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普林斯顿——写在前面
第一次去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是在一九八四年夏天。沿美国国铁从华盛顿DC[1]赴纽约途中在普林斯顿站下来，从那里乘出租车去普林斯顿大学。提起一九八四年，正是里根和蒙代尔竞选总统那年，也是去哪里都能听见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出生在美国》（Born in the U.S.A.）和迈克尔·杰克逊烧伤后戴白手套那年（说起来总觉得像是三四年前的事，莫非是年龄的关系？）。
去普林斯顿的原因相当简单，无非因为普林斯顿大学是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母校，而我想亲眼看一下那个校园。此外没什么特别的事。毕竟这次坐火车经过普林斯顿这个地方，往后就恐怕很难再来这一带了，还是顺路看一眼为好。在校园转了转，去图书馆特别陈列室看了看他的手稿，上街走了走，在路旁一间名叫普林斯顿汽车旅馆的不起眼的小旅馆住了一宿，然后又沿美国国铁去纽约。记得当时感叹过好一个富有牧歌情调的和平地方。也是因为放暑假，偌大的校园里几乎没有人影。街上一派懒散气息，没有半点活气。早上跑步时，到处都有很多兔子，松鼠也遍地都是（第二次来时，这里的原野已成了蛮大一条商业街）。
那次旅行清楚地记得的另一点，是在普林斯顿站搭乘的出租车。如今普林斯顿站前已有不少出租车在候客，但当时偏巧一辆也没有，将普林斯顿站和大学连接起来的小火车也不巧停开（原因我忘了）。普林斯顿站孤零零地坐落在空旷的原野正中，周围一户人家也没有。下车的旅客一共才四个人：二十五六岁的女子、二十岁左右的年轻黑人、我和我的妻。我们四人只能坐在站前静等出租车到来。
天快黑了车也没等来。但三十多分钟后，正当我们渐渐担心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时，总算有一辆出租车露头了。我们舒了口气，一起坐上车去。女子坐在司机旁边，其余三人坐后排。司机是个大个子中年白人。这回好歹安下心来。不料车开不久，挨我坐着的黑人从裤袋里悠悠然掏出一瓶发胶，“喳喳”晃了晃往自己脑袋喷洒起来。何以非在车里喷发胶不可自是弄不明白，问题是一起坐车的人吃不消。左喷右喷喷个没完。司机突然把车停在路边，下车拉开后车门对黑人吼道：“喂，你在这里下车！”黑人嘟嘟囔囔抵制了一会儿，但也许因为司机看上去显得甚为剽悍，终于还是拿着宽底旅行包和发胶下车了。表面上倒看不出，估计多少有些沮丧。
司机重新上车，若无其事地把剩下的三人拉往小镇。
“过去这里不来那种人，”过了一会儿司机鄙夷地对我们说，“因为把什么商业住宅区招到了近郊，那种家伙才不断出现。再过几年这一带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胡闹！”
七年后我再次来到普林斯顿。这次长期住在大学。那以前我见到一个美国人，闲聊时讲起几年前去过普林斯顿，我说如果可能的话，真想在那么安静的地方不受任何干扰自由自在地写小说。结果他找到普林斯顿大学有关人士，三下五除二把事情敲定下来：“喂，普林斯顿邀请你去，住处也定了。收拾好行李，明年一月底过去！”说干就干是美国的一个优点。
那是一九九零年秋天。我们又一次手忙脚乱地打点行装，做去美国的准备。其实我和妻刚刚结束了三年欧洲生活返回日本，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又要旅居外国，匆忙是觉得有点儿过于匆忙，却又不愿意错过长住普林斯顿的难得机会。
一同去美国领事馆取签证时，正赶上海湾战争打响。我们在去赤坂的出租车上听到美军用导弹轰炸巴格达的消息，心想美国不是我们的好去处。去正打仗的国家并在那里生活不是多么愉快的事情。可是我们已经办好一切手续，除了就这样去美国别无选择。虽然结果上没受到战争的直接影响，但老实说，当时美国弥漫的爱国而好战的气氛很难令人开心。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里，学生们举着写有海湾战争如何如何的牌子示威游行，我以为是久违的反战集会，不料仔细一看，原来竟是支持战争的游行。虽说是别人的国家，不该由我说三道四，但终究生出了今非昔比之感。后来同州立大学（这是一所最为大众化的大学）一个名叫拉德加兹的学生交谈起来，对方说道：“因为那是普林斯顿，村上先生。我们这里可是举行反战集会来着。”其后普林斯顿还发生了暴力事件：支持战争的一伙学生袭击手举反战牌子的学生，把反战牌子抢过折断了。
