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洛川会议明确作战原则

LUOCHUANHUIYI MINGQUE ZUOZHANYUANZE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党中央发出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这是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的基本政治口号。这个口号，成了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

空前的民族危机和共产党的积极主张，一扫国内的沉闷的政治空气。各界要求武装抵抗日本侵略的热情空前高涨，到处沸腾起来了。

在推动国民党进行全国性抗战的同时，红军参战的实际准备工作也在加紧进行。

7月14日，毛泽东、朱德已向彭德怀、任弼时等红军将领下达“十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的命令。同时要红军各路将领到云阳集中，讨论红军改编问题，并对红军参战、部队编制等做了周密的部署。

随着华北局势日趋严重，蒋介石却一直不肯下达红军改编的命令，只是三番五次地催促红军迅速出动。

7月28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决定：红军8月15日改编好，20日出动抗日。

可是，就在红军准备改编出征期间，华北战场已经乱套。国民党军队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兵败如山倒，纷纷溃退。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将采取什么策略重挫敌人的锐气，稳定军心民心，已迫在眉睫。

这时周恩来、博古已赴云阳出席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的红军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他们，对会议提出明确的指导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把发展游击战争提到突出的地位。

这是一个有着远大战略眼光的创见。电报说：“（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根据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

同一天，毛泽东和张闻天又致电朱德、周恩来转彭德怀、任弼时，针对蒋介石已经表露出来的准备将红军分割使用、同日军硬拼消耗、逐步给以削弱以至消灭的企图，提醒他们：“红军抗日出动的路线、出动的兵力、作战的方法都不应请求蒋介石决定颁发，这些都只能等待适当的时机，由我们提出与之商定方不吃亏。”这些意见，对红军改编后保持独立性和党对这支军队的领导有重要意义。

7月30日，北平、天津相继陷落。平津的失守使中国失去华北与中国西北部的最重要的屏障，日军开始沿平汉、平绥、津浦三条铁路作扇形推进，向华北地区展开大规模进攻。

在日军的进逼下，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南京共商国防问题。中共中央决定由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前往。

8月4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又电请朱、周、叶到南京后代表中共提出对整个国防问题的建议，指出：“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这个方针是中肯的，是切中当时国民党军队战略上的弊端的。

意见最后强调，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

8月中旬，在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提出：全国抗战在战略上要实行持久防御，在战术上应取攻势，即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华北战区须培养独立持久的能力，并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同时在敌人侧翼和后方发动民众，开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交通运输，牵制消灭日军。可是，国民党领导集团实际上没有听取这些意见。

事实上，不仅是国民党，即使是中共内部的许多高级将领当时对实行何种抗战战略在思想上有分歧，急需用新的战略方针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

当时由于红军出兵在即，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对平津失守后的形势和党的任务进行一次全盘的讨论，统一思想。为了研究讨论红军出动问题、作战问题，毛泽东与张闻天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提出准备在红军开动时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地点在洛川，时间15号左右，同时询问由云阳到洛川的时间及相关情况。

地点选在洛川，主要是因为当时红军前方将领多在云阳集中，洛川在延安与云阳之间，在洛川开会可省去前方将领一半路程。此时林彪正率抗大学员在洛川，毛泽东叮嘱他在洛川待命，暂不要回来，也不要上前方。

然而，由于局势紧张，当时中央政治局成员一时来不及集中，因此，8月9日，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和各部门负责人先开了一次会。这是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上，由张闻天作报告。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他十分明确地断言：“应估计大战已经到来，新的阶段在七月七日晚上即已开始。抗战已经开始，准备抗战的阶段已经结束。”

对国民党的状况，毛泽东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国民党转变已大进一步，但离彻底转变还远。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是日本逼迫起来的，应战主义是危险的。但这还要很多的工作才能转变，应战主义实际是节节退却。

这次会上，毛泽东还对7月23日文章中的抗日八项办法提出补充，初步形成“十大纲领”。这次会议为洛川会议的顺利召开做了准备。这时，在党中央毛泽东的领导下，红军各部已陆续准备就绪，随时准备开赴前线。

