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失去比尔的第二天
迪林杰先生昨天留下一束鲜花还觉得不够，今天他本人又来了一趟。我把鲜花放在一个旧牛奶罐里，安插得并不怎么错落有致，即便如此，摆放在餐桌上还是增添了几许亮色。他心不在焉地抚弄着蓝色的花瓣，仿佛只是依稀记得这花朵和自己有着某种联系。
迪林杰先生一向善解人意，我确信他知道自己何时是不受欢迎的。不过，和他相处的麻烦在于，每次见到他你都很难感到不悦。他有着君王一般的面庞，棱角分明，这样仪表堂堂的男人大概并不多见，在我想来，那是一种高贵的相貌，虽然我也不完全确定高贵究竟是何等模样。作为一个出色的作家，他的相貌和他的声名正相配。他是沃洛翰夫人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虽然已经年近七旬，但他举手投足间丝毫没有流露出老态。他身材颀长、瘦削，与其说他是坐在客厅里的一张椅子上，倒不如说是把自己靠在上面，就像是谁支在那儿的一架梯子。那些椅子原本是为身份低微的人准备的。迪林杰先生的脑子让人捉摸不定，就像是漂浮在云里雾里，他总是一下子道出装在自己头脑里的最重要的事情，把当时对他来说最要紧、最急迫的话一吐为快，他从来不怎么东拉西扯，只是有时候会和沃洛翰夫人闲聊几句。在我真正受雇于她的那段日子里，一切都像钟表的发条一样有规律。我总是周而复始给她做同样的菜肴，每逢星期三，午餐差不多没有任何变化，除非有时候因为季节的缘故，有的菜品可能会短缺，迫使我不得不做一点儿改变。我在克利夫兰过得很不错，我的亲密伙伴卡西·布莱克给我看了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的牡蛎，还有好多别的神秘玩意儿，她在我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样一来，我绝对不能说自己是个蹩脚的厨子。这倒也好。沃洛翰夫人起初雇用我的时候，或者说从她母亲那里把我继承来的时候，她非常看重我是爱尔兰人，可这并不足以成为她当初雇用我的理由。
迪林杰先生不喜欢东拉西扯，但他的确有话说。“我觉得，下次我再去北达科他州，应该把你也带上，”他吐出这句话的时候，就像是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思考，终于告一段落，他的思路跟逶迤而行，纵贯整个美国的巨大载货列车一样长，一样神秘莫测，“我妻子过世的时候，我感到很悲伤，在那儿，和苏族人[3]待在一起，让我得到了莫大的安慰。”
我当然一点儿也没有把他要带我一起去的话当真。不过，他这句古里古怪的玩笑话自能带给人一种宽慰。
他开始扯起别的事情。就像我父亲那一辈老派的爱尔兰人一样，他不想开门见山，而是在不知不觉中悄悄进入话题。此时，他向我讲起了他们全家人在希特勒年代的经历。据他所说，他的父亲曾经非常富有，他们一家人非但不是拖着纸板旅行箱仓皇逃离德国，反而是从一家五星级酒店到另一家五星级酒店，一路游历整个欧洲，最终来到直布罗陀海峡，他父亲在那里设法给全家人订了前往美国的头等船票。可到了最后时刻，他的妻子，也就是迪林杰先生的母亲，居然拒绝离开，后来她和两个女儿一起死在了达豪[4]。时隔多年以后，迪林杰先生曾经去过一次达豪，到了那时候，那里已经成了一个类似于博物馆的地方。他用优雅而沉静的语调说，当时他并不是用一个游客的眼光浏览每一样东西，而是用跟自己的母亲和姐妹一样的眼睛。
他说，他还记得，其中一个展厅里挂着一张巨幅照片，照片里有个女人一边奔跑，一边用惊恐的目光紧盯着身后，她的双臂在飞舞，两只乳房全都被割去了。他说到这儿，我禁不住在椅子里惊跳了一下。不知怎的，我感觉自己的乳房如刀割一般。真可怕，简直太可怕了。
“人不可能总是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在看什么。”迪林杰先生说，他的身体明显在颤抖。
