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那封信

……风起，是的，一股真正的暖风正吹。是去年的八月底，狗跑开了，它正跑开，我在晚上十一点光景出去找它。天空满布着云，那么暗，没法看见树冠了，不过听得见风如何在持续地走入树冠。始终如一，强健而奇特的暖风。我记得以前有过类似体验，可我记不起到底是何时了。

当我走下通往松德布拉德家的小路时——那当然是一条沿湖路——我闻到水的气息，听到波浪如何撞击，虽说在黑暗里看不见它们，我清楚地感觉到，一只挺小的青蛙如何跳过我的一只鞋。

我做了一件自五十年代以来其实不曾做过的事。我快速弯下腰去，将扣起的双手拢成杯形，摆在自己跟前潮湿的草上，就在青蛙想必会在的地方。

这个老把戏总是奏效。它直接跳到了我手上，我可以把它握在右手里，像关在一只笼子里——它是那么的小。

它麻痹了一般，在里头呆坐了一刻，我把两只手拢成大一点的笼子。

就这样，我站在那儿听风，有一只青蛙锁在我手里，仿佛锁在笼中;同样的温暖而固执的风依然一刻不停地穿过树木;还有来自湖岸森林里所有沼泽的酸味。我明显感到青蛙如何在我手里颤动。

接着，它突然撒了尿，直接撒在我手上。

我想，某种程度上，这是不会有多少人能有的经历。

青蛙的尿可是十足的冰凉。我太吃惊了，不由得张开手，让它跳了出去。然后，我站在那里，相当感动，风在我头顶上，走进树冠里，而我的手因为一只青蛙的尿冰凉。

我们重新开始，我们绝不放弃。

[黄色笔记本Ⅰ:1]

那条狗让我在松德布拉德家找到了。它在那儿逗留了一下午，给喂了煎饼、喂了水。真正丢人的是，我想拉它跟我走，它一点也不情愿。它抗拒，把爪子牢牢地抵在厨房地毯上。

这很没面子。他们自然能得到一个印象，我一定是对它太糟了，以至它都不敢跟我回家去。可这当然不是事实。

是另一回事，而我不明白到底是什么。看似以一种古怪方式，事实上，狗让什么给吓住了;不过几周以内，却已是第三次。我对待它和过去十一年自然没有两样。有时我会显得有点不容分说，但我绝不会让它害怕。这条狗对我里里外外都了解，它还是条小崽子时就已认识我了。

只有一条合理解释，狗开始苍老，衰老导致大脑中气味记忆的细微变化。因此，很简单，它认不出我了。

一方面，我估计它的视力已糟糕透顶，另一方面，视力对它来说并非特别重要。

六十年代早期的一个冬天，我在山坡滑雪道上，朝着魅尔湖挺进。那时我还是那所位于恩诺拉的小学里的教师，学校还没迁往法格什塔，而我只能在周六及周日滑雪。那是一个美丽的二月周日，滑雪道上的人可真不少。就在我爬上一道坡顶时，看见一个穿蓝色连帽防寒滑雪衣的男人，在距我不过三十米的前方。

狗儿一直在我前方几米外奔跑，它一定清楚地知道男人在那儿。早在几公里外，这男人已作为气味图像、作为一种气息，在狗的大脑的气味中心注册完毕。

这时，那个略微有些年纪的男人朝旁边移动，以便做些调整，也可能只是要让我通过，因为我已迫近。

该死！假如狗儿没有径直奔向他，他不至于差点跌坐在滑道上！

对狗儿来说，蓝衣男人并不存在，却存在一种它跟随着的有趣气味，气味越发浓厚，浓厚到它可以依赖这气味的程度，径直跑，根本不用抬头看，差点撞翻那个男人。

肯定和气味的感觉有关。而人对此无能为力。它一直是一只令人愉悦的狗。我希望它能坚持得更久。

我不明白究竟是什么攫住了它。看来确实是狗不再认得出我了。或更准确地说:它认得出我，只不过是在非常靠近，我能让它真正看见我和听见我，而不仅仅通过气味来辨别之时。

自然也有另一种解释，不过，那太荒唐了，我都不能相信。

就是说，完全在突然之间，我开始散发出根本不同的气息，以某种可恶的、只有那条狗才能知觉的轻微方式。

[黄色笔记本Ⅰ:2]

去年秋天，蜂箱有好多事得处理，有些得加新的木隔板、新的巢门档，巢框和绝缘材料也要修整，然而，出于某个无法理解的原因，我一直没动。我不大明白到底是为什么。一定是因为某个不清楚的理由，去年秋天，我才特别昏沉而被动。谢天谢地，现在看来，这是一月底破纪录的暖冬。一日复一日，天在下雨，而我一动不动地躺着，比我往常在冬天的幽暗中赖床的时间更长些，只为享受雨水打在屋顶的声响。

