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主要特征

定义是有用的，可是对我们的作用还是有限。另外一种描述政治经济学的方式是集中关注一系列代表该理论特色的主要性质。这些性质拓宽了政治经济学的外延，使之超越了定义通常提供的意义。吸取了戈尔丁和默多克（Golding and Murdock，2005）等学者著作的成果，本节集中介绍作为政治经济学奠基石的四个理念：社会变革和历史（social change and history）、社会整体（the social totality）、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和实践（praxis）。

传统上，政治经济学优先理解社会变革和历史转变。对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之类的古典理论家，这意味着理解资本主义大革命，即将主要基于农业劳动的社会转化成商业的、制造业的、最终工业的社会的剧变。对于卡尔·马克思之类的政治经济学家，它意味着考察资本主义内部对其增长、变化负责的种种动力。目标是识别出短期扩张和收缩的周期模式，还有预示体制根本转变的长期改革模式。在为约翰·凯尔斯·英格拉姆（John Kells Ingram，1823—1907）影响深远的《政治经济学史》（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923年版所作的序言里，理查德·埃利（Richard Ely）解释了历史在政治经济学家心目中的核心地位：

现在一致公认，社会受一个本身不是任意的、而是有规律的发展过程支配；脱离历史就无法真正了解任何社会事实。故此，受到旧学派偏爱、据称适合一切情况并解决一切问题的“袖珍公式”已经风光不再。就方法而言，经济学已经变得更具历史性。公认社会进化的几个时期各自拥有不同特征，在实践中要求一种不断调整的干预，这种干预理应随着时期的变化而变化。（Ingram，1923：4—5）

回顾经济学的发展就会看到，埃利对历史在本学科获胜的乐观态度尽管自有其合理性，却显然错了位。历史会始终占据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地位，可是成为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主义综合学派（Neoclassical synthesis）却将历史抛到了一边，或者说至少将它放在了幕后。这主要是因为，历史使得将经济学转变为一门科学的趋势益发困难。⁽⁴⁾试比较埃利的乐观主义与巴兰（Paul A. Baran，1909—1964）和斯威兹（Paul Marlor Sweezy，1910—2004）的观点。在赞扬了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的历史敏锐性之后，巴兰和斯威兹攻击当代经济学家：

彻底反历史的当代布尔乔亚经济学藐视任何人尝试研究正在发生的变革的本质或者走向。（1965：29）

对于贝尔（Bell）来说，时间和历史感的缺失是经济学理论普遍危机的一部分：

最终，为了对复杂的新社会安排方式——它们来自经济和社会活动不断扩大的规模和新的场所——作出回应，经济学理论不得不回到时间（在逻辑的意义上）和历史（基于经验的事实）。（Bell and Kristol，1981：79）

人们之所以对政治经济学重新产生了兴趣，一个原因就是想要断定我们是否正处于一场划时代的变革当中，这场变革和占据了几位政治经济学奠基人思想的那场变革很类似。人们经历着看上去很深刻的社会转型，想知道自己是否正在亲眼目睹一场社会机构和过程的根本重组，该重组反映了一种新趋势，即转向后工业主义（post-industrialism）、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之一或者某种组合，转向一个网络社会，或者毋宁说，转向自从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就一直起作用的根本趋势的不断深化和扩展。对此问题的问答对于我们如何思考社会变革非常重要。此外，问题本身也表明向推动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历史思维转变的新趋势。⁽⁵⁾

政治经济学有着支持历史分析的悠久传统，学科领域内又涌现了这种重新焕发的兴趣，所以为着手研究我们时代的核心问题做好了准备。可是，为了有效地做到这一点，政治经济学需要对历史与其在社会机构和社会再生产中所处地位的关系予以更加密切的关注。政治经济学倾向于集中关注恒定机构的生产和再生产。鉴于时代—华纳、索尼、微软、新闻集团、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谷歌一类机构的绝对实力，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可是，把兴趣集中在这一方面使得整合历史理解非常困难，因为如康奈尔（Connell，1987：44）所说的：“历史是作为机构再生产基本循环的附加物进入理论的。”一种解决办法就是集中关注构成的过程，而不只是机构的再生产。康奈尔又说：

