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科氏之道

第1章 监控之下：科氏石油公司窃取原油事件

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詹姆斯·埃尔罗伊此时站在一个偏远的广阔牧场中，等待着科氏石油公司的人到来。埃尔罗伊带了一台相机、一个600毫米长焦镜头和大量的胶卷。也许更关键的是，他还准备了一袋方形颗粒饲料。他早早地到达了精心挑选的位置，那里可以俯瞰大型圆柱体形状的原油储罐。这个储罐是散落在俄克拉何马州广袤乡村地区上百个原油储罐中的一个，坐落在表面荒芜但湖泊下蕴藏着丰富原油的土地上。磕头机昼夜不停地上下运作，原油从地下被抽出，源源不断地送入大型金属储罐。当这些原油储罐被灌满时，来自科氏石油公司的员工会带来一辆油罐车，卸走原油，然后将其推向市场。埃尔罗伊正在为科氏石油公司员工的到来做准备。

埃尔罗伊打开饲料袋，抓起一把颗粒饲料撒在地上。很快，牛开始在他周围聚集，低头在草地里嗅着拣出意料之外的加餐。不出埃尔罗伊所料，他很快被牛群完全包围。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大草原上，这可能是保持不被人发现的唯一方法。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那里只有埃尔罗伊一个人。离那里最近的城镇叫作诺瓦塔，只不过是一个小街区，被一排砖砌平房围绕着，而这排平房勉强算得上小镇中心。在诺瓦塔，市区最主要的街道不叫缅街（Main Street），而叫切罗基大道。这里是“印第安地区”，正如外界所说的那样，对于残存的美洲原住民部落，奥萨格和切罗基这些印第安保留地是他们最后的家园。作为俄克拉何马城联邦调查局的一名资深特工，埃尔罗伊对这片区域极为熟悉。在俄克拉何马州工作的这些年，他尤其擅长侦破复杂的大型诈骗案——最有名的案件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发生的大规模公共事件，200多人被定罪，涉及俄克拉何马州2/3的时任郡议员。

拥有丰富经验的埃尔罗伊理所当然地被扯入这宗调查。他将自己置身于牛群中间，盯着一个孤零零的原油储罐。监视是特殊任务的一部分——埃尔罗伊被联邦调查局调往美国参议院担任特别调查员。虽然他有了新的上级领导，但工作内容换汤不换药，都是要针对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诈骗案件搜集证据。埃尔罗伊在美国参议院的新领导越来越相信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科氏石油公司在暗中从当地的印第安人——甚至美国纳税人——那里偷走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原油。埃尔罗伊的任务是证实这一指控，这也是他带了相机和600毫米长焦镜头的原因。

很快，埃尔罗伊发现了他的目标：一辆油罐车驶入通往储罐的狭窄道路。埃尔罗伊隐藏在一堵“牛墙”后面，当车越来越近时，他举起相机，聚焦油罐车，记录下油罐车边一名男子下车的场景。

当那名男子走到储罐旁开始工作时，埃尔罗伊正在调整他的长焦镜头。焦点由虚到实，画面从模糊到清晰。埃尔罗伊感觉那名男子就好像站在离自己几英尺远的地方。他的脸、衣服、双手，以及工作的姿态都清晰可见。埃尔罗伊沉浸其中。

咔嚓、咔嚓、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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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罗伊在暗房里洗着照片。这些图像起初很模糊，但在显影液中每浸泡一次，形状与轮廓的细化和锐化都会使它变得更清晰，直到完整的照片映入眼帘。科氏石油公司的那名工作人员接近油箱，打开它，测量液位，写收据。照片清晰地记录下了这一切，是无可争辩的证据。久而久之，埃尔罗伊有了一大摞这样的照片，高质量的拍摄让他能完整地观察科氏石油公司的那名男子，600毫米长焦镜头完成了它的使命。

虽然照片很清晰，但埃尔罗伊并不打算在法庭上将它们作为证据。这些照片将成为他的调查工具——一个利用人性弱点的工具。

20世纪80年代，埃尔罗伊在联邦调查局学会了如何调查重大案件。要想侦破一个大阴谋，得先从边缘开始，从大型腐败链中最薄弱的环节入手，抽丝剥茧。这就是为什么埃尔罗伊决定从清空原油储罐的那名科氏石油公司的员工入手。有的人一见到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找上门来，立马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这些人只是打工的，埃尔罗伊越来越肯定这些人只是一个复杂案件中最显而易见的一部分。

埃尔罗伊并不是人们印象中典型的留着平头、穿着闪亮黑皮鞋的联邦调查局特工。20世纪70年代，当从位于弗吉尼亚州匡提科的联邦调查局学院毕业时，埃尔罗伊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公司的年轻法务人员，有着有点卷曲的深色头发，脸上总是挂着微笑。他对美国刑法了如指掌，受过良好的步枪训练。虽然貌不惊人，但他是一个彻彻底底、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埃尔罗伊崇拜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认为他是一位有远见的领导者，而不是许多历史学家认为的官僚主义恶霸。当被告知自己将为美国参议院工作时，埃尔罗伊一点儿也不激动。根据通常情况，他认为参议院的调查只是一场政治秀。作为联邦调查局的人，他习惯于在严格的法律规则下搜集证据并最终走向刑事案件的诉讼。相较于此，参议院的调查似乎很轻松：政客似乎只是需要足够的证据来支撑一场华盛顿的公开听证会以便自己出彩。但是埃尔罗伊的领导很了解他，知道每当被分配到新任务时，埃尔罗伊都会痴迷地进行调查。这次科氏石油公司的案件也是如此。

