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破敌战：出奇制胜，以弱击强
1.以静制动，以弱胜强的不朽典范
——春秋初期长勺之战中的军事谋略
鲁庄公十年（公元前684年）初，急于争当霸主的齐桓公，率军攻鲁，企图将其置于自己控制之下。春秋初期，鲁和齐一样，都是东方的军事大国，总兵力高达战车千乘，士兵三万。但由于四个多月前，刚刚在乾时被齐军打得大败，连姬同本人所乘的戎路（指挥战车）也被齐军掳去，军力损失甚大，所以这时在力量对比上处于劣势。曹刿当时并未任官，听到动员备战的消息后，准备进见姬同，陈述己见。乡邻亲友都认为没有必要，劝他说：国家大事，自有“食肉”的大夫们为君谋划，你不在职，何必参与进去！曹刿认为掌权的大夫们知识浅陋，缺乏远见，难当重任，所以仍然求见了姬同。他首先问姬同决定与齐交战的根据条件？姬同以“衣食不敢自专，必以分人；祭神不敢欺骗，必以诚心”回答。曹刿认为这些无法使全体民众受益的小恩小惠，不可能激起民众为君死战的热情，不谎报祭祀礼品数字的小诚小信，也难以感动上帝降福赐予力量。姬同又提出：自己对诉讼之类的事，虽无明察秋毫的能力，但总是根据具体情况，尽心慎重地处理，使其尽可能公平合理。曹刿说：国君心有臣民，肯尽心治理国务，即使才智不高，民众也会支持，肯于为君力战。这样就有条件与齐决战了。他请求跟随鲁军一起出战。姬同让曹刿与自己同车出发，迎战齐军于长勺（山东莱芜吐丝口镇东杓山）。
有关长勺之战的战斗经过，文献记载极为简略。《左传》记载仅20字：“公（指鲁庄公姬同）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为了能较为清楚地知道这次战斗的具体过程，首先应了解当时的作战方式。春秋初期，较西周时已有所发展。战车的战斗队形，已不是单一横队，有了一定纵深，成为由若干小方阵组成的大方阵；隶属步兵（徒卒）也不是单纯地随在车后，有了各种队形；在接敌运动时，也不再是“不过六步、七步，乃止齐焉”（七尺一步），每次推进的距离，有所加大；在向敌冲击时，也不再是“虽交兵致刃，徒不驱，车不驰”；速度有所增快；战胜之后，也不再是“逐奔（追击）不远”。有了战场外追击。但由于兵器的改进不大，士兵的成分未变，所以基本上仍是以密集的战车方队，实施集体格斗决定胜败。整个战场都在主帅视野之内，整个战斗过程，都在主帅直接控制之下；使用音响及目视信号指挥作战；依赖严格、残酷的纪律约束军队；军队机动性差，进攻速度缓慢，要在选定好的地形上，由作战双方约定时间，同时相对推进，同用进攻手段交战。交战的具体过程，大致如下：交战之日凌晨前，双方各自在预定集结地点树立大旗，各部人马均于凌晨到达。天明时倒旗列阵。旗倒后方至者斩首。列阵完毕后，士兵皆坐（双膝着地，臀部坐于足上），军官立于本单位前。主帅“誓师”，杀牲示众，颁布作战纪律。然后由主帅亲自击鼙（指挥鼓）发令，开始作接敌运动。所有“鼓人”，均按主帅命令，齐击鼓车信号大鼓三通（据说每通333下），军官“作旗”（立起旗帜），士兵起立，两司马“振铎”（摇动木把大铜铃），于是“车、徒皆行”，全部人马在有节奏的鼓、镯（小铜钟）等军乐声中向前推进。进至一段距离之后，依主帅信号，两司马“纟鹿铎”（执木把下端，以指按铃而摇，声闷哑），人马停止，军官“弊旗”（放倒旗帜），士兵坐下。稍事观察敌情及调整后，再第二次击鼓三通，重复全部动作。所不同的，是“车骤徒驱”，前进速度较第一次加快。当推进至接近敌军弓箭射程距离附近时，再次停止，接敌运动结束，全军做冲锋准备。第三次击鼓三通后，“车驰徒走（奔跑）”，在鼓人“戒鼓（急促不断地重槌击鼓）助威下，一面射箭一面向敌冲锋，俟双方战车交错后，车上甲士互以矛、戟等长兵器进行刺杀。一旦某一方队形被冲乱，失去指挥，败局既定。败方退走时，胜方通常要调整队形后才实施追击。
根据春秋初期的作战方式，再来看《左传》所记的长勺之战，战斗过程和曹刿所起的作用，就比较清楚了。当齐、鲁两军列阵完毕后，姬同即按照一般作战惯例，准备击鼓下令，指挥鲁军前进接敌，为曹刿劝止。齐军两次击鼓前进，鲁军都采取守势，坚坐于原地不动。直到齐军第三次击鼓后开始向鲁军冲锋时，曹刿认为时机已到，才请姬同击鼓下令，向齐军发起反击。经过短时间的交锋，齐军大败退走。
齐军开始后退时，姬同就准备下令追击，曹刿认为不可轻率，下车认真观察了齐军后退的战车车轮痕迹，再登车站在车前的扶手横木上，嘹望了齐军的旗帜，根据齐军“辙乱”、“旗靡”的情况，判断齐军确是真败无诈，才请姬同下令实施战场外的追击，将齐军赶出国境。
鲁军虽然获得了胜利，但身为统帅、担任作战指挥的姬同，并没有理解曹刿的作战指导，他问曹刿为何采用这种战术？曹刿解释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又解释慎重追击的原因说：“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这一番话，不仅说明曹刿懂得战争规律，而且懂得战争指导规律，从而也证明曹刿对取得这次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持冷兵器进行集团格斗的时代，决定战斗胜败的主要因素是人，是人的勇气和力气。军事将领们通过临战之前的誓师——思想动员和规定纪律，一般说刚刚开始进攻时的士气是比较旺盛的，以取得心理上的优势。但事物都是相对的，当条件变化时，事物本身也将随之变化。齐军第一次击鼓前进时，体力既好，勇气也高。但当他们在行进中突然发现鲁军原地未动时，这种既未见过、也不理解的做法，势必引起惊讶和疑虑。第二次击鼓前进，仍不见鲁军前进，疑虑心情愈益加重。而且因鲁军不动，齐军前进的距离就出乎意料地增加了一倍。这对乘坐战车的军官来说，可能影响不大，但对执矛持盾、承担着几十斤装备的车下甲士和徒兵来说，就相当吃力了，勇气和力气将有所下降。至第三次击鼓发起冲锋前进时，体力损耗已极大，生理的疲乏影响心理的平衡，勇气也就更为下降。这时的鲁军，因养精蓄锐、以逸待劳，体力、勇气都仍处于高峰状态，和齐军相比，当然是“彼竭我盈”了。因而，曹刿“敌疲我打”的方针，是鲁军获得长勺之战胜利的重要因素。
2.奠定曹操统一北方基础的战略决战
——三国时代官渡之战中的军事谋略
在现今河南中牟县东北五里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村庄，叫官渡桥村。这里就是1700年前，袁绍和曹操官渡之战的古战场遗址。现在官渡桥村的附近，据传还留有当年曹操存放粮草的“草场”和袁绍驻兵的“袁绍岗”。