然后，他沉默不语。
“我向你表示歉意，”他开口道，“请原谅我。”
“为什么要道歉呢？”我说，“我为你母亲和姐妹的遭遇感到非常痛心。”
“我来这儿是想跟你说几句话，关于比尔。”他说着低下了头。
“你不需要说什么。”我说。
因为任何话语自然都无法抚慰我，真真切切。
他摇摇头，似乎是在否定自己打算说的下一个话题，还有再下一个，于是他继续默不作声。
我静静地坐着。我不想在他面前哭泣，这是其一。流眼泪最好是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有时，怜悯与其说是狗，不如说是狼。我真想知道，如果我去那家小医院做一次X光透视，机器能不能看见我的悲伤？悲伤像不像是一块铁锈，还是像心脏发炎分泌出的液体？
他终于让自己振作起来，脸上绽开温暖的微笑。他抬起眼睑，露出蓝色的眼睛，那双他刚才提到过的眼睛。
“布里太太，也许我占用了您太多的时间？”
他敏捷地站起身，这个动作让椅子发出了有几分悦耳的吱嘎声。他低头凝视着我。他似乎在等待一个回答，但我的喉咙被沉默塞住了。他点点头，朝我弯下身子，匆匆拍了一下我的手臂。然后他一语不发地走向门厅，走进了尘土飞扬的明亮日光里。汉普顿的日光，带着珍珠的色泽。
善解人意。
迪林杰先生走后，我便取下了他几年前送给我的那本书。我从来没有读过，正如他把书拿给我那天所预料的一样。他说，近来他时常在海边走上很长一段路，然后沿着通往我家的车道走上来，浓雾笼罩之下的沙滩正合他的心意。那条旧车道沿途的墙上有个洞，他经常看见一只小鹪鹩从洞里进进出出。他还提到，从墙的一侧延伸开去的是一望无际的马铃薯地，另一侧是大片大片的沙丘和盐水沟。那只小小的鸟儿头顶着汉普顿高远、空旷的天空，阳光的巨大威力正把浓雾一点点驱散。他曾想，那只鸟儿不知道自己有多么渺小，它栖息在一帧史诗般的风景里，自以为有着英雄一般的气概。他认为这是一只不寻常的鸟儿，它只读史诗。就在当天下午，他决定带给我一件礼物，那是一本蒲柏翻译的《荷马史诗》，用红色皮面装帧。为什么要送这本书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把我和那只鸟儿联系了起来，还是仅仅因为我和那只小鸟儿比邻而居。
“你可以读，也可以不读，这不是我们契约的一部分。”
我猜想，他所说的契约，是友谊的契约。
我轻轻抚摸着漂亮的皮面：
阿喀琉斯的暴怒招致了这场凶险的灾祸，
给希腊人带来无尽的苦难。女神啊，请你纵声高歌！
阅兵场上，数不清的鹅卵石泛着亮光，仿佛每块石头上都平放着一枚亮闪闪的硬币。我和哥哥，还有两个姐姐站在一起，目瞪口呆地望着父亲身上那套显得稍稍有点儿花哨的礼服，还有他那微微受到刺伤的男人威严。我一生下来，母亲就去世了，遇上这种阴暗时刻，只有父亲的手和眼睛陪伴我去应对。我想，父亲就是在那天被任命为高级警官，一大早，我们全家人搬进了都柏林城堡里的新居，因为我们就要成为那里的居民了。那是一座美丽的四方形住宅，外观是花朵一样的粉红色，那时候我还很小，花了整整一个上午带着自己的布娃娃参观一个个房间。但我说不准自己是多大年纪。在我的记忆中，哥哥威利似乎也还是个小孩子，所以那一定是在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不过，不管是在战前还是战后，看着父亲穿上崭新的警礼服，我心里涨满了激动，相比之下一切都微不足道。这里丝毫没有猜测的成分。那位据说是从伦敦来的特派员，向父亲，向我的父亲，正式授予新岗位的警徽和职责，用父亲的话说，那位特派员穿着一身“伦敦城里做工最精良的套装”。现在我知道，父亲当时将要成为都柏林都市警察署二处的处长，他在警察署工作了三十年，那是他这辈子能指望晋升到的最高职位。父亲容光焕发，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一脸喜气洋洋，当时我们的姨妈、舅舅和表兄弟姐妹仍然住在维克罗郡，他们眼中所看到的基汀山上的日出也比不上我父亲脸上的神采。