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尉缭为何要离开秦国?又为何没走?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着一段尉缭进言秦始皇的故事,由于这段文字中有尉缭对秦始皇相貌的描述和人品的评价,因而被后人广泛引用。这也是引发了人们对秦始皇厌恶的一个重要内容。
首先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尉缭是何许人也,不然我们会因为对人物身份的误解而失去看问题的公正性。
尉缭是谁?
《史记》中没有关于尉缭的详细介绍,只说“大梁人尉缭”。大梁是魏国的都城,我们姑且推断尉缭是魏国人。
战国时期有一本兵书叫《尉缭子》,作者当然可以推断是一位名叫尉缭的人。从书中的内容判断,写这本兵书的人也生活在魏国,曾经与魏惠王谈论军事问题,于是许多人就认为,向秦始皇进言的人,就是这位写《尉缭子》的作者。由于有兵书传后,于是有人就把尉缭称为战国时期的著名军事家。
然而,把向秦始皇进言的尉缭说成是兵书《尉缭子》的作者,有问题。
兵书《尉缭子》中记载,魏惠王曾经向写兵书的尉缭子询问兵家之事,而魏惠王是与秦孝公同时代的人,早于秦始皇100多年,那个与魏惠王谈论军事的尉缭子显然不可能再与秦始皇谈论军事。
如果一定要把两个尉缭合成一个,也还有一个解释:古代有不知名的文人,想使自己的思想和著作得到君王的认可并得以流传,常有假冒名家的事情,也有假借与君王或名人对话,来阐述自己思想的事例。是不是可以解释为:《尉缭子》的作者就是向秦始皇进言的尉缭,而兵书中记载的魏惠王向尉缭问军事,只不过是一种写作手法?
按说这个解释是可以成立的,前提是问军事的君王不是魏惠王,而是魏文侯、魏武侯,或者随便其他什么人。为什么呢?
因为既然是假借一个君王来请教军事,作者当然会找一位霸业有成,受人尊敬的君王,这样可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引起其他君王的重视;或者找一位继位时国家孱弱,驾崩时国家强大的君王,以证明作者军事理论的效果。
《尉缭子》中问军事的魏惠王恰恰相反,他接手的魏国,是其爷爷魏文侯、父亲魏武侯创下的盛世基业,可是到他手里却每况愈下。
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在当时的七雄之中,魏惠王的爷爷魏文侯,是第一个实行变法改革的国君。他礼贤下士,招揽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名流;重用吴起、李悝、西门豹等才俊,励精图治,富国强兵。李悝的《法经》是商鞅变法的蓝本;吴起为将,数次打败秦国,占领河西之地;西门豹治理郡县的方法,广为后人效法。
然而,江山到了魏惠王手里,由于其战略抉择上的失误和好大喜功的狂妄,魏国四面出击,却屡遭败绩。著名的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就是魏惠王诸多败仗中的著名代表。
桂陵之战的起因,是魏惠王派将军庞涓出兵攻打赵国。魏军包围赵国都城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于是派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率军救赵。齐军没有去赵国都城邯郸直接与魏军交战,而是兵指魏国的重要城邑襄陵。魏将庞涓听到告急,急忙回军自救,而孙膑却巧妙地在魏军南撤必经之地桂陵设伏,大败魏军,擒获魏将庞涓。齐国没杀庞涓而是将其释放,这就是桂陵之战,也就是成语“围魏救赵”的出处。
十几年之后,魏惠王不吸取教训,又于魏惠王三十年仍以庞涓为将发兵攻打韩国。韩国于是向齐国求救。齐国又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仍然故伎重演,不去救韩而是兵指魏国重镇大梁。庞涓闻讯,担心再次受挫,于是放弃攻打韩国而回军。此时,魏惠王不接受桂陵之战失败的教训,反而恼怒于齐国救韩,于是命令庞涓率领倾国之兵去迎击齐军,誓与齐军决一死战。
孙膑见魏军来势凶猛,便命令军队向马陵方向撤退。马陵沟深林密,道路曲折,适于设伏。庞涓不知是计,随后追击,结果再中埋伏,庞涓自知厄运难逃,拔剑自刎。齐军乘胜追击,生擒魏太子申。史称此战为“马陵之战”。经此战败,魏国由盛转衰。魏惠王三十一年,魏军又被秦军打败,不得不把都城从安邑迁到了大梁。
纵观魏惠王的军事业绩,如果尉缭假借他的名义撰写兵书,其宣传效果应该是适得其反,所以冒名说难以成立。
兵书《尉缭子》的作者不可能是向秦始皇进言的尉缭,尉缭也不可能假借魏惠王写兵书,据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向秦始皇进言的尉缭,只是魏国大梁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游说之人,其没有治国用兵的经历和业绩。由于秦始皇正在用人之际,于是尉缭通过别人的引荐,如同商鞅、李斯等战国时期诸多辩士一样,得以见到秦始皇。