可要是雨水一直这么击打而二月里变冷呢？我他妈那时怎么办？蜂箱木盖已浸足了水，箱顶的焦油纸好几处都破了。很简单，它们会冻死。作为对我去年秋天的懒散的惩罚，我会失去三四个蜜蜂社群。

经济上不会有多大影响，因为我终于收到提高了的政府住宅辅助金，然而活着的生物死去，这总让我心痛。

上星期，我在电话里和拉姆奈斯的伊萨克松讨论了一件古怪事:

一个蜜蜂社群死去时，感觉差不多是一头动物死了。那是人会思念的有个性的存在，几乎像思念一只狗，或至少是一只猫。

人对一只死去的蜜蜂完全无动于衷，人不过将它扫开。

奇异的是，蜜蜂们完全采取同样的态度。像这样对他者的死亡完全缺乏兴趣的动物实不多见。假如我换巢框时过于粗心地压扁了几只蜜蜂，其他蜜蜂会将它们拖出去，和处理出故障的机器相仿。不过，假如碰巧有一些被压扁，它们总会首先取下花粉。

试想，它们也以同样方式体验这一切吗？个性和智慧在分群里才存在。

有个性强大的社群。有懒惰和勤劳、攻击性和温和的蜜蜂社群。还有反复无常的和波希米亚的，天知道是否就有具备及缺乏幽默感的。

比如说，分群热！那正如一个紧张、反复无常又急躁的人。一个差劲的情人，毫无耐心。

而那单独的一只蜜蜂如同发条上的一只螺母或螺丝一样没有个性。

[黄色笔记本Ⅰ:3]

八月里孩子们在这儿时，他们想和我一起打羽毛球。作为离异家庭的孩子，我觉得他们至少是度过了一个不寻常的愉快暑假。他们可是到这里来了好几次。六月和八月。

不管怎么说，在那个时刻，在我们打羽毛球时，感觉确实是一样。

不过，那时我很肯定是有腰痛，而我忘了这一切。我自然以为是拉伤了背部肌肉。我不得不立刻停止打球。

然而，有这种疼得要死，嘴里疼出血腥味的腰痛吗？

[黄色笔记本Ⅰ:4]

瑞典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更能忍耐吗？我对此知之甚少。我这一辈子没怎么旅行。五十年代初两次自行车远足到丹麦，一次乒乓球联赛到西德的基尔，以及好多次穿过奥尔萨和伊德勒，往北直抵费门湖边，越过边境，进入挪威，可真说不上多。我有个倾向，将瑞典之外的世界看作某个文学的，存在于书籍和杂志的东西。

非常大的距离让我害怕。巴黎是活在龚古尔兄弟日记里的某个东西，最现代的伦敦在阿道司·赫胥黎的早期小说里。

假如我果真跑到那些地方，我可能会迷失得都认不出我自己。我会觉得它们跟我没关系。我刚在省报上读到，巴黎如今有摩天大楼了。

在我的系统里，不同时代主导不同的地方。比如在巴黎，公社的砂浆尘埃还未落定。这里的时间是什么？现在。

那么，瑞典人比其他国家的民众更能忍耐吗？前天的韦斯特罗斯地区医院X光射线候诊室。奇异的羊毛味，潮湿的羊毛。满满的都是人，椅子上，长凳上，到处都是。一个整片右脸有着怪诞瘀伤的男孩，前一晚出了电动车事故，痛着。一个来自煤溪的老头，是搭早晨的公交车来的。他满心期望能赶上最后一班汽车回家。“这里很慢。”这一周里，他之前来过一次。所有的人手里都捏着排号票。优先顺序的神秘:有时护士一次叫进两三个;有时只叫进一个;有时，持续一小时，一切交通停止。以及每一次护士出现，所有的人如何抬起头来。

就像一台机械钟琴，人形一小时动一次;一扇门开了，有人走出，有些走入。一个十足的醉汉，额头、眼下、颊上都是绷带，被两个警察带入。他得了优先。

房间里的六七十人，多数一定都有稍强或稍弱的剧痛。有些人，你从他们的坐姿，从他们站起身、在屋里焦虑地来回走动的样子就能看出。

不过几乎没人谈论这个，他们甚至不说自己感觉疼痛(这个“感觉疼痛”可意味着整个范围内的任何一种，从轻微的不适到燃烧的灼痛)。取而代之，他们谈糟糕的公共汽车、有轨电车，谈就医及复诊。似乎他们中的一些人活着只为了时不时地上医院。他们并不讨厌那地方。他们的疾病给了他们一个身份。这一点适用于那些最年迈和最谦卑的人。

