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歷史的歷史

任何一件事，非追溯其已往，不能明白其現在；任何一件事，求其原因，都可以追溯到極遠，而又不必把已往的事情全記。這種説法，看似微妙，其實是容易明白的。問題就在：對於已往的事情，要把其使現在成爲現在的，挑選出來，而我們現在所挑選的是否得當呢？這話就很難説了。須知歷史，亦只是在一定的環境中，自然發生、成長之物，並不是自始即照着理想做的；更不是人類自始就有甚麽高遠的理想。説到此，則我們不能不一一考究所謂歷史的歷史了。

用普通人的眼光看起來，歷史的起源是很遠的，所以一開卷，就是些荒誕不經、渺茫難考的話。其實歷史比起人類的年齡來，是很小的。人類的年齡，假定爲五十萬年，則歷史的年齡，大約不過其百分之一；而且比較可靠的，還至少要打一個對折。我們對於已往的知識，自不甘以此爲限。所以在没有歷史的時代，也要想法子把它補作起來。因此，有所謂歷史時代和先史時代。所謂歷史時代，是當時的人，有意把他當時或以前的事，記載下來，傳給後人，而其所傳者，至今還有存留的。所謂先史時代，則這種遺留之物，已無所有，所有的一切，都是後人補作出來的。歷史的流傳，原不以語言和文字爲限，然由語言或文字流傳的，究居其極大部分。語言和文字，從廣義上説起來，原即一物，文字不過是語言的擴大而已，然語言非借文字，不能傳諸久遠。所以從大體上説，亦可以説：歷史時代，大略和有文字的時代相當；先史時代，則屬於未有文字的時代。

歷史時代所流傳下來的，是些什麽東西呢？據我們所見到的，可以分爲下列幾種：（一）國家所設立的記事之官，即所謂史官所記的。其中又分爲：（1）記事之史。其書之存於現在者爲《春秋》。（2）記言之史。其書之存於現在者爲《尚書》。此係就整部的體例言，若記事、記言之史，零碎材料存於古書之中的，則不可勝舉。又《春秋》爲記事之史，《尚書》爲記言之史，亦係就其大體言之，其中亦自有不能劃一之處，如《禹貢》即並非記言之體。總之，古書編纂錯亂，體例總不能盡純，不可十分拘泥。（3）古代的法、令、章程之類。其書之存於現在者爲《禮》。小的爲一事的儀式，如《儀禮》所記是；大的則可以關涉國家行政機關的組織及法令的全般，古人亦稱爲禮，如《周禮》是。後世之《唐六典》，即係仿《周禮》而作的；明、清《會典》，又係仿《唐六典》而作的。（4）貴族的世系，古稱爲帝系、世本，簡稱爲系、世，但世本亦是它的通名。所以《世本》這部書，内容亦兼記帝王的統系。系、世的記載，據《周禮》，係小史之職。（5）古人自記其功勛，或記其先世功勛之作，即所謂金石刻。金屬的壽命，尤較石爲悠久，故古器物存於後世的，以金爲尤多。（二）私人所傳述的故事，或偉大人物的言行。以其起於口耳相傳，故其後雖筆之於書，而仍稱爲語。傳述一件故事或一個人的言行的，都謂之語。前者如武王克商之事，《禮記·樂記》稱爲牧野之語是；後者如《國語》，是分國編纂的語。《論語》，論同倫，類也，此書乃孔子及孔門弟子的言行，被分類編纂的。《史記》的列傳，其原本實稱爲語，所以在他篇中述及，尚稱之爲語，如稱《淮陰侯列傳》曰《淮陰侯語》是。大抵士大夫所傳述的，其所關涉之事較大，其説亦較近情理；農夫野老所傳述的，則正相反。但要考見當時社會的情況，以及較古的情況，反宜於後者求之，一入士大夫口中，就被其以“言不雅馴”四字删去了。四字見《史記·五帝本紀贊》。中國的神話，頗覺貧乏，其原因即由於此。中國的神話，惟《山海經》及《楚辭》的《離騷》、《天問》等篇，包含較多。其見於緯書的，看似豐富，然多出後人僞造，至少曾經過改造，不甚可信。

