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中共与阎锡山秘密联络

ZHONGGONGYU YANXISHAN MIMILIANLUO

为早日实现华北联合抗战的局面，1936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再次提出了“促成北方统一战线”的任务，加快了对争取阎锡山工作的步伐。

这时，阎锡山为进一步摸清中共的动向，派他的表侄、太原绥靖公署政训处主任梁化之到天津邀请与中共有密切关系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华北办事处主任朱蕴山到太原商谈，提出可与中共谈判的意向。

毛泽东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指派红军青年将领彭雪枫密赴绥远与傅作义联络，并请傅作义介绍彭雪枫与阎锡山会晤。

11月12日，彭雪枫以中共及红军代表身份携带毛泽东致阎锡山的亲笔信抵达太原。

阎锡山看过毛泽东的信后十分重视，他采取了极端保密的措施，指定梁化之为全权代表与彭雪枫单线联系，他人不得插手。

经过彭雪枫、梁化之的磋商，双方确定在太原建立中共及红军秘密联络站，办公地址选定在首义门内“基督教青年会”后院6号。

彭雪枫使用化名涂秀根，他与中共中央的地面联络由阎方签发护照，保证安全，空中联络在建立电台前暂用阎方电台。

从此，中共与阎锡山方面达成谅解，秘密联络工作积极而有成效地开展起来。

毛泽东的来信对处境艰难的阎锡山来讲，不失为春风拂面，令其清醒了许多，在其思想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然在行动上他还不能公开地联共抗日，但实际上已经在做着联共抗日的准备了。

正当联络站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阎锡山及其代表梁化之就抗日相关联的问题进行会谈的时候，“西安事变”爆发了。

“西安事变”发生的次日，张学良、杨虎城即致电阎锡山询问其对事变的态度。阎锡山对事变先持保留态度，接着又通电表示反对。

12月14日，阎致电张、杨，提出一连串的指责与非难。这一态度，给张、杨兵谏浇了冷水，也给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带来了不利影响。

当毛泽东得知阎锡山对“西安事变”及张、杨的态度后，立即于12月16日致信阎锡山，信中说：“接彭雪枫转来电，知先生抗日救国义薄云天，敝方奉商各端，倘荷赞谅，感幸实深。西安事变后，时局急转直下，有数事就商于先生者”。对阎表示进步的态度，给予鼓励与肯定。

毛泽东接着指出：“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自速复亡。敝方删日通电详申斯旨，先生一言九鼎，敢乞周旋宁、陕之间，先停军事行动，再议时局善后”。急切希望阎锡山在西安与南京之间进行调解，力避内战的发生。

毛泽东的真诚打动了阎锡山，他立即以其实际行动表达了对毛泽东意见的赞同，他在绥远支持傅作义抗击日军进攻，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并取消了防共会等。但是阎锡山对南京大军讨伐西安的态度仍不明朗。

12月20日，毛泽东指示在太原的彭雪枫，本着中共中央19日通电精神抓紧对阎锡山的工作。22日，毛泽东又通过彭雪枫再致信阎锡山，信中说：“敝方为大局计，不主决裂，亦丝毫不求报复南京，愿与我公及全国各方调停于宁陕之间，诚以非如此则损失尽属国家，而所得则尽在日本。目前宁军攻陕甚急，愿我公出以有力之调停手段”。

接着毛泽东进一步表明中共的决心：“如宁军坚持进攻而无丝毫转圜之余地，则红军势难坐视。战争范围扩大，所需我公协助之处甚多”。

阎锡山的处事原则是“自保”和“存在”，他深知若日军再次进攻晋绥和宁军攻陕，都必将祸及山西。因此，他采取了比较务实而明智的态度，顺从了中共及毛泽东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制止内战，逼蒋抗日的主张。

从事变发生到解决，阎锡山曾与南京和各地实力派密电往来频繁，但未透露红军准备还击亲日派何应钦的进攻而在三原一带集结兵力的情况。

蒋介石安返南京，扣留了张学良，西安方面非常激愤，暴力冲突一触即发。毛泽东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要求蒋介石“不打折扣”兑现自己的诺言，联合各党派走一致抗日的道路。同时致电阎锡山请他出面斡旋，“俾得和平解决西安问题”。虽然阎锡山的调解愿望被蒋介石所拒绝，但他在“西安事变”中由反对到中立，由中立到合作，这种态度的转变，不能不说是党中央毛泽东努力争取的结果。

彭雪枫到山西一年多，建立了各种联系，统一战线工作已有相当的基础。在阎锡山组织的各种民众团体，如自强救国同志会、牺牲救国同盟会中，有一批秘密的共产党员已在其中工作。

1937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发布关于红军改编，听候开赴抗日前线的命令。15日，毛泽东即致信阎锡山，并派秘书周小舟急赴太原送达。

信中分析了卢沟桥事变以后的全国局势，再次表达了中共及红军抗日的决心，提出：“关于坚决抗战之方针及达到任务之方法问题，红军开赴前线协同作战问题，特派周小舟同志晋谒，乞予接见并赐指示”。

此时太原联络站的负责人彭雪枫正在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17日毛泽东又写信给阎锡山，并令彭雪枫携信速返太原转达。信中说：“彭雪峰同志回，备述盛德，并称政躬违和，不知近日已痊愈否？为国珍摄，在此国难关头更为必要。关于红军协同作战，昨派周小舟趋谒，现令彭雪峰速返太原，再求指示。日寇大举，全华北危险万状，动员全力抗战到底，发动民众与扶助义军工作，实属刻不容缓。兹有敝方指导华北工作者数人，拟在太原住止，祈先生予以方便。关于尊处无条件抗战方针，敝方完全拥护，已令党员与晋绥当局密切合作，共挽危局。尊处新的作法，祈随时告彭雪峰转知弟处。相互共同推进全国上下军民一致的真正的团结一体，抗此大敌。又敝方拟在太原印刷若干必要文件，此种文件不出联合抗日阵线共同纲领范围，亦祈给予方便。国际联结方面，先生有何意见，并祈示知。敝处与先生相见以诚，当前局势下，更须密切团结，谅先生必有同心也。”

经周小舟、彭雪枫与阎锡山的一系列晤谈，双方商量了一个统一战线的办法。

阎锡山也于28日复信毛泽东：“周小舟君抵并，持诵大札，并述及先生抗日主张，尤为钦佩。国事危急，非集合全国财力人力不足以渡此难关，愿与先生同赴国难也。”此时的阎锡山在联共抗日问题上已无所顾忌，因为国共合作已成为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