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元遗民概念辨证

一般来说，“遗民”概念常和“华夷之辨”有着潜在的联系，所以我们耳熟能详的往往是“宋遗民”“明遗民”，而很少提到或听到“元遗民”的说法。然而很少提到并不等于没有，如果破除成见，逼近历史细节来看，元遗民群体事实上是存在的。胡适在其《建国与专制》一文中提出，中国的民族观念往往以汉族为中心：“我们读宋明两朝的遗民的文献，虽然好像都不脱忠于一个朝代的见解，其实朝代与君主都不过是民族国家的一种具体的象征。不然，何以蒙古失国后无人编纂元遗民录？何以满清失国后一班遗老只成社会上的笑柄而已？”(1)这或许也是一种有意无意的忽略。因为在民国之初，汪精卫（兆铭）之兄汪兆镛就曾编过《元广东遗民录》二卷（有番禺汪氏1922年自刻本）；张其淦既编有《明代千遗民诗咏》初、二、三编，亦有《元八百遗民诗咏》（今有台湾明文书局1991年印行本）；陈遹声编有包括宋元明三代遗民诗在内的《遗民诗选》。这几位都是逊清遗老，而这几部著作更是有意泯除民族之异而突出其遗民身份。就当代学者而言，台湾著名文学史家龚鹏程曾“拟编”一本《偏统文学史》，基本思路就是要“颠覆现有文学史的论述成规，来寻找新的论述脉络”，而其中有一节就叫“元遗民文学”。(2)龚鹏程先生能够注意到“元遗民文学”，自是别具只眼，而这种研究论述仍只能入“偏统文学史”，也表明在正统的即传统的文学史观中，所谓“元遗民文学”尚未得到认同或进入学术视野。

在这里，我们想把那些由元入明的遗民词人，作为一个特殊的词人群体或流派来作整体观照。其中包括布衣韦带、年高德劭的谢应芳，黄冠野服、混迹编氓的倪瓒，结庐石门山、人称“梁五经”的梁寅，自比陶潜、以疾辞聘的舒，博通经史、青溪野处的邵亨贞，风流豪爽、广交文士的顾瑛，隐居乌泾、坚卧不起的王逢，以及钱霖、钱应庚兄弟等人。这些人过去一直被视为元代文学家，而与他们基本同时代的宋濂、刘基等人，因为入明后为达官显宦，则历来被视为明人而毫无争议。对于身处易代之际的文人来说，以“不仕”或“不试”（不出仕、不应科举）为出处标准来判断其朝代归属，原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则。我们并不想去刻意改变谢应芳等人的朝代归属，但把他们入明之后的词作列入明词史的考察范围，亦是同样顺理成章。这个遗民词人群体中的很多人，与其他的明初词人相比，在入明之后活了更长的时间，或写了更多更好的词作。高启入明后六年便死于非命，刘基入明后活了八年，杨基活得稍长一点，超过了十年。而谢应芳、邵亨贞、梁寅等人，入明后还有二三十年的创作时间。而且，他们有不少词作可以明确系年，足证它们是入明之后的作品。如果把这些写于洪武年间（1368—1398）乃至更后的词作随其主人一概划入元代词史范围，至少对于明初词坛的整体观照而言是不完整的。所以我们主张把论人与论词区别对待，把谢应芳诸人视为元代词人，并不影响我们把其入明之后的词作列入明词史的考察范围。

事实上，明清以来的一些史学或文学文献的处理方式，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借鉴。现代史学家朱师辙就曾经说过：“《明史·儒林传》之范祖幹、叶景翰、何寿朋、汪师道、谢应芳、汪克宽、梁寅、赵汸、陈谟，《文苑传》之杨维桢、钱惟善、胡翰、苏伯衡、戴良、王逢、丁鹤年，皆元遗民也，何尝以入《明史》为不安？”(3)又如钱谦益《列朝诗集》之“甲前集”所收的“席帽山人王逢”“九灵山人戴良”“铁崖先生杨维桢”“黄鹤山樵王蒙”“云林先生倪瓒”等等，当然也都是元遗民诗人。在王逢小传的最后，钱谦益有一段话，实际如同“甲前集”所收元遗民诗人之序引。其文曰：“呜呼！皋羽之于宋也，原吉之于元也，其为遗民一也。然老于有明之世二十余年矣，不可谓非明世之逸民也。故列诸甲集之前编，而戴良、丁鹤年之流，以类附焉。”(4)钱谦益毕竟老于文字，他只更动了一个字，就把元之“遗民”与明之“逸民”统一起来了。《列朝诗集》的这种体例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于甲、乙、丙、丁四编之前特设“前编”，以收录明遗民诗人，不知是否受了钱谦益的影响。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序》云：“沧桑诸老，若概以清人目之，彼不任受也。然入清已三四十年，其诗皆作于清时，今采清事，自不能以其明人也而屏之，因别为前编以示微意。”(5)钱谦益目之为“甲前集”，邓之诚曰“前编”，都是既加收录又微示区别，皆可谓用心良苦。既然这样一些重要著述的体例已为人们普遍接受，本章在考察明初词坛时不去刻意回避谢应芳、邵亨贞等遗民词人，亦可谓顺理成章之举了。