我每天傍晚放学回家，扑进他怀里，他总会亲亲我，然后说：“如果没有你的亲吻，我可能永远也不回家。”那种时候，我看见他脸上也是同样的光彩，只不过此时此刻还要灿烂一千倍。父亲身材高大魁梧，和任何一个拔河队相对抗都会让对手望而生畏，这副身躯紧绷在一套黑色制服里，在我眼里看来，袖口仿佛缀着银质的飞镖，不过实际上可能只是闪闪发亮的白色穗带。他的帽子上有一根白色羽毛，在庄严肃穆的城堡里随风飘摆。特派员虽然身份显赫，但他只穿了一套便装，在父亲高大身躯的映衬下，显得那么轻描淡写，还莫名其妙透出几分胆怯，就好像如果我父亲一时冲动，稍加用力就能把他吞进肚子。特派员做了几分钟发言，所有的巡警和警官都发出奇怪的低声咕哝，纷纷表示赞同——他们自己也穿着跟烧火棍一样颜色的黑制服，每个人身高都在六英尺以上。他们的啧啧称赞在父亲听来无比悦耳，就像我倾听海水冲刷谢里·班克斯海滩那般陶醉。一股股友情的涓涓细流涌上我父亲那张光彩四溢的脸，那张充满骄傲和自信的脸。
“这一天全是为了茜茜，为了让茜茜看见。”几个小时以前，父亲给我穿衣打扮的时候，对我这样说道。这个神秘而陌生的茜茜就是我的母亲，父亲很少提到她。但在这种日子，一个鳏夫总会想念死去的妻子用热切的眼神凝望自己。作为一个父亲，他学会了许许多多不可思议的技能，每当维克罗郡哪个未婚的姨妈主动提出帮忙时，他都一口回绝了。他用冰凉的大手抚平我裙子上的饰带，先是把自己裤腿的最上面往上拽拽，以免起褶子或者把裤子绷紧——用他的话来说，这是“要不得”的，在他的生活中，这种“要不得”的情形可能有一千种，然后他绕到我背后蹲下身子，给我系上蝴蝶结，动作的仔细和敏捷都恰到好处。
“好啦，”他说，“任何一个国王的孩子也不会穿得更漂亮，任何一个国王也不会更宠爱他的女儿。”
那天，我一身丝绸衣裙，打扮得像个洋娃娃，他把我搂进怀里，抱得紧紧的，一瞬间，我小小的胸腔简直透不过气来，还为此感到很开心，他用湿润的大嘴巴凑近我的脸颊，一丝不苟地亲吻了我。根本不需要有人告诉我，当都柏林动物园里的大象嚼着不新鲜的面包时，它那柔嫩的鼻尖儿摸上去会是什么感觉，因为我百分之百确信跟父亲的嘴巴感觉起来一个样。
“好啦，好啦，她看见你会不高兴吗，莉莉，难道她不高兴吗？她会高兴的。”
他和自己的这段小小的对话，似乎是说给我听的，但并不需要我回答什么，因为他刚才已经自问自答。
我们来到外面的阅兵场上，父亲暂时和我们分开了，好去听特派员发表演讲，并接受自己手下的人满脸堆笑向他说一些恭维话。不过，我们马上就要回到我们的新家，我的两个姐姐安妮和莫德会招待新来的一大帮客人吃饱喝足，天晓得我们可能会吃什么——一顿茶点，我知道安妮已经准备了一大碗做小圆面包用的调味粉，放在滤压壶里，她会把面团一块一块分放进纸杯，过不了多长时间面团就会在里面膨胀起来。
到此为止一切尚好，一切都还不错，可接下来我脑海里的这段记忆开始变得苦涩，直到今天我还在疑惑——我自以为亲眼看见的情景是不是真真切切如我所见。我已经有整整一辈子没有见过安妮和莫德了，她们俩确实都已不在人世，莫德已经去世很长时间，我根本无法向她们求证。我想知道，都柏林都市警察署有没有什么历史记载曾经提到或者记述过这件事情，我猜不会有，因为留在世上的人有谁会去翻阅都柏林都市警察署都干过些什么呢？在我的想象中，成堆成堆的账簿、日记账、夜班警官的分类账，再加上已经多得数不清而且还在越积越多的一捆捆报告、法庭文书，全都堆放在某个地下室里，正像是一个个吸血鬼的棺材，成百上千张纸慢慢变软，融为一体，就连天使的眼睛也无法翻看。
我们回到属于我们的漂亮房子里。那座房子在我这双历尽沧桑的老眼看来是什么感觉，我说不上，不过，在当时，那扇大大的正门和五个高高的窗户让我兴奋极了，因为整座房子让人感觉一切美好的事情都有可能在那里发生，姐姐们会宠爱我，哥哥脚步声啪嗒啪嗒地跑进跑出，就算是沉着脸心里也美滋滋的，父亲会继续给我系腰带，没完没了地夸自己的几个女儿。摄影师已经在阅兵场上拍完了照片，跟着我们回到家，父亲打算站在自家大门的门框里拍一张，摄影师正摆弄着各种旋钮，准备把那块黑布呼啦一下蒙在头上，父亲站在那儿，我感觉他有点儿烦躁不安，我知道这要算是我今生的一个小小的罪过。在我眼里，他跟刚才在阅兵场上简直判若两人，他脸上有一种古怪的表情，不是恐惧，但和恐惧很相仿，那是隐隐约约流露出的一丝焦虑，我以前从没有察觉到过。他在思忖着什么，我猜那是一个孩子永远无法知晓的。