他们的疾病激发出健康时没人曾奉献给他们的一份兴趣。

他们的耐心里有某种东西让我非常恼怒，让我好斗。他们不该忍受……什么？忍受必须坐等X光检查这么久，忍受这奇怪而非个人的、几近工业化的对待。这里，没人在意他们大清早等在冬日的巴士站，又在医院坐了一整天，坐等轮到自己——不能吃上一口，因为担心丢掉等候名单上自己的位置？

不管怎么说，始终有一种朋友间的团结，始终有人保证，假如护士叫你的名字，而你刚好去厕所吸烟，一定会喊你。或者，我是说疼痛自身要反抗，是它们不愿忍受？疼痛的无产者，联合起来！

[黄色笔记本Ⅰ:5]

那些没能杀死我的，使我更强大。(弗里德里希·尼采，德国哲学家，1844—1900)

[黄色笔记本Ⅰ:6]

1975年2月

注①：原文如此，但更精确的数字应该是76. 20。

[黄色笔记本Ⅰ:7]

韦斯特罗斯地区医院的信终于到达时，我不想打开，而将它丢在一边，翻了翻报纸和杂志，看了几份账单，注意到反正下个月之前没钱支付，我终于带上狗，来一段长长的、实实在在的散步。

是灰色而怡人的二月天，有点冷，所以不太潮，整个景色看起来像铅笔素描。我其实不明白为何自己这么喜欢它，因为它相当贫瘠，可我从不厌倦、总被感动。我于这里安家的时间，在我生命中已不是一小部分了。

我一结婚，就住到特鲁美斯贝里去了，开车去学校，随着岁月流逝，自然是些不同的小小学校。因为我兼备小学教师及手工教师的教育背景，最后几年，当一所学校和另一所合并时，我可以比较自由地挑选工作。我越发变成了一名手工老师。我认为班级变得有些太大了，做手工老师可以让我得到更好的时间。

其后，我离了婚，就移居到这里，可以说是移居到了大自然的更深处，同时放弃了教职。交掉抚养费之后反正没剩下什么钱，我干脆放弃挣钱，转而养了三十个蜜蜂社群。

令我吃惊的是，如此也运转得一样好。唯一的风险会出现的时候是我要外出到哪里，比如眼下到医院时。

当地区医院的信终于寄到，我干脆将它丢到一边，散步去了。我感觉自己非常平静，非常仔细地察看了路边所有的光秃秃的阔叶树。我非常喜爱这些对着铅色天空裸露的枝干。它们像一种陌生语言的字母，试图诉说着什么。

整个地区，有着重新深锁的夏屋、白雪覆盖的花园、抬离水面的船只，其实现在比夏天更美。夏天时，这里会有好多人蜂拥而至。这些年来，我也结识了其中不少人，有些甚至邀我打牌，或在门廊上喝点什么，感觉愉悦。我根本不是什么孤僻之人。然而这里的，它是真正的生活。好或坏、孤独的或美好的，它是我真正的生活。而如今，某个比我更强大，比法院、政府、机关都更强大的，要把它从我这儿夺走。

公平可谈不上。

我在整个岬角走了一圈之后——顺便说一句，我惊扰了一个驼鹿家族，它们正在布鲁斯林家野草地边缘的仓房后嗅着——我得出以下结论:

信上要么写着没什么危险的，要么写着我有癌症、会死。自然，可能写着我有。

我能做的最聪明的事就是别打开它，如果我不打开，就还有某种希望。

这希望能给我一点余地。很小，没错，因为并不会因此终结疼痛，然而那会成为一种广义的疼痛，不会提醒我什么特别的，我将能够把它融入我的生活，为何我就不能做到呢？对于许多其他的问题，我毕竟成功找到了出路。

信终于到达时，我牵上狗出去散步，走过整个岬角，而当我回到家时，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我将永远不会打开它。

信就在厨房里，在铺着的花桌布上，在午餐边，鸟儿在外头的鸟桌上啄食，完全和往常一样。在此期间，冰雪消融得更多了，于是屋脊水槽其实已开始滴水。

一只带窗口的咖啡色信封，左上角写着:韦斯特罗斯地区医院，中央实验室。我摸了摸。里头仅一页纸，显然相当小，从中间折叠。我对着窗口将它举起。不过没法透过信封看到点什么。

假如我打开它，我想，它将如何改变我呢？假如信上写着，我只有几个月好活，那我会不会麻痹得不行？瘫倒？我将不得不躺在某家医院里吗？可能的，且会在一张床上度过最后那几个月，有越来越强的疼痛，越来越消瘦而无力，再不能掌握自己的状况。