参议院得到了一个消息，科氏石油公司正从俄克拉何马州的印第安保留地窃取原油。这些印第安人的土地由联邦政府管理，因此参议院对这些指控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埃尔罗伊被告知这个诡计其实相当简单。科氏石油公司是一家石油运输公司。该公司的员工会在原油储罐附近出现，从储罐中卸油，然后通过油罐车或管道将原油运往市场。但是每次该公司都会故意少报卸油量。例如，如果卸了100桶，这家公司会说只卸了99桶。这意味着科氏石油公司每次购买原油时都会免费获得一桶。

虽然传闻中的图谋很简单，但事实上非常难以查证。科氏石油公司似乎极力避免外界的关注。

该石油公司由位于威奇托的科氏工业集团所有。科氏工业集团是由家族所有的私人企业。所以当参议院和联邦调查局于1988年开始调查这家公司时，几乎没有人听说过它。他们误把它认为是亚特兰大的饮料制造商可口可乐公司，并且一直傻傻地将公司名称Koch中的“ch”发成“watch”（注视）的尾音，而实际上它的正确读法更像“smoke”（吸烟）的尾音。虽然默默无闻，但事实证明科氏工业是一家庞大且极为重要的公司。参议院的调查人员了解到，科氏石油公司是美国单一最大原油采购商，几十年来，它已经买断了数万英里的管道和运输服务。因此，当埃克森或雪佛龙等石油开采公司想要从俄克拉何马州等偏远地区的油井中运出原油时，科氏石油公司有时候是唯一的买家，甚至是把原油从油井推向市场的唯一渠道。数百万美国人在给汽车加油时使用了科氏工业的产品，但似乎没有人知道该公司的存在。

唯一清楚的是，科氏工业集团对联邦政府甚至一切监管行为都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该公司的主要所有者和运营者之一——大卫·科赫，曾于20世纪80年代表自由党以副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参与美国总统大选。他主张要求废除美国邮政、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公立学校等一切公共部门。多年来，他的公司与联邦能源监管机构在关于价格控制的法律法规等事项上一直纠缠不清。这位科氏工业的“二老板”一直认为，能源公司应该在不受联邦法规约束的市场中运营。科氏工业集团是美国能源供应的纽带，由于其所具有的强大实力和影响力而成为一个隐形的巨人，不声不响地将触角伸向了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的几乎每个角落。

那么，埃尔罗伊如何能够证明该公司在窃取原油呢？他追踪的那些卸空原油储罐的员工，在业内被称为“计量员”。他们可能从误测油量中获得的唯一好处就是薪水上涨。他们住在小城镇上，努力养家糊口，有些人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意味着什么。埃尔罗伊认为他们只是单纯地遵照上级的指示行事。埃尔罗伊和搭档一起，通常在晚上挨个走访这些人的家。他们把车停在路边，走到门前，然后敲门。当有人应答时，埃尔罗伊就亮出自己联邦调查局特工的身份，并询问是否可以进屋谈话。这些人很可能从未见过联邦调查局特工，这给了埃尔罗伊一个优势：科氏石油公司的员工会感到困惑并失去判断能力，想知道为什么会有两个联邦调查局的人站在自己家的客厅里。同时，埃尔罗伊也准备了一系列具体问题和搜集到的证据来支持非常严重的盗窃指控。

埃尔罗伊坐下来，开始顺着他的问题清单提问，询问对方的日常工作和油量测量业务。这个场面对他们来说一定是超现实的，计量员们大脑飞转，试图弄清联邦调查局为什么要打探自己平淡无奇的日常工作，询问有关木壳温度计和油位计量尺的问题。他们一定想知道：“我做错了什么吗？我有麻烦了吗？”

联邦调查局的特工都是审问专家，会用一种让证人难以通过慢慢琢磨问题推导出答案的方式提问。此时的特工埃尔罗伊，会抛出一个没人希望听到的问题：“难道你不认为这种所谓误测就是盗窃吗？你们不正是在不付钱的情况下得到了原油吗？”

为了摧毁他们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埃尔罗伊会拿出用长焦镜头拍摄的照片。他把无比清晰的照片放在桌子上，计量员们会低头看着照片，意识到铁证如山。埃尔罗伊可以轻描淡写地问：“这张照片里难道不是你吗？难道你不是正在测油量吗？”然后埃尔罗伊告诉他们，事实上，他当时就在现场，并且在科氏石油公司的人离开之后，他也测量了相同的油罐，测量结果不仅不一致，而且差了很多！科氏石油公司的人必须得好好解释此事了。

通过这种方式，埃尔罗伊收集到几位证人的证词，他们开始描述科氏工业集团的日常情况以及公司如何计量原油。每一份证人的陈述都给了埃尔罗伊更多“弹药”来对付下一位证人。很快他就深入到询证某个具体会面、某位特定的经理以及某个从管理层发出的具体指令的阶段。

几个月内，埃尔罗伊面谈了超过15名科氏工业的员工，并承诺只要开诚布公地谈论雇主，就可以帮他们匿名。当埃尔罗伊收集到足够多的故事时，一幅完整的画卷徐徐展开。

科氏工业的经理们从未直接指示他们的员工去盗油——不可能做得那么明显。相反，该公司只是对员工冷酷地施压，要求他们达到某些标准。管理人员向计量员明确表示，他们绝对不可以“短”太多。“短”的意思是，他们实际交付给科氏工业的油量不能小于从油罐中卸出的油量。如果计量员一直“短”，那么他很快就会被炒掉。因此，计量员找到了永久“长”的方法。这意味着他们一直在少报从油罐中卸出的油量。告诉生产商自己拿了100桶，然后送101桶进科氏工业的管道。因此，至少在俄克拉何马州，该公司每年都实现了“长”，并且获得了远超过其实际支付的原油量。