（1）曹操官渡设局
汉献帝建安四年（公元199年），袁绍凭借着巨大的经济、军事优势，调集了十万大军，一万匹战马，准备进攻许都（就是今河南许昌，东汉临时的都城，也是曹操的大本营），企图一举消灭曹操。这消息传到许都，曹操的部将个个都很恐慌。曹操针对这一情况，把将领和谋士们召集起来，向他们分析当时的形势说：“袁绍这个人，野心很大但智谋短浅，表面凌厉而胆量很小，对人猜忌刻薄但缺乏威信，士兵众多但有时指挥不当，将领骄傲且政令不一，土地虽然广大，粮食虽然丰富，恰好是给咱们送来的礼物。”谋士郭嘉、荀彧完全赞同曹操的意见。在此之前，郭嘉对袁绍也作过类似的分析。将领们听了曹操这番话，于是胆子壮了，勇气和信心也增加了。
接着，曹操部队根据以上的分析，进行了周密的军事部署，决定先把周围的割据势力各个击破，以防这些割据势力同袁绍联合起来，使自己处于两线作战的不利地位。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二月，曹操首先派曹仁等攻下黄河北岸的战略要地射犬（今河南省沁阳县东北），切断了袁军沿河西进的道路。八月，又派臧霸率兵进入青州，阻止袁绍从东面的进攻企图。正当曹操布置对袁绍作战的时候，原来投靠曹操的刘备占据了下邳（今江苏省邳县东），和袁绍遥相呼应，虎视着曹操。曹操亲自率兵东进，迅速地攻下了下邳，并擒获了刘备的大将关羽。
把周围这些敌对势力扫除和击败之后，曹操便亲自统率主力部队，屯驻在官渡（今河南省中牟县东北），准备迎击袁绍。
（2）白马、延津交战
在曹操出兵进攻刘备的时候，许都空虚。消息传到河北，袁绍的谋士田丰认为，这正是攻下曹操大本营的好机会，应该发兵去袭击许都。曹操的部下早已提醒过曹操，要提防袁绍乘虚进袭。曹操认为袁绍优柔寡断，遇事迟疑，必定不会当机立断。果然不出曹操所料，袁绍竟借口小儿子有病，没有接受田丰的建议。田丰气得用手杖戳着地面说：“可惜呀可惜！这样难得的机会，竟拿小孩患病做理由而失掉了！”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正月，刘备战败来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投靠袁绍，袁绍才召集众将讨论如何进攻许都。田丰认为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再去进攻许已是不利。他劝阻袁绍说：“曹操既然已经打败刘备，许都就不再是空虚的了；况且曹操很会用兵，机智灵活，变化莫测；曹军人数虽少，却不可轻视。今后不如作持久的打算。您占据山河险固的广大地方，又拥有四州的众多人口，应当利用这个有利形势，对外结交英雄豪杰，对内治理农事，充实军事。然后选派精兵，乘虚袭扰曹操的两侧，展开流动作战，使曹军左右奔跑，疲于奔命；使那里的百姓得不到安宁，怨恨曹操。这样一来，用不上两年时间，我们就可以不战而胜。如果不这样办，而急于同曹操决战，万一失败，后悔可就迟了！”田丰从实际情况出发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可是光有野心、没有谋略的袁绍不但一点儿也听不进去，反而对田丰起了反感之心。田丰不管这些，还是再三地陈明利害，向袁绍提出忠告，这一下子可惹恼了袁绍。袁绍在盛怒之下，竟给田丰加上一个“扰乱军心”的罪名，下令把他囚禁起来。后来官渡一战，袁绍果然大败而还，他因为怕别人嘲笑，干脆把田丰杀死了。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2月，袁绍把十万大军集结在黄河北岸的黎阳（今河南省浚县东北），准备渡河南进，直捣许都；并首先派大将颜良进攻白马（在今河南省滑县东北）。四月，曹操从官渡率兵北上，去解救袁绍对白马的围困。他采纳随军谋土荀攸声东击西的作战方案，引兵先到延津（今河南省延津县北），假装要渡河去袭击袁绍的后方，使袁绍分兵应战；然后再以轻骑部队回袭白马，攻其不备。袁绍不知是计，果然派出一部分军队赶往延津去迎战。曹操立即率领轻骑兵，以张辽、关羽为先锋，向白马挺进。曹军来到离白马十余里的地方，颜良才发觉，慌忙上马应战。关羽出其不意地袭人袁军阵中，手起刀落，斩了颜良。主帅被杀，袁军立刻大乱，有的被杀，有的被俘，有的逃跑，一下子就完蛋了。战斗结束以后，曹操下令白马城中的居民全部迁出，随着军队沿黄河向官渡撤退。
袁绍听说曹操从白马退出，便亲自率领大军渡河追击，恨不得一口把曹军吞掉。谋士沮授劝阻他说：“战争胜负的变化，不能不仔细考虑。现在最好还是驻军在延津，分出一部分兵力去进攻官渡。如果能攻下，留驻延津的大军再继续前进，也不算晚，如果大军盲目南进，万一失利，就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是袁绍拒绝了沮授的正确建议，命令主力部队渡河追击。沮授料到袁绍一定要失败，在大军渡河的时候，他不禁叹息说：“黄河呀黄河！我们还能再渡河回来吗？”于是藉口有病，递上辞呈。袁绍不允许，反而把他指挥的部队抽出一部分给郭圆指挥。
袁绍的先头部队迅速地向延津迫近。曹操命令士兵在延津南面山坡上扎好营寨，派嘹望哨侦察袁军动静。嘹望哨发现袁军，立刻向曹操报告说：“袁绍派了五六百骑兵赶来了。”过了一会，又报告说：“袁军骑兵又有增加，步兵多得数不过来。”曹操部下的将领们都认为敌军众多，恐怕难以抵挡，主张退守营垒。曹操一面命令不用再来报告，一面却让自己所有的骑兵都卸下马鞍，放马吃草，辎重车辆都停在袁军将要经过的路上。将领们觉得挺奇怪，只有谋士荀攸领会曹操的用意，对大家说：“这样正是为了引诱敌人来上钩，怎么能后退呢？”不久，袁绍的将领文丑等人率领五六千人马，先后来到延津。曹军将领们感到情况紧急，催请曹操下令上马应战。曹操非常沉着，对他们说：“还不到时候呢。”又过了片刻，袁军后续部队大部分赶到，他们看到曹军把军用物资抛在路上，便争先恐后地去抢夺，乱成一片。曹操立刻指挥全部骑兵一齐上马冲杀，把袁军杀得大败，斩了袁绍的大将文丑，并俘虏了文丑的全部人马。
延津获胜以后，曹操把部队从容地撤回到利于防守的官渡，以诱敌深入，准备决战。
（3）官渡前方的攻防战