但是，在南京的谈判却并不顺利，国民党方面在各种问题上诸多留难。正在这时，日军大举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心脏地区和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使蒋介石感到不得不进行全国性的抵抗，否则自身的统治也难以保持，于是，在国共谈判中表现出较多的合作愿望。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周恩来等同国民党经过反复谈判，终于达成正式协议：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主力红军充任战略游击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作战任务。

这样，以国共两党合作为特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同时，在外地的政治局委员陆续赶回陕北，中共中央认为在洛川召开政治局会议的条件已经成熟。

8月中下旬之交，毛泽东把萧劲光叫到他的窑洞里说，党中央的这个会议准备去洛川开，你去打个前站，安排个开会的地方。不在洛川县城，那里不安全，要选个安全的地方。你准备一下马上出发吧！

8月19日，毛泽东与张闻天致电朱德、秦邦宪、彭德怀、任弼时等，请他们也于明日动身并带电台及华北地图，到洛川交通站找林彪，并提出洛川会议日程：（一）政治任务问题。（二）军事问题。（三）两党关系问题。

一切安排妥当，第二天，毛泽东等人从延安出发向洛川前进……

1937年8月22日，洛川会议正式召开。出席大会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贺龙、博古、彭德怀、张浩、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张文彬、萧劲光、林伯渠、徐向前、周建屏、傅钟、凯丰、张国焘、周昆等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各方面主要负责人，史称洛川会议。

洛川会议会址设在洛川城郊冯家村的一所小学里，这里靠近咸榆公路，交通便利，北距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只有120公里，南距古城西安220公里。

当时，红军前方指挥部驻扎在离西安不远的泾阳县云阳镇。洛川会议的一个主要议题是军事战略问题，所以，红一、二、四方面军的主要高级将领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之所以选择在这样一个僻静的小山村开会，一是考虑到到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前方红军将领便于集中，也便于会后红军将领能迅速返回部队驻地，率部出师抗日。二是考虑到这里相对安全。冯家村位于洛川塬上，四面都是沟壑，村子里有几条路，与会人员随时可以安全撤离。当时，冯家村虽然属于国民党统治区，但是离苏区很近，村子北面几公里的地方就是苏区和国统区的分界线介子河。

洛川会址原来是一处私塾小学校舍。房子的主人当时是一位小学教师。会址为两孔砖窑，坐北朝南。东侧窑洞为会议期间毛泽东的办公室兼寝室，西侧窑洞为会议室。党中央就在这样一个条件简陋的小村里，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洛川会议。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主要讨论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会议的议程是：（一）政治任务问题；（二）军事问题；（三）国共两党关系问题。

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报告，并作了多次发言。

报告深刻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指出抗日战争将是艰苦的持久战，提出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和基本方针。

毛泽东指出：现在已经开始政府的抗战，而且得到人民的拥护，但人民还没有大规模地参加，这就成为现在的弱点与今后的任务——使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我们的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胜利。关于军事问题，报告指出红军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已经发展为能够进行运动战的正规军。但在新的形势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变为分散使用的游击军和游击战。

关于红军的基本任务，毛泽东提出了五条意见：“（一）创造根据地；（二）钳制与消灭敌人；（三）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四）保存与扩大红军；（五）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他进一步解释说，前四条是要实现的，后一条是要争取的。

毛泽东着重谈了红军的战略方针，那就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这种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略下的相对的独立自主。

毛泽东指出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山地战要达到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的目的，小游击队可到平原区发展。

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报告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红军的活动，只能由自己决定。

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明确地提出红军在抗日战争现阶段的战略方针以游击战争为主。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

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略，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前期，经历过两次战略转变：第一次是国内游击战争向国内正规战争的转变，这个转变曾遇到很大的困难；第二次是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

一年后，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谈到这一次战略转变时说，这个转变是处于两个不同的战争过程之间，是在敌人、友军、战场都有变化的特殊情况下进行的一个极其严重的转变。这一转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对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关系非常之大。

