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从大码头上岸，是一大块空地。老人说是村口，不老的人说是供销社门口，现在好像都说是供销社门口了。不错，是村口，南河上的大桥就位于村口的中间。大队档案中存放的地契，标着这块长方形土地的尺寸。我算算，差不多三百平方的样子。你不能不惊叹当年胡鹤义父亲发家时对这个地方的规划。现在我看到的供销社，它的外部形状像一个“凸”字，站在外面看，似乎是三幢房子的结构，进了门，中间是一个宏大的厅堂，两侧分别有三根像大人腰一样粗的木柱子。从厅堂北门进去，是一个花园般的天井，两侧是东西厢房，走过小径，就是胡家的堂屋，接待客人的地方。第三进是主人起居之所。等到我能够在第一进房子走动时，厅堂的东侧，成了百货柜台，西侧的柜台专门卖布匹。第二进是供销社的仓库，第三进是员工的宿舍。东厢房是厨房，西厢房堆放杂物。方小朵他们父女俩过来后，西厢房成了他们家的宿舍。

地主胡鹤义父亲在门前留下这么大的一块空地，算是大手笔了。怀仁的这位老东家说：“留块地方舞龙灯，唱唱戏。”外公年轻时候就在庄上舞龙灯的队伍里，独膀子是敲锣的人。等到胡鹤义从少东家变成东家时，他改变了老东家的奢华气派。那个大堂，除了用于胡氏宗亲的餐会外，他还办起了私塾。李先生曾经是这里的私塾先生。门前的空地，仍然舞龙灯，搭台唱戏，但一年只舞一次龙灯，戏台子也搭不了几次。这块空地成了乡村日常生活的舞台，它敞开着，各色人等从这里走过，停下，在这里聚集，也在这里散伙，从那时，一直到现在，只是台上表演的内容不同。我第一次表演，也是在这里。

根叔一直说我第一次登台是他扶我站在椅子上的。我记得根叔和疤眼一样，最初也是拿着麻绳去绑人的，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只参加了一天活动。我一直回忆我在这个村庄的出场方式。我知道这很可笑，但在不断的回忆中，我摸清了自己的来龙去脉。许多人糊涂一辈子，一个人今天的样子其实与昨天有些关系。根叔比划着说：“你当时这么高，芝麻秆一样高。”他说话时的声音闷在鼻子里。芝麻秆参差不齐，我是高的那一根。根叔再次比划时，我的个子已经高出天井里的那棵桃树了。桃树是去年栽下的，好像没有我长得快。奶奶说，这孩子疯长了。

我差不多重复了父亲当年站在这个码头上的疑问，这条河怎么没有名字？镇上的河都有名字，镇东的那条河叫牛河，镇西的那条河叫小西溪。码头南面的这条河村上的人习惯称它南河，庄北的那条河则叫北河。庄子的东西两侧分别是东泊和西泊。如果用线条表示，这个庄子是在南北两条线、东西两个圆圈之间。这个村庄的祖先，当年选了这个地方做庄。庄的东西南北，以天地玄黄命名了四片农田。农田里聚聚散散的民居，我们叫舍。庄和舍拼在一起，就是村庄。我住在庄上，勇子、李先生、三小，他们住在舍上。我后来知道，革命烈士王二大队长和勇子的祖父是舍上的邻居。

南河西边出了西泊有一条河，河向南再向西，可连通到镇上。东泊与南河没有衔接，南河向东穿过进胜大队。进胜之前叫圣堂庄，一个非常奇怪的名字。父亲说，圣堂庄上曾经有一座教堂，生我的那一年，大跃进中拆了。庄后的河也就是北河，西边融通了西泊的北水面，东边拐了个弯子向东北，流到吴堡大队，拐向东南，便是东泊。大队要在东泊围湖造田了。平时大家说到的河，基本上是专指庄前的那条河，水码头也是专指庄前桥西的大码头。大码头向西，就是西码头，怀仁老头儿就住在西码头的岸上。再向西，我们叫西曲口，外公的老屋就在西曲口上面。西曲口早就废弃，当年游击队王二大队长常常在夜里从西曲口上岸。王二大队长在外公的老屋住过，母亲说，他有驳壳枪。大桥北岸向东，还有一座小码头，我们叫它东码头。土改后，地主胡鹤义就住在通向大码头的巷子里。庄上人有什么大事，或者外地的船过来，都停靠在大码头，就是我现在坐的这个码头。