科氏工业的员工告诉埃尔罗伊，源源不绝的必须要做“长”的指令来自一个名为“持续改进”的会议上。该会议似乎是基层员工从位于威奇托的科氏工业集团总部获得指挥部命令的渠道。埃尔罗伊很快便确信科氏石油公司是“一家有组织的违法企业”。

但政府中所有人都不清楚的是，这家公司的指挥棒到底在谁的手上？是谁给计量员施加了“持续改进”的压力？是谁告诉他们在测量卸油量时捏造数字的？

埃尔罗伊在位于俄克拉何马州郊区一座房子的客厅里踱步时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他的工作成果可能导致科氏工业与联邦政府直接交锋，而对方则对此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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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个意外事件，科氏工业才意识到公司已经成为埃尔罗伊调查的目标。一连串奇怪且不太可能发生的事件，使公司进入美国参议院调查员的视野，而这一连串事件始于菲尼克斯市一个安静的周日早晨。

那天是1987年10月4日。一大清早，报童骑着自行车穿梭于菲尼克斯的居民区，将厚厚一沓《亚利桑那共和报》周日版扔在每家每户的草坪和车库前的车道上。头版上刊印了一则极具爆炸性的新闻，标题是《发生在印第安地区的诈骗事件：数十亿美元的背叛》。

这是《亚利桑那共和报》发表的系列文章中的第一篇。该系列包括30个报道，涵盖几个完整的版面，集中抨击在一个叫印第安事务局的联邦机构中出现的猖獗腐败和低效无能。

这个系列文章的第一个头版报道称，联邦印第安项目“一片混乱，被无能欺骗所缠扰，被繁文缛节所扼杀，效力已被破坏殆尽”。这还只是第一句话。

虽然报道的核心目标是联邦政府，但第一天大部分调查内容都集中于在印第安土地上钻探的美国的石油公司。周日报纸的头版宣称，允许石油公司在印第安保留地上钻取原油的联邦制度，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纸“掠夺许可证”。

掠夺的方式复杂而阴险。《亚利桑那共和报》的报道表明，石油公司自行报告在印第安保留地的原油开采量：这些公司钻井、开采、自行报告，而政府没能有效地对石油公司的报告进行核实，查证其到底从印第安保留地开采了多少原油。整件事都基于荣誉制度运作，《亚利桑那共和报》声称，石油公司通过持续瞒报原油开采量滥用了该制度，每年至少获得数百万美元的免费原油。

《亚利桑那共和报》的系列报道获得了大多数新闻记者梦寐以求的那种关注和愤慨，尤其引起了亚利桑那州民主党籍参议员丹尼斯·德孔西尼的注意。他告诉记者，这个系列报道“惊世骇俗”，“揭露了犯罪行为和管理不善”。

有些指控特别引起了德孔西尼的反感。违法行为和官僚主义所引发的管理不善总是让人不快，但当受害者是美国原住民时，似乎尤其令人反感。德孔西尼参加了一个参议院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职能是对印第安保留地的事务进行全面审查。他熟知这样一个事实，即他家乡的原住民是美国最水深火热的一群人。表面上，美国的印第安部落被认为是拥有主权的实体。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些“印第安国”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庞大并最终失败的乌托邦。在遭遇围追堵截、辗转流离失所后，这些部落最终签署了条约，被圈进了保留地，给他们留下了土地和自然资源。然而，土地委托给美国政府并由印第安事务局管理。因此，简言之，这些条约使联邦政府成为凌驾于所谓主权实体之上的家长式“太上皇”。印第安保留地生活的方方面面似乎都处在印第安事务局的管理之下，从医疗保险到住房，从教育到石油开发。

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种体制造成的后果是毁灭性的。大约45％的印第安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印第安地区的失业率超过50％，只有不到一半的印第安家庭拥有电话。大多数有幸获得工作的印第安人年收入也只有7000美元左右。城镇广场荒废，酒类商店生意兴隆，一些村庄就像棚户区。让这种贫苦肮脏的场景更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纳税人的税金像潮水一样不断涌入保留地。联邦政府每年花费约33亿美元来支持印第安事务局和印第安项目。奇怪的是，即使算上政府在印第安项目投入的资金，全体印第安人实际年收入之和也不到33亿美元。联邦政府不断吸血的行为激怒了那些本应该获得帮助的印第安人。

《亚利桑那共和报》声称，石油公司正在利用这种扭曲的体制为自己牟利。一些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的作业区域横跨了广阔的联邦土地，并且在俄克拉何马州、得克萨斯州、亚利桑那州以及周边其他几个州的印第安保留地上钻井作业。这些公司源源不断地生产原油，将其输送到美国甚至全球市场，给印第安人留下的只剩失调的救助机制和绝望的贫困挣扎，而有关窃取原油的谣言已流传多年。

在华盛顿，参议院印第安事务委员会举行了一次非公开会议，投票决定成立一个特别调查小组来调查这些指控。参议员德孔西尼被选为特别调查小组的主席。亚利桑那州的另一位共和党籍参议员约翰·麦凯恩，以及来自南达科他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汤姆·达施勒也加入了这个特别调查小组。

