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千载揭秘——探索古埃及文化
士兵们，四千年的时间自这些金字塔顶俯瞰着你们。
——拿破仑
公元一七九八年，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新近蹿起的拿破仑野心勃勃地率领大军向地中海东部前进。他的如意算盘是要先占领埃及，再向东进军，直到印度。这是因为有一些印度王公也想借着和拿破仑联手来挣脱大英帝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不料英军早有戒备，在尼罗河上的一场战役，法国海军受到重创。拿破仑见大势已去，遂返回法国，继续为自己的执政之路奋斗，此处暂且不表。
拿破仑虽然回法，但是他将自己带去埃及的一批学者留下，继续在埃及工作。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原来，拿破仑在远征埃及之前的准备中，特别召集各方学者，组成了一个一百六十七人的研究团队，成立“埃及研究所”（Institute d’gypte），分为数学、物理、文艺、政治经济四个部门。这些学者在拿破仑离开后，在埃及各地工作了三年，将埃及当地的风土人情、各类动植物，以及所有重要而可见的古代遗迹，包括神庙、金字塔、坟墓等等，都以精细的绘图完整地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后来送回巴黎刊行，就是著名的巨著《埃及图说》（Déscription de I’gypte， 1809—1828），共十二巨册，三千多幅图画。此书一出，立即成为欧洲人研究古今埃及的重要资料库，可以说是奠定了现代埃及学研究的基础。
问题是，拿破仑为什么要在打仗时还带着学者？这得从当时的政治背景去了解。当时的法国之所以进攻埃及，表面上是要帮助埃及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之下解放，但真正目的是要将埃及变为法国的殖民地，以与当时已经拥有印度的英国相抗衡。要统治一地，最根本的办法是要能掌握该地的一切资源和历史文化传统，因而拿破仑的计划是完全合乎一个帝国扩张的特点的。埃及的一切，在拿破仑眼中都是可以用来完成他的伟大计划的筹码。在他下令出版的《埃及图说》的首页上，拿破仑令负责的设计者将他个人的姓氏的首字母N与埃及圣蛇主题结合成一个图案，用意不外乎是表示他也具有如埃及法老般的神性。
除了《埃及图说》之外，拿破仑的埃及之行还有另外一项重要的收获，就是发现了“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当法军在尼罗河三角洲罗塞塔村修建防御工事时，一名工人偶然间发现了一块黑色花岗岩石碑，上有文字。这块石碑立即被送给学者团队，后来证实这是一块“三体石碑”，是托勒密五世（Ptolemy V Epiphanes，公元前203—公元前181）于公元前一九六年所发布，用古希腊文、古埃及象形文（Hieroglyphic）以及一种通俗文字（Demotic）所写的一篇诏文。这诏文本身是有关埃及神庙中教士的问题，但它真正的重要性，至少对现代人而言，是在于它所提供的解读古埃及象形文的线索。因为一直到十九世纪初，埃及象形文对全世界人而言，仍是不可解读的神秘符号或图像。为什么？这神秘感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十九世纪的欧洲人虽不了解这些神秘的符号，仍然有很大的兴趣？这一切都得要从更早的时代说起。
最早开始觉得埃及是个奇特而神秘的国度的，大概是公元前八世纪的古希腊人。《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曾经说，埃及的大城底比斯是一个富庶的地方，它有一百座大门，每座门可以让两百名战士和他们的战车同时通过。《奥德塞》中也提到，埃及是个遥远的国度，海伦曾经从当地带回的魔草，可以令人忘却忧愁和痛苦，而埃及人是最有知识的医生。
我们不知道史诗中有关埃及的描述是从何而来，但其实希腊世界早在公元前十六世纪就已经和埃及有往来，埃及新王国时代的壁画中有一些看起来是克里特岛上的迈诺安人（Minoans），和埃及有某种形式的交往。虽然没有更多的证据，但来往于地中海东西两岸的希腊商人带回有关埃及的讯息，应该是合理的推测。公元前七世纪，希腊商人在尼罗河三角洲的瑙克拉提斯（Naucratis）建立贸易站，这已经由考古学家在发掘中证实。此外，当时埃及王朝曾雇用了不少来自希腊的雇佣兵，他们也应是传播消息的媒介。这些接触，对发展刚开始起步的希腊文化而言，无疑有相当大的刺激。希腊早期艺术中的石雕像受到埃及雕像传统的影响，就是一个例子。