经过白马、延津之战，袁、曹双方进入了暂时相持的阶段。袁绍虽然在这两次战斗中连遭不利，但是仍然保持着优势。从人力上讲，袁绍军队将近十万，曹操最多不过三四万。从后方的给养力量上讲，曹操占领的衮、豫二州，是汉朝末年以来破坏得最严重的一个地区，还不如袁绍占领的河北地区那样富饶。曹操虽然在进入许都的同一年，就开始屯田积谷，毕竟还只有四五年光景，军用粮饷，远远不如袁绍充足。然而，曹操是历史上一个眼光远大和才能出众的政治家，为了笼络人心，他采取了一些比较开明的政治措施。例如：他曾把阳安郡（故城在今河南省确山县东北）内所征收的绵绢，完全发还给百姓。又如：他下令部队行军，不许马踏青苗，违者处死。有一次他自己的马踏坏了麦田，还命令部属按照规定议罪，结果自己拔出佩剑，把头发割下一绺，掷在地上，来表示对自己过失的惩罚。曹操的这类作法客观上有利于军心，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他能够得到士兵的支持，为在军事上战胜敌人创造了有利条件。
袁绍在战争初期受到了严重挫折，但是他并没有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还是仗着在军队数量、装备和物资储备上的优势，坚持要同曹操决一死战。经过一段休整以后，到了这一年的七月，袁绍又把大军集结到官渡北面的阳武，准备继续发动进攻。这时候，沮授再一次向他分析战争的形势说：“我方军队虽然人数多，却比不上曹军勇敢善战；曹军的弱点是军粮少、物资储备没有我方充足。曹军利于急战，我军利于慢打。因此，我军应当用持久战来消耗曹军的力量，以便最后战胜曹军。”袁绍不听这些劝告，仍然一意孤行。他命令主力部队开到官渡前线，依托沙堆建立营寨，从东到西有几十里长线。曹军也分别扎下营盘，和袁军相对抗
9月，曹操向袁军发动了一次进攻，没有能够取胜。他便改变策略，深沟高垒，固守阵地，等待有利时机，再向袁军进攻。袁绍作战心切，他看到曹军缩回营中不敢出来，就命令士兵在曹营外面堆起很多土山，在土山上砌起高高的壁楼，让士兵们在壁楼上向曹军营垒放箭。号令一下，袁军壁楼上万箭齐发，箭像雨点般向曹军射来；曹营士兵只得用盾牌遮住身体，人心慌恐。针对袁军这种做法，曹操叫工匠连夜赶造一批发石车。分布在营墙内，正对着袁军的土山。等袁军弓箭手一射箭，曹营内一齐拽动发石车，连珠般发射石块，往上乱打。袁军的壁楼被击破，弓箭手也死伤了不少。发石车发射石块的时候声音如雷，人们管这种车叫“霹雳车”。袁绍见用壁楼进攻没有成功，便命人暗凿地道，直通曹营。曹操就叫士兵们在营墙内挖掘长沟，进行防御。袁军把地道挖到沟边，果然无法进入，反而白费了许多力气。这样，双方在官渡相持了大约三个月。
曹操方面军队人数少，军粮又很困难，战争如果旷日持久地僵持下去，只能对曹军不利。面对这种情况，曹操本人曾一度动摇过，打算退守许都。曹操的谋士荀攸为他分析战争的前途，认为这次战争是打败袁绍的好机会。他劝曹操要尽最大努力，争取最后胜利。曹操接受了荀攸的意见，坚定了和袁绍周旋到底的决心。他一面命令部队继续固守官渡，一面密切注视敌人的动态，寻找有利时机，进行最后决战。
（4）粮草被烧袁绍惨败
在两军相持阶段，能否不断地补给军粮，会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败。一天，曹军的探子侦察到，有几千辆袁军的粮车，正往官渡这边押运过来。押运官韩猛是个有勇无谋的人，打起仗来轻敌少备。荀攸听到这一情况，便建议曹操派兵去劫夺袁绍的粮车。曹操派部将徐晃和史涣率兵前往，在半路上打跑了韩猛，烧掉了他押送的全部粮车和军用物资。到了十月，袁绍又派人从河北运来一万多车军粮，囤积在大营以北四十里的故市、鸟巢（都在今河南省延津县境内），还特派大将淳于琼带领一万人驻在那里保护。由于上次粮车被烧，沮授这次特别提醒袁绍，要他另派一员战将率领一部分军队驻防在淳于琼的外侧，以防曹军偷袭。袁绍却没有采纳这个建议。
袁绍的另一个谋士许攸，认为曹操兵少，主力部队已经集中在官渡，后方必定空虚；他建议袁绍派出一支轻骑兵，星夜去偷袭许都。袁绍主观武断，顾虑多端，仍不采纳许攸的意见，反而说：“不必了，我一定可以在这里捉住曹操！”许攸看到袁绍如此骄傲轻敌，最后必然要败给曹操，因此，思想发生了动摇。恰在此时，住在邺城的许攸家族有人犯了法，被留守业城的审配拘留起来。许攸在气愤之下，就暗地里背弃袁绍，投靠曹操去了。
曹操和许攸本来是老相识，现在听说许攸前来投奔，高兴得连鞋子都来不及穿，就跑出去迎接。曹操拍手说：“子远（许攸字子远）远道而来，我的大事一定可以成功了。”许攸坐下来，开口就问曹操：“袁绍军队很盛，您打算怎样对付他？目前还有多少军粮？”曹操说：“还可以支持一年。”许攸知道这是假话，就说：“没有这么多吧，请再说说！”曹操又说：“可以支持半年。”许攸知道曹操说的还是假话，便点穿他说：“您不想打败袁绍吗？为什么不说实话呢？”曹操知道瞒不过许攸，便满脸堆笑地对许攸说：“刚才是同你开个玩笑。其实军粮只够维持一个月，你看该怎么办呢？”许攸见曹操说了实话，便把袁绍在乌巢囤积军粮的情况完全告诉了曹操，并且建议曹操派出轻骑前往偷袭，把袁绍的粮草和辎重全部烧掉，不出三天，就可以打败袁绍。
许攸献的计策，让曹操喜出望外。这天夜里，星光满天，曹操留下曹洪、荀攸防守官渡大营，自己率领步兵和骑兵五千人，打着袁军旗号，每人手里拿着一把干柴，口里衔着枚，把所有的马嘴都绑起来，从小路奔向乌巢。枚是一根像筷子似的小木棍儿，古代夜间行军或偷袭敌营，往往让行军的人每人口中衔枚一个，以免说话或出声，被敌人发觉。枚的两头还有绳子拴在脖子上。曹军一路上多次遇到袁军盘问，都假称是袁绍派到乌巢去增援的，就这样，顺利地通过了袁军的防线。天还没亮，曹军来到乌巢，把袁绍的粮囤团团围住。然后曹军点燃干柴放火，霎时间，只见粮囤浓烟四起，火光冲天。袁军从梦中惊醒，慌作一团，不知怎么才好。袁军的守将淳于琼仓促应战，经不起曹军一阵猛攻，只得败退下来，把守营门。
袁绍很快弄清是曹军偷袭乌巢，但是并不很重视。他对大儿子袁谭说：“即使曹操打败了淳于琼，只要我们攻下他的大营，曹操就没有归所了。”于是命令大将张郃、高觉率兵去攻打曹操官渡大营。张郃认为曹操亲领精兵围攻乌巢，恐怕淳于琼抵挡不住，如果乌巢有失，大事就完了。因此他一再请求袁绍先派兵去救淳于琼。可是袁绍在郭圆的迎合之下，仍然坚持用主力去进攻曹操官渡大营，只派少数骑兵去援救鸟巢。官渡曹军营垒坚固，战士死守，袁军久攻不下，等于是给曹操攻破乌巢提供了条件。
