而是首先在米耶雷斯、萨马–德兰格雷奥和波拉–德莱纳等外围地区爆发。类似情况也发生在巴斯克地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情况只发生在埃瓦尔和蒙德拉贡等较小的市镇。除了蒙德拉贡，在毕尔巴鄂和巴斯克的其他地区，工人武装只是在徒劳地等待来自领导层的指示。在起义期间，阿斯图里亚斯矿业工会主席阿马多尔·费尔南德斯一直留在马德里；10月14日，不明普通工人群众眼下状况的他正试图寻求和平，并与当局协商投降条款。92

社会党领导层的举棋不定与希尔·罗夫莱斯的坚决果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事实上，正像他后来承认的那样，无论在十月革命期间还是随后，他一直在蓄意向左派进行挑衅。10月5日，当社会党还在犹豫着希望寻求妥协时，新组成的激进党–独立右翼党团联盟政府丝毫没有表现出和解的意愿，他们似乎已经下定决心要镇压左翼分子。在与3位部长举行的一次会议中，希尔·罗夫莱斯明确表示他并不信任总参谋长卡洛斯·马斯克莱特将军，他将后者视为危险的自由主义分子；同时他也不信任负责在阿斯图里亚斯地区恢复秩序的爱德华多·洛佩斯·奥乔亚将军。然而，在10月6日的内阁会议上，他们提出的有关派遣佛朗哥接管阿斯图里亚斯地区之军事行动指挥权的议案遭到否决，阿尔卡拉·萨莫拉、莱尔罗克斯及其他较为倾向自由主义的内阁成员的观点占据了上风。93然而，佛朗哥最终还是参与了镇压行动，并将他手中的残酷手段施加在反叛者身上。

希尔·罗夫莱斯主张用最严厉的手段对付叛乱分子。10月9日，他在国会发言中表达了对政府的支持，并且极力建议关闭议会直至镇压行动结束。这样一来，镇压革命的行动将不声不响地完成。没有谁会在国会中提出质疑，新闻审查也只针对左翼报纸——尽管右翼报纸充斥着根本不存在的记载左派分子之野蛮暴行的恐怖故事。作为独立右翼党团联盟内部为数不多的一名真诚的社会天主教徒，新任农业部长曼努埃尔·希门尼斯·费尔南德斯在10月12日给农业部的幕僚人员讲话时以一种持不同政见者的口吻说道：“这场反对国家政权的动乱，其始作俑者不是街头的反叛分子而是我们。我们的国家因为持续不断地忽视其对全体国民的责任，已经给自己制造出了很多敌人。”94十月动乱期间双方的暴力行径和紧随左翼失败之后爆发的残酷迫害，致使现存的社会仇恨加深到以往无法想象的程度。

起初，由于佛朗哥在非洲殖民战争期间的残暴表现，总统阿尔卡拉·萨莫拉拒绝正式委任其为阿斯图里亚斯地区部队的总指挥官。然而，来自激进党的国防部长迭戈·伊达尔戈坚持己见，任命佛朗哥为自己的“个人技术顾问”，以非正式的手段给予后者此次行动的控制权。他把自己的参谋部边缘化，同时却毫无保留地认可并签署由佛朗哥起草的命令。95国防部长的决定非常不合常规，但也可以理解。佛朗哥对阿斯图里亚斯地区的地形、交通情况和军事组织都知之甚详。佛朗哥曾经随部队在那里驻扎，并且参加了对1917年总罢工的镇压行动。由于他的妻子卡门·波洛就是阿斯图里亚斯人，所以他在结婚之后也是那里的常客。正如阿尔卡拉·萨莫拉所担心的那样，佛朗哥将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工当成桀骜不驯的摩洛哥部落民来对待，这让西班牙右翼感到欢欣鼓舞。

佛朗哥在阿斯图里亚斯事件中的处置手段深受其信仰之影响。在来自日内瓦的《反共产国际联盟通讯》的不断灌输下，他坚持认为工人起义得到了“其莫斯科代理人的精心安排”，而社会主义者“在赤色分子的专门指导下，幻想着他们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96佛朗哥与其他很多极右翼分子相信这一点，所以动用军队对付足可称之为外敌的西班牙平民完全合情合理。

