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三 经三
太祖时，士子经义皆用《注疏》，而参以程、朱传注。成祖既修《五经四书大全》之后，遂悉去汉儒之说，而专以程、朱传注为主。夫汉儒去圣人未远，学有专经，其传授岂无所据？况圣人之言，广大渊微，岂后世之人单辞片语之所能尽？故不若但训诂其辞，而由人体认，如佛家所谓“悟入”。盖体认之功深，则其得之于心也固。得之于心固，则其施之于用也必不苟。自程、朱之说出，将圣人之言死死说定，学者但据此略加敷演，凑成八股，便取科第，而不知孔孟之书为何物矣。以此取士，而欲得天下之真才，其可得乎？呜呼！
朝廷求士之心，其切如此，而有司取士之术，其乖如彼。余恐由今之日以尽今之世，但用此辈布列有位，而欲致隆古之治，是犹以酖毒愈疾，日就羸惫，必至于不可救药而后已耳。呜呼惜哉！
杨升庵云：《注疏》所称“先郑”者，郑众也，“后郑”者，郑玄也。观《周礼》之注，则先郑与后郑，十异其五。刘向治《春秋》，主《公羊》，刘歆主《左氏》，故有父子异同之论。由是观之，汉人说经，虽大亲父子，不苟同也。孔子以“一贯”传道，而曾子以“忠恕”说一贯，曾子受业孔子，作《大学》，而子思受业曾子，作《中庸》，则知圣贤虽师弟子，亦不苟同也。今言学者，摭拾宋人之绪言，不究古昔之妙论，始则尽扫百家而归之宋人，又尽扫宋人而归之朱子，谓之因陋就简则有之，博学详说则未也。噫，曾子、子思，吾不得而见之矣，安得二郑、二刘而与之论经术哉！
近时之人皆言：“祖宗以经义取士，恐不足以尽天下之才，又以为作古诗文甚难，经义直浅浅耳。”此大不然。盖经义皆圣人精微之蕴，使为古诗文，则稍有聪明之人，略加檃括，便能成章。若圣人之言，非有待于蕴藉真积之久，其何能以措一辞乎？况必有待于蕴藉真积，则利根之人沉郁既久，化轻俊为敦厚，钝根之人磨砺已深，矫颓惰为奋迅，故贤智者不见其有余，愚不肖者不见其不足。盖以养天下之才，正欲得其平而用之。愚以为自汉以后，取士之科，莫善于此。但今读旧文字之人一用，则躁竞之徒一切苟且，以就功名之会，而体认经传之人终无可进之阶。祖宗良法美意，遂天渊矣。其流之弊，一至于此，痛哉痛哉！
南京道中，每年有印差道长五人，例有赃罚银数千。丁巳年，屠石屋、叶淮源管印差，要将赃罚银送国子监刻书，因见访及。尔时朱文石为国子司业，余与赵大周先生极力怂恿，劝其刻《十三经注疏》。此书监中虽有旧刻，然残阙已多，其存者亦皆模糊不可读。福州新刻本复多讹舛，失今不刻，恐后遂至漫灭，所关亦不为小。诸公皆以为是。大周托余校勘。余先将《周易》校毕，方校《诗》、《书》二经，适文石解官去，祭酒意见不同，将此项银作修《二十一史》板费去，其事遂寝。
夫用“传注”以剿取科第，此犹三十年前事也。今时学者但要读过经书，更读旧文字千篇，则取青紫如俯拾地芥矣。夫读千篇旧文，即取青紫，便可荣身显亲，扬名当世，而体认圣经之人，穷年白首，饥冻老死，迄无所成，人何不为其易且乐，而独为其难且苦者哉！人人皆读旧文，皆不体认“经传”，则《五经四书》可尽废矣。呜呼，有天下之责者，可不痛加之意哉！
余在南都时，尝与赵方泉督学言：欲其分付上、江二县，将书坊刻行时义尽数烧除，仍行文与福建巡按御史，将建宁书坊刻行时义亦尽数烧除。方泉虽以为是，然竟不能行，徒付之空言而已。
有司以近来学者全不理会“经传”，但读旧文字以取科第，近闻欲专以后场策论为主。呜呼，是见树木之枝干蠹蚀，便欲拔其本根而去之。殊不知拔去本根，则枝干将曷从生哉？夫经术所以经世务。故经术，本根也，世务皆由此出。不由经术而求世务之当，得乎？故今时但当严立科禁，一切学者有应台试、省试者，凡用旧文字之人，痛加黜罚。如能体贴圣人旨意，虽行文或未尽善，亦须曲为褒举。庶几可以挽回此风。然今之主司，未必非读旧文字之人，又安得此理会经传者而为之辨识哉？
