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格尔号”的航行

1831年，当年仅22岁的达尔文作为一个自然主义者以及该船船长的有教养的陪伴者乘“比格尔号”航行时，进化论之创立的一个关键事件就发生了。达尔文是一名志愿者，他的工作无需支付工资，他也刚从剑桥大学毕业。“比格尔号”在去南非的途中停靠许多地方，每到一处，达尔文都一次上岸数日、数周甚至几个月。“每次靠岸，他都上岸，并采集一大批样本，他解剖一些样本，把其他的样本制成标本，似乎可能要使这艘船超载。”（米勒和范卢，1982）尽管达尔文离开英国总共5年，但这段时间他实际上在海上只呆了18个月。在他航行的3年零3个月中，他事实上是在陆地旅行。他憎恨航海，在“比格尔号”上一直晕船（布劳威和尼夫，1989）。

达尔文考察了巴西海岸、阿根廷南部的南美大草原、南美洲大陆南端的火地岛、阿根廷沿海的福克兰群岛，然后踏上智利、秘鲁和厄瓜多尔的西海岸（参见图2.2）。在达尔文上岸采集标本、绘制野生动植物图、记录实地观察时，船上的船员们测定海岸线，丈量深水线。然后，这艘船就和他在指定地方会合，并驶向下一个着陆点。在几年的时间内，这艘船的航行路线是沿南美洲东海岸、又回到西海岸，穿过南太平洋抵达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穿过印度洋抵达南非的开普敦，然后又回到英国（见图2.2）。

“比格尔号”是皇家海军一艘单—双桅帆船，配备10门炮。它比较小，只有90英尺长，由船帆提供动力。它载有74名官员、男人和乘客。达尔文的信念与船长R·菲茨罗伊的信念发生了冲突：“菲茨罗伊是一个难对付的、傲慢的和极权主义的人；但是，他也聪明，喜欢户外研究和自然哲学，是一个优秀的言谈者、思考者和同伴。”（布劳威和尼夫，1989）达尔文和菲茨罗伊都对地质学有兴趣，这使他们在漫长的航行中走到一起，但是在许多问题上，他们持完全不同的观点。菲茨罗伊是一个狂热的基督徒，而达尔文已放弃正统基督教。船长坚决反对进化论思想。这两个人在奴隶制（他们在巴西看到了这种制度）和船上的纪律问题上也有分歧。不过，年轻的自然主义者在这条小船上保持缄默：“达尔文对于激烈的争论近乎有着病理般的厌恶。”（米勒和范卢，1982）这种避免麻烦的态度是达尔文后来延缓20年才出版《物种起源》的一个原因。他知道它一出现，就会是一枚炸弹。

在“比格尔号”航行时，达尔文“觉得自己非常像一个受过半训练的业余者，被派出去为专家把标本采集回家”（鲍勒，1990）。他对于自己的科学才能缺乏自信。但是，逐渐地，经过5年时间的航行，当他发现了新的物种，并收到来自英国科学家的鼓励信件时，他开始更加有信心了。达尔文把他搜集标本的盒子、加上他所写的观察意见用船运给J·亨斯洛，他从前是剑桥的植物学教授。亨斯洛发表了达尔文给他的信件摘要，并作为达尔文在英国的一种科学代理人的角色而行事。这次航行的最重要的结果不是“它为物种衍变所提供的证据，而在于达尔文对于他自己作为一个科学思考者的能力的日益增长的信心，以鼓励他返程后去处理物种起源的那些更深刻的问题”（鲍勒，1990）。

达尔文的最早科学成就之一是他在阿根廷南美大草原所发现的南美鸵鸟（或美洲鸵）的一个新物种。与他一起旅行的加乌乔牧人（牛仔）告诉了他这个新物种。达尔文很晚才意识到它的意义。“在我回忆起（加乌乔人告诉我有关鸵鸟的这一新物种）这个事情之前，这种鸟就被烹饪和吃掉了。幸运的是，它的头、脖子、腿、翅膀、许多大羽毛，还有大部分的皮都被保存下来。根据这些东西，一个近乎完整的标本被组合起来，现在在动物协会的博物馆展出。”（达尔文，1939）这只鸟的遗留物足以使人们仍能回忆并认出它是一个新物种。伦敦的鸟类学家J·古尔德为纪念达尔文，将这种鸟命名为“达尔文美洲鸵”（鲍勒，1990）。阿根廷的两种鸵鸟的存在引起达尔文思考这样的问题：一个物种是否有可能由另一个物种进化而来。新的、较小的物种主要生活在普通鸵鸟居地的南部，但在某个接合地区，这两者都繁盛起来，为资源而相互竞争。这个事实导致达尔文对于传统的智慧——即每一个物种完全适应它的本土环境——产生了怀疑。