这是迄今为止影响最深远的调查之一。德孔西尼和他的同僚决定调查几家主要的石油公司、印第安事务局、当地的印第安学校以及部落首领。德孔西尼知道自己需要一位顶尖高手的协助才能完成这项工作。他需要像埃尔罗伊这样的人，既能组织协调好一支由律师和外勤特工组成的大型团队，又能监督指导杂乱无序、错综复杂的证据链搜集整理工作。

德孔西尼是幸运的，一个叫肯·巴伦的年轻律师最近正在找工作，他是“伊朗门”事件听证会的首席调查员，这个举国瞩目的调查主要针对美国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一事。结束调查的巴伦正在寻找新的挑战——德孔西尼的调查恰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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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春天，巴伦在国会山附近一条绿树成荫的人行道上走着，前往他的新工作地点。他路过一排低矮的砖砌小楼，这些小楼建造于华盛顿特区成立早期，当时的特区更像是一个沉睡的小镇，在立法机关休会期间空无一人。巴伦正在前往的地方就在这排古色古香的小楼对面，一座雄伟的九层建筑唤醒了华盛顿的所有力量，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这是哈特参议院办公大楼，巴伦最近刚开始代表参议院对发生在印第安保留地的违法案件展开调查，他担任首席调查员，他的办公室就在这栋楼里。

哈特大楼的正面是由黑色窗户构成的矩形网格，边缘是白色大理石，这是参议院机关部门的门面。巴伦和寻常的华盛顿上班族一样，跟着拥挤的人潮挤进哈特大楼正门。虽然从外面看起来不起眼，但大楼的内部却非常壮观。这是一个让人仅仅是因为每天能够在那里工作，便能感受到重要甚至强大的地方。即使在卫生间，小便池之间的隔板也是用白色大理石板制成的，大楼内的每个角落都有着静谧的权威感。

可以预见，巴伦在新职位上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在不久之前，他领导的庞大调查团队完全占据了哈特大楼的第九层，其中塞满了工位和办公室。1988年他才33岁，刚从法学院毕业不久，年纪轻轻的他就已经在美国参议院规模最大的调查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他引起参议员德孔西尼关注的原因。巴伦相信德孔西尼领导的特别调查小组真的致力于揭露真相，同样重要的是，他也相信参议院愿意为他提供所需的资源，于是他接受了对方的工作邀请。参议院没有让巴伦在这方面失望。当进入哈特大楼并乘电梯抵达九楼时，他走进了一间带套间的办公室，现在这里全部为他所用。

在调查初期，巴伦就意识到自己需要一名首席现场调查员，于是通过参议院向联邦调查局寻求帮助。该请求被发送给奥利弗·雷维尔，当时负责所有调查行动的联邦调查局副局长。收到正式请求的雷维尔，脑海中立刻蹦出一个人选：詹姆斯·埃尔罗伊。二人曾在俄克拉何马州一起工作过，他认为埃尔罗伊是处理高难度复杂调查工作的完美人选。“我见过无数调查员，而我认为詹姆斯是我在联邦调查局中遇到过的最好的。”多年后雷维尔说道。埃尔罗伊同意接受这项任务，很快便开始与巴伦讨论关于在印第安地区现场调查的计划，首先要做的就是与石油公司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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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巴伦决定锁定一些美国大型的石油公司——像埃克森和美孚这样的石油巨头——作为他的主要目标。《亚利桑那共和报》的文章暗示这些公司是原油窃取案的主要罪犯。巴伦带着处理“伊朗门”事件的激情开始接触这些公司，向它们发送了一堆传票，要求交出原本不公开的文件，希望这些文件能准确揭示石油巨头们如何买卖从印第安保留地开采的原油。

凭借传票，巴伦突破了《亚利桑那共和报》的记者们可能永远无法渗透的机密堡垒。他利用联邦政府的滔天权势，迫使石油巨头们交出那些记录了内部秘密的文件。

意料之中，很快就有电话打来了，电话那头的人并不高兴。巴伦开始从石油公司的豪华律师团队那里收到质询，这些收费昂贵的华盛顿知情人代表了埃克森、美孚或菲利普斯石油公司。律师们直接告诉巴伦，发这些传票会耗费大量时间和费用，得不偿失。他为什么要撒这么大的网？他在找什么？巴伦没有退缩，最终一箱箱来自石油公司的文件开始抵达哈特参议院办公大楼，巴伦的团队开始挖掘分析这些文件，并将其整理成数据文件。

果不其然，巴伦的团队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事实上，逐渐拼凑出的完整画面让众人既惊讶又有些垂头丧气——这些公司完全没有窃油，它们的记录证明了这一点。比如1986—1988年，大型原油买家科麦奇公司在俄克拉何马州获得的原油比其实际支付的金额更少。用行业术语说，该公司每年都“短”了。在同一时期，康纳和石油公司也“短”了一年，而另外两年虽然“长”了，但也只多了个零头，在1986年“长”了351桶，在1988年“长”了375桶，数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太阳石油公司身上。

很明显，《亚利桑那共和报》弄错了事实。但是当团队整理记录时，巴伦不断接到石油巨头律师代表的电话，并告诉他整件事的确有不为人知的内幕。律师说可以把真相告知巴伦，但他必须保证证词在接下来的几年内绝不会被公开。

“每个在印第安人的地盘上经营的公司都会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没有偷油，但我们可以告诉你谁在偷：科氏工业集团。’”巴伦回忆道，“而且他们一致认为科氏工业截留的比例为1％~3％。我问：‘你们为什么不对此采取行动？’而他们的第一反应都是‘跟科氏工业争这个只会造成更多的麻烦’。”

