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神秘跟踪者
夏暮，在德国北部某市的内河港口水域，打捞出一具男性尸体。报警的是一名码头工人，他报告说有一个没有生命迹象的人漂浮在离码头斜坡大约五米的水面上。水域保护警察投入人力，将该男子打捞了上来，他们在船上用无线电叫停了正准备赶来的急救人员。对于这个男人来说，一切医疗救治都太晚了，只要随便看上一眼，就知道尸体早已腐烂。
水域保护警察将尸体放在船只的甲板上。死者身穿牛仔裤和一件拉好拉链的防风夹克，夹克底下穿一件T恤，左脚仅着一只黑色网球袜，右脚赤裸。
警察仔仔细细地搜了一遍死者湿透的脏衣服，希望能找到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指向性线索。在夹克的内袋里，他们找到了一些已经泡软了的钞票，还有一张身份证，上面的名字是霍尔格·维纳特，二十八岁，住在与内河港口相距仅几公里的一个小城。年龄看上去倒是与死者相符，但由于尸体已腐烂，面部特征无法辨认，因此无从比较身份证上的照片与面前的死者是否一致。警察将维纳特的个人详细信息转发到指挥中心，以便检查该男子是否“在警方的关注范围内”——简单地说就是他是否已被报失踪，或者有无前科，甚或是否被通缉。
随后，水域保护警察仔细检查了死者的遗体，他们发现T恤的胸部位置有几条狭长的裂缝。一位警察将死者的T恤拉了起来，看到尸体的胸部有几处刺伤。于是，这名在港口发现的死者，成了凶杀案件侦破组负责的一起案件。
两小时后，尸体被运送到法医研究所，这里已经有一位负责该案件的女检察官、两名凶杀案件侦破组的办案执勤警官，以及一名现场痕迹保护部门的摄影师正在等候。如果尸体显示有谋杀可能性，按照惯例，尸检时必须有一名检察机关的代表在场。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由负责的检察官自行判断是否参与尸检工作，但在柏林，如果怀疑案件为凶杀案，检察官总是会在场。此外，检察官还会事先走访犯罪现场或尸体发现地，自己去了解全面的状况，而不是依靠报告和照片。
另外，无论如何，刑事警察科的调查人员都会在尸检现场，这样还可以大幅简化信息交换的过程。例如，验尸人员可以在尸体上向警官们当场展示相关细节。
在尸体的外部检查中，首先，我可以更准确地说明一下水域保护警察已经看到的那些状况：夹克和T恤上有四道微微歪斜、长度在一点二到一点八厘米的织物破损痕迹，不出所料，这些破损痕迹与该男子胸部的四道刺伤相符。由于死者在水中浸泡了很久，所穿的衣物上没有血迹已不足为奇。衣物破口平滑，边缘无撕裂，据此可推测凶器是一把锋利的刀子。除此之外，不论是上衣还是牛仔裤，衣服的其他部位都没有划刺的痕迹。那条因在水中浸泡而褪色的黑色人造革皮带上挂着一个皮质刀鞘小包，与之相配的刀子却不在包里。
在验尸的过程中，一位调查人员接到同事的电话，以下是我们最新得知的重要信息：
霍尔格·维纳特的父亲阿尔弗雷德·维纳特于十一天前去警局做了失踪申报。他还告诉警方，他的儿子在失踪前几周里行为怪异，与以往大不相同。在那段时间里，霍尔格·维纳特给父亲打了好几十个电话，有时甚至是在深夜或凌晨，他一直“前言不搭后语地”声称有不同的人在持续地窥视和跟踪他。一开始，他父亲建议报警，但霍尔格·维纳特坚决拒绝了这个提议。后来他在电话里说到的事情越来越奇怪，直到某天他说他怀疑跟踪者与执行秘密任务的外国间谍有关，他们要招募他加入某个组织，如果拒绝的话他必死无疑。听到这番说辞，他父亲连忙建议他去看看神经科医生。此后不久，儿子的奇怪来电突然停止了，就像开始时一样突然。
最终向警方报告儿子失踪之前，阿尔弗雷德·维纳特连续三天一直在尝试联系儿子，却始终联系不上。打电话没人接，去他的住处也找不到人。霍尔格·维纳特是一名音响师，他工作的录音室里也没有同事知道他可能在哪儿——他已经超过一周没去上班了。听上去实在让人捉摸不透，调查人员和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看待这个故事。