可是，试想我打开了它，假如上面写着，实验室研究显示，得到的样本来自良性肿瘤呢？是胃溃疡，是胆结石，得做手术，外加适当节食，没有医生的处置，带着胆结石自个儿到处乱转实在会有致命危险？

要是我不打开这封信，而情况反而越来越糟呢？我没有电话，假如我不做反应，他们也找不到我，也许慢慢地会来一封新的信，不过那时很可能就太迟了。

信来时，我没打开它，而是先和狗儿来了一段长长的散步。

我回来时，开始把玩这一想法:我根本不会打开它。

某种程度上，我把玩这个想法的时间有些过长，只有十分之一秒，但也够了。

假如这封信包含我的死亡，那么我拒绝它。

人不可将自己卷进死亡。我有幸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这是一个我在整个一生中获益良多的诀窍。

根据威廉·冯特——假如我对北欧家庭百科全书理解正确，作为心理医生，他在他那个时代博得过相当大的名声——的观点，有三种病痛感。钝痛、刺痛和灼痛。

和色感类名词不同，语言还没发展到用特别的字眼来区分这些不同的感知。它们没自己的名字。

也许是因为，两个人能看见同一种颜色，却没法感觉同一种疼痛？

我的是钝痛。不只是钝痛。有些日子也有烧灼感，但大部分是这种钝痛。

我猜它确实是从狗儿跑出去的那个夜晚开始的，因为在我深深的沉睡中，我第一次感到这古怪、钝痛，对着后头肾脏的张力，差不多像有人试图颠起一只足球，一只他偷偷带到那儿的球，搏动、缓慢，似乎丝毫不在乎我是动还是不动。

总之，是在狗儿跑出去的那个夜晚，我第一次注意到它。

多数时候，它在夜里发作。在它惊醒我之前，我长时间梦见它，它作为某种惊吓我的东西出现在我梦里，我一直试图从它那儿走开，不去看，在梦里，我从它那儿确确实实地转开脸去，它还是越来越近，强迫我看它，然后惊醒我。

一直到圣诞，药丸都帮了我相当大的忙——我先是在法格什塔得到的，当时他们以为是肾结石。(顺便说一句，最初我以为是腰痛，接着怀疑到前列腺，然而，事实显示，我其实一点都不知道前列腺炎是哪里疼。)

如今，圣诞过后不久，很显然，那个对付胆结石的挺强的药丸——感谢上帝，我一直得到更新的处方——不再减轻我的疼痛了。不是因为疼痛更强，是这些药丸，就是说我的神经系统，不知怎的失灵了。

它重新给我一副躯体;青春期后，我不曾怀抱拥有一副躯体的强烈意识，我密集地存在于其中。

只是这副躯体是错误的躯体。是内里燃烧着的躯体。

其后，自然是希望。上一周有那么三天，我其实十分确定，疼痛真是在慢慢消失，一切又正常了，我几乎忘了脊背疼得厉害起来之前，自己正常的躯体是怎样的。我自然不敢真的奢望，可还是憧憬了。

我会走来走去、短短地散步，发现在过去几个月里，疼痛其实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点染了风景。这里那里有那么一棵树，当时在那儿，真的很疼，这里那里有一段围栏，我散步路过时，会用手击打其中的木桩。当我回到无痛的日子里，疼痛，这么说吧，挂在了围栏上。

疼痛是一片风景。

然后，它又回来了，自然，在周日晚上，不是一下子涌来，而是缓慢地，以小小的跃进，差不多是一只狗嗅着追着足迹向前的样子。

看了好多次医生之后，他们这才开始怀疑癌症的可能性。此后是多次追加访问，以及很多天与疼痛的普罗一起在候诊室的等待，直到医生想取出各种组织样本和血样，并进行对比研究。取出所有样本着实用了好长时间。十一月不够，还用了十二月。

然后我没从他们那里听到任何消息，直至前天，也就是二月最后一天。

*

信件终于到来时，我没立刻打开它，而是和狗长长地散步，并思忖这情形。风景还是相似，很灰，裸露的树木有崇高而哀婉的铅色枝干。湖上，厚厚的冰带着潮湿的雪，现在终于是在二月了。

我坐了好一会，盯着那封信，感觉它有多厚多重，直到厨房开始变得实在太冷，因为厨房的壁炉断了木柴而熄了火。我终于抬起头时，外头已开始变黑。早已是午后，一个典型的二月午后，最初的暮色四点时分就会来临。

终于，我还是出去搬来木柴，重新点亮炉火。

我是用那封信引了火。

[黄色笔记本Ⅰ: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