另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被石油公司一语道破：强大的市场力量让科氏工业的地位难以撼动，逼其发疯只会是场冒险。现有的这些油井其实并不是最好的井，它们分散于各个村落，处于开采后期，几乎不再喷涌，即使对于开采企业来说也很难保持盈亏平衡，而科氏石油公司是唯一愿意承接开采和运输业务的公司。像埃克森和美孚这样的生产商，除非迫不得已，否则它们并不想破坏自己与科氏石油公司之间的关系。

不只是透露内幕，如果巴伦的团队愿意深入调查此事，大型石油公司甚至愿意提供相应的协助。这是一个难以置信的联盟，1988年的石油巨头们在美国经济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使它们在政治上具有腐蚀性。它们既是恶霸，又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个人都依赖着石油公司，但似乎没有人喜欢它们。这倒不是一件新鲜事——美国最早的主要石油公司恰好也是公众最讨厌的公司之一。标准石油公司由约翰·D.洛克菲勒经营，他是18世纪末臭名昭著的“强盗贵族”，通过巧妙利用秘密成立的信托公司和空壳公司交织成的网络积累了大量财富，在石油行业中建立了无与伦比的垄断地位。洛克菲勒控制着供应端，迫使竞争对手破产，并与铁路公司达成秘密的“甜心交易”。他用毕生心血缔造的垄断企业，由于缺乏透明度，成为“反托拉斯”运动的主要打击目标，政府甚至强制将标准石油公司拆分为多家公司，迫使它们之间相互竞争。

但是洛克菲勒的负面影响到了20世纪60年代似乎已全部消散。那时的美国是一个石油井喷的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似乎拥有无限的地质宝藏供应。石油是美国工业经济的主要能源，并成为其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深色的原油成为美国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和无与伦比的经济霸权的体现。在那个时代，美国对石油公司产生了深刻的依赖，经济的好坏和油价的高低交织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1次经济衰退，有10次发生在油价飙升之后。可以预见的是，这种依赖性必然引发强烈的不满情绪。在20世纪70年代，公众对石油行业的不满情绪达到顶峰，但这次并不一定是“强盗贵族”洛克菲勒的错。

这次的导火索是日益增长的美国公众需求本身，再加上海湾地区石油生产国空前的权力运作，美国对石油的消耗已悄然超过现有供应水平，这使国家不得不依赖进口原油弥补差额。1973年，一个名为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简称欧佩克）的卡特尔组织实施了贸易禁令，引发了国际原油市场前所未有的混乱局面。到1974年整个混乱局面结束时，油价已从每桶3美元飙涨到每桶12美元。

虽然20世纪80年代油价开始回落，但心理上的创伤从未愈合。美国人知道他们的经济现在被石油挟持了。20世纪50—60年代，油价的稳定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夜之间飙升的可能性，这个概念以前没有人真正思考过。油价飙升一词很快就被写入美国人的常用词汇表中，并带来一种全新的视角——石油公司被贴上了“充满掠夺性”的标签。在1988年，石油公司的利益和美国人民的福祉之间存在分歧。有一句格言是：“多少年来，我始终认为对国家有利的事对我们通用汽车公司也有利，反之亦然。”石油公司则体现出与这句格言完全相反的理念，对石油公司有利的事是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很多人怀疑石油公司正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搞砸自己的生活，所以不难理解为何石油巨头们成为巴伦调查的核心目标。这是参议院印第安事务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德孔西尼的朋友、夏威夷州参议员丹尼尔·井上毫不含糊地传达给巴伦的信息。作为该委员会的主席，井上有权领导德孔西尼所组建的特别调查小组，也就是他在某种程度上领导着巴伦。他向巴伦明确表示，调查是为了发现以埃克森或美孚为代表的石油巨头的不法行为。相反，巴伦却在与石油巨头合作，诱捕当时无人问津的科氏工业集团。在巴伦看来，这是一个充满政治风险的举动，但这也是案件中所发现的证据指引他调查的方向。

去了趟波士顿后，巴伦的证据变得越发有力。他收到一条提示，说波士顿有个举报人也许能够揭露科氏石油公司涉嫌窃取原油的真相。这名举报人非常了解情况，他的名字是比尔·科赫，他是科氏工业集团首席执行官的亲弟弟。

巴伦了解到科氏工业集团是一家由家族控制的公司，是一个名叫弗雷德·科赫的人于1940年在堪萨斯州威奇托市创立的。弗雷德·科赫有四个儿子，其中三个儿子一直为家族企业工作，直到1967年弗雷德·科赫去世。在那一刻，地狱之门开启了。二儿子查尔斯接管了这家公司，他所扮演的角色管理着他的双胞胎弟弟大卫和比尔。很明显，比尔不想接受哥哥查尔斯的领导，他于1983年离开了公司。然后，他起诉大卫和查尔斯，声称自己应该从家族生意中得到更多补偿。

比尔的后续动作引起了巴伦的兴趣。比尔对巴伦的偶然发现展开了一项私人调查：科氏石油公司涉嫌从偏远地区的油井窃取原油。抵达波士顿后，巴伦在会议室里与比尔面谈了两个小时，仔细倾听比尔展示的与石油巨头们的证词相吻合的指控细节，科氏石油公司的盗窃犯罪行为广泛发生。比尔当然了解这些内幕，因为这是他在科氏工业工作期间发生的事。