再说鸟巢的战争情况。当袁绍的增援骑兵临近鸟巢的时候，曹操左右的人慌忙向他报告说，“敌人的骑兵就要到了，我们快分一部分军队去抵挡吧！”曹操却严厉命令部下说：“等敌人到了我们背后，再来报告！”在曹操坚决果断的指挥下，曹军人人拼死战斗，势不可挡，很快就攻下了袁军的营寨，杀死了主将淳于琼，袁军的一万车粮谷被烧得一干二净！
淳于琼战败被杀的消息传到官渡前线，张郃看到大势已去，又听说郭圆在袁绍面前诬陷他，他既气愤，又害怕，便同高觉把全部攻城机械烧掉，一同到曹营去投降。袁军本来已经军心动摇，一见主将投降，就更加慌乱，全部溃散。曹军乘势反击，袁军大败，主力差不多全部被纤灭，袁绍和袁谭只率领八百名亲兵逃回黄河以北。袁绍因为这次惨败，其军实力再也恢复不过来，终于积忧成疾，在公元202年5月发病死去。他的几个儿子争权夺位，互相攻杀，结果被曹操各个击破。袁氏父子的残暴统治结束了，曹操统一中国北方的局面终于形成。
官渡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以少击众、以弱胜强的著名经典战役。曹操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在军事上实行了正确、灵活的作战原则，比如：先扫清分散的较弱的割据势力，再集中力量对付正面的强敌；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声东击西，出奇制胜；烧毁敌人粮草，动摇敌方军心等等。袁绍失败的原因很明显；政治腐败，骄傲轻敌，只知硬拼硬打，不知用谋用计等等。相反，曹操却能够虚心听取部下建议，袁绍的一意孤行，也是曹胜袁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3.蜀灭吴亡，三分归于西晋
——三国时代魏灭蜀之战中的军事谋略
蜀汉三国时期，魏能灭蜀，在于前者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优于后者，但战场上的胜负，又与双方的指挥、谋划直接有关。三国后期，魏、吴、蜀并立抗争的局面因三方力量的消长变化而渐趋崩溃。其中，魏国自明帝曹睿死后，齐王曹芳为帝，大权旁落在司马懿手中。司马懿死后，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政。司马氏父子一方面大力清除曹氏势力，笼络士族，并经过几次废立皇帝事件，准备代魏自立；同时，他们还注意招揽人才，移民实边，继续曹操的办法，推广屯田，并兴修水利，使魏国在司马氏的掌管下，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军事力量十分强大。相比之下，蜀国自诸葛亮死后，曾一度团结内部，又不轻易用兵，蜀国维持着比较稳定的局面。姜维执政后，多次对魏用兵无功，消耗了国力。特别是后主刘禅，自诸葛亮死后，更加昏庸无道，贪图享乐，不理朝政，宦官黄皓乘机取宠弄权，结党营私，朝政日非，连姜维也因怕被害，自请到沓中（今甘肃甘南州舟曲西北）种麦以避祸。至此，蜀国的基础已大大动摇。这时的吴国，因孙权死后，内争迭起，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多次攻魏也多以失败告终。吴国的实力也大大削弱了。这样，在三国中，司马氏掌政下的魏国，势力最强，具备了灭吴、蜀，统一天下的条件。
魏元帝曹奂景元三年（公元262年），执政的魏大将军司马昭，分析了当时的局势，认为灭蜀的时机已到。遂任钟会为镇西将军，都督关中，作伐蜀准备。同时扬言要先攻吴，以迷惑蜀国。姜维闻讯，忙把情况上报刘禅，建议派兵把守阳安关口（即阳平关，在今陕西宁强西北）和阴平（今甘肃文县西北）的桥头，作好防备。但昏庸的后主只宠信宦官黄皓，黄皓则相信鬼巫之说，以为魏军不会进攻，刘禅信以为真，把姜维的建议，置之脑后，连群臣都不让知道。
景元四年（263年）夏，魏“征四方之兵十八万”，分三路进攻蜀国：征西将军邓艾率兵3万多，自狄道（今甘肃临洮）向甘松（今甘肃迭部县东南）、沓中，进攻驻守在此的姜维；雍州刺史诸葛绪率3万多人马，自祁山（今甘肃礼县祁山堡）向武街（今甘肃成县西北）、阴平之桥头，切断姜维后路；镇西将军钟会率主力10余万人，分别从斜谷（今陕西眉县南）、骆谷、子午谷（在今陕西西安南），进军汉中。
蜀国后主见魏军真的来攻了，才仓促应战，忙遣右车骑将军廖化率一支人马往沓中，增援姜维；派左车骑将军张翼和辅国大将军董厥率另一支人马到阳安关防守汉中的外围据点。
这年九月，魏军三路大军发起进攻。在东南，钟会的主力部队三路齐进，而这时刘禅却不等援军到达就敕汉中各外围据点的蜀军撤退，魏军在没遇抵抗的情况下，迅速进入汉中，并随即进逼阳安关。蜀阳安守将傅全，坚守苦战，但其部将蒋舒开城出降。魏军进占阳安关后，又长驱直入，进逼剑阁（今四川剑阁县西），威胁蜀都城成都（今四川成都）。
与此同时，邓艾率领的西路魏军也展开攻势，使天水太守王颀、陇西太守牵弘、金城太守杨趋分别从东、西、北三面进攻沓中的姜维。姜维获悉魏军进入汉中的消息，就虑及阳安关有可能丢失，剑阁孤危，遂引兵且战且退，企图移向剑阁。但是诸葛绪率领的中路魏军已从祁山进达阴平之桥头，切断了姜维的退路。姜维为调开桥头魏军，乃引军从孔函谷（今甘肃武都县西南）绕到诸葛绪后侧，攻击魏军。诸葛绪生怕自己的后路反被切断，忙命魏军后退15公里。姜维趁机立即回头越过桥头。当诸葛绪觉察自己上当时，蜀军已远远离去，追赶不及了。姜维从桥头至阴平，继续向南撤退，途中与正在北上的廖化、张翼、董厥等蜀国援军会合，时已获悉阳安关口丢失，遂退守剑阁。
不久，邓艾率军抵达阴平，他挑选精兵，欲与诸葛绪联合由江油（今四川江油北），避开剑阁，直取成都。诸葛绪以邀击姜维为己任，拒绝邓艾联军之议，率军东去，与钟会军会合。钟会为扩大军权，密告诸葛绪畏懦不前，结果诸葛绪被征还治罪，其部归属钟会。
随后，钟会率军进向剑阁。剑阁在今四川剑阁县西，有相连的小剑山和大剑山，地形险峻，道小谷深，易守难攻，但又是通往成都的通道。姜维利用这种有利于防守的地形，在此“列营守险”。钟会屡攻不下，不久魏军因粮食不继，军心动摇，遂有退军之议。
魏军伐蜀之战，曾一度顺利进展，并切断了蜀军主帅姜维的退路，灭蜀之举，指日可成。但由于诸葛绪的失策中计，姜维顺利通过桥头，凭险守剑阁，阻挡了魏军的攻势，使之面临粮尽退军、前功尽废的情形。
在这个关键时刻，邓艾提出了一条奇策，建议魏军从阴平绕小道攻涪，这样姜维若从剑阁来援，则剑阁势孤易破，若蜀军不援涪，魏军破涪，切断姜维后路，并可直指成都。这条计策被接纳了，并由邓艾执行。从阴平到涪，高山险阻，人迹罕至，十分艰难，不过也因此之故，蜀国没在此设防。
