稱謂第十四

此篇持論亦正，但亦有未可輕議古人者。蓋古之稱人，多以其號。所謂號者，乃衆所習稱之名。或名、或字、或官、或爵、或謚、或生地、或里居、或封邑，皆可爲之。又或舍此而别有稱謂，無定例，亦不能强使一律也。小時見父老曾經洪楊之役者，其談湘軍諸將，皆津津有味，其稱謂即不一，大抵於曾國藩多稱其謚曰文正，於國荃則以次第呼之曰曾九，於左宗棠則多斥其名。問其何以如此，不能言也。若深求之，自亦必有其所以然之故，但稱之者亦不自知耳。此即所謂號也。《史記》之稱項籍爲項王，蓋亦如此，非尊之也。不然，漢初諸將，夏侯嬰未必獨賢，何以文中多稱爲滕公，而韓信、彭越等顧不然乎？號既爲衆所習稱，舉之自爲衆所易曉。古人之文，原近口語，舉筆時即從衆所習稱者書之，固其宜耳。此正劉氏所謂“取協隨時”者也。堯、舜、禹等，既不可謂之名，又不可謂之謚，皆號也。今文家謂周成王之成非謚，以號釋之也。柳子厚《論語辨》謂：“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意曾子弟子爲之。有子則孔子之殁，諸弟子以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乃叱避而退，固嘗有師之號矣。”姚姬傳曰：“《檀弓》最推子游，似子游之徒所爲，而於子游稱字，有子稱子，似聖門相沿稱皆如此。非以稱字與子爲重輕也。”案此亦所謂號也。

正統之論，至趙宋以降而始喧囂，前此初不甚嚴。至今日，則又若無足致辨矣。平心論之，國家之主權，必有所寄。主權唯一，斷不容分寄諸紛争角立之人；故雖當羣雄擾攘之時，代表主權之統緒，必仍有所繫屬。此史家秉筆，當分争角立之時，仍宜擇一國焉，以爲正統之真諦；非如迂儒所云：天澤之分不可干，前朝之子姓，苟能割據偏隅，即當奉之以名號也。然則政治重心之所在，即代表主權之統緒，所宜歸矣。政治之重心，果安在乎？則惟劉氏所云“地處函夏，人傳正朔”者，足以當之。承祚《國志》，以魏承漢，固由晉所受嬗，不得不然，然即微論此，而斯時政治之重心，實在於此，固不容承以崎嶇僻處之益州，則《國志》體例，實未爲失；而習鑿齒之改作，轉爲不達矣。

雖然，斯義也，可施之本族，而不可施之異族。何者？代表主權統緒之所寄，宜決之以無形之民心。見勝異族，乃國民所痛心而無可如何，固非其所願欲也。然則如晉之東、宋之南，度長絜大，雖弗與劉、石、金源乎？正統固斷宜歸之矣。此猶曰：南方版圖兵甲，未必遠遜北方；財力文化，或且勝之也。乃如祥興之竄厓山，永曆之奔緬甸，土地人民，亦既不足以言國矣，然一日未亡，仍宜以統緒歸之。雖至元、清薦食之代，中華已無一民尺土之存；然將來修通史者，仍宜特立新例，黜彼僭竊，殊之本族之帝皇。匪曰狹隘，揆諸無形而可信之民心，固應爾也。劉氏譏承祚之宗魏邦，而轉議晉人之賤劉、石，可謂不達於理矣。遼、金、元、清諸史，將來編書目者，亦宜用阮孝緒之例，别爲僞史，見《因習》篇。

稱名必求合事實，故衆所習稱之號，即不當改。君主之或稱其謚，或稱其廟號，亦宜循斯例。若謂功德不稱，即宜奪其祖宗之稱，則自漢以降，雖有稱天以誄之虚文，已無名之幽、厲之直道，亦當審其仁暴、明暗，以定其予奪去取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