凭借在马德里国防部电报房设立的一个小型指挥所，佛朗哥可以利用船舶与铁路大肆调兵遣将，对革命进行镇压。97有很多较为开明的高级官员从人道主义角度考虑，对投入正规军且不遗余力地打击平民群体感到犹豫不决，但是佛朗哥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为他在历次殖民战争中奠定成功基础的那种冷酷无情，再次被他拿来解决当前的危机。在他一开始下达的那些命令中，有一条就是轰炸与炮击矿区市镇中的工人阶级聚居区。他无视西班牙右翼价值观的核心象征，也就是西班牙摆脱摩尔人统治的再征服运动，相反，他将整船的摩洛哥雇佣兵运往阿斯图里亚斯，而那里是伊斯兰新月旗帜从未飘扬过的地方。佛朗哥对派遣他们上阵并无抵触之感，因为他将西班牙本土左派劳工视为等同于摩尔人的劣等种族，就像他在摩洛哥使用当地招募的佣兵，即“土著正规军”，来对付里夫部落民那样。起义被镇压之后，他曾前往奥维耶多访问，其间在同某新闻记者的一次谈话中，他再次重复了奥内西莫·雷东多的观点：“这是一场边境战争，而前线上的敌人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任何攻击文明并企图用野蛮取而代之的东西。”98尽管佛朗哥在北部镇压行动中使用了殖民地部队，右翼报纸仍然将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工描绘成“犹太–布尔什维克之外来阴谋”的傀儡并且在使用这一表述时丝毫没有反讽的意味。99

就像在摩洛哥的情况一样，殖民地部队的行动目标就是通过恐怖手段威吓起义民众。西班牙非洲军团掀起了一波恐怖风潮，他们所使用的手段更像是要进入摩洛哥村庄进行扫荡，而非是要对付穷途末路的阿斯图里亚斯起义者。部队将捕获的左翼分子作为人盾掩护其推进。在佛朗哥的死党胡安·亚圭·布兰科中校的指挥下，摩洛哥作战分队随意射杀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儿童。这让武器很差的革命者士气低落。超过50名男女俘虏（其中有不少还是伤员）经过刑讯后立即在奥维耶多总医院的空场上被枪决，他们的尸体则被扔进焚尸炉烧毁。另有数人未经审判就在佩拉约兵营被处决。其他被关押的俘虏遭到折磨，女性俘虏则遭到强奸。在采矿小镇卡瓦因，20具尸体被焚毁，以消除被捕者遭到拷打的证据。住宅和商店遭到洗劫，手表、首饰和衣物被扫荡一空，无法随身携带的物品则被毁坏。100

殖民地部队的所作所为导致洛佩斯·奥乔亚将军与佛朗哥及亚圭之间出现了严重对立。严于律己的洛佩斯·奥乔亚曾担任阿斯图里亚斯地区武装力量的作战行动指挥官。他坚持认为，由资历不如他的佛朗哥全权负责1934年镇压叛乱的行动是不恰当的（这一想法是正确的），因为后者的唯一仰仗就是同迭戈·伊达尔戈的私交。佛朗哥、亚圭与很多右翼分子担心，洛佩斯·奥乔亚作为一个共和派分子和共济会员，会设法用尽可能少流血的方式来平息这场起义。他们的确有理由怀疑。尽管洛佩斯·奥乔亚容忍了利用装满俘虏的卡车掩护部队推进的做法，但总体来说，他在行动中还是较为克制的。亚圭派出密使前往马德里，在佛朗哥和希尔·罗夫莱斯面前抱怨洛佩斯·奥乔亚秉承人道主义对待矿工的做法。对于洛佩斯·奥乔亚与矿工领袖贝拉米诺·托马斯达成协议，以及他要求外籍军团和土著正规军停止前进，以达成体面和不流血的投降的做法，他们3人感到暴怒不已。101佛朗哥有多么怀疑洛佩斯·奥乔亚，就有多信任亚圭，他允许后者在占领希洪和奥维耶多后实行即决处决。102

有一次亚圭甚至用手枪威胁洛佩斯·奥乔亚。103几个月之后，洛佩斯·奥乔亚将军跟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胡安–西梅翁·比达特见面，谈起了他在约束外籍军团之谋杀行径时遇到的麻烦：