歷史的緣起，從心理方面説來，可以説：（一）屬於理智方面。因爲人類有求知的欲望，所以（1）屬於無可解釋之事，亦要給它一個解釋，神話的起源即如此。（2）要記録已往之事，以做將來辦事的根據或參考，國家設立史官的根源，就在於此。（3）要記録已往的事，以作後人的法戒，其説已如第一章所述。（二）屬於情感方面。不論什麽人，都有一個戀舊而不忍忘記之感情，所以要把自己的經歷，或他人的事情，是他認爲有意義的，傳述下來，留給後人。有這兩種動機，歷史就誕生出來了。但是古人對於主客觀的分别，不甚清楚。所以（一）其所流傳，真正的事實，和自己的意思，往往混合不分，甚至全篇的話，都是以意構造的，和現在的小説一般，而亦用記事的形式，流傳下來，此即所謂寓言，最易使事實淆混。古代所謂小説，乃謂其出於街談巷語，而不出於士大夫，説見《漢書·藝文志》。事實出於虚構，如後世之小説者，古人謂之寓言。後世的小説，情節雖經理想化，事實或有根據，然其人名、地名等，則必非真實，故不易與事實相混。古代之寓言，則正相反。情節出於虚構，而人、地名則多用真者，如《莊子·盜跖篇》，欲寓其“秀才遇着兵，有理講不成”的理想，乃捏造一孔子欲説服盜跖，反爲所大駡，幾至遇禍之事，即其一例。（二）更古的人，則連生物和無生物、人和動植物的區别，都弄不清楚了，所以又有所謂神話。（三）就是述及制度，也是如此的，孰爲當時實有的制度？孰爲傳述者的理想？二者並不分開。記制度者，以儒家之書爲最多。儒學分今古文兩派，今文言制度者，以《禮記》的《王制》篇爲總匯，古文以《周禮》爲大宗，皆係如此。諸子書言制度者，以《管子》爲最多，亦係如此。所以古代的史實特别模糊。這種性質，大概秦、漢之際，是一個界限。在漢朝初年以前，歷史所傳的，如趙高指鹿爲馬之事，如流俗所謂鴻門宴的故事，見《史記·秦本紀》及《項羽本紀》。都是説得天花亂墜，極有趣味，而細想一想，就知道其萬無此理的。其可信的程度，決不會超出後世的《三國演義》之上。秦、漢之際，尚且如此，前乎此者，就更不必説了。所以所謂古史，實當别爲一科，專門研究。因爲研究的人，各有專長，而古史的研究，有需於特别技術者尤多。至某書或某書的某部分，是否當屬於古史的範圍，則當以其是否具有此種性質而定，不能執時代爲斷。從漢朝統一天下以後，文化發達，傳述者的程度驟然提高；可靠的材料，流傳下來的亦多，前乎此者，採取不足信的材料，亦不能爲其人咎。因爲歷史是不能造作的，斷不能以自己推想所信的，作爲史實。流傳下來的，只有這樣的材料，自只能照其原樣，傳給後人。而採取它的人，原並不以爲可信，所以既採取之，而又加以辨正者亦甚多。歷史便焕然改觀了。

史學的發達，不能不爲物力所限。古代作書的材料，簡牘笨重，縑帛價貴，而書寫又煩難，於是乎（一）著作難，（二）材料之搜輯亦不易。所以能成立一部鉅著的，非依靠國家，得其助力不可。司馬談、遷父子世爲史官，即其一例。但自隋以前，作史的人，雖借國家的助力，而其事則仍係私人的事業。雖然有時候編成某一朝的歷史，係出於國家的命令，亦都就有志於此，或業已從事於此者而命令之，國家不過給以某種助力而已。時代愈後，則（一）材料愈多，（二）所關涉的範圍亦愈廣，從份量和門類兩方面而論，都非一人之力所克勝，唐時遂開集衆纂修之例，此後就沿爲故事了。可參看《史通》的《古今正史》、《史官建置》兩篇。其唐以後的事，拙撰的《史通評》，可以參見商務印書館本。向來論史學的人，多數偏袒私家著述，而賤視集衆修纂，這亦是一偏之見，其實二者是各有所長的。如《晉書》係集衆所修，其紀、傳的凌亂和瑣屑，誠不能爲諱，然志却是好的，即由聚集各專家，各用其所長之故。況且一人獨著，事實上已陷於不可能，那也不必去追慕它了。