要让历史成为理论的有机部分，必须将社会机构视为不断构成的（constituted），而不是不断被再生产的（reproduced）。只有理论承认机构一直可能由一种不同的方式构成，这样说才有意义。拥有权力的团体的确试图再生产赋予其特权的机构。可是他们是否和如何成功总是一个开放的问题。（1987：44）

加拿大政治经济学家华莱士·克莱门特（Wallace Clement）在政治经济学里为历史设定了一个清晰的视界，在此他抓住了这一主题：

在寻求理解历史转型——包括变革的行动者和驱动力——的意义上，它在本质上是历史的和动态的。（2001：406）

从奠基人的时代开始，政治经济学还主张本学科应该坚定地植根于分析更加广阔的社会整体。这就意味着政治经济学横跨了形形色色的问题，今天这些问题倾向于位于不同学科的隔间里，那些关注社会阶级的问题归属社会学，关注政府的归属政治学，关注市场的归属经济学，等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没有划分学科界限，从他的时代开始，政治经济学就一直与社会生活的互相构成与多重规定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早期，密尔就描述了从广义上研究社会生活的必要性：

出于实用目的，政治经济学与社会哲学的许多其他分支互相纠结、不可分割。除了纯粹细节的事务以外，也许没有任何实际问题仅仅取决于经济学的前提。（Stone and Harpham，1982：12）

即使是在承认他本人的理论与他所谓的“社会哲学”的其他分支互相关联的时候，和许多政治经济学家一样，密尔对运用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解社会全体的方式之一饶有兴趣。从这个角度来说，政治经济学不仅仅只是另一种理论。它也是一种指南，有助于理解流行于众多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如海尔布龙纳（Heilbroner，1986：15）所说的，“伟大的经济学家并非只是杞人忧天的知识分子。他们将整个世界当作研究对象，以十几种大胆的态度描绘之——或愤怒，或绝望，或乐观。”

这种观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作为公认的政治经济学目标而盛行。到了1923年，即使名称已经改换成经济学，普通教材仍然继续支持这种对政治性的广义看法。理查德·埃利又说：

关于经济学在科学总体体系中所占的位置，人们认为无法脱离其他社会现象孤立地研究财富，除非是在暂时的或者有限制条件的情况下；密切关注人类生活若干方面之间的联系与互动至关重要。（Ingram，1923：4）⁽⁶⁾

在其他方面存在本质差别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同样反映了这种对社会整体的关注。这种常常被称为“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也有人使用“实证政治经济学”或者“制度政治经济学”（positive or co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的名称]，从经济学理论的保守一翼吸取灵感（Buchanan，2003）。暂时抛开推动这种观点的假定和理念不谈，政治经济学的这一分支声称自己能够和应该被应用于社会行为的一切形式。根据布伦南和布坎南（Brennan and Buchanan，1985：x），公共选择理论或者制度政治经济学标志着向古典传统的回归，将经济学视为研究“市场如何起作用”的学科，这里的市场应做广义理解，包括“通过公共机构协调个人行为”。对于这一理论的推进者来说，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管理个人与机构之间联系的种种规则。他们主张，这些规则的本质是“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当代经济学理论理性的、自我导向的效用最大化者”——做出的选择（1985：65）。因此，整个社会活动场所都是政治经济学的分析领域。从商品和服务的传统私人市场，到选票、配偶、子女、性、传播等的市场——创造管理一切市场的规则的种种选择就是其研究对象。⁽⁷⁾这种理论的拥护者之一为其辩护，称之为必要的“经济帝国主义”（Lazear，2000）。

保守派的另一支系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制度理论启发的政治经济学。这些与公共选择的观点在几乎所有的要点上都存在分歧，除了下面一点：尽管理论家各持一端，他们在探讨政治经济学时无不以理解社会整体为宗旨。这种观点牢牢植根于马克思著作，并在费边社会主义者（Fabian Socialists）、西方马克思主义者（Western Marxists）、自治主义者（Autonomists）、欠发达（underdevelopment）的理论家，还有与康芒斯（Commons，1862—1945）、凡勃伦（Veblen，1857—1929）、罗宾逊（Robinson，1903—1983）和加尔布雷斯（Galbraith，1908—2006）一脉相承的制度经济学者那里发扬光大。这些观点在政治经济学理论最核心的要点上互相冲突，可是承认并且寻求以各不相同的方式解释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还有这些与范围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制度和实践之间的关系。

