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小小的毕业纪念品
——毕权敏
我十六岁生日那天知道了父亲的一些事，从此我们的父女情不一样了。那是一九六五年夏天，当时我们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梅卡尼克斯堡，爸妈和我刚举行过平淡的家庭庆生会。
父亲从餐桌旁起身，叫我跟他进入他的书房，对我说：“坐下，你已到可以驾车的年龄，有些事应该让你知道了。”接着他递给我几张纸，我看到上面满是他写的字。“我要你看看这个，这样你就知道你的根在哪里了。你要继承的东西不一定样样都通过血统遗传。”他在我对面坐下，等我看下去。
我很快就知道，那七页手稿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服役回来后不久写的。关于他战时的经历，这些年来我点点滴滴听到过一些，但他从不多谈，在我面前尤其少提。我只知道我父亲阿瑟·安东尼·布雷西一九四〇年从军，一九四二年在科雷吉多尔岛被日军俘虏，在日本战俘集中营关了四十个月。他在那段日子里受尽我想像不到的苦难，当年戕害他健康的那些疾病，例如痢疾、疟疾、脚气病、糙皮病、坏血病等，到如今还在折磨他。他依然常做噩梦，但他可以放下过去的伤痛，而且以倡导争取退伍军人权益而知名。
他是我的英雄。但到那时为止他没跟我说过什么他战时的遭遇，我在无比欢乐的金色童年时代更根本听不到这些事，因此我没有心理准备会看到他记述的这件事。
故事开始就说：“斯金纳可以说是个死人了。我站在吕宋岛日军战俘营的有刺铁丝栅栏前，看着我少年时代的好友蹒跚向我走来，他脏得要命，看得出为多种疾病所苦。他其实已死，只是爱闹的天性尚未离开他的躯体。我真想转过脸去，但我不能。他一双呆滞无神的眼睛盯住我不放。”
我爸爸和斯金纳叔叔霍华德·威廉·艾尔斯－从小到中学一直是好朋友，一起逃学，一起去附近山上游荡，一起约会女孩子。毕业后他们应募入伍，乘同一条运兵船去菲律宾。斯金纳是在巴丹半岛沦陷时落入日军之手的。爸爸一个月后被俘。
皮包骨头
爸爸从战俘传闻中听说了恶名昭彰的巴丹死亡行军。有个集中营里每天有将近四百个来自巴丹的战俘丧生，爸爸心想再也见不到他童年时代的朋友了。后来有一天，他获悉斯金纳在附近一个集中营的“病区”里。
向日军请求去另一集中营探望朋友简直是找死，因此爸爸志愿做勤工，希望他那组有一天会经过斯金纳的集中营。果然如愿以偿。他问日本看守：“我能不能去病区看一个人？”他们给了他一面插在竹竿上的白旗和一张通行证，告诉他：“走慢些，把旗举高，不然会给开枪打死的。另一只手高举通行证，否则要挨棍子。”
病区分两部分：一区和零区。有望康复者进一区，等死的进零区。斯金纳在零区。
爸爸靠在围绕病区的有刺铁丝栅栏上，呼唤他朋友的名字。他等着其他战俘以接力方式传送这个名字。然后，从病区里有个像残骸般的人体慢慢地、痛苦地走出来。爸爸起初认不出他。
那憔悴人体用刺耳的声音说：“阿蒂。”斯金纳倒在栅栏上，双手抓住铁丝以免倒下。
他们上次见面时，斯金纳的体重达九十七公斤，如今他皮包骨头，只有三十六公斤，患了疟疾、阿米巴痢疾、糙皮病、坏血病和脚气病，苦不堪言。有一段时间营卒给他吃烧焦的米饭和木炭止泻，但没效。眼下他又因口腔和咽喉疼痛，不能吃喝。他不能自己洗澡，营卒又不愿替他洗；他浑身疥疮。
痛苦岁月
那时是下午三点钟左右，碧空万里，骄阳似火。我父亲只获准和斯金纳待五分钟，而五分钟快到了。爸爸用手指摸摸围在脖子上的颈巾大结。大结里藏着他最喜爱的珍品——一枚小小的中学毕业纪念戒指。爸爸念高三那年打了几个月零工，赚了八元七角五分美金，就买了那戒指。毕业那天，他把戒指拿出来给斯金纳看，为那戒指十分自豪，誓称永不割爱。被俘后他冒着重罚的危险，把戒指藏在颈巾内。这是爸爸可以联想好时光和出头之日的东西，支撑着他度难关。
