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筆第二十五

推論史事極難，有知其記載之誣，而有相反之記載、傳説，足以證明之者：如司馬宣王列營渭曲，見屈武侯，雖陳、王杜口，陸機《晉史》且爲虚張拒葛之鋒，然有死諸葛走生仲達之言，已足爲葛優於馬之征，更得蜀老之説以參之，而晉人記載之誣，不待言而自見矣。然誣罔之記載，不能皆有此等相反之證據以折之。至如劉聖公，年代久遠，口傳其事者，既已無聞；其形諸記載者，又以“炎祚靈長，簡書莫改”，而誣罔之語，遂無所據以折之矣。然史以求直爲尚，明知其誣罔者，不能以無反證，故而遂聽之，則據理而推之法尚焉。如此篇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仇，避難緑林，號爲豪傑，決其無貴爲人主，南面立朝，羞愧流汗，刮目不敢視之理是也。此法用之，宜極矜慎。以人之行爲，非如他物之易測，前後易節，有所棄，有所蔽，而改其常度者，皆非無之也。然人之行爲，究非全不可測，如謂力足以扛九鼎，而忽焉見弱於病夫；謀足以奪三軍，而遽爾見欺於童竪，苟能決其非别有原因，即可斷其爲必無此事。故此法用之雖宜慎，而亦非竟不可用也。

大抵載籍完備之世，一事之記載誣罔，皆可從他方面求得相反之證據以折之；載籍闕略之世則不然。《孟子·萬章上篇》論史事幾皆據理而推，近人頗不然之，然須知當時記載闕略，實有不得不爾之勢也。其有反證處，孟子亦非不用，如萬章問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而孟子謂孔子於衛主顔仇由是也。其論百里奚，以其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而決其不至食牛以干主，亦非全不據事實。

史家記載，多有誣罔，非必不知其誣也，信史既已無存，史事又不可闕，則不得不據其現存者而姑書之。不明言其誣罔者，意亦以爲此事之誣罔昭然可見，讀者當自知之，無待於言耳。然究以明言之爲善，如《金史·海陵紀》，盡載其淫亂之事，而又明言其爲世宗時誣罔之辭是也。

謂陳壽以父辱受髡，謗議蜀漢，此言亦頗失實。黄氣見於秭歸等，未必定出史官；不置史官，亦非大惡，何足爲謗？《晉書·陳壽傳》謂壽以父受髡，因訾諸葛亮將略非長。今讀《三國志·諸葛亮傳》曰：“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及以亮所敵對者爲司馬宣王，故有此不得已之辭，然猶如一蓋字，以爲疑辭也。其《上諸葛氏集表》曰：“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直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争也。”以時無名將爲問，而以天命有歸爲答，則大義之不及，非由將略之未優可知；凡諸貶損之詞，悉非由衷之言明矣。此外全傳之文，無不推挹備至。謗議之云，寧非夢囈？劉氏讀書，最爲精核，於此顧未見及，信乎論古之難也。

後世直道陵夷，子孫恆欲虚美其祖父。史家不察，據以成書，其於求信，爲累甚大，趙宋一史，此弊尤深，試讀《岳飛傳》，便可知之。《陳慥傳》直録蘇軾之《方山子傳》，尤可發噱，此乃贈序之流，豈可據以作史邪？如欲録之，則當用《漢書·揚雄傳》之例，注二語曰：“蘇軾之《方山子傳》云爾。”庶乎其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