如果以供销社为中轴线，供销社东边的巷子叫东巷，因为大队部在这条巷子里，大家又称它大队巷子。大队部是一座南方式的四合院，从前，地主胡鹤义就住在这个院子里，村庄的人叫它西院。穿过大门进去是天井。东厢房可能改造过，只有南边一个门楼，北边一间房子，这间房子现在是大队的油印室，进门时就闻到油墨味。坐北朝南的房子有三间，中间是会议室，东边一间是办公室，西边一间是客房。公社、县里来人就住西边的房间。南边的一进，小间是储藏室，大间是展厅。西厢房是电话间，值班的人也睡在这里。我第一次跟小姨走进这个院子时，还有点胆怯。因为晚上要表演，小姨说要到大队部去化妆一下。在会议室，小姨指着东墙上的挂钟说：“这是外公走了一夜的路，从县城捧回来的。”那一年，我们的合作社是县里的先进。我没有想到，过了几年，我会在这间油印室忙碌，起早带晚刻蜡纸，然后滚动油印的墨筒。大队部对面的院子是胡鹤义家的东院，他的两个儿子若鲁和若愚从前住的地方，后来有一段时间成了我们村庄的小学。东院北面并排三进房子，南面并排两进，一进是当年的粮库，我在那里读到小学毕业。我们家住在供销社西巷，再往西的巷子也一样没有名字。东巷热闹，不仅因为有大队部和小学，还因为供销社东墙张贴布告、通知，大字报也都贴在东墙上。那年我在大字报上看到了外公的名字，有人揭发他，还说到满月后的我。我很慌张，烂猫屎都看出我的眼神不对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喜欢反复看供销社墙上张贴的布告。我看到一个又一个反革命在布告中被逮捕、被枪毙，布告栏上的红叉叉让我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和慌张。如果去镇上，我总会找理由一个人去公社门前的布告栏前看布告。我特别喜欢白纸上庄重写着的美术字，那时我还分不清黑体、仿宋、楷体。我现在甚至觉得，布告简洁的文字在那时几乎影响了我的作文。我说我慌张，是因为有时我觉得罪犯的名字好像是我熟悉的，再仔细辨认，罪犯的名字与我熟悉的人没有任何关系。少年的我，除了喜欢看自己的成绩单外，就爱读布告。而在外公的名字也出现于墙上的大字报上后，我尽可能不从这边路过。一九七三年的冬天，教我们音乐课的张老师被逮捕了，他时常在夜间收听敌台，而且给香港的特务组织寄信，被公安机关侦破了。下午最后一节课上，他被叫到校长办公室，铐了手铐，全校哗然。当他的名字在布告上出现时，我和所有的同学都低下头走过去。

庄上的每条巷子都铺了砖头，即使临近东泊的那条巷子也是整齐的砖头小路。西头老太，也就是我母亲的奶奶，她说这几条巷子是她嫁到庄上那年秋天重新铺的：“这些砖头烧得很老，我嫁过来时铺的，还是那个样子，你看多少年了。”我不知道老太哪年嫁过来的，她也说不清，只说是有皇帝的清朝。后来我算清楚了，这些砖头的年岁肯定大于外公。西头老太和叔外公一家住在西曲口上，我就这样把方位和辈分合在一起，叫老人家“西头老太”了。父亲的奶奶在镇上，我就喊她“老太”。我上小学一年级放学回来就烧饭，那时烧稻草和棉花秸，容易着火，母亲不放心，请西头老太坐在我旁边，以防火警。八十多岁的西头老太挪着小脚走过来，看我烧饭，跟我说些闲话。我问她，每条巷子靠近住家门口的地方，为什么总有畚箕大的地方不铺砖头？西头老太说，那是挖掉的。挖了干吗？挖了埋脐带，小儿生下来，接生婆剪断的脐带，就埋在巷子里。西头老太的这个说法让我好奇。在我读初中以后，村上的女人生孩子，都到公社卫生院了，小儿的脐带都扔进池子里。如果连死也算上，我们这一代以上在乡下落地的人，生命中有两次入土的机会。

“村庄”这个词在多数地方往往是连在一起说的，可我们不是这样，村是由庄和舍组成的。庄子之外的地方叫舍，舍在农田之中。城里人说“农舍”，我们自己不会加“农”字，如果叫农舍，庄子就得叫农庄了。在舍上，如有三五个人家住在一起，这样的小舍又叫墩子。勇子家就在墩子上，姓杨的多，我们叫它杨舍。有舍的地方也有河，通常只有一条河。庄上的房子几乎都是瓦房，一色的青砖小瓦，祖上留下来的，后人再修修补补，那时翻建的很少。舍上的房子几乎都是草房，墙是半砖半土，更早之前全是土坯墙。有土墙的地方，在春夏之交便有无数的蜜蜂飞来。土墙上的小眼子是蜜蜂的栖息之地，它们会从那里出发，飞向周边的田野，去亲近遍地黄灿灿的菜花和绿油油的麦苗。我们几个小伙伴在太阳当头，或在太阳西沉时，拿一只小的药瓶子，瓶口对准土墙的小眼子，过不了多久，蜜蜂就会钻进瓶子里，若是长久不出来，就用麦秸或者青草在眼里挖一下，随即把瓶口贴近小眼子，蜜蜂便仓皇撞进瓶中。我们用大拇指盖住瓶口，听蜜蜂在瓶子中嗡嗡叫。李先生家那堵土坯墙上，都是蜜蜂钻过的眼子。