不过，第一个留下比较详细的关于埃及的记载的人，是希腊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他自称曾在公元前六世纪到过埃及。他所写的一部书，称为《历史》（Historia），在希腊文中的原意是“探索”，因为他的目的是要探索当时的一件大事，就是波斯帝国侵略希腊的原因。为了了解敌人，他亲自到波斯境内去探访，了解风土人情和历史背景，然后写下自己的心得。当时的埃及其实也在波斯帝国的统辖之下，因而他也到了埃及。埃及的特殊风貌和古老的文化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下笔不能自休，结果《历史》的第二卷整卷写的都是和埃及有关的故事。
希罗多德所描述的埃及有些特点：埃及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埃及是最有智慧的国家，埃及的祭司是最有智慧、思想的人。他认为埃及是文明的模范，不少希腊名人，如哲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和政治家索仑（Solon）都曾经去埃及寻求智慧。但若我们仔细去看他的描述，可以看出，其实他的埃及文明是以希腊自己的理念而描绘出的，所以他写的埃及其实是一个希腊式的乌托邦。
不过在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埃及人很奇怪。他说埃及人的所作所为都与其他人完全相反，如男织女耕；在屋外吃饭，在屋内大小便；男用头顶东西，女用肩扛物；男人便溺时蹲着，女人却站着等等习俗，均和希腊人相违。
希罗多德的观察有许多可以被证实为正确的，但他也犯了不少错误，以至于有些现代学者怀疑他是否真的去过埃及。总之，在他对埃及的描述中有着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是把埃及理想化，认为它是一个有高度文明的国家；二是把埃及叙述成一个与众不同、荒谬绝伦的地方。但不论是理想化还是丑化埃及，他都是戴着有色眼镜——希腊人的意识形态——来看埃及的。不论如何，希罗多德是第一个有系统、有兴趣去记录一个与希腊不同的地区和文化的人，所以也可以说他是民族调查先锋。
在希罗多德之后，希腊人对埃及似乎失去了兴趣，至少我们没有什么材料可以说明希腊人到底和埃及有何往来。这情况一直要到柏拉图（Plato， 公元前427—公元前347）的时代才有所改变。柏拉图在其著作《对话录》中便有好几篇是有关埃及的文章。他把埃及视为一个理想国的代表和模范。埃及是一个井然有序的地方，那里的音乐、艺术、舞蹈都是永恒不变的宗教仪典的一部分。同样的，我们在此也可以看出他所说的埃及是他理想中的世界，而不是真的埃及。他只是以埃及作为叙述其理想国哲学理念的工具。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一直到柏拉图为止，希腊人对埃及的了解与认识仍然是以希腊人的角度形成的。
在柏拉图之后，埃及的历史与希腊世界的历史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因为埃及的统治者是来自马其顿的托勒密王朝（Ptolemaic Dynasty）。然而虽然彼此来往，现在留下的痕迹却不多，一直到公元前一世纪狄奥多鲁斯（Diodorus Siculus）关于埃及的游记出现，才有了新的资料。狄氏大约在公元前五十九年走访埃及，所留下的游记中包括了他所见到的埃及风土人情，不过他也将早期希腊作家（如希罗多德）的记载编入他的游记中。照现代的标准来说，他是个有抄袭习惯的作家。根据他的说法，埃及社会分为三个阶级，祭司、军人、工匠阶级的职业世袭。国王的所作所为都依据神圣的律法，为全部人民道德的高标准。看来他也逃脱不出将埃及理想化的模式。
和狄奥多鲁斯约同时的另一名作家史特拉堡（Strabo，公元前64—公元23）是有名的人文地理学者，他曾经纵越尼罗河谷，留下了许多埃及的地理景观和当代历史的记录，其中许多到现代仍有参考价值。