首先和最重要的是，信奉社会整体意味着理解政治与经济之间的联系。作为对于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倾向于将一切都简化为经济的反应，大批著作问世于20世纪70和80年代，旨在通过主张相对经济而言政治具有“相对自治”（relative autonomy）来修正这一观点（Jessop，1990）。这引发了一场热烈的争论，令人们对国家的增长及其与社会阶级、社会性别和种族之间的关系重新产生兴趣，也将注意力导向在政治经济学里政治与经济的动态联系。这种纷争很可能还要延续一段时间（Jessop，2001）。尽管如此，争论总是关涉相对自治。尽管“相对自治”这个术语比较含混，可能妨碍基于准确了解的观点交流，争论的各方没有一个认真提倡将政治从经济分析中抽离出来。大多数人都承认学术工作现行的学科划分存在严重缺陷，因为那些有权决定其走向的人同意将政治从经济当中正式抽离出来，同意必须让经济学以自然科学为模式，同意通过消除政治内容、经济学可以不受意识形态偏见影响的观点。

秉承制度经济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家也很关注识别出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更加广阔的社会和文化领域之间的联系。受凡勃伦著作（1934）的影响，制度经济学家的兴趣对象是利欲熏心或者贪得无厌与他所谓的“显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或者一心追求权力地位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眼里，引发显性消费的不是作为主流经济学主要特征的理性，而是埋藏在内心深处的非理性冲动。

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发，法国规制学派（French Regulation School）的作者们注意识别“积累制度”（regimes of accumulation）与相关社会和政治“规制模式”（modes of regulation）——包含但是不局限于政府——的相互关系（Aglietta，1979；Boyer，2000）。他们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式微，但是受马克思与20世纪早期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启发的理论家们继续在政治经济学与更加广阔的社会和文化力量之间搭建桥梁（Jessop，2001；Sayer，2001）。除了在理解经济现象时重新考虑政府，他们还提倡在文化和政治经济学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如赛耶（Sayer，2001：697）所说的：

文化政治经济学的标志和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它探测了经济活动的“嵌入”（embedded）性质——它们是如何被埋置在影响那些经济过程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处境之中。

此外，为了解释他们所谓的政治经济秩序的种种转型（围绕着大型全国性企业组织起来的大众生产和大众消费经济的衰落导致了这些转型），政治经济学家们主张，我们必须考虑从福特主义（Fordist）社会到基于弹性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原则的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t）社会的广阔社会、经济和文化变动（Castree and Gregory，2006；Fuchs，2007；Harvey，1989）。此外，由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91：129）领导的世界体系理论家们反对束缚现行社会科学研究的狭隘性，提倡扭转下列趋势：“将我们从整体论、系统论的现实推开，推向将个人（或者其组织对应物：公司，家庭，政府）作为适当的分析单位。”最后，自治主义学派的理论家们支持一种将社会整体作为一套局域和全球冲突之间的网络联系研究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起点不是资本的权力，而是所谓“民众”（the multitude）的斗争（Hardt and Negri，2000，2004）。

这种观察更加广阔的社会整体的广义研究并没有得到知识界的全面支持。比如，那些与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想潮流结盟的知识分子就反对社会整体的观念，有时态度还相当激烈。尽管这些理论之间存在种种歧异，它们一致同意“社会”一词试图将话语的一致性运用于在本质上对立、支离，因而难以定义的事物。它们普遍倾向于认为没有社会整体，没有个人整体，没有话语整体。根据这种观点，部分地由于新传播与信息技术的威力而引发的20世纪生活的内向爆裂已经粉碎了各种整体，成功地带走了曾经在本质上提供某种统一性的时间和空间的度量单位（Lyotard，1984）。给我们留下的任务就是理解局域、碎片和部分，它们曾经被视为组成一个更广阔全体的各种要素，但事实上不过是互不关联或者联系松散的断片。通过除去社会统一体的意识形态胶水，人们可以理解这些断片的真正价值，并且最终庆祝它们抵制所有整体论的工具，包括资本主义、政府和所有元叙述的制造者。