一天晚上，外籍军团士兵从位于萨马的监狱中提走了27名被关押的工人。他们只射杀了其中三四个人，因为枪声在山间回荡，他们害怕游击队会突然出现。于是，为了避免这种危险，他们极其残忍地将俘虏斩首或绞死。他们砍下了俘虏的手脚、耳朵、舌头，甚至生殖器！几天以后，我非常信任的一位军官告诉我，有军团士兵戴着用卡瓦因遇害者的耳朵穿成的“项链”。我立即命令将他们关押并处决。那就是我与亚圭爆发冲突的根源。我命令他将他的人从河谷地带的采矿区撤出，并要求他约束手下不得离开首府奥维耶多。我要求他承诺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人员丧生事件负责。对叛乱分子的审理工作由各地法院进行。我还得处理那个来自休达的摩洛哥正规军步兵营（tabor）犯下的罪行：强奸、谋杀、抢劫。我下令处决6名摩尔士兵。这给我带来了麻烦。情绪极其激动的国防部长要求我做出解释：“你怎么胆敢未经军事法庭审判就枪毙我手下的士兵？”我回答说：“我正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104

发生于1934年10月的事件，让左翼民众与治安部队，尤其是与国民卫队和部分陆军单位之间的敌意进一步加深。阿斯图里亚斯的起义者明白，要控制矿区河谷地带，他们必须击败国民卫队。于是，在对首府奥维耶多发动进攻之前，他们率先袭击了地方上的多个兵营，以期消除这一威胁。这些小型的战斗，其过程非常激烈，而且未能速战速决。最为血腥的冲突发生在奥维耶多以东17英里（约27千米）的萨马–德兰格雷奥和以南50英里（约80千米）的坎波马内斯。在萨马，作战持续了36个小时，有38名国民卫队官兵被杀。在坎波马内斯的战斗中，国民卫队中有12人丧生，7人受伤。105在阿斯图里亚斯起义期间，国民卫队中共有86人丧生，77人受伤。突击卫队中有58人丧生，54人受伤。陆军方面的伤亡数字为88死，475伤。其他安全部队的损失为24死，33伤。可以将这些数字与民众方面的损失相对比：有近2,000名平民丧生，其中大多数均来自工人阶级。106

1934年10月，在西班牙其他地区只有零星冲突发生。然而，在阿尔瓦塞特省的比利亚罗夫莱多和塔拉索纳–德拉曼查，在对当地市政厅和其他公共建筑的攻击中却出现了一些伤亡。在比利亚罗夫莱多，当秩序由国民卫队恢复之时，有4人被杀；国民卫队并未蒙受任何伤亡。当年夏天早些时候，在塔拉索纳，来自社会党的市长被阿尔瓦塞特省的省长撤职，后者是隶属激进党的何塞·阿帕里西奥·阿尔维尼亚纳。此时，前者的右翼继任者在冲突中身负重伤。阿帕里西奥·阿尔维尼亚纳对此的回应就是派遣国民卫队前去增援。在保卫市政厅期间，有1名国民卫队士兵和数名当地警察被杀。该省其他地方几乎未受革命运动的波及。107

在萨拉戈萨省，发动总罢工的号召被全国劳工联盟无视，于是失败也就理所当然。然而，在被称作“山谷五镇”地区的马连、埃赫亚–德洛斯卡瓦列罗斯、陶斯特和温卡斯蒂略发生了流血对抗事件，这里也是阿拉贡在共和国时代中社会冲突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这里是一个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的谷物产区，为数不多的地主占有大量产业。在19世纪，这里的传统公地被以法律名义、通过各种欺诈手段由私人圈占，如今当地的临时雇工只有获得地主的准许，才能在公地上耕作以维持生计。1933年11月残酷暴力的选战与1934年6月收获季节的罢工导致该地区阶级仇恨加剧，而这在10月5日和6日的冲突中有所反映。108在马连镇，1名国民卫队士兵被杀，另有1人受伤，还有1位镇民遭枪击身亡。在埃赫亚，有1名国民卫队士兵和1名平民受伤。在陶斯特，一个革命委员会接管了该镇，当地国民卫队兵营遭到攻击。革命分子被一个团的正规军部队击溃，后者用机枪和1门大炮朝他们开火。有6名平民被杀。109

