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抑郁症(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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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黑胆汁到斯多葛派的哲学家

希波克拉底可能是第一个将忧郁症描述为一种具体疾病的人。他是古希腊时期的一位医生,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常被称为“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认为,忧郁症的主要特征是沮丧、厌食、失眠、易怒和不安。他用体液说解释了这种状态的发展,该理论认为,忧郁症是一种由生理原因引起的疾病。在更为原始的理论中,人们将忧郁症归因于超自然的力量,而希波克拉底的观点则将体液说与这些原始的理论明显地区分了开来。尽管很多学者都是体液说的拥护者,但引入黑胆汁这个概念被认为主要是希波克拉底的功劳。

在《人的本性》一书中,希波克拉底描述了人体的四种体液:黑胆汁、黄胆汁、黏液和血液。当所有的体液都处于平衡状态时,人就是健康的,不平衡则会导致疾病。他认为,体液与气、水、土和火这四种元素有关(见图1)。忧郁症被认为是黑胆汁过多造成的,而这与秋天、寒冷和干燥有关。希波克拉底还识别出一种类似于躁狂的症状,这种症状被描述为阶段性的极度兴奋和过度活跃。他认为,这种情况与夏天过多的黄胆汁以及温暖干燥的空气有关。因此,他提出,治疗的目标应当是恢复体液的平衡,而净化和放血可以达到这一目标。

图1 体液及其关系图

公元前3世纪,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他的追随者所著的《问题集》之中,希波克拉底所表达的这些思想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认为,胆汁的温度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如果温度过低,就会引起“毫无缘由的沮丧”。亚里士多德认为,不太严重的胆汁失衡会导致忧郁气质,而不是忧郁症。在这里,他将人格与精神障碍描述为一个连续体的两端,这是自柏拉图关于普遍性的著作以来为数不多的一次尝试。此外,亚里士多德首次提出,忧郁气质可能与创造力以及智力相关,他认为,这种气质经常出现在哲学家、政治家、艺术家和作家身上。

公元1世纪,忧郁症的理论和治疗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例如,以弗所的索兰纳斯认为,躁狂症和忧郁症是与理智丧失有关的慢性疾病,他是最早认识到这一点的医生之一。此外,索兰纳斯还提出,改善身体健康的治疗方法同样可以改善心理健康,而心理干预可能对患者有益,比如,可以用滴水声诱导患者入睡。

大约在同一时期,以弗所的鲁弗斯也对忧郁症做出了描述,他的观点影响了之后的好几个世纪。他认为忧郁者是悲伤、阴郁、恐惧和充满怀疑的人,在忧郁的时期,他们的外表也会发生变化。鲁弗斯提出,忧郁症可能存在先天和后天两种不同的类型。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学者认为忧郁症可能存在着多种病因,它可能是许多不同的过程所造成的最终结果。根据历史记载,鲁弗斯的名字还与“圣药”——一种据说可以预防忧郁症的草药混合物——联系在一起。

帕加马的伽林(公元1—2世纪)是古希腊最负盛名的医生之一。他是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的医生,对罗马医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他出现之前,罗马社会一直认为忧郁症乃来自诸神的惩罚。在《论身体各部分的功能》一书中,伽林详细阐述了不同的体液异常如何导致了不同的忧郁症亚型,以及不同的性格类型与体液之间的关系,比如多血质、胆汁质、忧郁质和黏液质等。也就是说,个体的某种人格类型或气质,可能与其发展出某种精神状态是相互关联的,伽林的这个观点可能是最早的相关论述之一。根据他的观点,如果一个人的忧郁症源于某种脑部疾病的亚型,那么,其相应的治疗方法应该是放血;但如果是源于其他不同的病因(如来源于血液或胃),则应水浴、休息和均衡饮食。和鲁弗斯一样,伽林发明了一种名为底野迦(theriac,这个词有时候会被翻译为解毒剂)的药物。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许多文化都普遍接受体液失衡是导致忧郁症的原因。例如,阿拉伯医生阿维森纳(Avicenna是他名字的拉丁语写法,他的伊斯兰名为Abu Ali al Husain ibn Abd)在他具有深远影响的巨著《医典》中提到了忧郁症和四种体液。在这本书中,他提出身体和灵魂都会受到忧郁症的影响,并提倡使用劝导性的谈话作为治疗方法。有人认为,这可能是认知行为疗法的先驱。

在这个时期,关于忧郁症的性质以及如何开展治疗的观点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例如,卡帕多西亚的阿雷提乌斯强调了忧郁症发作的周期性,并指出它可能与躁狂有关。其他人也有类似的观察,比如特拉雷斯的亚历山大(525—605),但阿雷提乌斯被认为是“躁狂症医生”,他将躁狂描述为一种以愤怒、兴奋和快活为主要特征的状态。阿雷提乌斯提出,某些忧郁症可能由丧亲等外部事件所引发,而爱(他称之为“医生之爱”)有助于缓解忧郁症的症状。此外,食用黑莓和韭菜以及谈论症状等方法也有同样的疗效。

这个时期,医学和哲学各行其道,彼此之间的交流是非常有限的。医生们的著作大多关注的是忧郁症,而当时的哲学家们则记录了他们对人类情感的观察,包括沮丧和悲伤等。例如,公元1世纪的斯多葛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曾写道:“人们不为事物所扰,而是为他们对事物的看法所扰。”在现代精神病学中,斯多葛学派的思想常常被应激—易感模型的论述所引用。这是因为,他们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潜在的简单洞见:为什么同样的人生经历(比如亲友的逝世或关系的破裂)可能会在某人身上引发抑郁症的症状,而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却没有造成同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