土墙里的籽还会长出我们叫不出名字的草和藤。土墙像老人发黄的脸，草和藤是头发和胡须。我看到成片的土坯房，是在姨奶奶家。一个炎热的夏天，跟母亲去看她的姨娘，住在姨奶奶家土坯墙草屋顶的房子里，如同睡在田边的瓜棚下一样，又好像泡在井水里一般，有透心的清凉。这个叫台南公社的地方，便是传说中天仙配的故乡，那里的田野里到处长着槐树。姨奶奶家是董永的乡邻，我的几个舅舅和他们邻居的男人都像憨厚的董永。七仙女上天时，一只鞋子掉在这里，这地方叫“东鞋庄”。我问姨奶奶有没有西鞋庄，姨奶奶说：“有啊，你大舅母就是西鞋庄的。”我后来知道，方小朵和她父亲也在西鞋庄待过几年。

土坯房越来越少了，开始流行用红砖洋瓦造房子。小青砖砌墙是实的，红砖砌墙是空的，叫鸽子窝。勇子家的房子就是鸽子窝。舍上有点钱的人家造房子，两面的山墙和后墙用红砖砌鸽子窝，前墙则用小青砖，大人说门面要讲究的。庄上的路用小砖铺成，叫巷子；舍上的路也叫巷子，只是在泥地上散落了一些碎砖瓦。时间长了，每家都会拣一些碎砖碎瓦扔到路上，下雨天走路，就可以踩着碎砖碎瓦往前。小时候喝的玉米粥，锅里面有用剩饭打底的几粒米，那些碎砖碎瓦就是玉米粥里的几粒米。住在舍上的人家，走出来的样子和庄上的人家也不大一样，舍上的人整天被风吹，脸黑，鞋子上烂泥多。

我一直很奇怪，我们这儿会用湖泊的泊来称东西两面的大片水域。最初想出这个词的人，要么是读书人，要么曾经去南方考察过。后来我觉得自己的想法好迂腐，湖泊河沟塘的命名其实与文化没有关系。站在西泊的东岸，也就是庄子的西头喊西岸的人，那边能够听见，有亲戚来了，嗓门高点起来一吼，在西岸田里干活的人就知道了。如果听不到，那就是装佯，不想见客人了，因为你即使在更远的西边田里，听到的人会一个个往西传话的。东泊的水面是西泊的两倍。站在东泊的西岸，也就是庄的东头，你用双手做成喇叭状喊破了嗓门，东岸的人怎么也听不清楚，等到那片田里驻扎了石油勘探队来钻井，机器轰鸣，就再也没有人站在庄东头那边“广播”了。

只有一个人，胡怀仁老头儿，他站在庄前的桥上打牛号子，全村都能听见。我们都叫他老头儿。公社成立第二年秋收的一天凌晨三点，老头儿夹着一捆草悄悄从生产队场上回来路过大桥，他不时会在清晨起床到场头拿点小东西回家。老头儿听到桥东边的河面上有噗通噗通的水声，他赶紧放下稻草，再听，声音渐渐小了。他觉得好像有人跳河了，这个人已经沉下去了。老头儿穿过巷子，来到东码头，发现有一双布鞋留在码头上，他拿起来，发现是老东家的布鞋，二十年前他常常看见东家穿这样的布鞋。老头儿知道出事了，他在码头上喊起来：“东家跳河了！”发觉说得不对，更大声地喊：“胡鹤义下河了，胡——鹤——义下河了……”

庄在舍的簇拥之中，大队部、大会堂、学校、商店、文化站、理发店，卖肉卖鱼修鞋修伞的摊子等，都在庄上。庄和舍标志了村子文明的等级。只有舍没有庄的村子都是小村子，而且几乎都是特别贫穷的村子。兄弟分家，没有谁想住到舍上，只好抓阄。姑娘出嫁，没有不想嫁到庄上的，所以兄弟们都想住在庄上。那些散落着舍和墩子的农田，被称作天地玄黄。这是李先生告诉我的，现在几乎没有人知道这四片农田的名字了。庄前庄后，一水之隔，向南或者向北，就是舍上了。一样的太阳照耀着，南河是那样的明亮，北河是那样的阴沉。庄前的大桥有“江南桥”三个字，庄北的大桥就没有名字了。

村中有庄，有舍，舍围着庄转，庄围着镇转，镇围着县城转，这就是通常的社会秩序。有一天，我们村庄的秩序被打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