不过这位父亲在申报失踪时提供了两条有价值的线索，我们可以根据这两条线索检查死者是否是他的儿子。霍尔格·维纳特有两个独特的身体特征：腹股沟右侧有一个蓝色的海豚文身，左乳头下面还长有第三个乳头。
这种多出来的乳头通常长在正常乳头的上方或下方，不会引起任何不适，无须手术治疗（除非患者出于爱美的缘故想要切除）。医学上称呼这种多余乳头的专业术语是“akzessorische Mamille”（副乳），来自拉丁语accedere（附加的）和mamma（乳房），各位也许在四十年前的电影《007之金枪人》中见过。克里斯托弗·李饰演的职业杀手、邦德的对头斯卡曼加，他以用金子弹射杀“猎物”而闻名，还长有一个副乳。而罗杰·摩尔饰演的邦德利用了这一特征，他在自己的胸部贴了一个塑料的假乳头，冒充金枪人。
当然，我们的死者这第三个乳头可是真的，也就是说，死者确系霍尔格·维纳特无疑。另外，尸体上也有文身。如果不知道相关信息的话，在死者尸体已经腐烂的情况下，这个副乳或许会被当成凸起的肝痣。
在死者身份得到了确认之后，我们开始进行尸体剖验。
被水浸泡过的尸体看着真是不怎么美丽，躺在我面前的尸检台上的霍尔格·维纳特也不例外。他体表呈灰绿色，部分皮肤已剥落，像一张薄薄的深色拼接地毯一样挂在身体上。手部、脚部和耳朵处的皮肤，还有膝盖与肘关节处，都呈现出“泡皱了皮”的样子。这一点每个人应该都有经验，当我们长时间在浴缸、泳池或海里泡过后就会这样——当然程度上会轻很多。皮肤泡皱的现象是由于皮肤的最外层，即由死去的皮肤细胞组成的角质层因浸泡膨胀，从而吸收大量水分而出现的。这种现象会最先出现在身体上角质层最厚的地方，也就是脚掌和指尖。“浸泡时间”达到一整天之后，整个手掌和脚掌的角质层都会呈现出泡皱的样子，并变得苍白。要在水中浸泡多日后，泡皱现象才会扩散到手脚的延长侧。通常在几周后，当然在水温较高的情况下是几天后（比如死者躺在水龙头打开，不断流进热水的浴缸里），手指尖和脚趾尖的皮肤，包括指甲都会脱落。这样的景象，即使最麻木不仁的命案调查员，也会想离开验尸房几分钟，透口气。
我们的死者，手掌的皮肤上还附着一层薄而湿滑的绿色水藻，就像珊瑚礁表面一样。有一位命案调查员十分好奇，想知道此人要在水里泡上多久才能变成这样。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因为又是尸体腐烂，又是皮肤变皱，尸体上还长出了水藻或其他水生植物，这些现象的出现都遵循着一定的情理与规律。当然，他在水里至少也泡了好几天了，不然我们是不可能用肉眼就能看到有藻类的。
死者灰绿色的胸腹部皮肤看上去像是被一个外行文身师用颤抖的手文上了一张棕色蛛网。但这不是什么文身，而是因为尸体进一步腐烂引起的，是皮下血管显现而导致的。身体内的血红素会随着腐烂的进程，从红色变暗、变深。
死者的大部分头发都已不在，因为头部皮肤组织浸泡、膨胀，一段时间后，头发便松动脱落。
我们在死者的左手腕内侧发现了四道割伤，长约五厘米，但刀口不是很深。这是个出乎意料的发现，对于死亡情况的判定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样的腕关节表层伤口通常表示自杀意图：比如一个人在割开自己的动脉之前，往往会先小心地试着划破皮肤。但是我们并没有证据证明这些就是所谓“尝试性伤口”，谋杀理论丝毫不会因此被推翻。
在寻找更多法医学指征的过程中，我转向了死者胸部的刺伤。四处穿刺，彼此相距不足两厘米，稍微向身体纵轴方向倾斜。虽然尸体已腐烂，伤口边缘仍然清晰可辨，皮肤和皮下脂肪组织创面“光滑”，也就是说，是被一柄锐器，比如一把小刀刺伤的。