我朝留心经术者，有杨文懿、程篁墩、蔡虚斋、章介庵诸人。
余以为《十三经注疏》板头既多，一时工力恐难猝办，但得将古注《十三经》刻行一部，则大有功于圣学，而于圣朝政治，不为无补，且亦可以嘉惠后学。其费不上一二百金，但得一有意太守便可了此，惜无可与谋者。
《纬书》出于东汉，盖因光武好谶，故东汉诸儒伪造此书。今《周易·乾坤凿度》、《礼·含文嘉》诸书，皆有传写本。大率皆言符谶占候之事，于本经无所发明。但古书难得，今不可不存其本也。
朝廷于有关经术之书，当遍加访求。士大夫一遇此类，亦须极力购之。若有力便当刻行。盖去圣日远，则经教日湮，而后之谈经者将日下一日矣。纵有小疵，亦当过而存之，使后世学士犹可取以折衷。今小说杂家，无处不刻，何独于经传而靳惜小费哉？
汉人说经，皆有师法，不泥文字。盖于言句之外，自出意见，而终不失本旨。世之所行如焦赣《易林》、孔安国《尚书大传》、韩婴《诗外传》、《大戴礼》，是经之别传，而皆可与之并行者也。较之后世因文立义，泥而不通者，何啻天壤！今乃欲尽废彼而从此，抑又何耶？
《诗》有《细》，《春秋》有《微》，此书今皆不传。闻李中麓家藏书甚多，亦有意搜访诸经。各家传注，想亦有世所不传本，恨无从一访求之耳。
《京房易传》一书，今虽有刻行本，但以五乡、六亲、世应、生刻立说，正类今占卦家之言，恐是后人附会。然京房喜言祸福，或者是其本书，不可考也。
宋人说经，始于刘原甫。刘有《七经小传》，言简理畅，尚不失汉儒之意。余始得抄本，甚珍重之。后以与朱文石司成，已刻板于南太学。
刘原甫又有《春秋权衡》一书，甚好。余有一册，乃宋板，今亦在文石处。
宋世名贤如范文正公、欧阳公、吕晦叔、王介甫、司马文正公、苏东坡、黄山谷，皆言学，但皆本之经术，以求实用，不空谈心性。此其所以为有用之儒耶！
东坡云：《春秋》之学，自有妙用，学者罕能理会。若求之绳约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细绞绕，竟亦何用？惟丘明识其妙用。然不能尽谈，微见端兆，欲使学者自见之。
汉儒尚训诂，至唐人作正义，而训诂始芜秽矣。宋人喜说经，至南宋人作传注，而说经遂支离矣。
黄山谷在当时不甚讲学，然学问皆有切实工夫。又其言甚有理趣，如其言“以我观书，则随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已茫然”。宋儒亦甚称之。余观集中言论，更有出此上者，今尽拈出以示后人。
黄山谷与苏大通书云：“‘既在官，则难得师友，又少读书之光阴。然人生竟何时得自在饱闲散耶？三人行必有我师，此居一州一县求师法也。读书光阴，亦可取之鞍乘间耳。'‘凡读书法，要以经术为主。经术深邃，则观史易知人之贤不肖，遇事得失，易以明矣。'”此皆切实近里工夫，其言迥出宋儒之上。又云：“公家二父，学术跨天下，公当得之多。辄复贡此，此运水以遗河伯者耶！”则大通乃东坡之子侄也。
“读书须一言一句自求己事，方见古人用心处。如此则不虚用功。又欲进道，须谢去外慕，乃得全功。”
“江出汶山，水力才能泛觞。沟渠所并，大川三百，小川三千，然后往与洞庭、彭蠡同波，下而与南溟北海同味。今足下之学，诚汶山有源之水也。大川三百，足下其求之师，小川三千，足下其求之友，方将观足下之水波，能遍与诸生为德也。”山谷又云：“读书须精治一经，知古人关捩子，然后所见书传，知其指归，观世故皆在吾术内。古人所谓‘胆欲大而心欲小’，不以世之毁誉爱憎动其心，此胆欲大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心欲小也。文章乃其粉泽，要须探其根本。根本固则世故之风雨不能漂摇。古之特立独行者，盖用此道耳。”