研治元遗民文学，又往往会遇到一种出于阅读期待的质疑或挑战。明王朝开国时，上距南宋之灭亡不及百年，我们总会想当然地认为，元朝国祚既短，又是少数民族主政，故由元入明，正可谓久假当还，文人们应该在感情上更容易归顺，即使称不得翘首期盼，至少也应是顺其自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以研治元诗史著称的杨镰先生曾这样写道：“有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在元明之间，至少在旨在推翻元朝统治的‘叛乱’一开始，在江南区域，诗人们几乎是一边倒地倾向于异族建立的元朝。”(6)其实，如果抛开“夷夏之大防”的传统观念，这本来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每当易代之际，文人们总是以忠于故国旧君为价值取向，何独一到元明易代就让人觉得奇怪了呢？而且，江南文人，尤其是苏州、松江、杭州一带的文人，与其说是倾向于元朝故国，毋宁说是对朱元璋新建立的明王朝怀有戒心，因为这一带原为张士诚故地，不管诸文士是否曾为张士诚所用，至少他们在朱元璋新朝开国时是不受待见的。高启、杨基等“吴中四杰”入明后迭遭迫害，实与此背景相关。而谢应芳、倪瓒、邵亨贞等遗民文人对明王朝的疏离心态，亦是由他们所处的特定历史文化背景导致的。

与此相关联的另一种阅读意外是，明初的元遗民根本不避讳提及那些忠于大宋王朝、不认可元朝统治者的宋遗民，反而会引为同道而自励自勉。如倪瓒《题郑所南兰》诗云：“秋风兰蕙化为茅，南国凄凉气已消。只有所南心不改，泪泉和墨写离骚。”其景仰心折之情，油然可见。又如著名文人张丁（孟兼）曾在洪武二年（1369）为谢翱《登西台恸哭记》作注，这应该不仅是一般的文字工作或文献整理，而是一种具有政治宣示意味与文化心理暗示的举动，所以竟有二三十位文人为之题跋。也许是开国之初文网未密，朱元璋对这种借前代遗民酒杯浇自家块垒的文化现象竟未曾注意，这对于张孟兼及其众多题跋者来说也算是非常幸运的了。

宋遗民与元遗民虽然处于不同的历史时空，但这两朝的遗民前后相承，时代相接，彼此相去确实太近了，以致他们生命中曾有一段交叠的时光。宋遗民中生卒年代可考者如李珏（1219—1307）、谢枋得（1226—1289）、刘辰翁（1232—1297）、邓剡（1232—1303）、朱嗣发（1234—1304）、颜奎（1235—1308）、赵淇（1239—1307）、汪宗臣（1239—1330）、赵文（1239—1315）、汪元量（1241—约1317后）、林景熙（1242—1310）、陆纪（1247—1315）、仇远（1247—1328后）、张炎（1248—1319后）、谢翱（1249—1295）、王炎午（1252—1324）、陆深（1260—1344）等，与元遗民皆可谓前后相望。而那些生年较晚且得享高寿的宋遗民，不少人已进入十四世纪，那时已是元代中期了。再看明初遗民词派中人，谢应芳生于1296年，倪瓒生于1301年，梁寅生于1303年，舒生于1304年，邵亨贞生于1309年，皆处于十四世纪初年。这就是说，当这些后来的元遗民出生时，宋遗民中有相当一批老寿者都还健在；于是这前后相继而相望的两代遗民，生命中竟有一段重叠交集的时光，这或许也可说是元明朝代更迭的一种特有的文化景观。

再从宋遗民策划开展的一些重要文化活动来看，《乐府补题》的五次唱和活动大约在南宋覆亡之初的至元十五年至十六年（1278—1279），“月泉吟社”之征诗与评点在至元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1286—1287），而谢翱《登西台恸哭记》写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联系谢应芳、倪瓒、梁寅、舒、邵亨贞这些人的生年时代来看，可知《乐府补题》与《月泉吟社诗》的结集，也都在这些元遗民们出生之前不久，而且他们很可能就是这些唱和诗词的新生代的读者呢！

宋、元遗民词人之间，还有一些前后蝉联的过渡式人物，最典型的就是陆行直。陆行直（1275—？）字季道，一字辅之，号壶天，吴江人。据记载，行直尝从张炎游，“深得奥旨制度之法”，著《词旨》一卷。其卒年不详。然而就是这个陆行直，早年曾是宋遗民张炎的朋友，晚年又是元遗民邵亨贞的朋友。邵氏《江城梅花引》小序云：“陆壶天、钱素庵二老相会，皆有感怀承平故家之作，索予次韵，而不及当道作者，盖俯念草木之味也。”这里所谓“感怀承平故家”，虽不能断定作于入明之后（因为元末战乱时已有一些文人作此感慨了），然而后面所谓“不及当道作者”，却使人想见此应为入明之后所作，因为若在元季，与当道来往与怀念承平故国是不矛盾的。那时陆行直若还在世，也已经九十余岁了。陆行直今存唯一词作《清平乐·重题碧梧苍石图》，小序中先引张炎（叔夏）《清平乐》（候蛩凄断）词，然后曰：“此友人张叔夏赠余之作也。余不能记忆，于至治元年仲夏二十四日，戏作碧梧苍石，与冶仙西窗夜坐，因语及此。转瞬二十一载，今卿卿、叔夏皆成故人，恍然如隔世事，遂书于卷首，以记一时之感慨云。”至治元年为公元1321年，二十一载之后则为至正二年（1342）。那时陆行直六十八岁，比他晚一辈的邵亨贞也已三十四岁。由此可见，元遗民之于宋遗民，不仅时代相接，前后相望，其思想感情与词学衣钵，亦在同步作薪火相传。而且，宋遗民词人所写的怀念故国旧君的作品，很可能成为未来元遗民的启蒙读物。这就是元遗民词人成长的特殊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