我剖开了尸体的胸腔及腹腔，第一件事就是寻找能够确定刺伤深度的指征。不同于皮肤和皮下组织，胸骨上只有两处刺伤，这也就是说，另外两个表层伤口较浅，与之对应，两处较重的，刺入力道很大，以至于刺穿了胸骨。与腕关节处的划痕不同，这样的刺伤看上去比较像他人所为。毕竟谁会这么残忍地扎自己的胸部呢？
“也就是说，还是谋杀？”一位命案调查员问道。
这个问题在接下来的尸体剖验过程中得到了明确的回答：
除了上面详细描写过的刺伤与割伤之外，尸体没有任何遭受暴力的迹象。如果霍尔格·维纳特是被刺死的，我们一定会发现他出于自卫造成的伤口——胳膊上的刺伤，或者至少有割伤、抓痕，这些是被袭者试图自我保护时会产生的。
除了左腕处的“尝试性伤口”之外，胸部伤口的排布也同样表明这是一起自杀事件：伤口彼此平行，位于死者用自己的手就很容易刺到的地方；穿刺孔迹也与自己刺入的情况下手臂及小刀的运动轴位相吻合——前提是，霍尔格·维纳特是右撇子。
我们可以将死因确定为“因心脏及肺部刺伤引起的腔内出血”。心脏刺伤与右胸腔穿刺造成的右肺部伤口都可以导致短时间内死亡。在这样的伤势下，霍尔格·维纳特最多也只能坚持几分钟。当然也不能排除他在刺伤了自己之后，直接栽倒在水里，并在因刺伤致死前溺水而亡。但这对于进一步的调查来说意义不大。
重要的是尸检后的核心结论：这是一起自杀事件，而非谋杀。
结束了对霍尔格·维纳特的尸体剖验之后，我和在场的女检察官以及两名凶杀案侦破组的警官一起讨论了这起案件。我们讨论的同时，一名尸检助理为各器官称重，将重量填写在尸检报告上，然后再将器官藏回剖开的胸腔与腹腔中，稍后尸体将会用线缝合。
我们一致同意凶器很可能出自维纳特皮带上的刀袋，但不太可能去证实这个推论了。彻底搜寻码头地区，或安排警力潜水搜查港区河底，可能性看上去都极其渺茫。而且由于尸检的结果为自杀，调查员对于凶器本身的兴趣不大，而是更关注这起极度血腥的自戕事件的动机。
维纳特手腕处的割伤必定是他自己造成的，这一点，每个参与了尸检的人看到伤口状态后都觉得很容易理解。一名受害者，在违背其本意的情况下被割伤都会反抗，这样一来，伤口绝不会如此整齐地排列，深度也不会如此一致，也不可能保持相同的切割力量。
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胸口的刺伤。一位警官问，一个人真的有可能拿刀朝自己的胸口捅上四次，其中两次还是以那么大的力量吗？对于不经常接触罕见死亡方式及死亡状况的人来说，这么血腥的自杀方式是很难想象的。但事实上，我们还在自杀案件中见过很多以不同方式将过度暴力加诸自己身体的情况。在过去几年的柏林法医自杀研究会上我们探讨过这类案例，曾有死者十次或超过十次深深地割喉，或是多次朝头部及胸部开枪，原因是第一次射击并未致命——至少不是立即致命。当然，这些案件一开始总是会被怀疑为谋杀案，只有通过法医检验才能最终查明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会问：为什么会有人用如此血腥的方式自杀？在这起案件中，这一切与霍尔格·维纳特的父亲提供的他在电话中说到的事情是否有直接关系呢？
“我曾听说，自杀者朝自己的胸部开枪的时候，往往会把胸部袒露出来。”一位警官说，“用刀刺的时候难道不会如此吗？”实际上，很多法医和犯罪侦查学教科书里都有这样的说法，但实践中总是有不合规律的例外状况。在绝望与混乱的情况下，哪个自杀者还想着一定要遵守教科书上的规律呢？
在确实没有丝毫他杀证据的情况下，通常来说就没有必要进行进一步调查了，最多也就是还有几个问题需要弄清楚。由于维纳特父亲的报告，本案当然还有进一步说明的必要。哪怕那个臆想中的跟踪者看起来只存在于他的脑海中，警方也必须针对他所宣称的这件事进行调查。
调查员首先询问了维纳特的父亲以及一些证人——与他有密切私人或工作关系的人。一旦化学毒理学调查结果出来，我们就能决定是否可以终止死亡调查程序了。