一段私语,贤明君主变暴君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大梁人尉缭,以一介布衣见到秦始皇之后,对其进言道:“凭着秦国的强大,诸侯就如郡县,可是如果各国合纵,联合起来出其不意地袭击秦国,这就是从前智伯、夫差、湣王所以灭亡的原因所在。希望大王不要吝惜财物,给各国权贵大臣送礼,利用他们打乱诸侯的合纵计划,这样只不过损失三十万金,而诸侯就可以完全消灭了。”
秦始皇认为尉缭的话有道理,以后见尉缭时,以平等的礼节相待,衣服饮食也与尉缭一样。
然而这之后尉缭却对人说:“秦始皇这个人,高鼻梁,大眼睛,老鹰的胸脯,豺狼的声音,这样的相貌是缺乏仁德,而有虎狼之心的人。这种人穷困的时候容易对人谦和,一旦得志就要反过来吃人。我是个平民,然而他见到我总是那样谦和。如果他夺取天下的心愿得以实现,天下的人就都将成为他的奴隶。我不能跟他长久交往。”于是逃走。秦始皇发觉,坚决劝止,让他担任秦国的国尉,继续采纳他的计谋,李斯具体实施。[1]
大梁人尉缭对秦始皇形象的描述,以及对其性格的评价,影响深远,被后人广泛引用。甚至有很多学者和文学家,据此把秦始皇描绘成恶劣的相貌,据此塑造秦始皇为多疑残暴的性格。
大多数人读书喜欢要结论,作者的结论,书中人物嘴里说出来的结论。这人是好人坏人?本领如何?如果是从他的敌人嘴里说出来,这人“真神人也”,读者心中便释然了,这是好人,能耐比他的敌人大,神机妙算,不会有错。
诸葛亮明明打不过司马懿,失街亭兵败撤退,然而作者却让司马懿仰天长叹:“诸葛亮真神人也,吾不如他!”于是读者就真信诸葛亮比司马懿厉害,原来的败仗也就在读者心中反败为胜了。
然而,用这种心态来读历史,尤其是读司马迁的《史记》,是很有问题的。
让我们把《史记·秦始皇本纪》关于尉缭与秦始皇的文字,分成两部分来阅读,看看会有什么发现。
第一部分我们排除尉缭私下对别人说的话,单看公开场合发生的事情:
大梁人尉缭来到秦国,得以面见秦始皇。尉缭为秦国出谋划策,秦始皇很赞赏他的计策,平时见他时以平等的礼节相待,衣服饮食也与尉缭一样。然而,过不了多久,尉缭却打算离开,可是也没真走。为什么说没真走?因为如果尉缭真的走了,那史书的记载就不是挽留,而是追赶然后挽留。由于尉缭没真走,秦始皇知道后,就执意挽留,并委任尉缭为秦国尉,继续使用他的计策,让李斯具体实施。
这段文字记载的是历史事件,都是在公开场合下发生的,可信。
有趣的是,在这个事件中,秦始皇是典型的贤明君主的形象:求贤若渴,礼贤下士。不仅如此,还知人善任,用人之长。
大梁人尉缭没身份、没地位、没头衔、来自魏国,秦始皇不以外貌、地位、亲疏取人,择善而从。不仅如此,这之后再见到尉缭,以平等的礼节相待,衣服饮食也与尉缭一样。不要小看衣食规格这件事,在当时的时代,如果衣装服饰有逾规矩,那可是犯上作乱,要杀头灭门的。
然而尉缭受此殊荣却不满意,要走。
当秦始皇得知尉缭要离开时,不是怒其背叛,或怨其不忠,将其斩首,而是执意挽留,委以高官。又由于尉缭为布衣,没有办事经验,没有在秦国为官的经历,所以具体实行由李斯负责。
这样的秦始皇,不正是最典型的贤明君主形象吗?
反过来我们看尉缭,其行为则不那么高尚。既然你言之灼灼地为秦国打算,好像一心一意希望秦国强大,急切地盼望秦始皇能消灭天下诸侯,可是秦始皇以礼相待却留不住,要不辞而别。等到委以国尉,给个官职之后就不走了,是不是要官索爵的意愿太急切了?
这是历史事件给读者留下的印象。
然而,第二段司马迁来了个180度的急转。大梁人尉缭对秦始皇的知遇之恩,毫无感激之意,反而不知道对什么人说,秦始皇这人长得就不是好人样,这种人天生就是虎狼心,倒霉的时候甘居人下,一旦得志就要吃人。
尉缭说的这些话,是会招来杀头灭三族的严重后果。然而尉缭就这么说了,这话不知怎么也传了出去,又被史官记录下来,谁都知道就秦始皇不知道。后来焚书坑儒也没受损,项羽火烧咸阳城三个月也幸免于难,最后又传到了一百年后的司马迁手上,于是被写进《史记》。
有这样的可能吗?没有这样的可能。
很显然,这段文字是司马迁杜撰的,其目的是为了抵消第一段对历史事件的真实记载,在读者心中形成的对秦始皇的良好印象,其手法与我们前面列举的心理描写如出一辙。虽然是故伎重演,但是毫无疑问司马迁达到了目的。读这段文字,读者刚刚在心中产生的对秦始皇朦胧的好印象,立刻被尉缭直白的贬斥所取代。等到读完全部文字,留在读者心中的已经没有贤明君主的朦胧形象,而只有尉缭关于吃人和奴役的结论了。
注释:
[1]《史记·秦始皇本纪》:“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曰:以秦之彊,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从,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愍王之所以亡也。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秦王从其计,见尉缭亢礼,衣服食饮与缭同。缭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乃亡去。秦王觉,固止,以为秦国尉,卒用其计策。而李斯用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