第九章探讨了这种观点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现在只需要集中关注政治经济学的一种特定回应——承认后现代观点的重要性，但保留对社会整体的理解——就够了。本节开头介绍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和《大纲》（Grundrisse）中尤其明显⁽⁸⁾]著作中对社会整体的理解，这与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和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等古典结构主义者或者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一类的哲学结构主义者针锋相对。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存在本质差异，可是都同意必需反对本质主义者（essentialist）的观点，即一切事物都可以简化为社会全体，都可以分解为涂尔干所谓的“社会事实”（social fact）。他们的历史性和承认社会生活的偶然性将这样一种本质先于存在的理论排除在外。可是利用社会整体并不一定非要本质主义或者简化论的思想。事实上，正如马克思及其20世纪的阐释者诸如葛兰西和卢卡奇（Lukács，1885—1971）所提醒我们的，辩证思想引导我们承认现实既由部分、也由整体构成，在构成社会生活的整合和矛盾的具体整体中组织起来。

这种观点的主要倡议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1989）承认，一种分散、机动、灵活、重组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正在增长。这些发展可能表明变化的身份认同和局域的抵制。可是它们也可能标志着一种组织更加紧密的资本主义，它利用自己对技术和特长的控制，在容忍、抵制、吸收、商业化或者忽视这些抵制方面具有灵活性。因此，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从松到紧、各不相同，而全体本身可能就包含了众多裂缝、喷发和变形。尽管如此，根据这种观点，任何仅仅关涉部分或者全体而不及其余的讨论都是省略性的。这种理论既反对系统理论的理想主义，又反对传统科学提倡对社会领域的每一个环节都进行直接感官观察的实证主义。它反对试图将优先权毫无争议地赋予全球或者局域，认为这样做都是本质主义。研究确定抵制和控制、弱势和强势等的性质和程度。艾哈迈德（Ahmad，1992：121）为在文学批评领域使用整体的概念辩护，但还是警告必需“具体说明和历史化构成任何特定学科领域的决定因素”。尽管如此，“如果具备充分的学科知识，具体说明主要的意识形态构成和叙事形式通常是可能的。”⁽⁹⁾政治经济学以其对于视条件而定的、非本质主义的社会整体的开放态度，为这种研究奠定了基础。

道德哲学提供了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第三个特征。道德哲学家引证社会价值和适当社会实践的概念。这种特定分析形式的目标在于说明和彰显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道德立场，特别是因为道德观点经常带着这些理论的面具。

当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1954—　），一位前共产主义世界经济重建的主要设计师，被问及他在学科领域内的工作，他一开始就称之为“我们时代最大的道德挑战”（Rusk，1991：B8）。当他的同事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写了一本书（1988）攻击罗纳德·里根总统任期内的过度行为时，他以《圣经》似的引文引介了每一章。在他们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纵览中，戈尔丁和默多克（Golding and Murdock，1991：18—19）主张，批判政治经济学的显著特色在于，“也许最重要的就是，它超越了功效的技术问题，与公正、平等和公众福利的基本道德问题紧密结合。”在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内部形形色色的理论当中，这些是几个例子，说明人们对已经成为惯例的将科学从道德中抽离出来感到某种不安。他们对道德哲学的兴趣反映了好几个政治经济学奠基人物的一种基本关注。

亚当·斯密不是一位经济学教授，而是道德哲学教授，他提供了一个如何提高社会福利的视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像他后来在《国富论》里所主张的通过自私行为或者自我利益，而是通过在社会上行善：

因此，正是为他人着想多、为自己着想少，正是抑制我们的利己思想、放任我们的仁爱感情，构成了人性的完善；光是这些就能在人类中引起情感和激情的协调，构成人类的全部美德与礼仪。（Smith，1937，Pt.1，Sec.1，Chap. 5：71）

同样，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1766—1834），一位传教士的儿子，警告人们不控制人口总数的道德后果。卡尔·马克思提供的政治经济学会创造出一种基于满足人类需求、而不是基于阶级权力的社会。不管人们如何回应他们的特定视界和价值观念，很难否认视界和价值观念是其分析的核心部分，道德领域对其著作不可或缺。正如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琼·罗宾逊所声称的，接过“这一伦理学的分支”、将其转化为“力求成为科学”的学科，还得有待后来的分析者（Robinson，1962）。