整个故事很有说服力，但同时也让巴伦深感不安。比尔的证词由于是他对自家兄弟的起诉变得充满瑕疵，也由于这个原因，他不可能在公开听证会或法庭上成为一锤定音的证人。巴伦回到华盛顿召集了团队，给他们指明了方向：像传唤其他石油公司那样传唤科氏石油公司的人，虽然可以预想他们不配合的态度，但还是要拿出证据让他们不得不配合。不久，科氏工业的相关材料开始送达，装有公司内部文件的包裹被送到哈特大楼九层，由巴伦团队打开并开始分析。

巴伦团队从俄克拉何马州的石油销售情况入手，缩小了材料搜集的范围，在提高科氏工业配合度的同时提高调查人员的整理效率。科氏工业的财务报表直截了当到令人难以置信，数据被反复核查，但即便如此，它们也展示了同样的故事：1988年，科氏石油公司在不支付任何费用的情况下获得了1.42万桶原油，每一桶出售都是净赚；而其他年份也是如此，1986年和1987年，科氏石油公司的产量“超”了240680桶和239206桶。而其他石油公司中，超额排在科氏石油公司之后的是1987年的菲利普斯石油公司，超额2181桶，仅占科氏石油公司当年超额的0.9%。

通过这组数字，参议院调查组锁定了科氏石油公司的问题。随着调查人员不断深入，他们似乎发现一个旨在掩盖自身存在的组织。尽管科氏石油公司运营着巨大的原油管道网络和两个大型炼油厂（一个位于得克萨斯州科珀斯克里斯蒂，另一个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附近），但这家公司却鲜为人知，而这是有原因的。

首先，科氏工业做出了罕见的决定，即保持私有控股公司的组织形式，而不是成为上市公司在股票市场上出售公司股票。大多数公司在达到一定规模后都会选择公开上市，因为这样做可以让它们获得几乎无限的资金用于公司扩张和补充运营资金。然而缺点是，上市公司必须向公众披露大量信息，以便让投资者知道自己投资的是什么。上市公司需要公布其首席执行官的薪水、公司负债情况、每季度盈亏数，以及任何可能让投资者面临风险的信息。科氏工业显然认为，从华尔街获得的资金不值得让自己公开这些信息。

更令人困惑的是，该公司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公司和部门网络。举个例子，其管道部门多年来一直以不同名称开展业务，例如“斗牛士”，而不是使用其母公司科氏工业的名字。如果不像上市公司那样向公众投资者公开资料，那么巴伦的调查人员就很难弄清楚科氏工业到底在哪里拥有些什么资产。科氏工业没有努力把自己打造成品牌，甚至没有在其运营的一些建筑物上架设公司标志，更不用说为了品牌营销花钱投广告了。科氏工业显然更喜欢暗箱操作。

科氏工业是难以追寻的目标，但巴伦相信，如果想进一步调查下去，就必须取得有足够说服力的证据。他与联邦调查局特工埃尔罗伊合作，草拟了一份针对科氏石油公司案件的行动方案。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埃尔罗伊和一个由经验丰富的油田工人组成的团队，在科氏石油公司员工的既定行程前抵达原油储罐放置处，预先测量储罐中的油量，然后坐等科氏石油公司的人来卸油。科氏石油公司的员工离开时会留下收发油单据，上面记载着公司运走的油量。如果科氏石油公司真的像之前的调查结果显示的那样超量运走了油，那么收发油单据上显示的油量应该比埃尔罗伊团队测量的要少。这就是为什么埃尔罗伊会在本书的开头被牛群包围，秘密拍摄科氏石油公司计量员作业的场景。

但实施这项计划有两大障碍。一是这些油罐都位于埃克森和美孚等石油钻探公司拥有的土地上，埃尔罗伊不能擅自进入这些地方开展油罐计量。二是不能确定科氏石油公司的员工到达并卸油的时间点。让埃尔罗伊每天24小时、连续几个星期不间断地盯梢，成本实在太高了。

于是巴伦向石油巨头寻求帮助，虽然没有人愿意因为被占了便宜就公开攻击科氏工业，但他们非常乐意在幕后提供助力。即使现场监控录像在后来的参议院听证会上被公开展示，巴伦与石油公司之间的协议也从未被公开披露过。显然石油公司的人允许了埃尔罗伊进入他们的地盘开展行动，还透露了科氏石油公司油罐车的行程以便埃尔罗伊守株待兔。

在石油巨头的秘密帮助下，巴伦和埃尔罗伊准备对科氏工业发起指控。他们有大量的文件和图片证据，他们有科氏工业雇用的原油计量员的证词，是由埃尔罗伊完成采证的。

但巴伦认为他们还需要更多证据。因此，参议院开始传唤在威奇托的科氏工业的高级管理人员，要求他们在宣誓的情况下回答问题。之后，巴伦买了一张去威奇托的机票。在那里，他会亲自盘问刚刚被传唤的一位管理人员——首席执行官查尔斯·科赫，这家企业的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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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一颗雀跃的心，威奇托机场越来越近。白天，透过飞机窗户可以看到堪萨斯大草原向地平线延伸，就像一幅不可思议的美丽画卷。整座城市被镶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皎如日星，如同一颗颗小型宝石的白色建筑被大片居民区和工厂环绕。从城市边界向外，空旷得仿佛身处遥远的秘境边缘。

1989年4月下旬，巴伦和他的助理律师威克·索勒斯来到威奇托，等待他们的是密集的行程安排。

4月24日，这两位来自华盛顿的律师驱车前往科氏工业集团总部，计划与公司11名高级管理人员和雇员在宣誓的状态下面谈。路上，巴伦和索勒斯觉得自己可能被指错了路。威奇托最大、最赚钱的公司，竟然不在市中心的摩天大楼里办公。相反，巴伦和索勒斯沿着37号街一路向西，离市中心越来越远，直到他们抵达威奇托东北角的边缘。在37号街北侧，城市的扩张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他们的目的地在街道的南侧：一栋由钢结构和深色玻璃幕墙组成的低矮办公楼。