参加洛川会议的既有在中央的领导人，又有前方将领，还有刚从南京谈判归来的中共代表。来自不同岗位的与会者在民主的气氛中进行了讨论，许多同志都发了言，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精神，拥护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和毛泽东的意见完全一致的是张闻天。作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他会前已和毛泽东形成了共识。

张闻天详细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说明全国性的抗战已经开始，从此进入了抗战的新阶段。他着重指出：总方针是要将已经开始的全国性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并从中来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统一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

张闻天在补充报告和发言中，对毛泽东的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作了阐述和发挥。周恩来报告了南京谈判、上海抗战、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南京政府的国防外交等情况。

红军前敌总政委任弼时在发言中提出红军应当采用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前敌总指挥彭德怀说：“我基本上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一般说，运动战的可能减少了一些，但发动群众，麻痹敌人，调动敌人是可能的，游击战与运动战是密不可分的。”

周恩来也是主张运动游击战的。他说：“我们的地区，是布置敌人后方游击战争，必要时集团力量消灭敌人。”

徐向前十分敬重毛泽东，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他在大会上虽然没有发言，但在别人发言时，他插了一些话。

彭德怀不赞成毛泽东的观点，主张打运动战和歼灭战，说话时还是横刀立马的大将神韵。他说咱们八路军只要有20万人的队伍，有国民党嫡系部队那样的装备，再加若干炮兵，凭险防守，日本人是攻不进山西的。

以善打运动战著称的林彪，也成了彭德怀的“同盟军”，又一次站在了毛泽东的对立面，不同意打游击战。

在洛川会议上，聂荣臻静听为主，发言为辅。他希望折中一下。毛泽东的“游击战”多少有些以不变应万变，彭、林的热情虽高但失之偏激，又多少有些冒险。

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少数人也表达了一些不同意见。

关于出兵的时间问题。有人认为，现在战局很严重，应该早出兵，对我们政治影响好。这种意见虽有一定道理，但是却忽视蒋介石借日军之手消灭异己的用心。

关于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问题。有人主张，把军队全部开到前线，陕甘宁边区不留兵。这种主张对蒋介石袭击共产党军队后方的阴谋警惕不足。

关于作战方针问题。有人主张，红军要配合国民党军队多打大仗。这种主张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认识不足。

关于对国民党的估计问题。有人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抗日作用，而对其反共反人民的本质认识不足。

最后，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对会议作了总结，回答了讨论中提出的问题。他指出，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一定要实行党对抗战的领导，依靠人民群众，实行全面抗战，反对片面抗战、反对妥协退让、民族革命战争才能获得彻底胜利。与会同志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总结。

毛泽东将八路军的作战方针确定为：基本的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也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功战。这正中聂荣臻下怀。

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他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会议决定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时，强调党的工作重心是战区和敌后；决定以减租减息政策作为抗日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在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争取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

“十大纲领”全面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其主要内容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军事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实行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改良人民生活；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加强抗日的民族团结。

会议在组织上进一步健全了中央军委。军委成员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张浩、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等11人组成。毛泽东为军委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军委副主席。

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了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8月29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军委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以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

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洛川召开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组织程度比资产阶级高，所以统一战线由无产阶级提出。在联合抗日的情况下，要把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贯通起来。在统一战线的长期过程中，国民党有计划地从各方面影响和吸引共产党及红军，我们要提高政治警觉性，要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跟随我党走。国民党内有些人动摇于国共两党之间，这对我们吸引国民党是有利的，共产党吸引国民党的条件是存在着的。两党之间互相吸引的问题，要在斗争中解决。统一战线成功后，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要注意在党内加强教育。

8月30日，毛泽东等由洛川返抵延安，洛川会议顺利结束。

洛川会议后，林彪和聂荣臻立即策马赶赴部队，两人都已经开始感受到肩负历史使命的沉重。8月下旬，第一一五师分为两个梯队进入出西境内，利剑直指平型关，准备对日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