这年10月，邓艾率军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300多公里，一路凿山通道，造作桥阁。他身先士卒，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之后，魏军终于通过了阴平险道，到达江油。蜀江油守将马邈见魏军奇迹般出现，大惊失色，不战而降。邓艾率魏军乘胜进攻涪城。江油失守后，刘禅派诸葛亮之子诸葛瞻阻击邓艾。诸葛瞻督诸军至涪城停住。及战，魏军破蜀军前锋，诸葛瞻被迫退守绵竹（今四川绵竹）。在多次交手后，魏大破蜀军，临阵斩诸葛瞻及蜀尚书张遵等人。就这样，魏军进占绵竹，并立即进军成都。蜀国的兵力多在剑阁，成都兵少，实际上无防守可言，蜀君臣闻魏军到来，慌作一团，不知所措。这年11月，刘禅接受谯周意见，开城降魏，同时遣使令姜维等投降。魏军占领成都。
坚守剑阁的姜维，在接到后主令后，乃率廖化、张翼、董厥等人，投戈放甲于钟会军前，蜀灭。
4.中国古代海战史上最大的登陆之战
——清朝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军事谋略
郑成功由南京败退厦门后，从北京南下增援南京的安南将军达素，率军跟踪入闽。清王朝命浙江明安达礼部八旗军及沿海各省绿营水军，统归达素指挥，准备进攻厦门。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三月，达素到达泉州，计划兵分三路，由同安、围头、海澄对厦门实施分进合击，郑成功决心以己之长、击敌之短，采用以攻对攻的手段，在海上与敌人进行决战，集中兵力歼其一路，以打破敌人的合围。他部署一部兵力分两路阻击同安、围头方向的敌八旗军，自率主力集结于海门海域，迎击海澄方面的绿营水军。5月10日黎明，清军开始进攻，激战终日，清军大败，被歼一万余人。同安方面的清军主力，曾有一部登陆厦门，被守岛郑军全歼。厦门保卫战结束之后，郑成功即迅速改变战略方针，东进收复台湾。
台湾距厦门约300公里，属福建泉州，归澎湖巡检司管辖。郑芝龙以该岛为海上贸易基地时，曾建立过军事性质的政权机构，并从福建大陆移民数万，发给生产、生活资料，进行垦荒，天启年间，为荷兰殖民军侵占。郑成功早在起兵抗清后不久，就曾考虑过收复台湾，所以他后来的《复台》诗中，有“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之句。但因主要精力用于对付当面清军，才无暇顾及。南京失败时，郑成功就已认识到清王朝统一全国的局势已经形成，自身势孤力弱，以“弹丸二岛，难抗天下兵”。又恐遭受清军与荷军的联合夹击，于是决心收复台湾，作为新的抗清根据地。回到厦门，即开始进行准备，并招请了三百名熟悉台湾海港情况的领航人员。恰好此时，原郑芝龙旧部、后为荷兰通事的何斌，从台湾来归，报告了荷军兵力、部署等情况，还献给郑成功一幅绘有台湾航道、港湾及沿岸地形详貌的地图。正当郑成功加紧进军准备时，达素率军到达泉州，只得暂停东进之行，全力对付清军的进攻。厦门保卫战胜利后，十月间得知“达素回京，各水师尽调，具搁在岸”的情报，遂继续做东进准备：一面派军外出征集军粮；一面送信与荷兰侵台总督揆一，故意表示无图台之心，以麻痹敌人。
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正月，郑成功综合当前情况，分析形势，认为东进时机已经成熟。遂向部属公开宣布自己的决心和企图。郑成功选择这时东进，确实有利，主要根据是；第一，入闽的八旗军已先后撤走，说明清军短期内不会再一次组织对厦门的进攻；而且清顺治帝又刚刚去世，按封建统治阶级传统惯例，暂时也不会发动大的军事行动，主力东进没有两面作战的危险。第二，据所得情报，荷兰援军舰队司令樊特朗，相信郑成功无图台企图，已“率领军官回到巴达维亚去了”，“留下的援军还不到六百名”，台湾荷军兵力增加不多；同时南季节风即将开始，台湾船只不能顶风去巴达维亚求援。第三，经过一年的准备，兵力已全部集中，粮饷已征集完毕，军械舰船也大部整修完了，领航向导也已配齐，有关台湾荷军兵力分布、航道、地形情况，以及气象，潮汐规律等均已掌握。通过情报网络的联系，台湾人民也已做好接应登陆的一切准备，只待南风一起，即可行动。郑成功召集将领进行动员统一思想后，二月间将用于攻台的四万人集中于金门，进行临战准备。他的部署是：澎湖游击洪暄率向导及一部兵力为前卫，自率精锐十二镇、25000人为一梯队，黄安等率六镇12000人为二梯队，留世子郑经守厦门，户官郑泰守金门，洪天右等泊南日、围头，防止清军突袭。3月23日由料罗湾出发，24日到达澎湖。遂派舢板船两艘去台湾侦察，并与居民联系。因风阻至4月初一晚方开始向台湾进发。
台湾荷军兵力共约2000人，主力守本岛外围一鲲身岛的热兰遮城（亦称台湾城或红毛城），一部兵力约200余人，守一鲲身岛对岸、位与本岛的普罗文查城（赤嵌城）。另有大型战舰两艘，快艇两艘泊热兰遮城东侧台江中。一鲲身岛北与北线尾、鹿耳屿，南与二鲲身……七鲲身连成一条防波堤，堤西为外海，堤东为内港。内港宽6里，长30里、名台江。由外海进入台江的通路，主要为一鲲身岛与北线尾之间的大港（又名南港），大船可以通行无阻，但在荷军炮火控制之下。北线尾与鹿耳屿之间为鹿耳门港（又名北港），过去曾为出入门户，后因砂石淤浅，平时仅能通行小船。荷军原在北线尾北端筑有热堡，驻有一部兵力，控制鹿耳门航道，航道淤浅后，改为“一名伍长、六名士兵驻守”，负责监视鹿耳门港。
郑成功根据台湾的敌情、地形，拟定了一个避实击虚的登陆作战计划。主要内容是：不在一鲲身岛登陆，不攻敌主力防守的热兰遮城，并避开敌炮火控制的大港航道。先以一部兵力乘小船登陆北线尾，监视荷军和掩护部队行动，舰队主力乘潮涨时机，出其不意地由鹿耳门港进入台江，迅速切断热兰遮城与普罗文查城的联系，同时以主力在敌人未设防的禾寮港直接登陆本岛，进围兵力薄弱的普罗文查城，尔后再各个击破两城荷军。