尸体剖验四天后，两位警官中的一位给我打了一通电话，告知我调查情况。霍尔格·维纳特确实是个右撇子，这一点我在尸检之后就深信不疑。
而在尸检当天，警官们就上门探访了维纳特的父亲，并告知他儿子已死亡的消息。虽然阿尔弗雷德·维纳特表现得相当镇静，但他无法相信儿子会自杀。他说除了失踪前的几个星期之外，儿子一直是一个“快活人儿”。当被问及他儿子是否可能吸毒时，这位父亲坦率地承认儿子偶尔会吸食大麻，但从未涉及任何硬性毒品。
然后，他向警官提及一通不同寻常的电话：在他儿子失踪的前一天，有人给他的手机打过电话——跟他儿子来电时一样，不显示来电号码。电话另一端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声音很特别，但听不清楚在嘟囔些什么，好像嘴里塞满了东西，或者在吃着什么”。虽然这个声音无法辨认，但阿尔弗雷德·维纳特当时认定这是儿子还活着的迹象——最后的迹象。这一点很快就会得到证明。
阿尔弗雷德·维纳特接着向刑警们透露了另一个细节，这也证明他的猜测很有道理：“我听到背景中有很多嘈杂的声音，像船只发出的嘟嘟声。”
对维纳特同事的问询为我们找到了更多的拼图碎片：维纳特在突然失踪的六周前，曾担任一场Techno（科技舞曲）派对的舞台技术人员。派对之后他对一位女同事说，在那场活动中，一个来派对的人给了他一个角状酒杯，杯中是一种“少见的蜂蜜酒”，他喝了酒，之后觉得自己“糟透了”。某天晚上，他突然打电话给这位女同事，说：“我觉得那东西在后面追我。”至于“那东西”指的是什么，他不愿意说，而是突然地挂断了电话。
虽然这位女同事感到十分奇怪，但并没多想，第二天她就出差了，去参加一系列持续近七周的巡回音乐会。那天之后她再也没见过维纳特，也没有与他通过电话。
另有一位同事曾在某天晚上下班后开车送维纳特回家。汽车行驶过程中，霍尔格·维纳特突然指着旁边驶过的汽车，声称那上面坐着想要杀他的人。他还解释说那些看上去好像很正常的信号灯和刹车灯，实际上是发给他的“秘密信号”。该同事很快就受不了维纳特的所作所为，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把维纳特从自己的车上赶了下去。当然，在接受问讯的时候他显然感到很后悔，这一点警官也在电话里告诉了我。
维纳特的朋友们也说他在生前的最后几周里明显变得越来越不对劲。他以前相当整洁，但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变得只剩下“一道影子”。“他似乎完全灵魂出窍了。”维纳特的一位女性朋友这样说。有天晚上他们在一起，他一直忙忙叨叨、不得安生，总是站起来，还躲到窗帘后面，透过窗玻璃往街上看，嘟嘟囔囔地说一些毫不相干的事情。有时他会突然跳起来，把屋里的灯关上，过几分钟再打开。他的行为让她觉得毛骨悚然，她认为他卷入了某种无法抵抗的事情，这东西控制住了他。在这一点上，她应该是对的……
在接下来的一天，我们所寻找的解释从毒理学实验室中获得了。但并不是通过对血液、尿样、胃内容物或肝组织的化学毒理学分析得到的，以上所有检验结果均为阴性，这意味着霍尔格·维纳特死亡时并未受到酒精、药物或毒品的影响。决定性的提示，同时也是谜题的最终答案——为什么他在死前最后几周里的所作所为就像发癔症似的，遭受着各种妄想的折磨——是通过对头发的分析得到的：霍尔格·维纳特在死前六到七周时服用了麦角酸二乙基酰胺，缩写是LSD。
毛发就像一座档案馆，里面藏着毒品的代谢产物，只要没有长达好几年，即使在吸食毒品数月之后，也能检测得到。而在血液和尿样中最多只能发现四十八小时之内吸食过毒品的痕迹，无法测定较长时间之前是否吸过毒。
每个月头发会长长大约一厘米，因此，头发的长度可以显示该人在什么时候、服用了哪种化学物质。比如说某人的头发有六厘米长的话，我们就能精确地说出他在检验之前的六个月里，以多久的间隔，具体是什么时候服用了何种药物。也可以由此来核查嫌疑人的供述，比如说嫌疑人声称自己过去三个月都是“清白”的，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我们就不会在从发根开始的三厘米长发丝中检测出毒品的痕迹。