他站在栅栏旁，心怦怦跳，飞快往四周瞥了一眼，没有望见营卒，便迅速解开大结，把戒指递过栅栏，说：“这是你的了，斯金纳。说不定你能用这个换点东西。”
“阿蒂，”斯金纳说，准备把戒指推回去，“你应该自己留着，可能有一天你自己用得上。”
父亲不肯收回戒指。其实他当时已染上痢疾、疟疾、脚气病，体重轻了大约十公斤，而且他无从知道情况还会恶化到什么程度。六个月后，爸爸被拉倒马尼拉附近造机场。劳役之苦把他拖垮了，他被送入“病区”，一直熬到战争结束。
在那些痛苦岁月里，他一直惦记着斯金纳，不知道斯金纳是否还能活下来。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但斯金纳熬过去了。我父亲走后，他回到睡觉的地方，把戒指藏在地板下以免营卒发现。
几个星期前曾有个巡逻零区的营卒似乎十分同情斯金纳。他打量一下斯金纳，说了句粗话，把半支纸烟和一根火柴留在栅栏边。
朋友给的
我父亲去探望后的第二天，斯金纳冒了个大险。他决计对那营卒寄予信任，朝营卒做了个手势，从栅栏间把戒指递给营卒。营卒问：“值钱吗？”
斯金纳答道：“很值钱。”他说想用戒指换些可以让他活下去的东西。
“从哪里弄来的？”
斯金纳耸耸肩膀说：“朋友给的。”
营卒迅即把戒指放入口袋，走了。
事后不久，有一天那营卒丢下一些东西，随即大步走开。斯金纳拾起一个小包，里面是磺胺药片。后来那营卒又来过几次，每次都带些东西：一小篮抗坏血病的莱姆果、裤子、夹克、香蕉、腌萝葡、牛肉罐头。
后来又有卡其短裤、衬衫、鞋子、颈巾，有一回还带来二十包纸烟。斯金纳用纸烟向其他俘虏换米饭。
斯金纳终于能吃东西了，体重不再下降。他吃了三天莱姆果，口腔溃疡大为好转，可以咀嚼食物，不久就有力气自己洗澡了。
斯金纳拿到爸爸所给的戒指之后三个星期，病情好转，三个月后转入“康复区”，获得较好的口粮。他体重一上升到六十公斤便申请做工。
绕了一圈
菲律宾光复后，爸爸获悉斯金纳叔叔幸免于死。两人都回到家乡。
“阿蒂，”斯金纳强忍着眼泪说，“就我所知，我是惟一活着离开‘零区’的美国人。你记得你在栅栏边跟我话别的时候吗？从来没人像你那样看我的；我祈求上帝再也不要让人那样子看我。当时你的眼睛在说：‘我再也见不到活着的斯金纳老弟了。’”
斯金纳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爸爸心跳加速，因为他当即知道里面是什么。那是一枚与他的中学毕业纪念戒指一模一样的复制品。
斯金纳望着窗外，脸上浮现回忆的神情。“那枚戒指，阿蒂，你……它……救了我的命。我许过愿要给你买一枚新的，这就是。”
接着，这个当年千方百计逃学的斯金纳突然笑道：“可别弄丢了，老友！我是花了十七元五角买来的。”
看完父亲的故事，我走过去坐在他大腿上，紧抱着他哭了。后来他走到书桌旁取出一个灰色小珠宝盒。那枚戒指就躺在里面一层层天鹅绒中间。我迷惘地取出戒指，戒指里圈刻着姓名缩写AAB，外圈镶一颗红宝石，周围刻着芒特卡梅尔中学和一九三八年等字样。
“这就是要传给你的东西，”他激动得声调紧张，“我不是英雄。我只是做了别人也会做的事。”
一年后我毕业，爸爸把那枚戒指给了我，我一直戴到结婚。婚后几年女儿出世，是早产儿，头几天她在生死边缘挣扎的时候，那枚戒指帮我鼓起了勇气。多年后，也是这戒指给予我力量在慈父的葬礼上致悼词。
爸爸卒于一九八九年退伍军人节，其后我们家就一直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纪念那一天。十一月十一日黎明时分，我从珠宝盒里把那枚有点变色的戒指套在右手中指上，然后和我丈夫取出放在卧室衣橱里的美国国旗，在我家的正墙前升起。
节日过后我将戒指收好，等待有一天传给我女儿，让她可以追思她外祖父，提醒她我们所有人内心都蕴含着勇气和关怀。
爱必须在人间才能体验。当你离开时就太迟了。我被赠予了生命这个礼物，所以我从现在开始要学习生活在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