四月初二上午，郑军舰队进抵鹿耳门港外，郑成功亲自换乘小船，率一部兵力登陆鹿耳屿，勘察地形、敌情。中午潮涨，按预定计划行动，全部舰队很快进入台江，在台湾人民接应下，主力在禾寮港顺利登陆。登陆后，郑成功指挥军队抢占赤嵌街粮库，并包围了普罗文查城。荷军对郑成功的突然出现及“如此轻而易举地进入和登陆，感到束手无策。他们进退维谷，一筹莫展”。经过一段犹豫，为摆脱被动，荷军采取了以下措施：命四艘战舰向已控制台江的郑军舰队进攻，以恢复两城联系；派阿尔多普上尉率200人渡台江增援普罗文查城；派汤姆斯·贝德尔上尉率240人向占领北线尾的郑军进攻，企图控制鹿耳门港，切断台江与外海通道。四月初三荷军开始行动。海战方面，郑军大败荷舰队，荷最大战舰赫克托号被炸沉，斯·格拉弗兰号和白鹭号败逃日本，快艇马利亚号，冒逆风逃回巴达维亚。阿尔多普部在截击下，仅60人进入普罗文查城，其余被迫撤回。贝德尔部在夹击下遭到歼灭性打击，贝德尔以下阵亡118人，淹死一部分，仅约80人生还。荷军三路出击，全部失败。热兰遮和普罗文查二城被郑军分割包围。
四月初六，普罗文查荷军投降。当月下旬，郑成功对热兰遮城组织强攻，连续五日未能攻下，伤亡甚大。郑成功考虑“孤城无援，攻打未免杀伤”，即改变战法，采用“围困待其自降”的方针。从五月初五起，将所有通向城堡的街道都筑起防栅，并且挖了一条相当宽的壕沟，以一部军队进行围困，主要兵力分赴各地建立政权。
巴达维亚荷军统帅部接到马利亚快艇的报告后，派考乌率战舰10艘、士兵700来台增援。7月末驶入台江与热兰遮城守军会合。八月初五，荷军发起反击。由于郑成功已有准备，战斗开始后仅一小时，就以火船烧毁了荷舰克登霍夫号，以炮火击沉了科克伦号，还俘获搁浅的两艘荷舰和三艘小艇，歼敌近300人。由城内出击的荷军，亦被围困的郑军击退。在反击失败、外援断绝情况下，荷军病亡相继，士气消沉。郑成功于十二月初六，攻下热兰遮城外围据点乌特利支堡，控制了该处高地，使热兰遮城完全暴露在郑军炮火之下。十三日荷军决定投降，经数日谈判，签订了18条投降条约，规定荷军交出所有城堡、武器、物资，包括大炮50尊，小铳4000支，可供五月食用的粮食及价值47万荷盾的财物。荷军残存的600人，由总督揆一率领，分乘八船退出台湾。从此，台湾重新归回祖国，结束了荷兰38年的殖民统治。
郑成功为了建设这一新的抗清复明根据地，曾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普罗文查城荷军投降后不久，就开始建立政权，以赤嵌（台南）为东都明京，设一府二县。府为承天府，县为天兴、万年。天兴管北路，万年管南路，分别设官置守。热兰遮城荷军撤走后，改该地为安平镇。郑成功特别重视农业生产，组织军队屯田。除留勇士、侍卫两镇担任防务外，其余各镇，分地开垦，“农隙则训以武事，有警则荷戈以战，无警则负耒以耕”。他还奖励当地人民垦荒，派汉族农民向高山族人民传授生产技术，并针对清王朝实施的“五省迁界”暴政，积极鼓励沿海失去土地和生产手段的农民、渔民等迁居台湾，参加开发。在他的帮助、保护下，“闽浙居民附舟师来归，烟火相接，开辟荒土，尽为膏腴”。郑成功也很重视人民文化教育事业，开设学校，提倡读书。
郑成功收复台湾的第二年，即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因操劳过度、心力俱瘁而生病。加以多方面的刺激：如以张煌言为代表的南明遗老，昧于形势，认为收复台湾是不忠于明的表现，写信讥刺他“生既非智，死亦非忠”；留守金厦的将领郑泰、洪旭等，不听调动，拥立世子郑经对抗命令，派兵防守大担，“不发一船至台湾”；永历帝和父亲郑芝龙又为清王朝杀害等，于5月8日忿恚而死，终年仅39岁。
从历史角度看，郑成功收复台湾，不但保障了中国领土的完整，促进了台湾的开发和发展，使我国沿海地区免受西方殖民者的侵扰，对清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而且为亚洲人民反殖民斗争取得了第一次伟大的胜利，鼓舞了东南亚各地人民的反殖民斗争，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西方殖民者的东进，具有深远的国际意义。
从军事角度看，郑成功收复台湾之战，是我国冷兵器与火器并用时代，海岛登陆战斗的第一个成功的战例，在我国军事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登陆战斗，是海、陆军合同的渡海进攻战斗，其行动受海区地理、水文和气象的影响很大，舰船编队，敌前登陆以及背水攻击等战术、技术方面，与一般进攻战斗有许多不同。郑成功的对手，又是在武器装备，特别是火器的质量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号称“海上霸王”的荷兰殖民军，并依托既设防御工事，用火力控制了航道。在这种情况下，郑成功能顺利地获得登陆战斗的胜利，应当说与他的卓越作战指导是分不开的。郑成功在战役开始前，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掌握了敌情、地形，了解了风向潮汐，征集了向导，布置了内应，并以“用而示之不用”的手段，写信麻痹敌人，到达进攻出发地位的澎湖岛时，还再次进行临战前的侦察，以核查情况是否发生变化，并与内应进行联系。在战斗指挥上，选择了有利的作战时机，有利的进攻路线，有利的登陆地点，“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批亢捣虚”，“违害就利”，以奇袭方式一举登陆。与此同时，他命令船队立即切断两部荷军的联系，命令已登陆的第一梯队迅速控制登陆场及市区粮食，以保障后续部队登陆、包围敌军。郑成功时代的登陆战斗，当然无法与现代的登陆战斗相比，但郑成功作战指导中的一些战术原则精神，和现代并无不同。
郑成功在抗清战争的海澄防守战中，曾针对清军炮火猛烈、工事全被摧毁、人员死亡极大的情况，命令军队挖掘单人避弹坑和构筑集体掩蔽部，以减少伤亡、保卫自己，这是火器使用于战争以来，在我国军事史上的一次创举。它是筑城由地上向地下发展的转折点，也是随着火器的发展，预示战争将向堑壕体系发展的先声。
5.敲响清王朝丧钟的划时代战争
——辛亥革命中武昌起义的军事谋略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广州地区的革命力量损失很大，一部分革命党人决定把注意力集中在长江流域，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发动一次新的起义。经过两湖地区革命党人的努力，起义终于在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成功地发动了，这就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辛亥武昌起义。