在史特拉堡之后另一个重要的人物便是《希腊罗马名人传》的作者普鲁塔克（Plutarch， 公元50—公元120），他编写了与埃及相关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艾西斯与奥塞利斯》（De Iside et Osiride）。这故事可以说是古埃及宗教和神话传说中最重要也是最著名的。奥塞利斯（Osiride）是古时候一位正直而善良的国王，有一位美丽的王后艾西斯（Iside）。奥塞利斯有一个邪恶的弟弟，叫作塞特（Seth）。由于塞特嫉妒奥塞利斯的成功，遂将他杀害，分尸后投到尼罗河中，自己则篡位成为埃及国王。幸好艾西斯设法将奥塞利斯的尸块都找了回来，缝合回原形，并施以法术，于是奥塞利斯就复活了。不过复活后的奥塞利斯只能在阴间作为死者之王，而他的儿子霍鲁斯（Horus）则为父复仇，将塞特驱逐出去，夺回了王位，成为奥塞利斯的继承人。
普鲁塔克的故事听起来相当完整，实际上是因为他将许多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神话传说的片段编织起来拟构成一个故事。如果看古埃及本身的材料，就会发现那个完整的故事是从来不曾出现的。这些在本书中还会再讨论。
在普鲁塔克之后，除了《旧约圣经》中有些与埃及相关的记载外，埃及在希腊的材料中便找不到太多的踪影。自罗马帝国成立之后，埃及为罗马所统治，古代埃及文化也逐渐变质，有关埃及的记载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到了七世纪中期，埃及为阿拉伯人所统治，成为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古代埃及文化只剩下一片废墟，待后人去发现。
自荷马的记载到公元七世纪，有一千四百年的时间。然而目前看来，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埃及的了解是相当少的。希腊人虽然知晓埃及有文字，却并未加以认真研究；罗马人统治埃及，以其为帝国的谷仓，但对埃及文化并无真正兴趣。而阿拉伯人统治埃及，则用其自身的语言和宗教取代了经过希、罗统治之后尚残存的古埃及文化。
从欧洲中古的早期到晚期，基督教的神学是欧洲人思想的主导力量。在基督教传统中，对埃及的看法基本上是负面的，因为《旧约圣经》中所记载的埃及是一个罪恶之地，而以色列人在埃及备受虐待，因而才有摩西和出埃及的故事。但十四世纪之后，由于文艺复兴所提倡的回到希、罗文明的努力，使得希、罗古典作品中如柏拉图、希罗多德等以及与埃及相关的记载再度受到重视，欧洲人开始产生对埃及的兴趣。加上土耳其帝国统治的松动，许多人得以亲自到埃及旅游并写成游记，增加欧洲人对埃及的了解与对埃及的兴趣。帝国主义的发展也直接影响对埃及的研究。十七、十八世纪有相当多的人对埃及有兴趣，其中也包括教会中人。不过这一段时期中，人们仍然认为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是一种象征性的神秘符号，每一个图像有其隐藏的意义，而各图像加在一起，若能解读，则可以得到至高无上的智慧。这种态度，显然仍深受自希腊古典时代以来那种认为埃及文明具有古老深邃的智慧的观念影响。譬如有一个说法认为：
当埃及人要表示“永恒”时，他们画太阳和月亮，因为它们是永恒的。当埃及人要表示“神明”，或者某种神圣的东西，或者低下的东西，或者高超的东西，或者胜利，或者阿瑞斯（Ares，希腊神明），或者阿弗若黛蒂（Aphrodite，希腊女神）时，他们就画一只老鹰。老鹰代表神明，因为它多产，或者长寿，又因为它似乎是太阳的象征，因它的目光比所有其他的鸟都更为锐利。[1]
像这样猜谜式的研究，当然是没有办法真正解读埃及文字的，但在当时的思想和知识情况之下，似乎也没有别的出路。
当罗塞塔石碑被找到之后，法国学者立即做了拓片，送回法国供研究，但是由于法国在战争中败给英国，法军在一八○二年投降，于是法国人所搜集的古物都被英军没收，罗塞塔石碑被送回英国，存于大英博物馆。不过法国的学者仍然利用拓片做研究，经过一连串的努力， 终于在一八二三年由一位名为尚保荣（ F. Champollion， 1790—1832）的学者找到了正确解读埃及象形文的方法。
从埃及文字被解读后，欧洲的德、法、英等国有许多人开始对埃及产生兴趣，想到埃及寻找资料。但是到埃及考古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一方面是时下知识分子的兴趣，另一方面是欧洲各国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潮流兴起的结果。同时这股兴趣不只对埃及如此，也包括了西亚两河流域。因此欧洲人在十九世纪对古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探索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对楔形文字——所谓的亚述文的解读，比对埃及文字要来得晚。但由于此时前往埃及和西亚的人，除了学术目的之外，尚有不少是好古而附庸风雅之士，或者专门搜集古代艺术品的商人和掮客，他们的主要兴趣是金银珠宝，因而有相当多非珠宝的古物遭到破坏。一直到十九世纪末，才有一位英国考古学家皮得利（Flinders Petrie）提出，要了解古代社会不是只把古物挖掘出来即可，还要了解物品与产生物品的社会之间的关系，而此关系的建立便要依赖器物出土层位与各器物之间的相关性来建立。这种对古物的了解和态度逐渐为学者和大众所接受，考古也才正式成为一门科学。一八九四年，皮得利成为第一位获聘为伦敦大学埃及学教授的学者。可见埃及学在学院中的教授也不过百余年的历史。
