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朝鲜和韩国是我们一江之隔的邻国，但是前者始终是带有神秘色彩的，后者则通过近些年的“韩流”，走进我们的视野，为国人所熟知。“韩流”主力是韩剧和音乐以及时尚等等，这让我们对韩国文化多多少少有些了解，但最能代表韩国文化的韩国文学，国人则知之甚少。而众所周知，朝鲜和韩国在文化上自然是同根的。所以，这套韩国宫廷日记文学作品是我们了解朝鲜和韩国文化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1392年，高丽大将李成桂发动政变，建立朝鲜王国，其孙世宗大王于1444年组织一批学者创制了谚文[1]（朝鲜文字），但士大夫依然坚持汉文书写的正统性，极力排斥谚文。而女性和底层百姓则由于谚文的简单易学，逐渐开始普遍使用谚文。朝鲜王朝时期的文学作品大部分是用汉文创作，用谚文创作的作品则相对较少。谚文作品中，朝鲜宫廷女性文学三大杰作《癸丑日记》《仁显王后传》《恨中录》为其中翘楚。《癸丑日记》作者不详，一说是仁穆王后身边宫女，一说是仁穆王后本人，记录了废君光海君朝仁穆王后被光海君杀父杀兄杀子之后幽禁在西宫之事。《仁显王后传》作者亦不可考，一说是仁显王后身边宫女，一说是朴泰辅后人或王后本家亲戚，记录了党争激烈的肃宗朝仁显王后被废以及复位事件，《恨中录》作者是思悼世子之妻惠庆宫洪氏，记录了英祖时期思悼世子冤死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洪氏家族由盛至衰过程中所受的冤屈。

朝鲜古代宫廷文学并不像日本那样繁荣，流传下来的也只有这三部。并且这些文学作品创作目的也和日本不同，是宫中女人为了记录在残酷的宫廷斗争中自己这一派所受的冤屈而作，因此都藏于深宫之内或者亲戚家里，朝鲜王朝终结之前，从未流出到民间过。这些作品如实记录了朝鲜王朝宫廷之内血雨腥风的斗争，这些残酷的斗争发生在夫妻之间、父母和子女之间、妃嫔之间。三部作品的女主人公仁穆王后、仁显王后、惠庆宫洪氏都是宫廷斗争的受害者，因此这些作品在在处处都充满了“恨”（韩民族最具代表性的心理特征，指悲哀、痛苦、怨恨、悔恨、自责等多种情感要素长期在心灵深处累积而成的一种郁结、凝固的状态）。宫廷斗争是“恨”产生的直接来源，但它和党争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有时就是党争在宫廷内部的反映，因此，要理解这三部作品，我们需要对朝鲜王朝的党争也有个了解。

李成桂建立李氏王朝后，确立儒教为国教，采用科举制度选拔人才，通过科举制度被录用的官吏称为两班[2]，到了宣祖时期（1567—1608），形成了中央集权的两班官僚体制。随着时代的发展，两班人数日渐庞大。为了自己能出人头地，掌握权力，两班官僚阶层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就是党争的开始。最初的党争肇始于因人事任用权进行争斗的沈义谦和金孝元二人，当时的所有官吏和儒生都加入了其中的一方。因为沈义谦住在京城的东侧，因此这一派称为“东人”，金孝元住在京城西侧，这一派称为“西人”。东人和西人之间的政治主张也完全不同，东人继承李退溪的学问谱系，重视朱子学的“理”；西人继承李栗谷的学统，重视朱子学的“气”。后来东人西人之间也各自分裂，东人分裂为南人和北人，北人又分裂为大北和小北，而西人之间又分为老论和少论，这些党派为了自己得势掌权，进行了无休止的斗争。