虽然他是个人高马大，一天能吃下四磅肉的男人，那扇门也足有他三个那么宽。门开着，我能看见里面一团漆黑，白天的最后一缕阳光可能很快就会缓缓移步，沿着我家的红砖墙悄悄溜走，就像一个手持蜡烛的人，匆匆朝屋子里瞥上一眼，这让我感到很有趣。太阳照在皇家教堂华美的屋顶上，所有的总督旗都挂在那里，不过那可不是我们这些天主教徒会经常去的地方。一小队士兵从小船街那边的入口走了过来，我想他们一定是刚刚在那儿换过岗，他们走得还算整齐，可一边走还一边说说笑笑，枪倒是很小心地扛在肩上。士兵们时不时爆出一阵大笑，年轻人的吵闹声在鹅卵石路面上碰碰撞撞，还翻过矮墙传进了马厩所在的院子，这让我觉得那些原本安安静静的漂亮马儿一定开始躁动不安了。
父亲站在最高一级台阶上。摄影师已经准备就绪。
“只需要一会儿，长官，现在不要动了。好啦，长官，给我笑一个，长官，请笑一笑。”
让我惊奇的是，父亲居然顺从了他。那家伙长得又高又瘦，衣服的膝盖和胳膊肘上缀着几块光亮的皮革，这毫无疑问是和他的工作有关，他一天天鞠躬屈膝的次数大概跟修女和街头的混混差不多。父亲穿着靴子的双脚稳稳地站着，因为是在背风处，他帽子上的羽毛纹丝不动，那一队吊儿郎当的士兵正好从旁边经过，他们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就像维克罗郡的灯塔终于把巨大的弧光定格在你身上。我怎么也搞不懂，灯塔的光芒对陆地上的人有什么用，它照耀着盛开着石楠花的田野，实际上却渴望把银色月华一般的光波洒向维克罗海滨的苔原和起伏的海浪。灯塔的光有什么用？我心里暗自琢磨，那纯粹是小孩子突发奇想，奇怪的是我居然还记得，不过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在我写下这一切的时候，我又一次目睹了当年的情景，我又成了那个小女孩——莉莉·邓恩，一切都历历在目，尽在“莉莉女王”这个小女孩的掌控之中，父亲也还是我记忆中的父亲，虽然他现在已经化作一抔黄土。上帝原谅我，我甚至不知道当年那个生龙活虎的男人埋在哪里，他死去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我实情，足足有七年我没有得到任何音讯，在这七年中，我的父亲长眠在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墓园里，至今还躺在那儿，但在此时此刻——这个时刻我已经逃避了太久，那段日子我已经逃避了太久，我看见父亲的脸一反常态露出几分惶惑，但还是做出眉开眼笑的样子，我看见摄影师钻到了黑布下面，我看见那队士兵从旁边经过，他们还算有礼貌，但也并不是毕恭毕敬，因为这是警察的事儿，而他们是士兵，是了不起的士兵，就在这时候，我瞥见走廊的阴影里有什么东西。恰恰在这一瞬间，正如我一直期待的那样，阳光的最后一根手指也伸进走廊，投进去一小片暗淡的微芒，仿佛是硬币大小的一片水光在幽深的井底远远地闪烁着。