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

一种社会现象之所以能被客观认识，往往缘于它与认识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我们不妨先来考虑这样一种现象：就一个学龄儿童而言，是班主任更了解他（她），还是母亲更了解他（她）？通常，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母亲更了解，因为母亲与孩子朝夕相处，而班主任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远不能和母亲相比。或许，我们再想想还会认为，母亲对自己孩子的了解和班主任对学生的了解有较大的差异，他们了解的侧重点不同。可如果他们沟通时彼此见解不同，那么谁说得更准确呢？如果他们之间为此发生了争执，又该如何判别孰对孰错呢？还有另一种可能：如果母亲承认自己不够了解孩子，或只了解孩子的家庭生活方面，而她很想找班主任了解一下自己孩子的学习情况，那么她从班主任那里听到的，既可能和自己的看法比较一致，也可能让她大吃一惊。这一现象提醒我们，很多时候，即便面对你自己带大的或者看着长大的孩子，你也未必是最了解他（她）的人。因为从方法论的角度上讲，认识事物需要距离。母亲和孩子之间的距离太近，情感投入太深，是她不能客观认识自己孩子的主要原因，而班主任与学生之间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则成为其看清楚孩子的前提。关于这一点，中国的俗语早已给过我们类似的洞察，比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等。

我长期以来从事关于中国人的关系、人情和面子等现象的研究。我并没有因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有近水楼台之得意，反倒觉得这点往往限制了我从理性上去把握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为什么会这样？也同样是距离太近的缘故。由于包括我在内的中国人对这些现象太过熟悉，或者运用起来得心应手，甚至认为这些都是人之常情，人们本来就该这样生活，自然就难以从学理上去认识其运行特点、规则及机制。如果说这样的研究最终也是可能的，那不是因为研究者有什么过人的智力或者独具慧眼，而只不过是借助了“异乡人”的敏感性罢了。这里所谓“异乡人”是指没有在中国文化中成长的那些人，比如欧洲人、北美人及日本人等，是他们先于我们发现了中国人与中国社会所具有的重人情、爱面子和讲关系等特点。虽说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的确容易熟视无睹，可一旦某一特征被他人揭示，那么真正可以深入了解以及有切身感悟者，未必是其他社会之人，而是我们自己。

我绕了一个大圈子来谈“信任”这个议题，是因为信任研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首先它离我们太近，我们每时每刻、每个动作和每一句话，都包含着信任，所以使得我们对信任的认识变得十分困难。那可不可以借助异乡人的眼光来提示一下呢？也不行，因为信任研究不同于人情和面子的研究，其文化比较性要微弱很多。而当这两种方法都无法使用时，信任得以研究之可能就大大降低了。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信任研究的距离感就真的建立不起来呢？也不尽然，说一句消极一点的话，当对信任的研究趋向失败时，我们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即通过欺骗看明白信任。的确，这是许多骗子频频得手的原因，他们为了骗财骗物反而看明白了信任是什么及如何获取信任。从信任的背面看信任也是一种与信任拉开距离的方法，我们不妨称之为疏离感。可绝大多数研究者不情愿或下意识地否定这样的研究路径，导致这条路即使可行，也没有学者去尝试。于是，信任存在的意义一直以来并不在于人们认识了它多少，而是每一社会、民族，每一种宗教或信仰都很珍视它。生活于其间的每一个人无形中已受到相关信条的熏陶，享受了信任带给我们的安定生活，已无须深究其含义及特征了。