这种道德哲学的辩解有两个要点。其一，道德、文化或者精神领域本身就是分析的主要对象。亚当·斯密选择在分析市场的劳动分工以前写作《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因为这对了解18世纪后半期英国处于上升期的商业社会的道德基础至关重要。他感到这部著作比《国富论》好，在晚年又重新回到这部著作，因为据勒克斯（Lux，1990：98）所说：“不加节制的商业动机有严重的问题，他在先前对此认识不足。”同样，马克思一开始写的是道德哲学论文，人们太容易将这些当作“年轻马克思”的作品而草草搁置，可是正是它们形成了理解一个发展中的工业社会的核心。

这些人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道德空想家。他们感到自己作为道德哲学家的一大基本责任就是识别出合乎道德的生活方式的各种视界。对于他们来说，道德视界成为将理性（reason）与合理性（rationality）区别开来的特征⁽¹⁰⁾。要理解这一点可能比较难，因为西方文化倾向于将科学与道德分离。一种声音讲的是合理性、逻辑和实证主义的语言，而另一种讲的是规范的语言，一般来说，它被允许反驳另一种声音，而不是与之交谈。通常，人们被允许最多像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946）那样觉得以道德关注为动机是可以接受的，可是科学规范在分析当中没有为道德留下任何位置。对这种观点的辩护理由是，道德关注妨碍了对于科学成就至关重要的客观性，最终阻挡了科学发展出手段，以解决伦理学家们提出的问题。道德哲学的辩护者们对此的回应是指出不能自我反省的科学助长的许多问题，从气候变化到世界贫困。

从政治经济学转换到经济学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接受韦伯有关价值中立定义了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关系界限的观点。经济学可以研究价值，尽管在实践中这意味着识别出由市场选择优先选出的价值。道德评论会在经济学家的解释或者评价中占据很少的明确地位，或者干脆就没有地位。有人会争辩说，将道德哲学从经济学中抽离出来仅仅意味着这种形式潜入地下，结果是令它自己悄然进入了经济学家的假定和对观点、概念和变量的选择。比如说，决定将人类劳动定义为仅仅是与土地和资本一样的一种生产要素可能在分析上很有意义，可是它也反映了某种道德视界，尽管是隐含的，即人和物是可以置换的，或者生命和资本是可以置换的。经济学家认为，这样一种理论局限于经济领域，反映了经济实践。批评者回应道，视界溢出，流入其他社会生活领域，导致原来为了经济学家研究的目的被视为工具的工人，现在被更加广泛地视为工具，并且受到相应的对待。⁽¹¹⁾通过将把人类劳动简化为一种生产要素的特定经济实践自然化，经济学让一种道德视界从后门溜走。

事实和价值、分析和规定、经济学和道德哲学二元分立的争论在继续，可是有迹象表明变化将要发生。本节开头已经提到过，今天占主导地位的主流经济学家已经不那么反对在他们的经济学话语中使用道德语言；尽管“道德挑战”更有可能出现在演讲词里，而不是期刊文章上。他们也更有可能使用特定的道德哲学著作，特别是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它将道德思想和福利经济学联系在一起（Castagnera，2002）。对一个根植于商业价值的体制的道德后果，在主流经济学的内部阵营肯定有不安情绪（Foley，2006：219—220）。

尽管如此，主要是植根于政治经济学的另类学派延续道德关怀的传统。公共选择或者制度政治经济学的保守一翼寻求把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延伸到道德选择，企图运用经济学来建立布伦南和布坎南的（1985）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马克思主义和制度经济学传统深深浸润于有关道德哲学地位的争论。这些争论在近年来采取的主要形式之一就是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特别是阿尔都塞和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1908—2009）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各种人文主义版本提出的挑战。寻求将《资本论》的逻辑运用于思想和行动的普遍形式，阿尔都塞提倡将道德哲学维度从马克思主义传统里排除出去。这种攻击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尽管首倡者倾向于延续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事业，利用一种尼采（Nietzsche，1844—1900）哲学的传统来攻击道德哲学价值（Eagleton，2003）。尽管如此，道德维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里依然强大，因为它不顾占据支配地位的私利，为民主、平等和公共领域提供了强大辩护。由于这个原因，尽管有来自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方面的攻击，传播政治经济学在道德哲学的重要性上保持了强硬立场（Artz，Macek，and Cloud，2006；Golding and Murdock，2005）。