在“山谷五镇”地区，最严重的暴力事件发生于温卡斯蒂略，这是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仅有3,000名居民的小镇。10月5日（星期五）清晨，来自劳工总会萨拉戈萨支部的使者带着举行革命总罢工的指示抵达那里。温卡斯蒂略的镇长，温和派社会党人安东尼奥·普拉诺·阿斯纳雷斯告诉他们这无疑是疯狂之举。他并非狂热的革命分子，而是一个少有的温文尔雅之士，他擅长对农业改革中复杂的官僚机构的运作加以引导。由于他在推行工作机会平等分配、确立合理工作之条件、恢复上个世纪从村落集体手中巧取豪夺的部分公地的公有使用权，以及改善当地学校状况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他已经招致了本地地主们的仇恨。然而，与其建议相反的是，来自萨拉戈萨的鼓动者的敦促却得到了当地劳工的热情响应，他们中有很多人处于失业状态，他们的家人正在挨饿。

上午6点，当罢工者要求当地国民卫队兵营缴枪投降时，国民卫队指挥官维多利诺·基尼奥内斯中士对此予以拒绝。普拉诺前去同基尼奥内斯中士谈话，后者说他的手下都忠于共和国，但是他们不会投降。他们的态度都非常恳切，而且，尽管未抱多大希望，普拉诺还是设法劝阻他的伙伴们不要采取过激行动。事实上，他刚一离开兵营，包围这座建筑物的罢工者就开了火，在接下来的枪战中，7名国民卫队人员中有2人被杀，基尼奥内斯中士和另外1人身负重伤，还有1人被打瞎了眼睛。其余2名士兵则坚持战斗至增援部队抵达。安东尼奥·普拉诺打着白旗走出住所，试图与增援部队进行对话，但是后者开了枪，他只得逃到附近的田野中。在战斗期间，一位当地极有权势的地主，安东尼奥·莫拉的家也遭到攻击，因为他拒绝向罢工者交出武器。在接下来的冲突中，莫拉的侄女受伤，而他本人则开枪打死了一个烧毁其车库并破坏其小汽车的罢工者。当国民卫队赶到现场驱散罢工者时，他们正企图放火把他从屋内逼出来。在众多受伤的罢工人员中，有一人伤重不治，于10月8日身亡。110

在西班牙全境，国民卫队在1934年10月起义中的战斗损失为111死和182伤，其中绝大部分伤亡发生于阿斯图里亚斯地区。111这一记忆将会影响内战期间国民卫队所扮演的角色。而更为直接的影响，则体现在对革命分子的处置上。在阿斯图里亚斯起义中的矿工宣布投降以后，接下来的镇压行动由时年44岁的国民卫队少校利萨尔多·多瓦尔·布拉沃监管，此人在阿斯图里亚斯地区对左派的极端敌视是有案可查的。其实，在国民卫队的圈子中，他已被普遍看作对付阿斯图里亚斯地区左翼颠覆行动的专家。他曾于1917年至1922年间在奥维耶多服役，升任上尉后，从1926年直到1931年，他负责指挥希洪的卫戍部队。他因为在处理罢工和骚乱时的凶狠表现而恶名昭著。1930年12月15日，在那场旨在终结贝伦格尔将军之独裁统治却最终失败的总罢工中，他卷入了在希洪发生的一次流血事件。罢工者试图拆除在一座耶稣会教堂外壁上的、为独裁者米格尔·普里莫·德·里韦拉将军歌功颂德的牌匾。耶稣会方面向示威者开枪射击，打死、打伤各一人。于是暴民纵火焚烧教堂，国民卫队则在接报后出动。多瓦尔指挥骑兵冲击罢工人群。之后，他授意对罢工人士进行野蛮殴打，以强迫他们指认暴动的领头者。在1931年4月，他曾计划用多挺机枪击退侵袭其兵营的工人。担任希洪当地报纸《西北报》（El Noroeste）主编的保守派共和党人安东尼奥·奥利韦罗斯对多瓦尔非常了解，他曾这样写道：“在我看来，多瓦尔在为国效力方面拥有罕见的天赋。他胆大包天，他对于‘职责’的独特理解导致他犯下了恶劣之极的罪行，当然，这也解释了为何他在获取证据时会经常对嫌疑人施暴。”112