那么，这样一种沉浸于人类历史长河中并持续发挥着自身功效的现象，是如何被学者重视并加以研究的呢？从宏观层面上讲，这是社会本身发生变化的缘故。信任所具备的一个外部性条件是社会的稳定性，比如熟人社会就比大城市信任程度要高。而当下社会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人口流动与科技革命所引发的社会变迁，这一变迁被我们称为“现代化”。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可阻挡性，因为大到国家，小到个人，整个人类文明发展都已主动或被动地融入了这一变迁之中。可这一进程中也潜藏着一个巨大的困境，即现代化本身所内含的“危险性”。我们中国人通常喜欢将其换成“危机”一词，并乐观地认为有“危”就有“机”。可从全球范围来看，现代化之危险，其实被称作“社会风险”，也就是它在走向一种不确定、不可预计乃至于并不全然美好甚至充满险境的生活方式。人们感受到的危险通常来自变化，比如一个人一辈子生活于一种环境，那么他就不会感到危险，即使这个环境中也存在危险，但他熟知哪个地方危险，哪个地方不危险，故能轻而易举地避开。但如果一个人来到一个陌生地，其内心就会不由得生出一种不安全感，即使这个地方根本没有危险，这样的感受依然存在。可见，意识到危险不等于真的危险，只是他本人的确定性丧失了，此时要想获得安全感，他会希望有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朋友协助，而希望这个朋友的协助正是因为他们之间有已建立起来的信任。相比个人而言，现代化所内含的危险性将整个社会的信任问题凸显出来，让一个原本无须留意的自在现象变成了需要有意思考的现象。如果说一个陌生地让个人心生不安，但他尚有机会回到他熟悉的地方，那么现代化则让每一个人都回不去了。此时此刻，社会只能继续前行，而所有人都被抛入险境。结果，信任成为整个社会的问题。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信任成了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它所具有的全方位性特征导致所有研究“人”的学科都在努力揭示其真谛，产生了众多的研究成果。但比较遗憾的是，也许真的是研究者与信任的距离太近了，我个人以为这些研究都不太给力。表现出理论深度的研究有之，大规模实证研究有之；定量的研究有之，定性的研究有之；哲学及伦理的研究有之，文化性的研究有之，可能够把信任本质说清楚的研究却少之又少。面对这一局面，很多研究往往把信任当作一个既定的概念直接使用，以回避对其本身的认识，似乎这些研究想说的是“我不说，你也懂的”。还有一个复杂的原因，多少也涉及“异乡人”现象，就是不同社会对信任的理解有细微差异，因为在不同的语言中，我们不能肯定我们所讨论的信任是不是在一个聚焦点上。比如，在某种特定的语言中，人们说的“我相信”（I believe）中的动词能不能等同于名词信任（trust）所表达的意思？再比如，诚实和信任要不要放在一起讨论？还有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是，中国传统经典喜欢用一个单字“信”来表达各种类似现象，而这个单字一旦需要于英语世界中找一对应，那么它该对应哪个词呢？如果我们问一个从事伦理学研究的学者，他会对应到“诚信”；可问一个从事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的学者，他会倾向于用“信任”；而一个从事法律研究的人则会认为，也许用“信誉”比较准确；可一个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会认为，用“信用”指代更合适。只是无论我们怎么说，都应该想到，当一个中文世界的“信”字被拆分为英语世界的不同词汇后，英语世界想讨论的问题与中国原先的话题已经不一样了。既然不一样，那么在他们那里，自然也不会放在一起讨论，比如讨论trust的学者不会去讨论credit。可是在中国这边，没有人会认为“信任危机”和“信用危机”有什么不一样。可见，我们从中文词语解读社会和用英文词语解读社会，看到的现象是不一样的。那么，是不是干脆放弃现代学科性研究，用国学会说得更明白一点呢？其实，国学也说不明白，因为国学几乎不给自己的概念下定义，下定义是西学的特征。

讨论至此，我想表明一个观点：直面“信任”研究是一个难题，这个难题不在于信任之深奥，而在于它过于贴近。此书的价值正在于作者试图突破这一点，其鲜明的特征正在于从如何理解“信任”这个含义出发展开论述。虽然作者不会去关心我上述谈到的文化语言差异问题，但在英语世界及其文化中，她做到了与信任保持距离，完成了许多研究无力完成的一项工作——如何在“信任”本身的议题上澄清概念、划分类型，并在从日常生活到社会重大议题等方面均给出独到的见地。此书看起来虽只有六万多字，但却有四两拨千斤之效。它比较起那些看似更专业、更深刻的，乃至于故弄玄虚的研究来讲，生动而简单明了，具有不少拨开迷雾、直击信任靶心的洞见。凯瑟琳·霍利是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哲学教授，主攻形而上学与认识论。凯瑟琳既是学者，也是一位母亲，在学术、丈夫和孩子之间，她找到了她讨论信任的平衡点，而不是将其分割开来。在这本小册子中，她把自己的生活融入学术，也把学术融入生活。这点看似与我上述所说的保持认识距离相反，其实不然。作者之所以能够保持认识距离，是因为她在思考信任现象时，把自己当作一个“他者”，回到学者的立场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日常生活，并结合学术界对信任的各种研究成果来剖析信任的机理，最终游刃有余地在其间找出信任的特质。作者对信任话题的讨论浅显易懂，全然不像一个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那样使用一些高深莫测的概念。其实，于日常中谈学术，恰恰需要更好的学术功力和深入浅出的表达力。正因为作者知道如何将现实生活的事例引向学术深处，又兼具女性独有的那种细腻感受，所以从司空见惯中捕捉到深藏于信任中的一些细节。作为一个研究过信任问题的人，我在阅读此书后受益良多，自然也希望有更多的读者能读到此书，故在读客文化的邀请下，我安排我的博士生唐甜甜完成了此书的中文翻译并做了校对。我们衷心希望读者在阅读中也能有所收获，并结合自己的现实生活做更深入的信任思考。由于译者还有繁重的科研任务，仓促译出，一定会有一些未必准确之处，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翟学伟

于2020年11月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