陈履常正字，天下士也。读书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络脉有开有塞，而至于九川涤荡，四海会同者也。
汶山之水滥觞，及其成江，横绝吴、楚，涵受百谷，以深其本源故也。
精于一，则不凝滞于物；鞭其后，则无内外之患；胸次宽，则不为喜怒所迁；人未信，则反聪明而自照。颜渊曰：“舜何人哉？”隰朋愧不如黄帝。夫设心如是，岂暇与俗人争能哉。
富贵在天，安可以人力计较耶？知寸心不与万物同尽，则在此不在彼矣。人当开拓胸次，以天地为量，求舜禹比肩，则衡门之下，古人不远。
我朝薛文清、陈白沙、吴康斋、王阳明，好谈理性，岂是不长于经术？但既托之空言，遂鲜实用。其门弟子又蹈袭其师说，各立门户，深衷厚默，剿取道学之名，以为进取之捷径。自是经术、道学，始岐而为二矣。
今朝廷若欲求经术之士，庙堂诸公集议行之，亦甚不难。盖翰林院元设有五经博士，而翰林院亦有秀才名色。当精选深于经术者为博士，招集天下之能通经者皆隶焉。公家月廪饩之，日省月试，必待精深，然后官之。则庶乎可以广求士之门，而学者竞趋于经术，亦不长文词浮艳之习，此选举之佳事也。盖祖宗元有此门，举而行之，在当事诸公有意与无意耳。如欲访求经术之人，当令各郡太守，凡遇考满之期，各选三四人自随，如古之所谓计偕者，与之俱至京师，送礼部考选。如计偕之人果能通经，即算任内功绩。若非其人，举主即加黜罚。其无者听，然亦必以有无为殿最。或庶几可望得人。
章介庵先生为南畿督学，是年岁考，某适领案，后以事谪授松江贰守，遂为相知。曾以公事至海上，访余敝庐。见堂中悬马西玄见赠诗，介庵指之曰：“此公正人也。”余亦数至府衙，即相留，竟日所谈皆学业，不及公事。尝言少年时读书，《五经四书大全》书眉上，标写皆满。又言“《圆觉经》说理精到，是与孔子对床睡的。宋儒《传注》，只在孔子床脚底下钻，如何会识得！”又痛黜词章之学。
时余字登之，尝对郁子江言：“我闻何登之喜读《文选》与《艺文类聚》诸书，纵读得精熟，有甚用处？”然文章亦学者之事，故孔子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某意以为力或有余则兼之，未必不是。
介庵是临川人，想其学亦出于象山。然只谈经学，未尝旁及理性，其议论自立意见，不随人可否。尝言：“王荆公‘三不足’之言皆是。盖为治当法尧舜，则祖宗何足法？能修德以弭灾，则天变何足畏？若我之所行果是，则人言何足惜？”又言：“南宋秦桧力主和议，盖因当时国势已蹙，中原未必可复。而诸军所过残暴惨酷，甚于胡虏，则休兵息民，亦何可尽非？”其言盖自有见。
余家旧藏书几四万卷，后皆毁于倭夷。近日西亭殿下以为余家藏书尚存，托蔡州守以书目寄来，假索抄录。皆是诸经各家传注，余细阅之，《易》有五十四家，《诗》十九家，《书》二十七家，《春秋》六十三家，《周礼》十二家，《仪礼》四家，《礼记》十一家，皆与《文献通考》、《经籍考》相出入，亦有《经籍考》所无者。恨无以应其求矣。又尝见西亭所撰李鼎祚《周易集解序》，亦有发明处，盖亦留心经术者。今士大夫一登甲第，都美官，则不知视经传为何物矣。使士大夫皆能如西亭之留心经传，何患经术不明？经术明，何患天下无善治乎？余所撰《语林》，山东各王府亦时时差人买去，则知河间献王何代无之。今议者欲用宗子人才，未必无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