《癸丑日记》的故事发生在朝鲜第十五代国王光海君（被废，无庙号和谥号）朝。光海君是宣祖次子，生母为恭嫔金氏，早年受封光海君，1592年壬辰倭乱时被宣祖临时封为王世子，临危受命，代理摄政，为平定壬辰倭乱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他的地位一直不稳，世子身份始终未能得到宗主国明朝承认，这是由于他身份的尴尬——既非嫡子，也非长子，违背宗法制“立子以嫡”、“立嫡以长”的原则，并且宣祖对光海君也并不喜爱。但宣祖长子临海君性情残暴，行为放荡不端，又在壬辰倭乱时曾被日军俘虏，不可能取代光海君，另外，最受宣祖宠爱的信城君（宣祖和宠妃仁嫔所生）在壬辰倭乱中病死，一时间世子之位貌似非光海君莫属。但1600年懿仁王后去世，宣祖迎娶礼曹佐郎金悌男之女仁穆王后金氏，并于1606年生下嫡子永昌大君。光海君世子地位又增添了新的威胁。反对他的势力是以领议政柳永庆为首的小北派，而以郑仁弘、李尔瞻为首的大北派则支持光海君。宣祖虽然偏袒小北派，但他突然在1608年病逝，光海君顺利登上王位，大北派在这场争斗中胜出。为了巩固政权，防止反对势力东山再起，大北派制造了一系列的冤狱，铲除了仁穆王后父亲兄弟以及身边的宫女，又提出“废母杀弟”（把仁穆王后贬为废妃，杀死永昌大君），于癸丑年（1613年）把永昌大君强行带出王宫，流放到江华岛，一年之后杀死了他。而仁穆王后虽然没有被贬为废妃，但被幽禁在西宫（庆运宫，今德寿宫）。大北派独占政权对光海君的王权构成威胁，甚至在有些情况下到了“王不得自由”的程度。后来光海君起用被罢官的西人李廷龟等人，大北派开始式微。西人的登场为“仁祖反正”创造了条件。1623年光海君侄子绫阳君李倧发动宫廷政变（仁祖反正），光海君被捕，仁穆大妃得以解除幽禁。以此可以得知，《癸丑日记》的宫斗背后是大北派和小北派、北人和西人之间的党争。

《仁显王后传》中的闵妃（仁显王后是其死后谥号）是肃宗（朝鲜第十九代国王）的继妃，出自当时执政的西人家门。祖父闵光勋是仁祖时期著名的才子，外祖父宋浚吉为孝宗时期的领议政大臣，父亲骊阳府院君闵维重也是肃宗朝中重臣。闵妃1681年入宫后，也曾受到肃宗宠爱，但一直没有诞下王子。肃宗对诞下王子的张禧嫔宠爱日深，要封张禧嫔的儿子为世子，受到西人的强烈反对。肃宗起用南人支持自己，流放了西人领袖，立张禧嫔儿子为世子，后来又想废了闵妃，立张禧嫔为妃。肃宗想要废妃表面上看来是因为闵妃无子，又张禧嫔想要上位，在宫中制造流言陷害闵妃，但实际上是肃宗出自维护王权的考虑。《朝鲜王朝实录》中记载肃宗曾说过“闵氏罪恶彰著，非一朝一夕之故”“故为宗社深忧远虑，有此废黜之议”“内有后庭之惎间，外有奸臣之怂恿，蹈危逼之变而罹废黜之厄”。从这可以看出肃宗想要废妃是忌惮包括闵氏家族在内的西人权势滔天威胁王权。然而，废妃一事再次受到西人的强烈反对。肃宗对朴泰辅等西人进行了严刑拷打，并流放了很多人。此后，闵妃被废（1689年），朝中成了南人的天下。而闵妃被废之后，谨慎持身，蛰居度日。肃宗后来对废妃一事感到后悔，厌恶张禧嫔和南人揽权专宠，便有意给闵妃复位，对西人党发起的“闵妃复位运动”给予暗中支持。1694年闵氏恢复妃号，张禧嫔被废。闵妃复位后，西人重新执政，但南人势力也并未完全失势，两大派系之间形成了相对平衡的态势。但1701年闵妃离世后，西人党担心张禧嫔再度受宠得势，联合南人打击报复，南人则意图东山再起，肃宗此时有了类似汉武帝的忧虑。《朝鲜王朝实录》记载肃宗说“古者汉之武帝杀钩弋夫人，断则断矣，而犹有所未尽善者”“（张禧嫔）罪已彰着，若不善处，则他日之虑，有难形喻，实出于为国家也为世子也”。因此，虽然《仁显王后传》上记载张禧嫔被杀是因为她对闵妃施了巫蛊之事，但无论此事真假，张禧嫔被赐死是政治斗争的必然。肃宗为了杜绝将来王权落入南人手中，杀了张禧嫔，又为了防止西人在将来大权独揽威胁王权，保留了张禧嫔之子的世子之位。由此看来，《仁显王后传》的宫斗背后是肃宗为了维护王权利用了西人、南人之间的党争。