后来，多瓦尔卷入了1932年8月于塞维利亚爆发的那场失败的“圣胡尔霍政变”。尽管多瓦尔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而遭受停职处分，但是1934年4月24日通过的大赦令让他获得了赦免。在被派到得土安之后，他暂时负责训练人民行动青年团的民兵部队，一直到同年9月19日。11月1日，多瓦尔被任命为“国防部于阿斯图里亚斯暨莱昂诸省恢复公共秩序之特派员”。迭戈·伊达尔戈在佛朗哥的特别推荐下做出了此项任命，后者非常清楚多瓦尔的手段，以及他在刑讯方面的本事。他们俩自小相识，他们不但是费罗尔海军预备学校的同学，还是托莱多步兵学院的同学，到1917年又同在阿斯图里亚斯服役。113经伊达尔戈本人的书面授权，多瓦尔获准可在阿斯图里亚斯地区自由行事，而不受任何司法、行政和军事方面的约束。以“抗击左翼的十字军战士”而闻名的他，在该地区中上层阶级中间深受欢迎。

佛朗哥深知多瓦尔会以血腥与残忍的手段来执行任务，不出他所料，多瓦尔所营造的恐怖令国际舆论感到震惊。114很快就出现了有关多瓦尔滥用其权力的报告。11月15日，顽固的保守派人士，国家保安总长何塞·巴尔迪维亚·加尔西–博龙不得不派出他的下属，身为督察官的阿德罗韦尔前去调查。阿德罗韦尔被多瓦尔以武力逐出阿斯图里亚斯。基于上述情况和大量有关多瓦尔之暴行的情报，巴尔迪维亚上尉向新任内政部长埃洛伊·巴克罗（激进党人）施加压力，要求后者将多瓦尔免职。12月8日，赋予多瓦尔的特别权力被废除。5天之后，他被调回了得土安。115

与此同时，在萨拉戈萨的温卡斯蒂略，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逃亡的镇长安东尼奥·普拉诺被抓住，并遭到国民卫队士兵的痛殴。在镇子上有110人被捕，他们在被国民卫队解往省城接受审判之前遭到酷刑的折磨。116普拉诺任职期间取得的成果被推翻。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温卡斯蒂略的国民卫队展开报复行动。许多民众因为无足轻重的理由而遭到关押与殴打，新任右翼镇长甚至为此提出了正式投诉。毫不令人意外的是，官方调查显示，没有制止这些行为的理由。在1935年2月和3月里，有110名被控参与10月5日和6日之暴动的镇民接受审讯。案件之审理严重偏向国民卫队与当地豪强人物安东尼奥·莫拉。起诉人的目标是将一切相关责任都锁定在镇长身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深受民众尊敬且持和解立场的普拉诺，被丑化成一个受仇恨驱使的共和国叛徒。他的辩护律师指出，如果连国民卫队都无法阻止革命暴动，那么指望普拉诺单枪匹马就能搞定此事显然非常荒谬。

尽管如此，法庭还是于1935年3月29日认定普拉诺为暴乱领导者并犯有武装叛乱罪。于是他被判处死刑。包括副镇长在内的14位平民被判处终身监禁。另有48名镇民被判处12年到2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在这些判决宣布以后，当地民众与国民卫队之间的对抗愈演愈烈。在左倾自由主义立场的人民阵线联盟于1936年2月获得大选胜利之后，安东尼奥·普拉诺与其他人一起获得赦免，他官复原职并恢复了之前的各项改革举措。117当地豪强地主对此怒不可遏，内战开始后，他们将实施极为可怕的报复行动。

注释

71关于孔帕尼斯的讲话文本，参见Frederic Escofet, Al servei de Catalunya i de la República, 2 vols (Paris: Edicions Catalanes, 1973) I, pp. 199–205；Edgar Allison Peers, Catalonia Infelix (London: Methuen, 1937) pp. 222–8；Manuel Azaña, Mi rebelión en Barcelona (Madrid: Espasa-Calpe, 1935) pp. 2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