辛亥武昌起义前夕，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空前激化。人民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连续不断的武装起义相呼应，这表明，被统治阶级已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也发生了分化。1906年，清政府抛出“预备立宪”骗局，实际上却不断加强皇族权力，引起立宪派和部分汉族官僚的不满。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年仅3岁的溥仪即位，改年号为宣统，由其父载沣摄政。载沣掌权后，首先将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开缺回籍，以削减汉族大官僚的权力。1911年5月，清政府公布新内阁成员名单，奕劻为总理大臣，在13名内阁成员中满族9名，其中7名是皇族，汉族只有4名，因此被称为“皇族内阁”。立宪派对此大失所望。这时，革命风暴即将来临，立宪派多数对清政府产生了离心倾向，少数开始同情或参加革命。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说明统治阶级已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革命形势日趋成熟。
面临重重危机的清政府，为了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在“皇族内阁”成立不久即宣布实行“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强行接收广东、四川、湖北、湖南四省商办铁路公司，将人民多年争得的路权重新拍卖给帝国主义。这一倒行逆施，引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其中尤以四川最为激烈。四川同盟会和哥老会组成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众达20万。全省各地也纷纷揭竿而起，形成大规模的群众起义。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还在荣县宣布独立，建立革命政权。为了扑灭四川的革命火焰，清政府派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领部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湖北革命党人乘机在武昌首义，点燃了武装推翻清王朝的革命烈火。
武汉位于长江中游，是当时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城市，也是革命和反革命斗争最激烈的地区之一。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在湖北新军中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积聚了较雄厚的革命力量，积极准备起义。1911年9月上旬，湖广总督瑞虒奉清政府之命调部分新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武汉地区的反革命力量减弱。1911年9月14日，在同盟会中部总会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决定消除门户之见，联合反清，建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军事方面，由蒋翊武任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政治方面，由刘公任总理。9月24日，两个革命团体召开第二次联席会议，决议在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日）发动起义，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对各标营的任务也作了安排，并派人约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响应。
革命党人的活动引起了湖北统治当局的注意。瑞质在10月3日召开文武官员参加的防务会议，决定严防督署，密巡长江，密巡汉江，实行全城戒严。随后派兵搜查革命机关，收缴士兵子弹，使枪弹分离。鉴于清军已有准备，加上同盟会重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人迟迟未到武汉，革命党人决定将起义延期。
10月9日，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机关配制炸弹，不慎引起爆炸。孙武受伤进了医院，其余人员仓促转移。俄国巡捕闻声赶至现场，搜去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旗帜、印信等物，并转交总督署，瑞虒立即下令关闭四城，搜捕革命党人。在此风云突变之际，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等人在午后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发动起义。蒋翊武以临时总司令的名义起草命令，派人送往各标、营革命党人手中，约定当晚12时，以南湖炮队的炮声为号，城内城外同时起义。
但是，瑞虒已于事先听到风声，派军警查抄了武昌的各个革命机关，逮捕了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等人，蒋翊武逃离武汉。瑞虒下令杀害刘、彭、杨3人，按查获的名册搜捕革命党人。由于武昌戒严，内外交通断绝，起义的命令未及时送到南湖炮队，10月9日晚起义的计划落空。在群龙无首的紧急关头，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自行联络，约定10月10日晚以枪声为号，按原计划发难。