大多数情况下，毛发分析都被用来证明某人对某种药物有长期性、规律性地摄入。但近年来毒理学研究发展速度很快，这种分析方法也日臻完善，可以测出数周或数月前一次性服用的某种毒品或者药物了。于是，这种检测越来越多地被使用在性犯罪中迷药的测定上，即测定用来麻醉受害者，使受害者无力反抗的各种安眠药和镇静剂。
毛发分析不仅能够测出各种非法毒品，如海洛因、可卡因、四氢大麻酚（大麻的有效成分）、LSD、摇头丸和其他人工合成的毒品，还能检测出各种药物。比如说，当医生开出的精神疾病类药物对一位精神病患者不起作用的时候，就可以通过毛发分析来测定，该病人是否按时服用了此药物，还是只是假装吃下了它。
毛发分析有着几乎无限的应用可能。比如说工作环境中的药物检测（例如出现以下问题：一名处理或运输有害物质的雇员是否是个毒品依赖者，是否无法胜任此责任重大的任务），以及新生儿药检（用来确认母亲在孕期所服用的药物是否进入了婴儿的血液循环），都得益于这项技术。某些情况下，也会通过毛发分析来确认嫌犯是否有作案能力，比如说查明被告是否会因药物依赖而发生个性变化。因为通常来说，庭审都是发生在实际犯罪的数月之后，此时血检或者尿检已经无法证实被告的供述。
最近几年，所谓“酒精中毒标志物”也可以在头发中检测出来了。与毒品一样，这项检测不仅在驾驶适合性评估[1]中受到关注，还在家庭案件法庭的监护权纠纷中得到应用。也许读者朋友们还记得，二〇〇七年初，小甜甜布兰妮的一组光头照片被曝光。八卦小报纷纷猜测，布兰妮多半是“精神失常”或患有某种急性精神病，才会这样“自残”。但原因很可能完全不同：那段时间布兰妮正在和她的前夫争夺两个孩子的抚养权，对方指控她过量吸毒，剃了光头之后就无法检测出来了。
回到我们的案子，首先，我们来看看在霍尔格·维纳特的头发里检测出来的这种毒品吧：LSD，强力致幻剂[2]。服用LSD约三十分钟后就会出现最初的感知变化，会导致对空间和时间的感觉障碍。服用者会感到整个人身处的环境都在LSD迷乱中改变了，尤其是对颜色、形状和人物的认知。
披头士乐队一九六七年发布了一首歌曲，讲述了一次穿越缤纷多彩的幻想世界之旅。之后几十年，这首歌的歌词一直被认为是展现了一场“迷幻剂之旅”。有些人认为歌名就已经给出了明确的暗示：“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露西在缀满钻石的空中），三个大写字母正好可以拼成LSD。但约翰·列侬生前坚持表示，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他当时四岁的儿子朱利安画的一张画，画上画的是朱利安的同班小朋友露西。不管怎么说，LSD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嬉皮士常用的毒品。虽然一九六六年美国就将LSD列为非法药物，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国，直到一九七一年，持有并服食LSD都仍属合法。近几年来，LSD在德国再次受到欢迎，主要是在科技电子摇滚乐场所。
少数情况下，LSD还可以被用作意识扩展物质，在精神分析治疗与致幻药物应用的结合疗法中使用（“药物心理疗法”）。此时，致幻药物需在医学监督下开具处方使用，以解除患者的精神障碍，“探索灵魂深处”。当然，这种非常可疑的治疗方式在科学上并未获得普遍认可；从法律上来讲，海洛因、摇头丸和LSD这样的非法药物被禁止使用。二〇〇九年九月，有两名病人在精神病治疗期间，因服用致命性混合药物而死亡。另外还有五名病人勉强挺过该疗程，幸免于难。二〇一〇年五月，柏林地区法院因身体伤害致死及严重身体伤害罪判处这名五十一岁的医生四年零九个月的监禁。
