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在写这本书期间，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首先，我要对艾伦·萨姆森（Alan Samson）表示感谢，因为他选择了这个题目。而且，作为利特尔·布朗出版社（Littee, Brown）的代表，他委托我进行创作。我同样感激我的代理人安德鲁·劳尼（Andre Lownie）。他提醒艾伦，尽管我是一名19世纪文学传记作家，并且在这方面名气很大，但也是研究中世纪骑士制度的历史学家。这样一来，我便得到了重新沉浸在亨利五世的世界中的机会。这让我感到十分快乐。
数百位学者对于这段时期不同方面的详细研究为这本书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逐一对他们表示感谢是不可能的。在我的注释中，我清楚地注明了他们对我的帮助。在另一方面，不提两名大学者的著作而写作阿金库尔战役同样是不可能的。他们的名字已经成为阿金库尔战役的同义词。詹姆斯·汉密尔顿·威利（James Hamilton Wiley，1844—1914）是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文物研究者。他不知疲倦地收集那些历史碎屑（有时也不加鉴别）。没有人能比他更了解英国公共档案馆（Public Record Office）里那些尚未出版的手稿。对于研究阿金库尔战役的历史学家而言，他的伟大作品《亨利五世时代》（The Reign of Henry V［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4—1929］）是不可或缺的资料（尽管这是就其脚注而不是混乱的文本而言的）。在威利死后，威廉·坦普尔顿·沃（William Templeton Waugh）在威利笔记的基础上编纂了这部书的第三卷。在现代学者当中，与威利同样勤奋刻苦的是安妮·柯里（Anne Curry）博士。她带头复兴了对阿金库尔战役的研究，让那些读不懂中世纪拉丁语、法语或者无法获得手稿的人也有了对这场战役进行研究的机会。对于任何对阿金库尔战役感兴趣的人而言，她的《阿金库尔战役：材料与诠释》（The Battle of Agincourt: Sources and Interpretations ［Boydell Press, Woodbridge, 2000］）都是必备的资料，此书也是我研究的起点。当她最新的作品《阿金库尔战役：一部新的历史》 （Agincourt: A New History ［Tempus, Stroud, 2005］）出版时，我的这本书已经付印。非常遗憾，我已经没有机会在我的书中使用她书中大量的细节论述了。虽然我们的结论大体相近，但她所持的某一观却不能让我信服，即在这场战役中法兰西人的数量并没有远远多于英格兰人。然而，在这个新版本里，我得以在《附录1：关于人数的一个问题》里对她的观点做出回应。在她看来，9000名英军所面对的敌军只有12000人。我希望，我在附录里的论述已经能够证明，她的这个观点并没有事实上的依据。
如果无法进入利兹大学的布拉泽顿图书馆（Brotherton Library at University of Leeds），我就不可能承担这本书的写作任务。该图书馆拥有这个国家最好的历史文献馆藏，我十分感谢校方允许我在这里查阅相关的历史文献。我要再次感谢马库斯·阿克罗伊德博士（Dr Marcus Ackroyd）为我提供的令人愉快、及时而且有效的帮助，让我能找到更多鲜为人知的文献，并偶尔帮助我翻译那些难倒我的法语引文。很抱歉，我也不能因一些遗留的错误而对他求全责备。在这样的一本书中，我所引用的手稿比我预期的要少，但是它们依旧是重要的材料。我要向英国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英国国家图书馆（British Library）、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格洛斯特档案局（Gloucester Record Office）以及诺福克档案局（Norfolk Record Office）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他们让我查阅他们的档案记录，并准许我引用它们。
我还要感谢许多人。他们耐心且亲切地与我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回答问题，并且做出评价。这一切都对本书的写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这些人中，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儿子爱德华·巴克（Edward Barker）。他是圣安德鲁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 Andrews）历史系的本科生。除此之外，我还要感谢温菲尔德学院的伊恩·钱斯（Ian Chance of Wingfield College）、英格兰皇家外科医师协会成员米克·科普林（Mick Crumplin, FRCS［Eng］）、布拉德福德大学的肖恩·格雷戈里教授（Professor Shaun Greg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Bradford）、牛津大学贝列尔学院的莫里斯·基恩博士（Dr Maurice Keen of Balliol College， Oxford）、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助理地图管理员大卫·麦克尼尔（Assistant Map Curator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乔纳森·莱利（Jonathan Riley）以及他的家人、英格丽德·罗斯科博士（Dr Ingrid Roscoe）。最后，我还要感谢惠灵顿公爵军团（Duke of Wellington’s Regiment）、威尔士亲王在约克郡的直属军团（Prince of Wales’s Own Regiment of Yorkshire）、国王在约克郡的直属轻步兵团（King’s Own Yorkshire Light Infantry）等军团中那些现役的和已经退伍的军官。在写书期间，我曾经就这个主题与他们进行过非正式的交流。法官肖恩·斯宾塞阁下（His Honour Judge Shaun Spencer）友好地将他个人收藏的《狩猎大师，第二任约克公爵爱德华所作》（The Master of Game, by Edward, Second Duke of York）借给我。理查德·多布森（Richard Dobson）将我的注意力引导到亨利五世在什鲁斯伯里之战（Battle of Shrewsbury）中所负的伤上面。迈克尔·甘迪（Michael Gandy）替我从国家档案馆拿到了一些手稿材料的复印件。安德鲁·卡拉瑟斯（Andrew Carruthers）帮助我获取了一些重要的、可以添加到这个新版本里的信息。利特尔·布朗出版社的蒂姆·怀廷（Tim Whiting）是一个细致的编辑，为我提供了很多帮助。我必须要感谢他和利特尔·布朗出版社。没有他和利特尔·布朗出版社，我就无法及时修订好这本书，并在阿金库尔战役600周年之际出版它。
与往常一样，我的丈夫、儿子和女儿也因为我沉迷课题而做出了重大的牺牲。我再次感谢他们所给予的宽容与鼓励，并再次为令他们花费了2004年夏日的“假期”来追随亨利五世的脚步，穿过法兰西并抵达阿金库尔而诚恳地道歉。虽然我也许应该把此书再次献给他们，但是我必须再向另一个人表示感谢。作为曾经的牛津大学本科生，我有幸受教于贝列尔学院的莫里斯·基恩（Maurice Keen, of Balliol College）。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他十分出众，堪与其作为一名教师的天赋相媲美。他不仅激发了我对于中世纪时期，特别是对于骑士制度持久的热情，而且还指导了我关于英国骑士比武大会的博士研究，并引领我走上了创作之路。基于以上原因，除了他，我想不出我还应当将这本书献给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