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大学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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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帕戈斯群岛的雀类

在达尔文的自由选择理论的发展中,加拉帕戈斯群岛的雀类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从南美陆地到加拉帕戈斯群岛有600英里,这个距离很远,所以大部分陆地的鸟类都无法穿越它。加拉帕戈斯群岛的主要岛屿是荒寂的、由火山爆发所形成的露头,也彼此被太平洋海面相隔。在这个居住者稀少的环境中,加拉帕戈斯群岛的雀类进化成各种各样的角色,不这样的话,它们就会被其他鸟类吃掉。有些雀类适应于压碎的种子,其他的吃各种昆虫,一部分雀类甚至适应于抓住或操纵仙人掌的针叶,将虫子从植物中挖出来(古尔德,1980)。加拉帕戈斯群岛的13种雀类的名字标志着每种雀类所特有的功能:树雀、地雀、仙人掌雀、刺嘴莺雀、蔬菜雀、啄木雀和美洲红树雀(格兰特,1991)。因此,加拉帕戈斯群岛为达尔文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实验室,在这里,他能够观察物种的隔绝过程、独立的适应过程和进化过程。比起他环绕世界的航行中的任何其他观察来,这种雀类使达尔文更加相信演变的现实(鲍勒,1990)。他的著作《研究日记》中的文字记载表达了他对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所见所闻的惊异:“我从未想到这些岛屿——大约相隔五六十英里,其中大部分能够彼此相望,都由完全一样的岩石构成,所处气候条件相似——会有这样如此不同的居住方式。”(鲍勒,1990)

达尔文起先不相信各种雀类都从一群普通的祖先进化而来。这个认识直到他结束环绕世界的旅行返回到伦敦才开始打动他,这时,英国博物馆的鸟类学家J·古尔德正确地将达尔文从加拉帕戈斯群岛带回的所有鸟类都鉴定为雀类(古尔德,1980)。尽管这样,达尔文只是在广泛阅读了生物学以外的东西时才理解了他的通过自然选择而形成的进化论。达尔文的个人笔记和他与其他学者的广泛通信对进化论得以发展的那个渐进过程作出了解释。

达尔文在“比格尔号”航行期间所保存的大量笔记表明,他还没有意识到进化论。但是,在1838年12月,达尔文开始作一系列关于物质演变的私人笔记。在公开场合,他假装坚持传统的信念,同时逐渐地搞清楚他的资料的意义。4年以后,达尔文写下了有关进化论的35页的大纲,两年多以后,他手边有了230页的、相当于书本篇幅的手稿。他为这些手稿的出版留下了说明,以防自己万一死亡(米勒和范卢,1982)。

达尔文逐步提出、评估和放弃某些假设——这些假设可用于解释他在“比格尔号”航行期间搜集的生物学资料。他已经在野外采集了几百种标本,而他也可以利用他的野外记录来进行思考和分析。达尔文致力于系统地提出一个一般的进化理论。他阅读奥古斯丁·孔德关于实证主义哲学的书籍。然后,他阅读亚当·斯密对于自由放任的经济学的论述,经济竞争作为企业生存斗争的结果在使经济建立秩序方面的作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着,他又转向比利时统计学家阿道夫·奎特勒的著作,该著作讨论了托马斯·马尔萨斯的观点,即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供给只是呈算术级数增长的观点。1838年10月,达尔文阅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以便回溯奎特勒的讨论的源头。进化论的最后几个难题现在落在了达尔文的面前。这时距从“比格尔号”返回已有两年时间,达尔文时年30岁。

请注意: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并不是从他的资料中跳到他面前的,也不是来自生物学的领域。相反,“直接的促成者是一个社会科学家,一个经济学家和一个统计学家”(古尔德,1980)。达尔文进化理论形成的关键是他的广泛阅读,是他能够从其他科学领域中看到与生物学相似的学说的能力。他的理论创造是一个高度的社会过程,涉及通过与其他人的思想交流而进行逐步的建构,这些既借助于阅读而获得,也是与科学同事广泛通信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