服食LSD的人并非总能陶醉于放松的色彩和声音，并因此获得幸福感，找到通向内在自我的途径。虽然很多人服食LSD之后都说经历了一场欣喜若狂、快乐无边的旅程，但也有人服食之后体验到完全相反的历程，这些人的恐怖旅程充满负面情绪和恐惧，还可能反复出现灾难和袭击。出现引发恐慌的声学光学幻觉的现象并不少见：人们会听到令人不安的声音，看到人，甚至看到巨兽前来置自己于死地。
与大多数药物一样，LSD的效果及带来的迷幻体验不仅与服用剂量有关，服用者的心理状态和周围的环境也会造成决定性影响（我们将这些称为“环境”）。如果服药者在产生迷幻体验之前的初始情绪已较为紧张，甚或具有攻击性，并且服药时所处环境较为阴郁的话，那么这个药物会给他带来负面经历的可能性要比在平和或者兴奋的初始情绪下、放松的环境中高出很多。
对于LSD来说，尤为典型的是，服用该药物后，可引起一种“药物性精神病”，意思是因吸毒引发的严重精神障碍。服用者的感受、思想、知觉和行为会产生变化，并伴有显著的“现实感”丧失。这种效应并非LSD独有，而是普遍见于多种人工合成药物，如安非他明（俗称Speed）、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以及某些天然存在的精神药物（比如神奇蘑菇里就含有这样的成分）。
不可将药物性精神病与吸毒后的迷幻状态混为一谈——虽然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迷幻同样是精神性的。吸毒后产生的迷幻，以及随之而来的认知与感觉变化通常会在几个小时后逐渐减弱，并在药物在体内代谢分解后完全消失。而药物性精神病与之相反，其迷幻反应常常反复出现，且在某些情况下会伴随服药者终生。最为狠毒的一点是，人不需要对该毒品逐渐上瘾就会受其控制。
根据毛发测试结果，我们得知霍尔格·维纳特仅服用了一次LSD，时间是在他死前六到七周；也就是他在Techno摇滚派对上喝下角杯里“少见的蜂蜜酒”的时候。那杯蜂蜜酒之所以少见，是因为有人在里面混入了LSD。
霍尔格·维纳特仅仅经历了一次LSD带来的迷幻状态，就让他余生——虽然他的余生非常短暂——都深陷药物性精神病之中。服用LSD之后，骚扰维纳特的幻象一直没有放过他。有人一直在跟踪他，想要谋害他的恐怖景象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他的幻觉是如此痛苦，同时又如此真实，使得他最终做出了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好从这样的一个世界中解脱，让臆想中的跟踪者再也不能得逞。
霍尔格·维纳特的命运只能用“悲剧”两个字来形容。仅仅服用了一次LSD，生命就在一夕之间终结，并如他所知的那样，变成了一场噩梦，一场他亲手以血腥的方式结束的噩梦。
在我们通过毛发测试找到了最重要的一片拼图之后，一幅清晰而完整的图画出现了：
右撇子霍尔格·维纳特先是试图用一把小刀，很可能就是他皮带上小口袋里的那把，割开左腕的动脉，但未成功，于是他拿刀刺了自己的胸膛四次。一开始他有些犹豫，所以前两刀刺得不是很深，只伤到了皮肉。然后他下定决心，用上力气，刺穿了心脏和肺部。那时维纳特已经在港口水边了，大约两周后他就在那里被人们发现，也许那时他站在岸边的斜坡上，也许他就站在水中。垂死之际，他给父亲拨了最后一通电话，在电话中，他父亲听到了背景杂音里的船鸣。阿尔弗雷德·维纳特分辨不出电话里的声音，只能猜测那就是他的儿子，“嘴里塞满了东西”在说话，原因是：霍尔格·维纳特的肺部和气管此时已经由于刺伤而涌入了大量血液，也许还呛了水。片刻之后，他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