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第四个特点是实践。该理念深深植根于哲学史，已经发现了好几条传播研究的途径，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思想的法兰克福学派、和在社会学中得到最佳体现的“行动—研究”（action-research）传统。最广义地说，实践指的是人类活动，尤其是人类通过自由和创造的活动生产和改变世界，包括改变自身。该词起源于古希腊，通常指自由人的政治和商业活动（也是神话里一位不太知名的女神的名字）。它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的著作里占据一定的突出位置。亚里士多德将经济、政治和伦理研究视为各种形式的实践知识，以便与理论和生产（poiesis）区别开来。理论寻求真理，生产寻求制造某种事物，而实践的目标是行动。该术语在中世纪和早期现代哲学有关知识划分的争论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实践在哲学家康德（Kant，1724—1804）、黑格尔（Hegel，1770—1831）和马克思的著作里占据了核心位置。对于康德来说，实践或者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在由完备理性构成的理论的统一体里占据了首要位置。确实，道德被定义为“绝对实践的”。黑尔格也承认实践超越理论，但是瞩目于一种更高的统一体，只有这样，才能在自由——在此绝对精神在哲学、艺术和宗教里实现自我——中发现真理。马克思最早期的著作、一部论希腊哲学的博士论文也关注实践，坚决主张应该让哲学变成实践的。他对该术语的主要兴趣在于创造一个异化劳动（alienated labour）的替代选项。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将劳动从必然性的异化中解放出来，结果却代之以一种新的异化形式——将劳动力简化为可销售的商品。革命的目标是将异化劳动转变为实践或者自由、普遍的自我行为。

葛兰西和卢卡奇利用实践攻击包含在《资本论》和恩格斯对马克思的重读里的、更加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形式。通过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尤其是马尔库塞（Marcuse，1898—1979）和哈贝马斯（Habermas，1929—　）的著作——他们将其定义为一种普遍的行动形式，劳动是其中的一种类型，从而增加了实践的重要性——该术语进入了传播理论的争论。传统上，劳动在经济思想中占据核心位置，因为过去人类历史被迫栖息在要求人类劳动的必然王国里。当生产力发展了，提供了第一个克服必然性的历史机会，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转向了其他形式的实践，以预见构成自由王国的要素。在他对马克思的批判里，哈贝马斯（Habermas，1973）主张区分工作（work），或者有目的的理性行动，与互动（interaction），或者传播行动。可以理解，马克思受前者吸引，因为劳动对资本主义带来的转变非常重要。可是对于哈贝马斯来说，社会实践既是由工作、又是由传播行动组成。后者，基于双方同意的规范和构成性的象征，在能够摆脱限制民主和开放传播的种种歪曲的条件下，提供了另外一种社会生活模式。

实践对于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论和实质前提都很重要。简言之，实践指导着一种知识理论，将认知视为正在进行中的理论和实践产品。它反对那些断定真理只可能由沉思产生的认识论，认为它们以偏概全。知识需要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磨砺和提炼概念思想的过程。它更多地源于概念和实行的相互构成。⁽¹²⁾实践也在政治经济学的实质发展中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毕竟，政治经济学一开始是作为古希腊城邦的家政管理和控制的实践活动。亚里士多德将其放置在实践学科当中，其智慧会指导统治者的行为。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在渴望理解财富和生产能力的源泉与需要就适当的劳动、贸易和社会福利政策向高层提出建议之间存在显著的张力。那些接受马克思主义传统教育的人明确合并了政治经济学家和行动主义分子的角色，一个例证就是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概念。由于反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葛兰西身陷囹圄，他在监狱中所写的著作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典范，无论他们接受的是理论的分析工具教育，还是实际的政治斗争和抵抗的常识教育。

在知识领域一个截然不同的部分，紧张局势在继续。在此，当代主流经济学家努力推进以数理的严密来净化经济学，并将其建议出售给企业和政府。这并不是说，由实践提出来的问题与包罗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形形色色的思想完全相同。更加重要的是，不管人们多么努力地尝试，也不可能逃避实践为在这些领域工作的学者提出的问题。特别是，政治经济学与政策研究紧密纠结、不可分割，传播政治经济学需要既探讨这种关系的优势，也探讨其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