他们一大早就到了，第一波取证从上午9点开始。作为本次行程的重中之重，他们将首先问讯查尔斯。

像埃尔罗伊这样的基层调查员开始确信，查尔斯一定意识到他的公司从中西部油田获取原油量的价值远远超过所支付的价钱。这种行为在科氏工业很普遍，所以一定是由高层领导指示的，查尔斯不可能不知情。现在，巴伦有机会与查尔斯当面对质。

但他们得先进入大楼才行，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巴伦和索勒斯先是被拦在一个安全检查站，那里的保安要求他们出示证件，通过一个金属探测器。然后他们沿着长廊走进大楼，来到另一个安全检查站。第二次出示证件，又通过了一个金属探测器。他们沿着弯弯曲曲的通道走着，在建筑物错综复杂的内部穿梭，然后又是一个安全检查站。在巴伦看来，他们穿过了像同心环似的一层又一层的安检，渐渐深入核心区域，这一幕让他想起位于弗吉尼亚州兰利市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

最后，二人被领进了一个没有窗户的会议室，与四位代表科氏工业集团的律师坐在一张桌子旁，其中有两名律师来自华盛顿，另外两名是常驻威奇托的科氏工业的代表律师。这个律师团队显然是由科氏工业的副总裁、公司首席律师唐·科德斯所领导的。

当查尔斯进入房间时，旁人几乎立刻就能意识到谁是这里的主人。周围的人对查尔斯很尊重，这种尊重似乎比下属对老板的尊重程度更深。查尔斯不仅是公司的老板，更是众人的领袖，周围的人不是听命行事，而是被他所激励自发行动。外界难以理解他对周围的人的影响，像巴伦和索勒斯这样的来访者不可能知道查尔斯花了几十年时间所建立起的员工对他的忠诚和钦佩，不可能知道他的管理研讨会——查尔斯为传授自己的经营哲学而举办的课程和讲座。

但二人依旧能清晰地感受到查尔斯散发出的绝对权威。他身材苗条，虽然年近53岁，但仍然拥有健壮的体格。他有一头浓密的金发，方正的下巴，明亮的蓝色眼睛。他隔着桌子坐在巴伦和索勒斯对面，盯着这两位从华盛顿来的客人。无论内心有何感想，查尔斯肯定都不会表露出来，但很明显他没有感到害怕。

“能说出你的全名吗？”巴伦开始了。

“查尔斯·德加纳尔·科赫。”

“先生，你在科氏工业集团担任什么职位？”巴伦问道。

“我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查尔斯回答说。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这不仅是一个职位，还是一个权力的象征，表示在科氏工业集团，没有人比查尔斯的权力更大。由于科氏工业是非上市公司，所以查尔斯的权力比普通的首席执行官更大。查尔斯和他的弟弟大卫是主要股东，他们买下了其他所有可能威胁到其控股地位的股权。人们可以批评查尔斯，但很难有人真的可以解雇他。只要他的弟弟大卫与他保持行为一致，查尔斯就能完全掌控整个公司。

巴伦当然感受不到查尔斯的影响力，他的声音中甚至可能带着一丝轻蔑。正如巴伦以前在许多取证和面谈中所做的那样，他开始连续不断地刨根问底。

“先生，贵公司1988年的总销售额是多少？”巴伦问道。

“我想大概是100亿美元。”

“公司去年的净利润是多少？”

“大约4亿美元。”

巴伦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些基础的问题对查尔斯来说有多冒犯。这位首席执行官高度重视保护公司的秘密，一直小心翼翼地将科氏工业的真实财务状况隐藏在帷幕之后，公司的年营业收入是保密信息，盈利水平则被认为是最高机密，而巴伦完全无视了科氏工业的禁忌。

“所有业务中涉及原油采购业务的百分比是多少？”巴伦接着问。

“百分比是什么意思？”查尔斯反击道。

百分比是什么意思？巴伦大胆地定义了百分比这个词，以及它的含义。

“销售和利润，说个大概数目。”巴伦说。

查尔斯回答道：“我估计可能是利润的10%，销售额的话是20%，这也是我自己估计的。”

巴伦递给查尔斯一套材料，正是在华盛顿震惊了巴伦手下那群调查人员的材料。这些都是科氏工业的内部数据，显示石油公司从油田实际运走的原油的价值远远超过其支付的价钱。巴伦想知道查尔斯面对这些证据会如何回应，他可能会说这些文件是伪造的，或者它们实际上没有准确反映出它们本应显示的内容。但查尔斯看了看数据，没有说出这些话。

“你看过这些文件吗？”巴伦问。

“看过。我通常看每季度的……”

“行了！”巴伦打断了他的话。

“……数字。”查尔斯说。

查尔斯表示，他没有去核实公司购买原油的月度数据“长”了还是“短”了。但他也并没有质疑这些数字的真实性。

巴伦乘胜追击，提到其中一份文件，问道：“那么，在1986年第一季度标注的是什么？这些数字表明了什么？”

“嗯……路易斯安那州大约‘长’了2000桶”

“这就是说确实‘长’了？”

“是‘长’了。”