著述的人，都要靠國家的助力，其事自然和政治接近了，因書寫材料之笨重和昂貴，以致書寫艱難，流傳不易的情形，自造紙術成功而一小變，至印刷術發明而一大變。然而從事於作史的，都是所謂士大夫，士大夫是以政治爲職業的，所以歷史注重政治的情形，始終無甚變動。政治方面的現象，昔人所重視的有兩種：（一）隨時發生的事情，如某年月日太子生，某年月日舊君死，新君立，某年月日某外國入寇之類，這是無從豫知的。（二）則政治上豫定一個辦法，以處理某種事務，此即所謂政治制度。其能行與否，誠未可知；行之而能歷多久，亦未可知；然既定爲制度，總是期其行之永久，至少亦是期其行之於某一時期之中的。這兩種政治現象，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總序》中，各給了它一個名目，稱前者爲理亂興亡，後者爲典章經制。歷代的史籍，實以此二者爲記載的中心。所謂正史，它的體裁，大體上有紀、傳、表、志四種，《史記》尚有世家一體，乃係記載未統一前的列國的，後世已無其物，故諸史皆不用，歐陽修《新五代史》，襲用其名，實屬無謂；《晉書》有載記一體，源於《東觀漢記》，《東觀漢記》用以記開國時的羣雄，《晉書》則用以記割據諸國，然亦可以不必别立名目，故他書亦總稱爲列傳。本紀、列傳，是所以記前一類的事實的，志是所以記後一類的事實的，表則二者皆可用。因其體例，於此兩種事實，能够包括無遺，所以歷代功令，定爲正史。但紀、傳之意，雖在於記事，而以人爲單位，於事實未免割裂，不便觀覽，此不能爲司馬遷咎，因古代的紀、傳，事實多不相關涉；其相關涉的，材料性質亦各有不同，不能合併也。但後世襲用之，則使史事割裂。所以又有取别種體裁的書，與之並行。其記前一類事實，而以時間爲條理系統的，謂之編年；挑選若干大事，逐事詳其始末的，謂之紀事本末。記後一類事實的，有的通貫列代，如《通典》和《文獻通考》是；有的專詳一代，如《兩漢會要》是。其隨意記載，並無一定的範圍，或並無條理系統的，則稱爲雜史。又有稗史、野史等名。其體例與正史同，而未列爲正史的，清《四庫書目》稱爲别史。專以人爲主，而記其事跡的，則稱爲傳記。包括年譜等。傳記有專記一人的，亦有並列多人的，後者如《高僧傳》、《耆獻類徵》等都是。從前的歷史，所取編纂的方式，重要的，大抵不外乎此。此外地理應當獨立爲一科。舊時書目，亦入史部之中，乃因（一）從前的地理偏於考古，論其性質，大部分係讀史地理，不能獨立爲一科；（二）又舊時書籍，以經、史、子、集爲四大部，地理不能歸入經、子、集，勢不得不附於史部之中。目録學的歸入史部，亦可説是出於後一個理由。此外如詔令奏議、職官等門，則只可説是未經編纂的歷史材料而已。時令亦列入史部，最爲無理，即以舊時的分部論，亦應列入子部天文家之中。史評一門，内容分爲（一）考證、評論史事，（二）論作史之法。二者同用一名，亦爲未妥。有史時代的史材，大致如此。

先史時代的史材，則不是求之於書，而是取之於物的。其物，從性質上言之，可分爲三類，即：（一）人類的遺骸。（二）古物。此門包括極廣，不論食物、衣服、用具、建築物、道路及天産品等都屬之。能得實物固佳，如不能得，則得圖畫、模型，亦較但用文字説明者爲親切明白。惜乎從前繪畫之技不甚精，輾轉傳抄或翻刻，更易失其原樣；仿製之物，亦多以牟利爲動機，如古錢便是。不盡可信而已。書籍，自其又一方面觀之，亦爲實物，如宋版、元槧，可觀其紙墨、字體，而知當時製造及印刷的技術是。他種實物，更不待論，如鐘鼎，一方面可觀其銘刻，又一方面，即可觀其冶鑄的技術，其重要，實有過於根據其文字以考史事。中國從前科學不發達，不甚知道實物的價值，屬於古物，偏重其有文字者，以致作僞者亦以此爲務。如殷墟甲骨文，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報告，僞造者確有其人，且有姓名及每僞造一片的價格。今後實不可不翻然改圖。（三）爲法、俗。法、俗二字，乃歷史上四裔傳中所用的。這兩個字實在用得很好。法係指某一社會中有强行之力的事情，俗則大家自然能率循不越之事，所以這兩個字，可以包括法、令和風俗、習慣；而衣、食、住、行等物質生活，在古代，亦皆包括於俗之中；所以這兩個字的範圍很廣，幾於能包括一個社會的一切情形。（1）法、俗的變遷，有的很遲，所以古代的法、俗，還存於現在，這固不啻目擊的歷史。（2）又其變遷，大抵有一定的途徑，所以業經變遷之後，考察現在的情形，仍可推想已往的情形。（3）社會進化的階段，亦往往相類。所以觀察這一羣人現在的情形，可以推測别一種人前代的情形。社會學之所以有裨於史學，其根源實在於此。此種材料，有的即在地面上，有的則須掘地以求之。大概時代愈遠，則其有待於發掘者愈多。歷史的年代，是能追溯得愈遠愈好，所以鋤頭考古學和史學大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