但不管怎样，这场战争也顺利结束了。正要舒一口气的时候，紧接着全美国开始纪念珍珠港事件五十周年，anti Japan（反日）风潮日益高涨。其中既有海湾战争带来的所谓爱国激情，又有人们发泄对美国长期经济不景气的frustration（沮丧）这一因素。日本如何报道的我不知道，而实际置身其中生活起来可相当不是滋味。总觉得有点儿别扭，或者说时常觉得四周空气里有带刺的东西一下一下地扎人。尤其进入十二月以后，除了购买必需品外我很少出门，老老实实待在家里不动。有如此感觉的不光我自己，身边大多数日本人好像都如此。那种时候，每当日本政治家说不必要的话刺激美国人神经时，我就认真地为之气恼，思忖这些家伙到底在想些什么！
那时我应邀去一个熟识的美国人家里吃晚饭，同桌一个美国白人（退休的大学教授）聊天当中对我脱口说出“你们Jap[2]……”致使满座人顿时如头顶浇了一盆冷水一般鸦雀无声，主人脸色变得铁青铁青——美国人晚餐席间最不该发生的事发生了。但说话的本人倒好像对自己的失言浑然不觉。事后主人悄悄把我叫出，解释说：“跟你说春树，他没有什么歹意，别见怪。他年轻时候当兵在太平洋跟日本军队打仗来着，那时受的教育现在仍留在脑子里，决不是个人对你们有反感。”我说这点我也晓得，不必介意，实际也没怎么往心里去。但我记得同席的人相当紧张。一次十分难得的体验。
如此这般，第一年神经绷得很紧。无论对美国人还是对我们，我觉得这一年都活得相当沉重。洛杉矶暴动的发生也是在其后不久。那一年我一直闷在家里写长篇小说，几乎哪里也不去，几乎什么也没做。所写的长篇小说经过莫名其妙的迂回曲折，最终彻底分裂成两个细胞。一个是《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这部偏长的中篇小说（或者说偏短的长篇），另一个是相当长的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
如此紧张的一年过去了，歇了口气，想写随笔的念头又渐渐强烈起来，于是由讲谈社一种叫《书》的小杂志每月连载。每次连载的字数为二十一二页的四百字稿纸，是迄今我所写的连载随笔中页数最多的。不过在连载的一年半时间里，我从未感到写得长。总的说来，我属于边写边思考这一类型——作家或许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倾向，大多时候置换成文字后再从视觉上思考，这样更觉得心应手。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每个月写这么多页更能促使我大范围地考虑问题。我觉得来美国后一年间，我积攒了许多必须慢慢写成文字思考的东西。
“再过几年这一带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一九八四如此自言自语的那位普林斯顿司机的担心在结果上可以说言中了，也可以说没言中。普林斯顿依旧是超然世外美丽平和的乡间小镇，在这点上他的担心可谓以杞人忧天告终。商业街建起来了，商品住宅明显增加了，早晚也出现交通堵塞了，而镇的结构本身几乎没变。但在包括此镇在内的美国这个国家本身大有变化这点上，他的担心似乎已经成为现实。从内部全面审视这个国家，深深感到一胜再胜永远胜这东西也是相当吃不消的事。在越南固然受挫，但这个国家的确赢了冷战，赢了海湾战争。但若问人们是否过得幸福了，则似乎决不幸福。人们怀抱的问题比之十年前好像更多更重，并且相当困惑。我觉得，一个国家也好，一个人也好，挫折或失败这种东西在某个阶段恐怕还是必要的。话虽这么说，但若要问别处有没有一个能够提供取代美国的明确而强有力的价值观的国家，则眼下还没有。在这个意义上，现在一般美国人怀有的深重的疲惫感和现在日本人感觉到的坐立不安大概是互为表里的。简单说来，或许就是拥有明确理念造成的疲惫和没有明确理念带来的不适。这种艰辛的选择即使对于我们日本人，日后恐怕也具有很大意义。
我通过撰写收录于此的文章而得以从多个角度考虑各种各样的问题，然而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未得出类似结论的东西。所以很遗憾，这不是一本“读了就能明白美国”的有用的书。倘有些许“帮助”，作为作者将深感庆幸。
1993年12月于波士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