面对像巴伦这样的检察官，查尔斯刚刚做了两件关键的事情：一是他已经确认巴伦手上的证据是真实的，因为通过传唤获得的有关原油销售的数字是准确的；二是他还确认巴伦已经知道这些数字的准确含义，知道了科氏工业做的手脚。

随后，巴伦的提问试图证明查尔斯知道“长”的真正含义，这样，证词就不会模棱两可了。然而，查尔斯似乎对帮助巴伦证实这一点并不感兴趣，他重新分析了“长”的定义，似乎表明是巴伦没搞懂。这两个人反复讨论这个定义，直到巴伦最后问：“换句话说，如果你买了油然后卖了油，如果原油储罐中的油比卖的油多，那么你就是‘长’了，没错吧？”

“我不确定……”

“到底错没错？”

“我不确定我理解了‘长’这个点。”

“好吧。你为什么不再解释一遍呢？你说的‘超’了或‘长’了是什么意思？”

“我不确定我能比刚才做得更好。”查尔斯回答。两人开始在房间内四处走动。

巴伦换了种方式，继续尝试提问：“如果科氏石油公司购买原油，账面上买了100桶，实际买了110桶，那么在这个例子中科氏石油公司‘超’了10桶，对吗？”

“那我们卖出去多少？”

“你为什么不先试试回答我刚刚提出的这个问题呢？”巴伦说，“这是准确的……”

“这是一个不完整的公式。我的意思是没有答案。你有两个未知数。”

“假设你卖了110桶。”巴伦说。

“好吧。你买了……”

“100桶。”

“然后你卖了110桶？”

“对。”

“我马上就需要我的滑尺了。”查尔斯开玩笑地说道。

这种状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两人讨论了油量、库存水平，甚至假设的库存水平。房间里的其他律师开始插话，添加他们自己关于假设的库存水平的观察和疑问。

最后，巴伦的助手索勒斯也加入进来并开始提问。最终，他把查尔斯·科赫逼到了角落，针对“长”的定义引出了一段非常优雅的描述。

“我认为没有精确的测量方法。”查尔斯说，“但如果你只看美元计价，是的，我们得到的原油比我们实际支付的要多。”

就知道是这样。查尔斯的原话是“我们得到的原油比我们实际支付的要多”。

但在查尔斯的证词中还有其他东西——他认为没有精确的测量方法。在采访一开始，查尔斯就打断过巴伦的话来强调这一点，并让人觉得这似乎是精于世故的原油计量员在作业现场犯了错误才导致数据出现偏差的。

“我的意思是，据我理解，在油田有很多小油罐，有很多不断变化的因素，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技巧。”查尔斯说。“不是所有人都是火箭科学家，”他继续说道，“我是说，技巧好的人。我说技巧好的人不是在暗示什么，虽然他们工作努力，但也不能完全说得到了严格的训练。”

这种自圆其说的论调与埃尔罗伊特工和科氏石油公司的计量员面谈时所听到的一切相互矛盾。计量员告诉埃尔罗伊，他们经常要面对自上而下源源不断做“长”的压力，自知如果不这么做，等待他们的结局就是被炒鱿鱼。他们不是计量错误，而是在遵守指令。这些指令显然是从科氏工业经理们口中的“持续改进”会议上传达出来的。在这一点上，巴伦开始施压。

“到底什么是持续改进？请准确回答。”巴伦问道。

“你有多少时间？”查尔斯反问道。

“你又有多少时间？”巴伦回应。

“持续改进理念是由一位名叫爱德华兹·戴明的统计学家发展出来的。”查尔斯说道，“他建立了一种基于统计学的理念，就是公司如何通过提升客户质量和自身生产力来提高竞争地位。”

查尔斯继续说了很长一段时间，谈到这个叫戴明的人，查尔斯似乎真的很佩服他。戴明的想法主要是围绕建立数学模型改进业务，利用模型不断地推动员工做出改进，诸如此类。

“这是一个长期项目，”查尔斯说，“正如（戴明）所说：‘你将永远出不了院。’改善的空间永远存在，你也必须不断改进。”

关于戴明和统计学的题外话与巴伦正在深入挖掘的案件没有多大关系。查尔斯已经阐明了持续改进理念对计量员的影响。

“我们的政策是，尽可能准确，不能造成损失，在范围内尽量避免损失。”查尔斯表示。他否认公司有鼓励窃取原油的政策，但他也承认计量员会面临做“长”的压力。

面谈结束后，查尔斯站起来离开了房间，沿着过道最终回到他的办公室，那是一个巨大的套间，站在房间里，堪萨斯大草原的广阔景色一览无余。

巴伦在科氏工业的总部大楼内部工作了一整天，他和索勒斯采访了十几位科氏工业集团的高管，不知不觉中，案件已具备提交给参议员的条件，提交至美国司法部的证据链也逐渐完善。

在漫长的一天结束后，巴伦和索勒斯收拾好材料离开威奇托。他们搭乘飞机返回华盛顿，回到哈特参议院办公大楼的九楼继续工作。

但即使他们在科氏工业总部待了那么久，即使他们花了那么多时间在科氏工业的仓库里翻箱倒柜寻找机密文件，即使他们花了那么多时间亲自与查尔斯面谈，巴伦和索勒斯也无法回答案件中最令人费解的问题。而在参议院委员会就科氏工业的所谓原油窃取案举行的公开听证会上，参议员德孔西尼本人提出了这个问题。

在听证会的某一刻，正在质询埃尔罗伊特工的德孔西尼突然停了下来，脸上写满了困惑，向这位联邦调查局的探员问出了所有问题中最关键的一个：

“查尔斯·科赫是谁？你能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