《恨中录》的作者惠庆宫洪氏是思悼世子之妻，英祖儿媳。英祖（朝鲜第二十一代国王）厌恶党争，为了消弭党争，采取了“荡平策”，即官员选拔和任用上不偏向任何党派，一视同仁。但英祖本人登上王位受到老论的支持，而其子思悼世子背后是少论势力。虽然思悼世子因有精神疾患被英祖关在米柜里饿死，但其背后暗潮涌动的是老论和少论的党争。思悼世子死后，又出现了同情思悼世子的“时派”和认为思悼世子被杀是理所当然的“僻派”。英祖继妃贞纯王后本家金氏家族等是僻派，时派是与之对立的派别。思悼世子死后，思悼世子之子（正祖）仍被定为王位继承人，但他不是以思悼世子之子的身份，而是以英祖早夭的长子孝章世子的养子身份成为东宫。虽然惠庆宫说这是郑妻（思悼世子胞妹）嫉妒她将来会成为大妃，唆使英祖做出这个决定，实际上应该是英祖为了保证世孙之位稳固，不被僻派所撼动而采取的策略。僻派为了除掉世孙，打压世孙强有力的后援——外祖父洪凤汉一族，以致洪凤汉后来被迫辞官。但1776年英祖死后正祖还是顺利继位，继位后为了维护王权，正祖和英祖一样尽量采取不偏不倚的“荡平策”。但其实在政治上还是偏向时派，亲近奎章阁阁臣这些比较没有党派背景的大臣们。但僻派贞纯王后本家庆州金氏势力依然十分强大，因此正祖重用洪国荣，对抗僻派。虽然惠庆宫坚称自己叔父洪麟汉是被洪国荣和金钟秀所害，实际上洪麟汉因为在正祖的东宫时节和其关系不好，脱离了保护东宫的洪氏家族所属的时派，加入了僻派。洪麟汉被流放和赐死都是因为正祖要打压僻派。正祖晚年，担心世子（纯祖）的将来，指名属于时派的金祖淳保护世子。1800年正祖死后，纯祖继位，因其年幼，贞纯王后垂帘听政，僻派得势，以镇压基督教为名对反对势力进行了扑杀。惠庆宫洪氏的弟弟在这次狱事中被杀。金祖淳使尽浑身力气也才仅能自保。但1805年贞纯王后升遐，僻派失去了重要支柱，同年12月，以金达淳之狱为契机，僻派被全面赶出了朝廷，金祖淳掌握了朝中大权。至此，朝鲜王朝党争结束，长达三十多年的安东金氏的“势道政治”（专指朝鲜王朝后期权臣〔尤其是外戚〕当道把持朝政的政治形态）拉开帷幕。

始于宣祖时期的党争，在纯祖时期落下了帷幕。《癸丑日记》《仁显王后传》《恨中录》正好是在党争发生、发展、消亡时期发生的故事，因此我们得以目睹这血腥残酷的党争全貌。

以上是这三部宫廷文学作品的时代背景。历史是冰冷的，但书写这三部作品的人和作品中的人物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她们写下这些作品，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记录在惨烈的宫廷斗争之中自己这派的悲惨遭遇，极力表白自己的清白无辜，向苍天哭诉堆积在心底的“恨”，因此这三部作品字字句句浸透着这些“王的女人”们的血泪，读之令人潸然。

张彩虹

[1]朝鲜文字。1444年朝鲜第四代国王世宗大王召集学者创制成功，1446年开始颁布使用。

[2]属于李氏朝鲜时期士、农、工、商四个社会阶层中的最高阶层“士”，指可以参加政治的官僚以及具有成为官僚潜在资格的家门。其本来是官僚体系用语，指文武官员，到后来发展为社会身份用语。