1835年，“比格尔号”在加拉帕戈斯群岛停留了一个多月，这个群岛横跨离太平洋厄瓜多尔海岸约600英里外的赤道。对于进化论者来说，加拉帕戈斯群岛是一个天然的实验室，因为岛上有着与世隔绝的各种鸟类和其他生命（没有哺乳动物）。在各式各样的物种中，有著名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大海龟；雀类，其嘴的形状适合于它们生态龛；以及嘲鸫，由于这个岛的隔绝状态，嘲鸫的几个独特的种类已进化出来。主要的加拉帕戈斯群岛间距30到50英里，不同的海龟、雀类和嘲鸫因为这样的隔绝已经得到进化。当时，达尔文没有对他所遭遇的进化论的证据进行评价。他根据大量实际材料来证明岛与岛之间的海龟和雀类的差异，但是，当加拉帕戈斯群岛的行政长官说自己能够根据一个海龟的特性说出它来自哪一个岛屿时，达尔文大吃了一惊。后来，他在详细描写对加拉帕戈斯群岛的观察时，仔细地思考了那个行政长官的话。

1836年，达尔文带着珍贵的生物资料乘“比格尔号”返回英国，他发现，他的观察记录和标本——他曾托“比格尔号”航行时所碰到的其他船只将它们带回英国——已使他成为一个科学名人。他写下了《“比格尔号”航海日记》，后者成了一本通俗的旅游书，但是，他的进化论还没有形成。

我们主要将达尔文看作一个生物学家，但他刚从“比格尔号”航行返回时的最初名声来自他的地质学方面的著作。他通过珊瑚礁基本的地表层的下沉来说明它的形成。1834年2月，当达尔文停留在智利瓦尔迪维亚附近的岸边时，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地震。几个星期以后，“比格尔号”驶入康塞普西翁港口，达尔文发现陆地已被向上推进了两三英尺，在附近，他还看见在新的高潮位标记之上的10英尺处生长着淡菜。在安第斯山脉，他在高度1300英尺处发现了过去的贝壳海床。达尔文开始推测南美是从海洋中爬升出来的（鲍勒，1990）。两年后，即1836年，“比格尔号”停靠在科科斯群岛时，达尔文可以看到珊瑚礁。他已认识到南美经历了一次逐渐的上升，并且推论南海下的土地可能正在逐步下沉。如果这样的话，只能生长在浅水中的珊瑚动物就会围绕着一个岛慢慢地构筑成一道边，而陆地则逐渐消失，最后，留下一个中心为环礁湖的环状珊瑚岛（鲍勒，1990）。1842年，也就是达尔文返回英国6年之后，他发表了一本和他的珊瑚礁理论相关的著作：《珊瑚礁的分布和结构》。它代表着他对自己的科学思考能力与日俱增的信心（鲍勒，1990）。他成了地质协会的一名积极的成员，这个协会将他和C·赖尔以及其他优秀的科学大师们联系起来。

他在伦敦安家并结了婚，在仔细地列举了结婚生活的利弊以后，“与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一样，达尔文探究了幸福婚姻给不受干扰地从事某种革命性理论研究带来的那种一成不变的安全感”（米勒和范卢，1982）。达尔文1842年33岁时退回到“一种隐居的个人主义的生活中，一天工作几个小时，然后陷入恶心、虚弱、头痛和心悸的折磨之中”（米勒和范卢，1982）。事实上，达尔文因患各种疾病而如此虚弱，以至于他放弃了剃须修面，那太累人了。他通常一天只能工作几个小时（考迪尔，1989）。

达尔文搬到肯特的唐别墅，这是一所乡村住所，离伦敦约20英里，他在那里过着相对来说与世无争的生活，抚育6个孩子，阅读，写作，与其他的科学思想家频频通信。从唐别墅，达尔文逐渐建立起一个科学通信者的网络，这些人为他提供有用的信息，并将在后来有关进化论的公开论战中支持他（鲍勒，1990）。达尔文每天写几封长信，随着他的进化论的逐渐发展，这种通信关系——今天可见于各种档案之中——为他的思考过程提供了一种理解。在返回英国以后的岁月里，达尔文对他的科学能力有了信心，以至于在攻克有关进化论的难题方面，他成了一个老练的探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