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诗坛追星录之同名家对话

——与《星星》诗刊记者一席谈

记者：艾星问，如果亲切些称呼，应该叫你吉狄，还是马加呢？

吉狄马加：都可以，吉狄是姓，马加是名。

记者：听说你的诗集《一个彝人的梦想》获得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是吗？

吉狄马加：是的，最近我又有一部诗集获了奖，就是你提到的《一个彝人的梦想》。不过我想说的是，获奖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作品要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艺术价值，要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一个彝人的梦想》是我将现代诗和彝族民谣进行融合的产物，许多朋友读后告诉我非常喜欢，说诗里有一种令人吃惊的深沉和单纯。把诗写得朴素而自然，这是我多年来为之而努力的。

记者：能简要地谈谈你对诗歌的艺术精神的看法吗？

吉狄马加：还是从我自己谈起吧，写作《一个彝人的梦想》时，我的心绪很复杂，就个体来说，多种文化的冲突在我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我的诗都是我内心体验的结晶，当我面对自己的历史，面对部族悠久的生活时，我便想去紧紧地抓住祖祖辈辈血脉中沉淀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我非常强调小说或诗歌的文化贡献，当然这是指小说或诗歌中隐含着的那种独特的文化基因。20世纪是一个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信息交流很快，这样一方面加快了文化的融合和对话，另一方面也使文化不可避免地走向一体化。我历来认为个体民族的文化如不同别的文化进行对话，并注入一些新鲜的东西，那么这个文化就会走向自我封闭的死胡同。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个体民族的文化，一旦失去了自己对价值的判断，失去了自己文化的主流和“根”性，那么它也会被别的文化所淹没所吞并，这同样是一件令人遗憾、异常可悲的事。我们希望世界的文化也是多色调的、让人眼花缭乱的。由此可见，我强调诗歌的“文化贡献”是从这个意义上谈的。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所说的“文化贡献”，它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其中有不少是形而上的，它带有集体无意识的色彩。比如说：西班牙诗人洛尔加的诗，除了在诗歌艺术上的特殊贡献外，还在文化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这类诗人很多，以色列诗人耶胡达·阿米亥、古巴诗人尼古拉斯·纪廉都是非常杰出的。他们的诗都有着神性的背景。现在拉美和非洲还有不少让人景仰的这类伟大作家，他们是一片土地的灵魂，代表着一个又一个民族的文化，人类因为他们的存在和创造，才不断延续着地球上古老的文明。这是我诗歌追求的方向，也是我写作诗集《一个彝人的梦想》的初衷。如果听了我这一席话，有朋友再去读《一个彝人的梦想》，我想他会更了解我的。

记者：你能否谈谈你对当今中国青年诗界的看法呢？

吉狄马加：你刚才要我谈谈对青年诗歌创作现状的看法，其实这个题目由你们编辑来谈更合适。中国很大，中国的文坛和诗坛也很大。写诗的诗人很多，青年诗人尤其众多。这几年通过刊物我读了很多作品，也就认识了不少过去陌生的面孔。应该说中国青年诗人的创作态势是非常好的，其中不少诗人才华不凡，综合文学修养也相当好。他们对20世纪世界诗歌的发展了解较深，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创新意识是他们具备的优秀品格，正因为有这样的开拓精神，一批具有先锋色彩的诗才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但是让人感到忧虑的是，有不少青年诗人的诗，缺少一种更高意义上的个性，读来大同小异。说到这里，我又想到了这么一种文学现象，或者说艺术现象吧。有一种诗人或艺术家，他们能改变一个时代的艺术模式和符号；同样也还有另外一种诗人或艺术家，他们更多的是丰富了这个世界的文化和艺术。这两句话听起来好像是矛盾的，其实不然。前者如诗人艾略特，画家毕加索、马蒂斯，等等；后者如诗人弗罗斯特、聂鲁达，画家怀斯（美国）、达玛耶（墨西哥），等等。对青年诗人们所进行的可贵探索，我是充满了敬意的，因为我相信一切伟大的艺术都是从探索开始的。但是那种能划时代地改变一种艺术模式并创造出一种新的艺术语言的大师，我想一个世纪也就那么几个。当然不可否认，更多的诗人和艺术家的作品，也同样是对人类多元文化的丰富和加入，而这种加入恐怕是更大量的、更具有广泛性的。

我敬佩那些对艺术具有献身精神的青年诗人，是他们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同时我也还要指出，我希望一切探索，都不是单纯的探索，它应该和人类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人道主义的精神不能在我们的作品中消失，对人类的同情和怜悯、对人类命运的关注是20世纪一切有良知的艺术家切切不可遗忘的。从这点讲，我渴望我们的青年诗人朋友们，能写出既有独特文化贡献，又有人类意识的大作品。可能是因为偏爱，我更喜欢深沉而恢宏的力作，更崇尚具有史诗品格的大家。

记者：那么你认为目前诗坛上什么形式的作品代表了新诗繁荣发展的主流？

吉狄马加：这个题目比较大，不大好谈，勉强谈谈我的一点感想。我认为，中国新诗能发展到今天，并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无疑是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无论是胡适、郭沫若，还是后来的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艾青等等，都对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过贡献。应该说，新诗的发展时间虽然不长，但它的优秀传统还是很深厚的。我们不应该忘记一切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过贡献的人。我最讨厌那样的评论，谁谁谁的诗超过了谁谁谁。其实就作家个体而言，他们都有着不可替代性，何况有的重要诗人和他的作品代表的是一段历史，或者说是一个时代。当然对诗人的作品进行艺术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今后还应该大力加强。中国新诗正在日趋走向成熟，许多具有实力的诗人尤其是中青年诗人，他们除了对诗歌的艺术形式进行更广泛的探索外，还力图让自己的诗获得更新的文本意义。我相信代表中国新诗发展主流的还将是那些关心人类命运、具有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因为就本质而言，这些作品描述的将是人们的悲泣、爱恋和对世界的处境与命运的思索。我对中国新诗的发展前景充满了信心。

记者：我们换个实用点的话题吧。你认为《星星》诗刊该如何加强理论方面的建设呢？

吉狄马加：我不是理论家，对这个问题我只能谈一点感想。理论建设对创作的繁荣很重要，同样对刊物的建设也很重要。一个刊物要有一个主张，我想这个主张应该是构建在理论之上的。《星星》过去在这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比较起创作的实绩来，总还是略显不够。法国的新小说派，并不是一批作家在一面文学主张的旗帜下写作，理论家们根据这批作家的创作思想和大的历史背景，对他们进行深入研究和分类，使这一小说流派蜚声世界。我希望《星星》今后能组织几位视野开阔的理论家，不是就诗论诗，而是从社会的角度、历史的角度、创作思想以及文本的角度，为刊物写一些扎实的理论文章。我想这类文章，主要是研究重要的文学现象和诗歌现象，对诗的本质性问题做出解答。作为一个有影响的诗歌刊物，选发各种风格的优秀作品仍将是首要的大事，不能为门户之见限制了编者的眼光和视野。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都很重要，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祝《星星》越办越好，谢谢你们给了我这样一次谈话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