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他们打死了反对起义的军官，夺取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库。库内储有步枪数万支，炮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起义军首先占领该库，对武昌起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工程第八营占领楚望台后，陆续集合了200余人，推举左队队官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
与此同时，驻城外的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队的革命党人也举火为号，发动起义，炮兵营与工程队立即响应，并齐集楚望台。二十九标、三十标的蔡济民、吴醒汉也率领部分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测绘学堂的近百名学兵也迅速向楚望台集中，其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也先后率众起义。这时，武昌城内除防守督署等机关的旧军仍企图顽抗外，已有近3000人参加起义，吴兆麟、熊秉坤、蔡济民等认为不能单纯防守楚望台，而应立即趁夜向总督署及紧靠督署的第八镇司令部发起进攻。
晚上10点30分，起义军开始分三路进攻。第一路经紫阳桥、王府口街进攻督署后院；第二路从水陆街进攻第八镇司令部及督署翼侧；第三路从津水闸经保安门正街进攻督署前门。同时，令已入城之炮八标在中和门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督署轰炸。进攻开始后，因事先未将敌人的部署侦察清楚，加上兵力有限，南湖炮队尚未完全进入阵地，不能给步兵以有力支援，以致初次进攻受挫。第一路进至紫阳桥附近时，遭敌军猛烈射击，伤亡较大；第三路一部进至津水闸，遭敌顽抗，前进受阻，另一部虽进抵保安门附近，也被敌击退。正在此时，又有一部分起义士兵前来参战，炮队也已进入蛇山阵地，开始射击，于是士气更加高涨。
晚12点后，起义军发动第二次进攻，战斗异常激烈。起义军突破敌人防线，进至督署附近，在督署和镇司令部后门以及前门钟楼等处放火，蛇山和中和门的炮队朝火起处猛烈发炮轰击。三路起义军在炮兵火力支援下，一举冲入督署，将大堂点燃。企图依靠围墙进行顽抗的守军，见大势已去，一部投降，大部溃散。督署及镇司令部遂被起义军占领。瑞虒和第八镇统制张彪逃走。清军失去指挥，一片混乱。
10月11日黎明，武昌城内各官署、城门均为起义军所控制。当天上午，一些处于观望状态的清军士兵也陆续向楚望台集中，听从革命党人指挥。鲜艳的十八星旗插上武昌城头，宣告了武昌起义的成功。
10月11日夜，汉阳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光复汉阳。10月12日，汉口也光复了。至此，武汉三镇均处在起义军控制之下。革命党人发表宣言，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号召各省起义响应，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北都督府，推举旧军官黎元洪为都督。两个月内，湖南等13省宣布独立，形成全国范围内的革命高潮。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清王朝终于被推翻，中国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武昌起义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动和领导的一次成功的武装起义。湖北地区的革命党人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力量，为起义的爆发和成功准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起义之所以能如此快地取得成功，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湖北地区的两个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在革命大目标一致的前提下，消除门户之见，成功地实现了联合，使武汉地区的革命力量得以统一，从而奠定了起义成功地组织基础；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成功地选择了起义的时机和突破口。1911年9、10月间，全国革命形势趋于成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利用部分湖北新军调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之机，果断决定选择革命力量雄厚的华中重镇武昌作为突破口，坚决发动起义。事实证明，这一选择完全正确；三、起义发动后，革命党人不失时机地向督署和镇司令部等敌之关键部位发动进攻，使敌人没有喘息的机会。这一不断进攻的战术是符合起义的规律的，因而取得了成功；四、革命党人和广大参加起义的士兵的英勇奋斗精神，保证了起义的胜利。起义爆发前，武汉地区的革命党人处在群龙无首的状态，但他们仍然自行联络，发动起义。起义爆发后，他们不怕流血牺牲，顽强作战，终于将胜利的旗帜插上了武昌城头。
武昌起义的成功对于辛亥革命的胜利意义重大。在武昌起义的影响下，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很快形成，清政府正是在全国人民的不断打击下才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