突然从阴影里闪出一个长长的棕色家伙，被那一抹阳光照亮了，一开始是四脚着地，当它发现我父亲的背影时，便用后腿直立起来，发出粗鲁的咆哮声，恰如一台巨大的蒸汽机排放蒸汽时产生的轰鸣，惊恐之下，父亲敏捷地转过身去，双脚结结实实站在原地，整个人呆若木鸡，那群士兵也惊呆了，不过其中一个人立即冲上前来，举起来复枪，在我右耳边开了火，那是一声让人头晕目眩的巨大爆裂声，作为一个警察的女儿，我还是头一次听到，我感觉从枪膛里推射出一坨铅弹需要非凡的力气，就在子弹射出的一瞬间，熊的脸上突然鲜血横流，鼻子上方如同绽开了一朵殷红的罂粟花，与此同时，我发现它那大大的柔软的鼻子上有个洞——在我看来，那里本不该有个洞，洞里穿着一条几英尺长的铁链，正在叮当作响；再看那头熊，在极度痛苦之下它越发站直了身子，因为它是一头熊——那是它在这个世界上承受的最后一次痛苦，紧接着它直挺挺地扑倒在最高一级花岗岩台阶上，石头地面上发出一声温软的碰撞，还有呼哧呼哧的喘息声，父亲似乎只是微微屈膝，好像正准备来个起跳，纵身一跃冲到安全的地方和我们待在一起，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跳，整个人仿佛是用两条弯曲的膝盖固定在原地，他直愣愣地盯着地上的死熊，身上那条带着漂亮褶痕、质料优良的礼服裤子的裤裆处颜色开始变深——他吓得尿了裤子。这一幕全都落在一个孩子眼里，我希望没有别人看见，我暗自希望着，默默祈祷着。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坐在新房子的客厅里，全都像变了个人，和先前大不一样，几个孩子闷声不响，显得很不自然，这沉寂仿佛牢不可破，大家怏怏不乐地吃着茶点，安妮的面包调味粉还好好地放在滤压壶里，她每隔几秒钟就瞧一眼父亲，父亲穿着睡衣和睡袍，脚上的拖鞋像模像样的，仿佛是海豹的肚皮。莫德总是为一点儿小事就想不开，这时候她正缩在一个角落里抹眼泪。我们所有的东西还都装在箱子里，今天早上新兵搬过来之后就一直搁着没动。生活就像一曲吹得乱七八糟的口哨不成调子。这个特别的日子，我父亲曾期盼了那么久，为之努力了那么久，作为一名警察，他的巡逻路线从多基、商店街、金斯顿一直延伸到我们现在居住的都柏林城堡，我们在沿途这几个地方都曾经居住过，最特别的是多基的波里别墅，我正是在那儿开始不再懵懵懂懂，我明白自己活在世上，知道有人爱自己，在那些地方发生过的所有故事一章一章翻过来，一直翻到此时此刻最不可思议的羞辱篇。
终于，城堡的楼群里有什么地方响起了钟声，标记着被遗忘的时间，引得一座座石像微微惊跳，我也跟它们一起跳起身来，一个身穿巡警制服的男人迎着我们走进屋，用平静的语调对父亲说了些什么，父亲这回没有起身，似乎也没有要下达命令的意思。他只是点着头，静静地听对方汇报情况，那位巡警也频频点头，说着一些我听不懂的话，不过从他说话的语调我能感觉到这是个轻松幽默的话题。看见父亲朝他扬起脸，迸出几声轻笑，我大大松了口气，接着父亲又哈哈一笑，安妮跟着笑了起来，那位巡警也笑了，可能是为自己所说的话让大家感到愉快而喜不自胜，但我没有笑，我发现父亲的眼睛里还留有一丝哀伤，就像几头小猎犬游动着穿过漆黑的旷野。
第二天早晨吃早餐的时候，父亲总算恢复常态，把昨晚巡警小声对他说的话告诉了我们。原来不知道是什么人通过屋后警察总局的大门和台阶进到我们家，至于门是怎么从里面打开的还是个谜，除非是自己人开的门，这也同样不得而知。那些人牵着熊鼻子上的铁链把一头表演跳舞的熊领进了房子里，熊的主人是一个东游西走到处叫卖的小贩，现在已经找到了，当他得知被人偷走的熊已死之后，忍不住痛哭流涕，父亲也说不上来，是因为他在日子艰难的时候偏又失去了生计，还是因为他对熊感情深厚，但不管怎么说吧，那几个人偷偷把熊领进警察总局，走下长满苔藓的台阶，从后门进入我们家，让那头熊在走廊里随意走动，好在我父亲得意扬扬的时刻让他倒霉。
“吉姆，听了这个你可能会宽宽心，”那位巡警还说，“一头表演跳舞的熊在它还是个小熊崽子的时候牙齿就被敲掉了，爪子也从熊掌里拔了出来——不过，一掌拍下来还是有可能把你吓得直挺挺地跳起来。”
又过了好几个星期，那帮人才被找到。经查实，他们是新近成立的平民军成员，也就是拉金组织的平民军队。在前段时间发生的那场风风火火的停工骚乱中，正是我父亲在萨克维尔大街逮捕了拉金。现在父亲已经成了警察署的头面人物，但我觉得他从来没有摆脱那一刻，从来没有驱除眼中如荫翳和猎犬一般挥之不去的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