二十世纪，埃及学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与亚述学共同成为早期人类文明研究的重要学科。这固然是由于埃及文明的古老和长久，提供了一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实例，在对人类历史和文明的了解上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样本，也因为它的现代研究者和更多的大众在主观上认同所致。现代人认为古埃及文明是“光辉灿烂”的，它的一切创造是人类心灵的结晶，是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因而我们应努力地保护、研究，并提供给大众欣赏，而埃及无数令人惊叹的文物古迹也为这说法做了有力的见证。不过，对于中文世界的人而言，埃及学仍是一门有待发展的学科。问题是，如何发展？为何发展？
单从知识领域的拓展而言，我们当然必须承认，在整个二十世纪，中文世界对于古埃及文明的了解是极为有限的，这是一连串历史因素造成的结果，和我们对中文世界之外各种文明的忽视是同一回事。 这情况看来在资讯发达的二十一世纪将会有所改变，应该会有更多的中文读者很容易地获取有关其他文明的知识。我们必须思考的是，知识的性质和作用问题。古埃及文明的知识究竟对现代人能有什么意义？这可以分两个层次来说：首先，对古埃及文明的了解，作为一种历史知识，它的用处和所有其他历史知识一样，都在扩展人的眼界，增加人对人与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认识；其次，古埃及文明的特殊之处，也就是它的古老性和表面上的一统性，它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个重要的议题：文化霸权和权势文化的成立和传承。
我们必须思考的是，现代人在赞赏古埃及文明，或者任何古老文明时，到底是基于何种知识和心理上的立场？谈论近现代文化和政治霸权的人很容易检讨十九世纪以来的欧美殖民帝国和文化霸权，但古代文明似乎对此类的议题有免疫性。实际上，如果回顾十九世纪以来埃及学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埃及学和其他的“东方学”一样，有一部分也是西方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发展的一环。西方各国学者竞相研究古埃及，除了表面的纯学术兴趣，其实也是展现国力的一种方式。埃及文物被西方各国运用各种方式运回去，正是一种文化霸权和霸权文化的展现。而他们在赞叹、景仰古埃及文明之时，其实也正是在古埃及文明中找寻认同、映见自己，因为古埃及文明正是它存在的古代世界中的一方霸主。然而对于生活在埃及四周，甚至埃及境内的一般人而言，辉煌灿烂的埃及文明到底是他们的福气还是祸害，恐怕就很有争议了。认识到这样的问题，我们的态度又应该如何？是仍然追随西方既有的研究传统，还是另辟蹊径？笔者的看法是，我们可以接受古埃及文明作为一个有趣也引人沉思的例子，一方面拓展我们的知识和眼界，一方面则可以利用埃及的例子来检讨历史知识所包含的文化立场。本书的写作，出发点也就是这两点。毕竟，从我们在本章中对埃及学史的发展的讨论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每一时代所看见的埃及的面貌和那个时代本身的问题和思想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1]G. Boas tr.，The Hieroglyphics of Horapollo，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 p. 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